改革旧制及便利交通的举措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化统一。从此，“大一统”就由一种观念变为现实。而“大一统”的观念，又在新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秦始皇的“大一统”举措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统一文字
殷商以后，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刻款、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用字，则存在着区域间的差异。这种状况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秦统一后，诏书发到桂林，当地人均不认识。于是，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
李斯等人以战国时秦人通用的大篆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
李斯、赵高、胡毋敬又分别用新颁布的文字，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作为儿童识字课本，向全国推行。
另外，一位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在坐牢的十年时间里，他对当时字法演变中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总结。他的这一行为令秦始皇非常赏识，于是将他释放，还提升为御史，命其制定一种新字体。程邈经过努力探索，制定了出来。这种新字体的特点是：将篆体圆转的笔画变成方形，字形扁平。这种文字书写起来更为流畅、快捷，很受欢迎，尤其是深得方文传抄者“徒隶”的青睐，所以很快流行开来，后人叫它为“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秦始皇下令进行的统一和简化文字工作，是对我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的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2.统一度量衡和货币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很不一致。秦统一后，规定货币分为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以镒为单位，一镒为20两；铜钱为下币，统一为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金币主要是皇帝赏赐用，铜币是主要的流通媒介。铜币圆形方孔，对应了古代的“天圆地方”之说，同时在使用上也很方便。所以在我国货币史上，圆形方孔的钱币占据主要地位，通行时间也最久。
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已在国内对度、量、衡的标准，作过统一的规定。秦始皇以原秦国的度、量、衡单位为标准，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秦朝在原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书铭文，或另行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到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在田制上，秦王朝规定6尺为步，240步为一亩。这一亩制以后沿用千年而大致不变。
3.统一车轨
战国时期，各国车辆形制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定车宽以六尺为制，这样的车，可以通行全国。
4.统一风俗
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对建立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也很重视。公元前219年，他来到泰山下，这里原是齐国故地，号称“礼仪之邦”。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礼顺，慎尊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予以表彰。”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男女之间界限分明，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职，从而给后代树立好的榜样。而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叫在会稽石刻留下的铭文，则对当地盛行的淫泆之风，大加鞭笞，严令“禁止淫泆”，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
秦王朝还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叫“三老”。这一制度为秦以后历代承袭，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这些“三老”掌管教化，凡是有孝子贤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以及学识可为民效法的人，都要在他们的门上制匾加以表彰，以兴善行。
5.构筑四通八达的全国交通网
由于长期战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各地都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大大限制了交通运输的发展，也阻碍了各地之间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的第二年（前220年）即下令“治驰道”。再过一年，开始出巡各地。公元前215年，下令拆毁各地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公元前212年，又令大将蒙恬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在秦始皇统一南方百越的战争中，南方地区也开辟出一系列交通线。这样，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先秦已有的各地交通线的基础上，通过修筑驰道、直道等等，构筑起了全国性的交通网。这是秦王朝缔造“大一统”的又一重要内容。
