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要看清对象、因人而异，这是说话的基本要求。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因为人有性别、教养层次、性格、心境、地域、文化背景等的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时是惊人的。不同的对象对同一句话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效果。所以，与不同的人交谈，就要采取不同的说话方式，就是俗话所说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1）看性别说话
性别不同，对言辞的接受也有差别。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说：“男人靠眼睛来爱，女人靠耳朵来爱。”这就指出性别对于接受是有影响的。无论是言辞涉及的内容，还是言辞表达的程度、声调都是如此。
在现实生活的社交场合、会议间隙、公益活动中，人们在礼节性地互致问候之后，往往喜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交谈。而这三个、五个的，又总是按性别组合——男士与男士侃，女士与女士谈。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男士的话题大而广，女士的话题小而狭。一般说来，男士爱谈的是时事、政治、法律、体育、文化、社会问题、经济动向等；而女士爱谈的则是孩子、丈夫、日常经济、消费心得、风流艳闻等。说话者必须依据性别选择说话内容，努力使自己的言辞吻合接受者的性别需求。
在说话者言辞接受的程度上，一般说来，男士较能承受率直、干脆、粗放、量重的话语，而女士则喜欢委婉、轻柔、细腻、量轻的话语。说话者必须依据接受对象的性别选择自己的表达方式与程度。
在通常情况下，说话者如果是男士，而接受者又并非自己的妻子、恋人或关系很密切的姐妹，那么言辞就应当严格把握分寸，在内容上、方式上都要充分注意女性的接受特点。对一些可以向男士说的话，就不一定能向女士说；对一些可以向男士使用的表达方式，就不一定用之于女人。
（2）看教养层次说话
教养是指接受对象的一般文化和品德水准，包括文化程度、知识积累、生活阅历、涵养气度等。教养层次不同，对说话者言辞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有些话说出来，甲听得懂，理解得了，乙就可能听不懂，理解不了。像作家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人物——工作组组长文采的演讲，就是没有区分接受对象的教养层次和实际需求，而致使“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所以，说话者在进行言辞表达时，要认清自己的接受对象教养层次如何，盲目表达不仅达不到说话的目的，甚至弄巧成拙，贻笑大方。在现实交往中，从我国现阶段国情看，对接受对象教养的认识，更多的还是文化程度不高、知识欠丰富。说话者面对这样的接受对象，一时间不能确定其教养程度时，所表达的言辞，应力求通俗化、大众化；那种故作深沉、吊书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3）看性格说话
人各有其情，各有其性。言辞表达的内容与方式必须因人而异，符合接受对象的脾气、性格，才有可能产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果。
性格外向的人易于“喜形于色”，性格内向的人多半“沉默寡言”。同性格外向的人谈话，你可以侃侃而谈，同性格内向的人谈话，则应注意循循善诱。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注意针对学生的不同性格来回答他的问题。有一次，孔子的学生仲由问：“听到了，就去干吗？”孔子回答说：“不能。”另一个学生冉求也问：“听到了，就去干吗？”孔子说：“干吧！”公西华听了有些疑惑，就问孔子：“两个人问题相同，而你的回答却相反。我有点儿糊涂，想来请教。”孔子答：“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意思是，冉求平时做事好退缩，所以给他壮胆；仲由好胜，胆大勇为，所以我要劝阻他）可见，孔子诲人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因人而异，特别注意学生的性格特征。日常生活、公关活动等各方面的交谈也要注意这一点。
（4）看对方心境说话
心境通俗地称为心情，是一种比较持久的、微弱的，但能影响人的整个精神活动的情绪状态。大家知道，在听觉方面，声波在耳蜗内转变成一种可供神经系统使用的密码。通过神经系统的处理，听者就把这些编了码的信号感知为能够表达说话者意思的词汇。既然听者要将接受到的信息通过神经系统处理，那么，听者的心境，必然影响到语言的交流效果。
人际交流中经常会有“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的情况，说话不注意洞察对方的心理状态，往往会生出意外的问题。《红楼梦》第八十三回写到大观园中一个婆子教训自己的外孙女：“你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个什么东西，来这园子里头混搅！”这话恰好被黛玉听到，她误认为婆子骂她，于是大叫一声道：“这里住不得了！”直气得“两眼一翻亡去”。婆子的话本来是不让外孙女到大观园中来，但黛玉不这么想。她那种寄人篱下的特定处境和心态使她产生了误会。所以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听来感受完全不同。
