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卓有成就的贤良之士就达七十二位，可谓桃李满天下。可是，能够真正体会到儒家思想精华、并将之发扬光大的弟子，一个都没有。倒是在孔子死了一百多年以后，鲁国出了一个叫孟子的学者，隔着时空接过了孔子的衣钵，成为孔子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儒家大师，被称为“亚圣”，意思就是，除了孔大圣，他是独一份的。
孟子著有《孟子》一书，在南宋时，大儒朱熹曾将它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并将之作为高考科目。一直到清末，包括《孟子》在内的“四书”都是高考、公务员考试的必考内容，也是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必读书目。
搬了三回家
孟子的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衰落，从鲁国搬到了邹国。孟子的父亲死得比较早，他是靠贤良的孟妈妈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的。当时孟子一家住在城北的乡下，住所附近有一块墓地，每次村子里死了人，墓地里就热闹非凡。挖坑的挖坑，哭坟的哭坟，一边还有吹鼓手吹吹打打，简直就跟过年一样。少年孟子觉得这一切很新奇，就模仿送葬的人来做游戏，一会儿装孝子孝孙，一会儿装吹鼓手，跟小朋友们玩儿得不亦说乎。
孟妈妈知道后，觉得很难受，就把家搬到城里。
这一次还是没选对地方。他们住在一个集贸市场旁边，每天从早晨到晚上，都有杀猪的、宰羊的屠户在这儿摆摊，另外还有卖山货的、卖陶器的商人在这儿开店。有道是有样学样、跟着巫婆学跳神，跟着砖匠学砌墙。孟子在街边住着，耳熏目染之下，对杀猪宰羊的屠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与邻居伙伴们一起，玩起了杀猪宰羊做生意的游戏。
其实要我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孟子喜欢做生意，就随他去呗，没准长大了就是比尔盖茨。喜欢杀猪宰羊也没错啊，长大了可能就是樊哙。当然，孟妈妈不会这样想。孟妈妈需要培养的是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青年呢。于是，她又带着儿子搬家了。
这一次，孟妈妈把家搬到城东的学宫对面。学官，是国家兴办的教育机构，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每天早晚，学官里都会传来学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引得小孟子在学校前面张望。每年的夏历初一，朝廷里的公务员们纷纷来学宫里行礼跪拜，孟子见了之后，也学习他们的样子。孟妈妈露出欣慰的微笑，“这就对了，我儿子要在这种地方才能健康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这话在孟子身上表现得相当明显。正是孟妈妈的言传身教，导致孟子很小就养成了热爱学习、勤学苦练的习惯。
孟子慢慢长大了，进入了学堂。最初，他十分调皮，不专心学习。这天，孟子放学后，孟妈妈正在屋中织布。孟妈妈说：“你今天学了些啥？”
“论语》的《学而》篇。”孟子回答。
“会背诵了吗？”
“会。”孟子想早点儿出去玩，就随口敷衍道。
“那好，”孟妈妈说，“你背给我听听。”
孟子傻了眼，站在那里磕磕巴巴，把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翻来覆去地背诵，就是没了下文。
孟妈妈很生气，更伤心。她举起剪刀，把刚刚织好的布匹“咔嚓”剪断了。孟子大惊，说：“妈妈，这布匹好好的，干吗要剪断呢？”
孟妈妈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啊，学习就像织布一样，你不专心攻读功课，就跟剪断了的布匹一样，再也接不起来了。这样你就永远学不到东西，学不到东西就当不了公务员，当不了公务员你就讨不到老婆……”说完她就呜呜地哭了起来。
孟子这才理解了妈妈的良苦用心，说：“妈妈，我知道了，”从此，他每天早晨鸡叫三声就起床，刻苦学习，很快就成为班上的佼佼者。
