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我于1900年12月9日生于伦敦南区的克拉彭公园。父亲是位医生。我小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私人医生。后来，父亲在哈里街有了房子，成了麻醉师。在我们的家庭中，有沿用“约瑟夫”这个名字的传统。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我母亲是音乐家，也是作曲家，名叫艾莉西亚·阿德莱德·尼达姆，旧姓蒙哥马利。母亲当时很有名气，那时她在近卫军乐队中担任指挥。她创作的歌曲大都很有名，如《我的黑玫瑰》这首歌差点儿被选为爱尔兰的国歌。
我父母之间关系的不和谐，慢慢地我也感觉到了。至今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有一次，母亲敲打着上了锁的父亲诊所的门窗，埋怨让我识字太早。这样的争吵在房间里常常可以听到。那时我可能有6岁了。我父亲有间很漂亮的书房，因此我能自由自在地读到一些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利格斯的《哲学的历史》这本书，至今我还保存着它。
我深深地为父亲的求学精神所打动，所以有意识地模仿父亲。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也受益匪浅。如果说我单单受我父亲的影响，那么恐怕我就难以致力于像“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庞大的课题了。在昂德尔公学学习时，校长F。W。桑德森的谆谆教导给了我极大的影响。在我14岁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被送进了这所公学。校长先生常常对我说：“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研究课题我想就是“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的实例了。他还常常对我说：“如果你能找到激励起自己执著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就是我找到的能唤发起我执著追求的东西，而且可以说实现了。这些情况，还是另找机会再谈吧！在昂德尔公学，其实也并不太快乐。我这样说是因为这所公学把重点特别放在体育运动上。那时，我编了一本名叫《铁房子》的家庭杂志。到了学校放假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到怀尔医院，第三伦敦综合医院以及乔治皇家医院去。在那儿我给人家当手术助手，做外科医生递递缝合线和钳子之类的工作。我第一次做手术是在9岁时，那是由约翰·布兰德一萨顿爵士主刀的阑尾切除手术。父亲对我见到血没有晕过去非常满意，给了我几枚金币。后来，一真正有资格的医师严重不足，以至谁都能从事医疗工作，我也被卷了进去。说老实话，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手术，而且有的外科手术就像是做木工活儿。我自己想进一步学习，想做些更为复杂的工作，因此就没有成为外科医师。
我是个独生子，无法依靠兄弟姐妹，但我想谁都能起搭桥的作用。我这样说，是因为许多父母的孩子常常想让父母和好，但没有实现，所以我就想起个中间人的作用，从中搭桥，从中调解。再譬如，我大学时代想在学问和宗教之间架起桥梁；紧接着，后来我成了有名的胚胎生物化学学者，想在形态学与生物化学间架起一座桥梁；再后来我就决定在中国和西欧间架设桥梁了。就这一点，我想详细讲一讲。
我在1918年作为医科大学学生，进了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战争结束时，我已是海军外科中尉军医。但既没通过医学考试，又没有制服，更谈不上出海了。这些军医的任务只是根据水兵伤势情况作出送基地医院或就在护卫舰或驱逐舰上治疗的建议。我在基兹学院作过人体解剖，并通过了第1次及第2次医学学士考试。不久，我深深地被非常有趣的弗雷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所讲授的课程所吸引住了，促使我开始生物化学的研究。霍普金斯博士是从来不给学生课题的。但是，一旦学生自己把握住要干什么时，他便会从各个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那时，我看到了一篇由一战时死去的名叫克莱恩的年轻学者写的论文。文中指出，鸡蛋中促进生长的因子在成长初期时为0mg，到抱卵3周后竟达到310mg。
我把这篇论文拿到霍普金斯博士那儿，告诉他这一伟大发现——鸡蛋是多么了不起的化学工厂啊！当时他就劝我研究下去。我开始研究是在1921年，最终出现了《化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这两部书。这两部书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想解释清楚胚胎在成长过程中的化学变化以及合成；后者则想就“形态发生形成体”自身的生物化学阐述一些已知的东西。金·布拉谢特在他的书中，称我为“胚胎生物化学之父”，但他只是说了这一点，而对我发现了什么并没有说明。