下面，以秦始皇在公元前220年之后几次巡行全国所经过的线路，和秦王朝其他几条交通要道为重点，对当时沟通全国的干线和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出去的交通网，作一番简略的巡视：
（1）咸阳至芝罘。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出函谷关，经洛阳、定陶，进入山东半岛，登泰山，然后过黄、胜、成山，登芝罘山。又转而南临琅玡，过彭城，渡淮水，转去长江中游的衡山和南郡，最后向北经武关回咸阳。秦始皇此次东巡前半段所经路线，尤其咸阳到芝罘一线，是横贯王朝腹地的一条大动脉。
（2）咸阳至云梦，会稽至琅玡。这两段线路，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最后一次出巡所经过的。当时秦始皇先达武关，然后沿丹水、汉水到云梦（今洞庭湖及武汉附近）。再沿江东下，经丹阳，至钱塘，随后上会稽山。再经过吴地，在江乘（今江苏镇江市）渡过长江，辗转到达琅玡。这次出巡经过的线路中，从咸阳至云梦，是先秦就已存在的秦楚大道，秦始皇南下经过这一线，说明此线仍作为秦王朝的重要干道之一。然而云梦至会稽，再至琅玡一线的特点，则是水陆联网，水道和陆路相互补充、延伸，构成一个网络。
（3）咸阳至碣石，碣石至九原。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出巡北方就是沿着此线经太行山东麓，过上党、邯郸、东垣、蓟县（今北京市）到达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又从碣石向西北，经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上谷、代郡、雁乃、云中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4）咸阳至陇西。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首次出巡即沿此线。先沿通向洮河河谷的大路，到达渭水发源地陕西，又翻过六盘山口到北地（今甘肃宁县西北），再至鸡头山（今甘肃平凉市西），然后过回中，沿泾水返回咸阳。
（5）从咸阳至巴蜀。在这条交通线上，遍布着高山深谷，行路异常艰难。先秦已沿岸搭设栈道，到秦始皇时已有数条栈道可通巴蜀。一是陈仓道，二是褒斜道，三是石首道。其中起自陈仓（今陕西宝鸡），经褒水而达汉中的陈仓道，虽然绕行较远，但易于通行，成为联结秦岭南北的主要通道。
（6）从云阳至九原。这条道路笔直，极为壮观，又称“直道”。它是为了便于调动兵力，防御匈奴南下掠夺，由蒙恬率军修建的。其起点是云阳（今山西淳化西北），一直向北，到终点九原。
（7）岭南新道。在统一南方百越的战争中，秦王朝又开辟了一系列交通线。主要有赣南—兰浦关—溱水—番禺（今广州），湘南—阳山关—溱水，九疑山—湟溪关—连江—番禺，湖南潇水—广西凡步—贺江—苍梧，灵渠（即今广西兴安运河）。其中以灵渠最为著名，它沟通了湘江上游与漓江上游，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联结起来，成为进入岭南的水陆交通线。
从上可以看出，秦王朝四通八达的全国交通网，犹如“大一统”帝国的动脉和经络。
加强中央集权实行的举措
1.创立中央集权的政权机构
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秦始皇吸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下面我们先看一下秦代国家机构设置的大致情况：
丞相：又分左丞相和右丞相，是中央政权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太尉：是中央的最高军事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军务。
御史大夫：掌管监察工作，协助丞相处理政事。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古代习称“三公”。“三公”以下设有“九卿”，它们是：
奉常：负责宗庙礼仪。
郎中令：执掌宫廷戍卫大权，统辖侍卫皇帝的诸郎。郎为帝王侍从官的通称。
卫尉：掌管宫门的警卫。
太仆：负责皇帝使用的车马。
宗正：管理皇族事务。
典客：主管少数民族事务。
少府：负责山林池泽的税收和宫廷手工业，属于管理皇室私家财富的机构。
治粟内史：负责租税赋得和财政开支。
廷尉：掌管刑罚。
此外，秦代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官职，比如：
博士：“掌通古今”，即通晓古今史事以备皇帝咨询，同时负责图书收藏。
典属国：与典客一样主管少数民族事务，不同的是典客掌管与秦友好的少数民族的交往，而典属国则负责已投降秦朝的少数民族。
詹事：掌管皇后和太子的事务。
将作少府：负责宫殿建造。
秦王朝所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的政权机构，以后一直被历代王朝所仿效。
从秦朝的政权机构设置可以看出，为了使国家的军政大权能操纵于一己之手，实行皇帝的个人独裁，同时又要让政府部门各司其职，有效地运作起来，以加强对国家的管理，秦始皇对如何集权，又如何分权，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其中，他对相权、兵权以及司法权，进行了独到的处置。从这里，我们最能看出秦始皇是怎样加强君主专制的。
丞相，秦时或称相邦、相国，他的职责是“掌丞（丞：帮助，辅佐）天子，助理万机”，是皇帝以下最重要的官职，有“百官之首”之称。
秦国的丞相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虽然此前史籍中有“商鞅相秦”（《汉书·地理志》）一类的记载，但此“相”并非官名，因为商鞅担任的是“左庶长”、“大良造”。自秦武王任甘茂、樗里疾分别为左、右丞相以后，丞相才正式在秦国成为官职。
自设丞相以后，秦国的一些国君就将军国大事全部委于丞相，以至于出现了像魏冉那样擅权的丞相。帮王政刚即位时吕不韦为相国，也是总揽一切军政大权。因此，君权与相权之间既存在着互相依赖的一面，又存在着矛盾的一面：皇帝要依靠丞相处理政务，但丞相又最容易侵犯和削弱君权。这一点，虽然在丞相设置初期就意识到了，因而设了左、右二相，其目的就是要分散相权，便于国君控制。但以后的事实证明，以这种方法分散相权，还不能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秦始皇为此总结了历史经验，进一步缩小了相权。主要有以下举措：