其实，孟妈妈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人。有一次，隔壁家杀年猪，孟子问：“他们杀猪干嘛呀？”孟妈妈心情很好，开了一句玩笑，说：“请你吃肉啊。”
说完孟妈妈就后悔了，她想：“当初我怀着他的时候，进行严格的胎教，席子摆得不正，我不坐；肉切得不整齐，我不吃。现在他刚刚懂事我就开始骗他，这是在教唆他不讲信用啊？”怎么办呢？最后孟妈妈到隔壁那家买了一斤猪肉回来，给孟子吃了，证明自己没有骗他。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成年后，孟子讨了老婆。
孟子的老婆姓田，样子长得不太好看，刻薄一点儿形容，算是丑陋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娶了个丑陋的老婆，自然无法“开心颜”。孟子也没办法，只好将就，打算找一个借口把她休了。
机会说来就来了。这天，孟子从外面进屋，老婆正在更换内衣，一时躲避不及，袒胸露乳的状况就被孟子撞到了。那时候的人们认为这是伤风败俗的事情。孟子心中窃喜，就向孟妈妈提出，要以老婆“无礼”为由，把她休了。
孟妈妈问：“你进屋前敲过门吗？或者发过信号吗？”
“没有。”
“那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孟子很奇怪：“为什么呢？”
孟妈妈说：“礼书上说了，要进门的时候，先问里面有没有人。要上堂的时候，先大声说话。要进屋的时候，眼睛必须看着下方。这些你都没做到，贸然闯进去，当然就是你不对了。你怎么能因为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呢？”
“这这这……”孟子哑口无言。
孟妈妈继续对儿子进行先进性教育：“儿啊，你每次都自称是孔子嫡传，可做事却总是违背圣贤之言。子夏老先生曾经说过，贤贤易色，就是说对老婆要重品德，不重容貌，你却以貌取人。这是非常错误的思想啊！”
接着，孟妈妈坐在高高的谷堆下面，跟孟子讲起了从前的故事。话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嫫母的女子，长得奇丑无比，连鬼蜮邪祟都不敢接触她。但是她品德贤淑，性情温柔，被黄帝娶去做了第四个老婆。黄帝常常说：“重美貌不重德者，非真美也，重德轻色者，才是真贤。”黄帝不但不嫌弃她，还把管理后官的责任交给了她，到后来，因为她非凡的组织能力，黄帝还授以“方相氏”的官位，利用她的相貌来驱邪。
孟子越听越惭愧，回到屋中，看见老婆坐在角落里闷闷不乐，心里升起一阵酸楚。他走上前去，轻轻搂住老婆，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亲了一口，说：“对不起，老婆，我不该嫌弃你。”
孟子与老婆相亲相爱，举案齐眉，从此过上了幸福和谐的生活。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孟子后面站着两个女人，一个是孟妈妈，一个是他老婆。孟子长期在外面游荡，家里的母亲由老婆照料，家里的家务由老婆操劳。有一次孟妈妈患病，一口痰堵在喉咙里，出气不得，随时都有窒息的危险。孟子老婆不怕脏、不怕臭，嘴对嘴地吸气，等到把痰吸到自己口里后再吐掉。
因此，孟子常常说：“这军功章里啊，有我的一半，也有我老婆的一半。”
就这样流浪
跟孔子一样，孟子也是一个喜欢游荡、四海为家的家伙。
公元前333年，孟子来到齐国，开始了他周游列国的第一站。这一年，孟子四十岁。这时候的齐国，正在齐威王的领导下，进行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改革运动的成果之一，就是稷下学宫的创建。齐威王为什么要创建稷下学官呢？第一是受魏文侯聘请孔子弟子子夏授课、开创西河学派的影响；第二是为了消除“田氏代齐”的负面影响，确保政权合法性。因此对于稷下学宫齐威王下了很大的本钱，重金聘请天下有识之士前来任教。年纪大、学问高的聘请为稷下先生，年纪小、学问稍次的聘请为稷下学士。有如现在大学里的教授与讲师的级别之差。
如果按照上面的标准，年轻的孟子只能做到稷下学士，等到有了一把胡子的年纪才能再做稷下先生。可是他的名气实在太大了，所以被破例授予了稷下先生的称号。
孟子来到齐国，是想依靠齐威王施行他的政治主张。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并未受到齐威王的接见，在稷下学官里也混得不很如意。当时的权臣淳于髡还曾经不客气地讥讽过他。