在我37岁时，来了3位想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研究生。他们当中，沈诗章是由丹麦的林登斯特罗姆兰格介绍来与我一起研究两性动物卵内不同地方的呼吸比率的。他当时正在研究称为“呆巴子”的超微测微器。再就是和我前妻一起研究肌肉生物化学的鲁桂珍。还有在戴维·凯桂和莫尔特诺研究所研究的王应睐。后来，他们3人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沈诗章就职在耶鲁大学，直到去世。王应睐回到中国，担任上海国立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鲁桂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美国度过的。她曾一度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纽约哥伦比亚医疗中心及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等3个地方。在亚拉巴马州，她研究了人所共知的蜀黍红斑（糙皮病）。后来在南京做了营养生物化学教授，不久又被召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年后她返回剑桥。她来剑桥的原因，一则是我在康福德——麦克荣林基金会中心担任司库，再则她认为自己在剑桥的生物化学研究所搞研究更适合。现在，她在我工作的研究所中任副所长。
在我去中国前，我们曾约好，要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作点文章出来。基于有人在罗马国会上主张“迦太基不灭，我们就要被灭亡”这种思想，我们在各自未选择研究方向前订下了关于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粗略计划。这3位中国研究生给予我的影响远比剑桥给予他们的影响大得多。因此，我开始学习汉语，也学习比会话难得多的汉字。我一直觉得，为了东亚研究的课题，以优异成绩通过语言考试而在教室学习汉语。和不带功利目的、作为一件有趣的事而学习，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从那以后，我阅读中文开始摆脱初级的ABC阶段，进入了如夏日邀游江河那样的畅达阶段。
1942年，英国政府要派一位科学家去中国，担任设在重庆的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当时，在英国科学家里可以说几乎找不到懂汉语的，于是选中了我。由于这个原因，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那里度过了4年。在中国的4年，对我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在那里设置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为此，我们进行了长达几千英里的旅行，到了非日本人占领区的地方，访问了那里的所有大学、科学研究所、铁路工厂、兵工厂以及各类与科学有联系的企业。最初与我合作的是黄兴宗，后来他去了牛津大学，他的工作由曹天钦接替。在这段旅途中，我碰到那位有名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而且他在我们向西北前进途中，下决心将培黎学校从兰州搬到山丹去。为此和我们来的两个少年王万圣、孙光君也一同在千佛洞过了6个星期，因为他们懂甘肃土话。
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写道：“速归，帮助我组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于是我回到巴黎，在这个组织工作了1年又6个月。鲁桂珍后来也在那里工作过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要是本着下面两点组建的：第一，帮助召开国际科学联盟定期会议；第二，开设和经办仿照中英科学合作馆建立的世界各地科学办事处。
我原配妻子多萝西·梅亚丽·莫伊尔·尼达姆，于1987年去世，时年91岁。我们共同度过了64年幸福生活。后来，我和鲁桂珍于1989年结婚。结婚仪式是在基兹学院的礼拜堂内，由学院院长同时也是我的导师约翰·斯特德主持举行。那是在仪式结束后举行的三明治午餐会上的话了，两个80开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许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比不做强！”
迄今为止，包括出版和预定出版的共有24册的这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著已出版15册。现在我正在埋头于较为困难的医疗科学部分的编写工作。最初与我合作的是我在四川李庄第一次见到的王铃（王静宁），他是博斯年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他的研究成果反映在第5卷第7分册对中国火药史的详细阐述上。起初，我们考虑科学部分用7卷就可详尽写出，但后来因资料过多，一卷又分成几部分，这样每一部分就自然成册了。这样合计起来，至少得出书24册。我们把起初的几卷叫“天卷”，把以后按分册出的叫“地卷”。接下来发行的将是以有关弓、石弓以及在火药出现前的大炮和包围战为内容的第5卷第6分册。再下面发行的将是关于纺织品及织布机历史的第5卷第10分册。这期间，第7卷对中国的经济、科学的社会性、知识性背景的研究有相当发展，第7卷第1、2、3分册不久有可能同时出版。其中加进了西欧伟大的社会学家格利高里·布尔和研究现代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德莫西·布鲁克对传统的中国社会本质观的两部分论述。这卷由我的朋友凯内斯·鲁宾逊编辑，他对这个研究课题也做出了很大贡献。虽然我恐怕无法亲眼看到这部《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全部完成，但至少我对它能成功地完成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我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给我人生带来很大影响的F。W。桑德森，这位昂德尔公学校长和他对我的忠告——“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和“要找到能激励自己去执著追求的东西”。