（5）看地域说话
地域指的是接受对象所处的地理位置，包括国别、省别、族别等。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彼此在认识、观念、习惯、风俗上都有区别，对说话者言辞的接受就会有所不同。说话者在进行言辞表达时，应当认清接受对象的地域性，才会产生良好的交际效果。
《尹文子·大道》讲了这么一件事：郑国人把未经加工处理的玉叫做“璞”，东周人把还没有腌制成干的老鼠叫做“璞”。郑国的一个商人在东周做买卖，一个东周人问他：“你要不要买璞？”郑国商人说：“我正想买。”于是东周人从怀里掏出一只老鼠递上，郑国商人赶快辞谢不要。东周人在作言辞表达时，没有认清其接受对象是郑国人，所以买卖不能成功。
地域不同而对言辞接受也有不同的要求，在世界上的表现大体有：
欧洲人不喜欢听涉及自己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年龄状况（女性更重）、家庭私事、行动去向等问题的话，忌讳“13”和“星期五”；
朝鲜、韩国、日本人忌讳别人说“4”；
阿拉伯人喜欢听“星期五”；
泰国人喜欢“9”；
菲律宾人不愿谈论政治、宗教及腐化问题；
赞比亚人爱听尊称，最好加上职务和头衔；
新加坡人不爱听“7”，反感别人对自己说“恭喜发财”，忌讳谈论关于猪的话题；
扎伊尔人喜欢听随和、爽快、恭维的话；
俄罗斯人喜欢听尊称、敬语、谦辞，倾心于“女士优先”的话题；
突尼斯人喜欢别人在各种场合同自己打招呼，而且问候得越长、越久、越具体越好。
在中国各地的表现大体有：
香港人爱听吉祥话，涉及福、禄、寿的都很喜欢，乐于别人随时随地对他说“恭喜发财”，喜欢“3”、“6”、“8”等数字，忌讳别人打听自己的家庭住址、工资收入、年龄等。忌讳语也较多，如“炒包饭”、“炒菜”，有解雇、开除之嫌，听着不吉利；“猪舌”有蚀本之嫌，改叫“猪利”；“丝瓜”有输光之嫌，改叫“胜瓜”。
澳门人喜欢听别人说话干脆，直截了当，不爱听转弯抹角、吞吞吐吐的话语。
锡伯族人崇拜保佑家室、人丁的神灵“喜利妈妈”和保佑牲畜的神灵“海尔堪”；忌讳直呼长辈的名字，忌讳在家说不吉利的话。
蒙古族人喜爱白色，爱谈与白色有关的话题，高兴别人来祝福；最厌恶黑色，忌讳别人谈论黑的话题。
彝族人忌讳背后议论别人的短处，特别是别人的生理缺陷。
赫哲族人崇拜火神，不准别人说不利于火的话，若需用水浇灭火时，要说：“请火神爷把脚挪一挪。”
维吾尔族人谈话以长为先，亲友见面互道问候语。
因地域不同而产生的表达差别，甚至在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省区的不同位置，也有表现。比如都是汉族，居于大陆者与居于台湾者对同一个概念的表达与接受就不一样：接班人——传人，计划生育——家庭计划，大学新生——新鲜人，好莱坞——荷里活，撒切尔——柴契尔，新西兰——纽西兰，立体声——身历声，表演——作秀，渔民——讨海人……又如同贵州人，对西红柿，贵阳人叫毛辣角，遵义人叫番茄，兴义人叫酸角，独山人叫毛秀才。说话者如果不区分这些地域上的差别，说话目的就难以实现。有些严重的差异，如不分清，甚至还会对说话者产生严重的后果。
（6）看文化背景说话
随着社交范围不断扩大，我们的交际对象也将会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要适应交际的广泛性，就要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说话的特点，使我们说出来的话与特定的文化背景协调一致。
拿交际场合的称呼语来说，受文化背景的制约就十分明显。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称呼习惯，能使交际对象产生良好的心理效应。如英美人习惯称已婚妇女为“夫人”，未婚女子为“小姐”，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一般统称为“女士”。如果错称已婚者为“小姐”，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一般会被谅解：因为，西方女性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错误”。但是，在日本妇女一般不称“女士”、“小姐”，而称“先生”，如“中岛京子先生”。
再比如，我们常说“炎黄子孙”，这对港台同胞、海外侨胞很恰当，但对国内兄弟民族说“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人家就不同意，蒙族人会说：“我是乌桓的子孙。”在西方，你对一姑娘说：“小姐，你长得很漂亮！”她听了格外高兴；而在我国，如果跟年轻姑娘说这句话，对方说不定会大为恼火。显然，说话不考虑文化背景也是不得体的。
说话要看对象，是一个常识，也是一个原则。有位伟人曾经生动地说过：“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说话就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么？”写文章要看读者，说话更要看听众，为了使自己的话引起对方的重视或取得对方的认可，顺利达到说话的目的和效果，说话就必须考虑看准对象、因人而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