淳于髡说：“听说您主张男女授受不亲的说法？”
“有这事儿。”
“若是您嫂子掉到井里了，您难道不用手去拉她上来吗？”
孟子说：“嫂子掉到井里不去救她，这连豺狼都不如；男女授受不亲，这是礼仪的规定，但在危急时刻应该知道变通。”
淳于髡冷笑道：“现在天下大乱，人人都掉水里去了，您却不去施救，这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天下大乱，人人都掉水里去了，应该用道来施救；嫂子掉进井里，应该用手去施救。莫非您要我抛弃道，用手去施救天下人吗？”
孟子这番话带有抱怨的成分，因为齐威王没有提供一个让孟子施展“道”的机会。这也说明，孟子在齐国是不得志的。
孟子在齐国结交过一些官员，但意外的是，他居然跟有不孝名声的齐将匡章来往密切。大家都知道，儒家是非常重视孝道的，所以孟子的行为受到了不少非议。
一天，大臣公都子不解地询问孟子：“匡章是有名的不孝之子，您却跟他交往，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要说一下匡章“不孝”的前因后果。原来，匡章父母发生纠纷，父亲一气之下，杀了自己的老婆，还将她埋在马棚下面。匡章劝告父亲不要做得这样残忍，因此又得罪了父亲。后来，匡章奉命迎战秦军，齐威王说：“您要是立功回来，我一定好好奖赏您，而且要替您母亲重新厚葬。”
匡章却说：“对不起，我父亲去世时，没有让我重新安葬母亲。虽然他已经死了，我依然不能欺骗他。”
匡章出征后，见敌强我弱，就一面假意与秦军进行和谈，一面令士兵扮成敌人，混进秦军内部。这边呢，齐威王身边的大臣见匡章迟迟没有开战，就向齐威王进言，说匡章有投敌叛变的嫌疑。但齐威王说了一句非常令人感动的话：“匡章不肯欺骗他死去的父亲，又怎么会欺骗我呢？我相信他。”
没多久，捷报就传来了，匡章打败了强大的秦军。
虽然匡章立了大功，但他“不孝”的名声却不胫而走。
孟子耐心地对公都子说：“不孝有五种：懒惰，不奉养父母；滥饮，不照顾父母；爱财，疏远父母；好色，使父母受到耻辱；好斗，使父母受到牵连。这些情况匡章都不沾边，能说他不孝吗？匡章只不过像朋友一样，坦诚处理与父亲的关系，能说他不孝吗？因为得罪了父亲，匡章还把自己的儿子也赶出去，不让他奉养自己，以示对自己的惩罚。这能说他不孝吗？”
孟子以这番话为匡章平反，改善了匡章在国内的生存环境，最终使匡章成为战国名将。公元前299年，匡章率领齐魏韩三国联军打败楚国，迫使楚国以太子横做人质求和。第二年又率领联军讨伐秦国，秦国被迫割地求和。但孟子自己依然郁郁不得志，“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政治主张也难以被齐威王接受——在意图富国强兵、建立霸业的齐威王看来，这些理论都太花哨。所以，他只是给了孟子一个客卿的虚职（这个职位孙膑也曾经做过）。孟子逐渐心灰意冷，不得不怅然离开，连齐威王赠送的一百兼金都不接受。所谓兼金，是指价值数倍于常金的高成色金子，估计相当于现在的千足金吧。
继续流浪
孟子流浪的第二站是宋国。时间是公元前329年。
当时，宋王偃发动政变，赶走兄长自立为君。适逢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原各国不论大国小国，都以“改革变法”为时尚，宋国也不例外。宋王偃打出口号，要施行“仁政”，这就对了孟子的胃口，因此他来到宋国。在孟子的游说和支持下，宋王偃确实进行了一番变革，对内勤修王政，讲究仁义；对外灭滕侵楚，国势再振。但是，宋王偃的改革打了很大的折扣，特别是在施行仁政的种种民生政策上，并没有认真执行。我想，原因可以归结为宋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比较恶劣，国家又小，随便哪个国家都想来捏两把，因此，宋王偃的第一要务还是发展军事。
孟子在宋国住了几年，感觉自己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就萌生了去意。宋王偃知道后，派大臣戴不胜前去挽留，无奈孟子去意已决，戴不胜只好问道：“我们国君想向先生寻求做一个贤良之君的方法，请先生不吝赐教。”
孟子说：“没问题，我先给您讲一个故事吧。楚国有一个大夫，想请人教自己的儿子学习齐国话，请问，他应该请齐国人还是楚国人？”
“当然是齐国人了。”