首先，丞相仅设为文官之长，武事由太尉掌管（其实此职未委授任何人）。太尉与丞相地位相等，同由皇帝颁予金印紫绶，即任官时授印，免官时缴印。印及缚印的绶带，因官职的高低而有所不同。
其次，以御史大夫分割相权。列于“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原为秦始皇参照六国官制在统一后所设。御史大夫地位低于丞相，标志是“银印青绶”，但他掌管监察，又参与处理朝政，对丞相起到了牵制作用。
最后，用博士侵削相权。秦王朝博士的地位和作用向来为人们所忽视。其实，博士在秦王朝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类似于顾问和智囊的人物，经常活动在秦始皇的左右，发表各种议论。由于秦始皇很迷信，他对“通古今”的博士也就格外信赖。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天下初步统一，命令朝臣们议帝号时，丞相、御史大夫、廷尉与博士议后才向上回奏（《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焚书”时，博士是唯一有权读禁书的人。因此，博士以其特殊的地位可以放谈各种言论，影响始皇，影响朝政，从而在事实上构成了对相权的一种侵削。
秦始皇不仅在官制上制约相权，在平日里也对丞相存在戒心。
秦王朝的兵权理论上是交给太尉执掌的，太尉是最高的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担任太尉之职，在重大军事行动中也从不见太尉出场。战时只听从皇帝的命令，军权实际上也是掌握在皇帝手中。秦始皇始终亲自控制着兵权，太尉形同虚设。
秦朝的“三公九卿”制，确立了古代中国的一种分权原则。比如，有人就将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比喻为中国的“三权分立”。不过要注意，这种分散的权力最后又都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权力之下。分权，只是为了让百官公卿通过互相牵制，更好地服务于皇权，也就是为了更好地集权。
2.不封一尺土，实行郡县制
秦国统一天下后，围绕地方政权究竟是采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在大臣中展开了一场争论。丞相王绾认为，由于刚刚清灭六国诸侯，对那些辽阔而遥远的燕地、齐地、楚地等，中央无力统治，不如设置一些王，让他们到那里去加以镇服。王绾于是向秦始皇建议，对诸公子分封领地，建立属国，以维护中央。
对此，秦始皇没有马上表态，而是把王绾的这一建议交给群臣讨论。大多数官员都以为分封可行，支持王绾。但廷尉李斯力排众议，反对封地立国。他说：“当初周文王、周武王分封了那么多的子弟，可他们到后来视若仇敌，互相攻击，周天子不能制止。现在幸赖始皇帝领导的统一战争获取胜利，天下一统，各地都设立了郡县，各个子弟和功臣用国家的赋税收入重赏他们，这样做就很容易控制，使天下没有二心，这样才是安定国家的政术。设置诸侯不利于治理国家。”
秦始皇听后，十分赞同，说：“这么多年来天下征战不休，其根源就在于有诸侯王。仰赖宗庙先祖的神威，天下刚刚平定，又要重新设立王国，这是在种下战争的祸根，而想求得天下安宁发展，岂不是非常困难吗？”
于是秦始皇果断地决定，不采用分封制。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评价说：“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攻伐之患。”
这话道出了秦始皇不搞分封制，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是利在后世的大举措。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起先，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来，随着疆界的拓展和郡制的调整，郡的总数达到四十六个。下面对这四十六郡作一简要介绍。
巴郡、蜀郡、陇西郡、北地郡（今宁夏青铜峡以东），以上四郡为秦国早先设置。
太原郡、云中郡（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邯郸郡、巨鹿郡（今河北白洋淀以南）、雁门郡（今山西北部）、代郡（今山西东北部及河北一部）、常山郡（今河北正定南），以上七郡为赵国故地。
上郡（今陕西至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乌审旗）、河东郡（今山西沁水县西、黄河东）、东郡（今山东东河以西、河南延津东）、砀郡（今安徽砀山西）、河内郡（今河南中部），以上五郡为魏国故地。
三川郡（今河南灵宝市东）、上党郡、颍川郡（今河南登封以东），以上三郡为韩国故地。
汉中郡、南郡（今湖北武汉以西、襄阳以南）、黔中郡（今湖南洞庭湖以西）、南阳郡、陈郡（今河南淮阳、太康、西华等地）、薛郡（今山东新汶、枣庄、济宁之间）、泗水郡（今安徽淮河以北）、九江郡、会稽郡、长沙郡、衡山郡（今湖南衡山周围），以上十一郡为楚国故地。
东海郡（今山东费城以南）、齐郡（今山东境内）、琅玡郡、胶东郡、济北郡，以上五郡为齐国故地。
广阳郡（今河北境内）、上谷郡（河北张家口以东、北京昌平以北）、渔县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以上六郡为燕国故地。
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今广西西部、越南北部和中部），以上四郡为南越故地。
九原郡，此为匈奴故地。
秦王朝在郡下面设县或道，内地均设县，只在边地少数民族地区才设道。
县是秦代统治机构中非常关键的一级组织，属于秦王朝从中央到地方甚至一整套国家机器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单位。比如，人民的户籍，征收的粮食均以县为单位保管，地方武装以县为单位编制，徭役也以县为单位征发。县的这种特点和职能，在秦代确立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秦代以来，中国整个基层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主要都称县。历史上县的数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秦代县的数量不太清楚，估计有好几百个，汉代达1500多个，以后历代几乎在1100～1200个，唐代达1500多个，到中华民国增至2000个左右。
