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话反说，就是声东击西，用肯定的方式表达否定的意思。正话反说常用于下级对上级的批评行动的劝说中。这种说话方式委婉含蓄，避免了正面的冲突，巧妙地表达真意，往往能够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
正话反说是荒谬的“放大镜”。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有些话绝对不允许你说出来，为了避免尴尬，不妨从其反面说起。须知真理再向前一步就可能变成谬误，反面的话稍加引申，就可能走到反面的反面。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得到一匹身材高大、色泽光鲜的骏马，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不想事与愿违，这匹马整天锦衣玉食，患上了“富贵病”，不久，便死了。楚庄王为之沮丧不已，为了表达他对爱马的真情，决定为马发丧，以大夫礼葬之。楚庄王的决定一发布，立即遭到众臣的反对，许多忠直之士以死相谏，但楚庄王主意已定。谁也无奈他何。正当群臣摇头叹息之际，突然从殿门外传来号啕大哭之声，楚庄王惊问是谁，左右告之是侍臣优孟。于是，楚庄王立即传令优孟进见，问道：“爱卿，何事大哭？”
优孟一边擦眼泪，一边如泣如诉地说道：“堂堂一个楚邦大国，有什么事情办不到，有什么东西得不到？大王将自己所爱之马以大夫之礼下葬，不但不过分，而且规格还嫌低了。我请大王应该将爱马以国君之礼葬之，这样让诸侯们也好知道大王你看重马而轻于人，这不是很明智的举动吗？！”
优孟的话音刚落，群臣一片喧哗。楚庄王一听，却沉默不语，细细品味优孟话中的真意。寻思良久，低着头慢慢地说：“我说以大夫为礼葬之，确实太过分，但话已传出，现在能怎么办？”
优孟一听，马上接口道：“我请大王将死马交给厨师，用大鼎烹饪，放上姜、枣、椒等佐料，马肉让群臣饱餐一顿，马骨头以六畜之常礼下葬。这样，天下人以及后世就不会笑话你了。”
楚庄王得到了一个台阶下，群臣大吃了一顿马肉，事情也就此了结了。
优孟因侍从楚庄王多年，熟知楚庄王的性情，知道此时的楚庄王，忠言直谏、强行硬谏都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获悉群臣劝谏失败之后，采取一种“正话反说”的策略，先顺着楚庄王之意说下去，自然地露出揶揄、讽刺之意。优孟正是运用“正话反说”的方法，从称赞、礼颂楚庄王的“贵马”精神的后面，烘托出另一相反的却又正是劝谏的真意——讽刺楚庄王“贱人”的昏庸举动，从而把楚庄王逼入死胡同，不得不回头，改变自己的决定。
正话反说能够使语言的讽刺意味更为辛辣。
柳治徽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者，著有70万多字的《中国文化史》，在历史学界影响很大。
一天，一位自诩为“新学者”的青年跑到柳老那里，说：“线装书陈腐不堪，对社会简直一点用处都没有，不如付之一炬。”
柳老微微一笑，口气平和地说：“你这个主意，我非常赞同。但我还有更好的建议。这行动不做便罢，要做就应该做得彻底。否则，这儿烧毁，那儿没烧毁，还是起不了很大作用。应当来一个全国统一行动，把所有的线装书通通付之一炬。不，这不够，把我国的线装书全烧毁，世界各国图书馆还有许多线装书被珍藏，不把这些书统统烧光，说不定它们还会‘走私’进来，又重新在中国蔓延，这样，我们就会前功尽弃了。所以，不仅中国的线装书要烧掉，全世界的线装书都要统一行动，全部烧光。这样，不但线装书不会在中国蔓延，而且外国许多汉学家，也不会孜孜不倦地钻故纸堆了。否则，他们如果来华访问，在经史子集上提出些问题，和我们商榷，我们瞠目结舌，无言对答，岂不贻笑大方，太难为情了吗？”年轻的“新学者”听后，面红耳赤，只好匆匆地道别。
作为一个堂堂的大历史学家，柳老竟然赞同焚烧线装书，甚至必须烧毁全世界的线装书，其反讽之功不愧是老辣圆熟。就算那位“新学者”再迟钝，也不会听不出柳老言语中的讽刺之意。
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正话反说”的技巧，可以巧妙地帮助他人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或者不足之处。
爱因斯坦的助手年轻、聪明、有才华，用起来十分得力。他尊敬老师爱因斯坦，但对其他人却傲气十足。
一天，大科学家对助手说：“孩子，从今以后我该拜你为师了。”
年轻助手一听吓了一跳，连忙说：“爱因斯坦先生，我是非常尊敬您、崇拜您的，甚至超过对我亲生父亲的爱。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您尽管指教。”
爱因斯坦认真地说：“孩子，我所交往的这些科学家和教授，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而你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为了使你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有点用处的人，所以我也应该拜你做我的‘老师’！”一句话使年轻人在受宠若惊中感受到了自己的过错。
真理再向前迈一步就成为谬误。正话反说是一种高明的说话技巧。本来准备对对方的观点进行否定，却先在表面上进行肯定，使否定的内容巧妙地蕴含在肯定的形式里面，结果虽令人猝不及防，却使人在善意的嘲讽中明白说话人的本意，从而心悦诚服地接受。总之，正话反说的效果源于它的“放大镜”作用，荒谬之上再加上更荒谬，则荒谬就无处躲藏、显而易见了。
正话反说一定要说得恰到好处，一定要说到点子上，要让对方听出与字面相反的意义，从而让对方改变主意。这种方法对性格固执、自以为是、而且善于狡辩的人最有效果，在正面劝导无法奏效的情况下，不妨试试正话反说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