“没错。这位大夫果然请来一位齐国老师，可他教了几个月之后，小孩子还是学不会齐国话。为什么呢？原来小孩子每天接触的都是楚国人，说的都是楚国话，所以就算你用鞭子鞭打，大声责骂，他还是学不会齐国话。后来又有人给这位大夫出了一个主意，让他把孩子送到齐国都城去住一段时间。结果很快孩子就能说一口流利的齐国话了，这时候就算你用鞭子鞭打，大声责骂，孩子也忘不了齐国话。”
戴不胜是个聪明人，他立刻醒悟道，一个贤良的国君，身边得有贤良的大臣帮助。他回去向宋王偃汇报后，后者连连点头称是，恭恭敬敬地送了孟子一些钱财，送他离开了宋国。
孟子离开宋国后回到邹国住了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邹国与鲁国发生冲突，邹国死了一批官吏。可邹国的老百姓不但不帮忙，反而还趁火打劫。这在当时，是一种很严重的群体性事件。邹国国君邹穆公明白，对待这种群体性事件不能靠诛杀，否则必定“不可胜诛”，杀是杀不完的。因此他陷入了困惑，就来请教孟子。
邹穆公是一个不错的国君。当时邹国宫廷养了一批鹅，用作祭祀，鹅的饲料是粟。邹穆公发现后，制止了这种做法，因为粟是百姓的主食。从此他规定养鹅不得用粟，只能用人们不吃的秕子。可这样一来，市场上秕子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养鹅费用也随之升高。官员们很反对这种规定。
邹穆公如此回应：“粟是人吃的食物，怎么可以拿来养鹅呢？国君是百姓的父母，把宫廷里的粟转到民间，发给老百姓，还不是我们的粟？粟存在官仓，和收藏在百姓家中，对我来说有何不同吗？”这话传出去，把百姓们感动得一塌糊涂。
可就是这样一个不错的国君，竟遭到了老百姓的抵制。这是为什么呢？孟子的回答是：“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这是在批评，邹穆公的德政虽然导致“仓廪实，府库充”，可并没有使得百姓家中也充盈起来。而到了灾荒年头，因为地方官“莫以告”，使得邹穆公与民众沟通的管道完全堵塞了，百姓得不到救济，就流离失所，过着痛苦的生活。在孟子看来，一个社会，只要国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渠道受到堵塞，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
怎么办呢？孟子引用曾子的话说：“百姓们平时吃过了苦头，现在来报复您，希望您不要责怪他们。您要明白，挽回民心，用杀戮和刑罚是做不到的。您只能反省自己的错误，严格约束官员，及时疏导民怨，这才是解决之道。”
孟子的这番劝告被邹穆公接受了。后来呢？后来邹穆公在位期间，车驾不披毛皮布帛，马不吃禾苗粮食，没有纵欲乖僻的爱好，更无骄横肆意的行为，食物简单，衣着随意。所以，尽管邹国很小，但周边国家从不敢轻视它。邹穆公死后，邹国百姓像死了慈父般难受，哀哭了三个月，连邻国人也抱手哀行。酒家不卖酒了，屠户罢市回家，顽童不唱歌，泥匠停了工作，妇女摘下珠玉，男子取下佩饰，琴瑟无音，哀期长达一年。这些悲哀没有谁来引导，都是民众发自内心的。
依然流浪
孟子在邹国的生活过得不错，声名远播，滕国国君腾定公死后，他的儿子滕文公两次派人来邹国，向孟子请教怎样办理丧事。后来又极力邀请孟子去协助他处理国政。孟子有些心动了，就向邹穆公写了辞职书，随后就在公元前322年来到了滕国。
滕文公其实是孟子的故交。当孟子还在宋国时，滕文公还没接班，有一年他以太子的身份出访楚国，途径宋国时与孟子见过一面，向他请教治国的道理。在这次见面中孟子言必谈尧舜。等滕文公完成出访任务回国，再次经过宋国时，又与孟子有过见面，继续询问治国之道。孟子说：“您怀疑我的话吗？治国之道只有一个，您只要把先圣们留下的规矩好好遵守就行了。”
滕文公非常看重孟子，对他言听计从，在滕国深入贯彻实施了“仁政”的思想。但滕国实在太小，并且地理位置也不好，夹在了齐、楚两大国之间。这有点儿像春秋时期夹在楚国与晋国之间的郑国，可春秋时期的战争没有战国时期这样频繁和惨烈，郑国的个头儿也远比滕国大，所以滕国是三天两头挨打。滕文公烦不胜烦，向孟子询问如何抵御外敌。
孟子说：“有两个办法，一是学周朝人古公宣父遭受戎人攻击时那样，带着家族流亡去，一是集合全体军民，拼命抵抗。”
说是两个办法，其实跟没说一个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强国的威胁，孟子也无能为力，所以孟子一面空喊“仁者无敌”，一面又无可奈何地劝滕文公听天由命。