秦代推行的郡县制的影响是深远的。今天中国的省县制，就是由郡县制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
秦王朝的地方行政官员，郡一级设守、尉、监等。郡的最高长官是郡守，主要掌管政务；郡尉负责军事和治安，不干预民事；监御史负责监察官吏，直属于中央的御史大夫。
县一级政令（或长）、丞、尉。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他们主要掌管政务；县尉掌管军事；县丞掌管司法。
郡县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
县以下还有乡、里和亭两种不同的政权系统。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是治安组织。
乡：乡是隶属于县的基层行政组织。其职能主要有四：一是摊派徭役，二是征收田赋，三是查证本乡被告案情，四是参与对国家仓库粮食的保管工作。乡官设有“三老”、“啬夫”、“游徼（音教）”。“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收赋税，“游徼”掌捕盗贼。多数乡官由当地地主豪绅担任。
里：乡以下是里。里设里正或里典（为避秦始皇名讳，而改“正”为“典”）。里中设置严密的伍户籍组织，以便支派差役，收赋税。并规定互相监督告揭，一人犯罪，邻里连坐。
亭：亭属于治安系统的基层组织，是县尉的派出机构。亭有亭长，下面还设有“亭父”、“求盗”各一人。亭除了主要管理治安，还要负责接待往来的官吏，掌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等。
秦始皇构建的一套严密而又完整的地方与基层的政权系统，强化了国家对老百姓的管理。这套系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华帝国的基本形态。
以上几个方面的“大一统”举措，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巩固了秦王朝的政权，同时也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秦王朝在新的生产力基础和文明程度之上，继承和发展了商、周两代的王朝传统，将“统一”的中国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形态——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帝国。
销毁兵器
除了在原来政权机构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的统治机构和封建官僚制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下令收缴天下兵器，铸成十二个重千石的铜人，立于咸阳。
这十二个大铜人，屹立于秦都咸阳阿房宫前，因为铜是黄色的，所以又称作“金人”。他们身着外族服装，每个都非常巨大和沉重，个个耀武扬威，精神抖擞，英勇无比，日夜守护着秦王宫殿。铜人造型之大，制作之精巧考究，为历史上所罕见。在这方面，有很多历史书籍记载。据《三辅黄图》载：“营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销锋镝以为盎人十二，立于宫门。”又据史书记载，铜人背后铭刻着李斯篆、蒙恬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等字样。《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迁宫中。”贾谊的《过秦论》也有“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的记录。
秦代一石约折合现今三十七点五公斤，以此推算，十二个大铜人就重达四十五万公斤。秦始皇为什么要铸造十二个如此巨大的铜人？围绕这个问题，存在这几种主要说法。
有人认为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始终在忧虑和思考着如何长治久安、使江山传之万世的问题。而要坐稳天下、江山永固，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收缴和销毁流散在民间的各种兵器。应该说，秦始皇收兵器造铜人，完全是出于政治上安定的考虑。
也有人认为秦始皇铸造铜人是出于迷信，是为了“祥瑞”。秦始皇相当迷信，曾封泰山，禅梁父，访神州，求仙人，轻信方土之言，竭力搜寻长生之药。《汉书·五行志》也记载：“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这种说法有一定依据，但也有疑点，那就是秦始完全可以征集天下一般铜料作为铸造的原料，何必非要下令收缴天下的兵器呢？
一部分学者还认为，秦始皇销毁兵器、铸造铜人，是表明今后不再将铜兵器作为主要作战武器。但是，这种说法同样也有疑点，那就是虽然铁制兵器始于秦始皇之前，但到汉代才普遍化。秦始皇统一天下时，便决然把青铜武器废除不用，使百万军队全部换上铁制武器，以当时的制铁水平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让人信服的说法是：秦始皇这一举措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是为了夸耀武功、粉饰太平；二是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实际上，秦统一后，曾采取不少措施防止人民反抗，而收缴天下兵器的做法，也是有先例的。《左传·襄公十九年》载，春秋时鲁国的季武子曾经“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秦始皇铸铜人只是做得更为彻底，把民间的兵器也收缴了。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后，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不封国置王，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于是“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这里把“收天下兵”与“求其宁息”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秦始皇的意图是为了太平无事。他宣布“大酮”，举国同庆这一伟大胜利，表现出好大喜功的情绪，而铜人、钟也是象征吉祥、天下太平的意思。此外，秦始皇巡游各地的刻辞，也都是夸耀武功、粉饰太平之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