孟子在滕国成功地推行了一项“三年守丧”制度。这个制度的内容是：父母死了之后，子女三年内不准上班，天天待在家里，穿着素服服丧。这个制度也不是孟子首创，在商朝的时候就有这个规矩，到了周朝就不太流行了，现在经孟子一提倡，大伙儿又开始遵守。好像不老老实实地在家守完三年孝，儿子就不是孝子，女儿就不是孝女。越到后来的朝代，这项制度规定得越严格、越详细。比如，在守孝期间不能吃肉喝酒，不能洗澡，不能行房事等，完全就是跟人性对着来的样子。所以五四时期批判儒家是“吃人的礼教”，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道理的。
滕文公老老实实地推行了“三年守丧”制度，却依然逃脱不了国破家亡的命运，很快就被宋国灭掉了——当然，这时候孟子已经不在滕国了。他看到弱小的滕国不是实行仁政的理想之地，早就溜走了，去了魏国。
来到魏国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了。魏惠王一见到孟子就问他：“老人家，您不远千里来到魏国，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利益呢？”
孟子最反对谈“利”这个字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嘛。因此他很不高兴地顶了回去，说：“大王，您谈什么利呢？有仁义就足够了。”
魏国这段时间已经在走下坡路了，魏惠王在位期间打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一连串大败仗，领土不断遭到楚国、齐国、秦同等列强的吞食，硬是将魏文侯、魏武侯辛辛苦苦创下的那份霸业给葬送了，基本上就是一个败家子的派头。魏惠王郁闷得无以复加，对孟子说：“您是知道的，当年晋国强大得不得了，谁都不敢惹。现在到了我这儿，在东面被齐国打败，太子都牺牲了。西面又被秦国侵占七百里土地。在南面受到楚国的侮辱。对于我来说，这是莫大的耻辱，想要报复这些国家，您觉得我该如何做呢？”
孟子是一位巨匠级别的学者，可真要面对行军打仗，却也束手无策，只能说：“您要是实行仁政的话，老百姓们举起木棒也会帮助您。”这样的回答，当然无法令魏惠王满意。
到了第二年，魏惠王死了，继任者是魏襄王。孟子会看相，一看到魏襄王的样子，就认定他不是做君王的胚子，赶紧找了一个理由离开魏国，去了齐国。
这是孟子第二次来到齐国。
旧地重游，孟子此番自是一样风景，不同心情。这时候齐威王已经逝世，新国君是齐宣王。齐宣王以上宾之礼对待孟子，聘请他做国家首席顾问。孟子是个实在人，不像现在许多机构的顾问，“顾而不问”，他一找到机会就发挥余热，向齐宣王提建议。齐宣王觉得这人不错，也经常跟他做交心之谈。有一次，齐宣王老老实实地交代，“寡人有疾。”
什么“疾”呢？一是好勇，二是贪财，三是好色。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齐宣王勇敢地承认了自己有病，孟子反而不好去批评他。那么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针对第一条说：“世界上有两种勇，第一种，在路上碰到一个人瞪您一眼，您就拔刀相向，这是小勇。第二种，像周文王、周武王，他们生气之后就安定天下，善待百姓，这是大勇。您应该勇敢地朝大勇方向走。”
至于第二种病，孟子认为这也是人之常情。他还讲了一个故事，话说周文王有一个祖先叫公刘，他也喜欢财物，国库里装得满满的，国中的人民家中也很丰裕，打仗的时候，人民就勇敢地杀敌，为国争光。这就叫藏富于民，把财富藏在人民家中，人民有钱了，国君还怕没钱吗？反之，如果国君只把钱财拼命往国库里装，人民却家徒四壁，这样的国家一定不会长久。
好色方面，孟子依然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周朝祖先古公直父曾经喜欢过一个姓姜的女孩子，为了见她一面，每天很早就到河边去，跟她约会。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可假如为了满足国君个人欲望，使得国中男子失去妻子，父母失去女儿，那就是在造孽了。
孟子的回答很精彩，也表明了早期的儒家思想其实也不反对自然的欲望，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只不过是后来走上了极端道路。
齐宣王非常欣赏孟子，对孟子非常优待，但这种欣赏是对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的欣赏，是向外界表明，“你看，我多么尊重知识分子啊。”齐宣王并不会实践孟子的政治主张。对此孟子是心知肚明的，他看穿了这一点后就准备回国。在齐国边境，孟子停留了三天，期望齐宣王回心转意，挽留自己。
当然，孟子最终失望而去。
离开齐国，孟子途径宋国和鲁国，最后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邹国。这时候的孟子已经六十多岁了，多年的流浪生活使得他身体虚弱多病，而且对仕途心灰意冷，因此之后他就不再出游，待在家乡开坛授课，培养接班人。
关于仁政
与孔子一样，孟子是有政治抱负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这一点，也是儒家与道家（老庄一派）的最大区别。
孟子的政治主张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仁政”。仁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是“性善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的本质是善良的，天生具备“良知”和“良能”。基于这种理论，孟子认为，国君能以“仁义”治国，爱民如子，获得人民的拥护，就可以天下无敌。为了突出“仁义”的地位，孟子甚至是带着一种鄙夷的态度来看待利益。他认为，君子是讲求“仁义”的，只有小人才追求“利益”。你要问了，孟子不是主张人人都是“性本善”吗？为何又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呢？孟子告诉我们，原来，君子能够固守善良的品质，而小人在追求利益的过程里，逐渐就丧失了这种善良的品质。
两个基本点，一是“政在得民”，一是“民贵君轻”。
“政在得民”确立政权的合法性。孟子认为，国君只有获得人民的拥护，其政权才有存在的意义，“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他反对国君无限制地剥削人民，压榨人民，把人民当成摇钱树，号召国君关心民间疾苦。当孟子第二次来到齐国的时候，齐国边境居民用脚投票，大量流亡到国外，导致齐国劳动力严重缺乏。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孟子告诉齐宣王：“您要真正待人民好，为他们的欢乐感到欢乐，为他们的忧愁感到忧愁，如此，人民才会为您的欢乐感到欢乐，为您的忧愁感到忧愁。这样的话，他们拥护您都来不及，怎么会跑到外国去呢？”
“民贵君轻”是保持政权的持久性。为此，孟子提出一句著名的口号，“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把人民的地位放到了社稷（国家）之前，真正体现了人民最大的精神。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商汤流放夏桀，武王讨伐商纣，都是臣子弑君，这样做合适吗？”
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不承认夏桀和商纣是国君。由此可见，孟子认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成分是人民而不是国君。孟子认为国君的权力是上天给的，一个国君如果不顾人民的幸福，就会失去上天赐给的统治权，而且理应被赶下台。所以有论者指出，早在约翰·洛克之前，孟子就提出人民有权力把不称职的国君赶下台的观点。
显而易见，孟子倡导的这些观点很难得到国君的欢迎，因此孟子的建议也未被当时的诸侯国国君采纳。他的失意也就理所当然了。
孟子的政治抱负无法得到实现，所以他只能在书本中描绘自己的理想国。他曾经以如此诗意的语言描述道：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
真是好一幅安居乐业、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场景。辛苦了一辈子，到了七十岁就可以过上吃肉的生活了，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