最后，我谨向那些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在我受教育的过程中倾注心血的每一位，其中有我的父母，有在昂德尔公学的我的校长先生，以及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给予我帮助、支持的所有先生表示我的谢意。编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年），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被压抑的欲望绝大部分是属于性的，性的扰乱是精神病的根本原因。著有《性学三论》、《梦的释义》、《图腾与禁忌》、《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
“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发展”是弗洛伊德为克拉克大学二十周年校庆而作的五次讲座，本文节选了其中一部分。
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发展（节选）
弗洛伊德女士们，先生们：
在新世界的学生面前举办这种讲座对我来说是新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使我感到为难。我有幸使自己的名字与精神分析联系在一起，我的演讲便以精神分析为题。我要对这项新的研究与治疗方法的起源和进一步发展，向你们作一番极其简要的历史回顾。
当我还是学生，正忙于毕业考试时，一位维也纳的医师，约瑟夫·布罗伊尔博士〔正在试验治疗歇斯底里病人的方法（1880-1882）〕布罗伊尔博士的病人是位21岁的姑娘，才智出众。她的病经过两年发展之后出现了一系列身心紊乱，需要认真治疗。她的右侧肢体麻木、严重瘫痪，有时左侧身体也呈同样的病症，还出现了眼球运动障碍，视力也大大减弱。当她想吃东西时，难以保持头部位置，并伴随强烈的神经性咳嗽、恶心。有一次，她接连几个星期丧失了饮水的能力，尽管她遭受干渴的折磨。她的语言能力也减退了，甚至连自己的母语也无法说、无法理解。最后，她处于一种“失神”、混乱、瞻望的状态，整个个性发生了改变。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论述这些状态。这些病症最初出现在她照料父亲的时候。她很爱自己的父亲，严重的疾病后来导致了他的死亡。但她被迫放弃照料父亲的义务，因为她自己发病了。
你们不要以为，诊断出病人患了歇斯底里而不是脑组织疾病时，最好采用药物治疗。对于严重的大脑疾病，药物往往无济于事。医生对于歇斯底里完全无能为力。他只能使其保持良性状态，但不知道何时能够治愈、如何才能治愈。因此，确诊一种疾病为歇斯底里，病人的处境没有多大变化，医生的态度却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歇斯底里病人采取的行动与对待器质性疾患的病人不同。他对前者没有对后者一样的兴趣，以为他们遭受的痛苦远不如后者那样严重，对这种看法有必要重新作出认真的评价。
在这个病例中，布罗伊尔是无可指摘的。他对自己的病人表示同情和兴趣，虽然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帮助她，满怀同情的观察使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些办法，首次有可能为病人提供帮助。值得注意的是，病人处于“失神”或心理变态时，常常自言自语地重复几个词。这些词好像是从她那纷乱繁忙的思绪联想中泄漏出来的。这位医生听出这些词之后就让她处于被催眠的状态，一再对她重复那几个词，并观察由此引起的联想。这些提示使那些在“失神”状态时控制她思想的心理产物又重新出现了，并通过简单的言辞泄露出来。老实说，这是一种幻想，往往有诗一般的美。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白日梦。我们通常把它看成这位守护父亲的姑娘的转折点。每当她产生这些幻想时，她便获得解放，恢复了正常的心理生活。这种健康状况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第二天又出现新的“失神”状态，可以用同样办法与新的幻想联系起来而解除。这就给人留下印象，在“失神”时表现出来的心理变态是源自这类感情冲动的幻觉的兴奋的结果。奇怪的是这位病人发病时能够理解英语，并且只能讲英语。这种新疗法被称为“谈话疗法”，或者被戏称为“打扫烟囱”。
这位医生很快意识到，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暂时驱散重复出现的心理“乌云”，而且可以净化灵魂。如果在催眠时，病人能够回忆起它们最初出现的情形以及有关的联想，就能为它们所引起的情绪提供发泄口，从而使疾病的症状消失。“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病人渴得要命，却突然不能喝水了。并且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她手里拿着一杯水，可是一碰到嘴唇就把它推开，就像得了恐水症一样。显然，在这几秒钟内，她处于失神的状态。她只能吃水果、瓜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来减轻干渴的煎熬。约六星期之后，她终于在催眠中极其恶地谈到了自己讨厌的英国保姆。她说，当她走进那位保姆的屋子时，发现保姆的小狗从杯子里喝水。她出于礼貌保持了沉默。医生发现，在她表达了这种被抑制的强烈愤怒之后，她又想喝水了，而且毫无困难地喝了大量的水。当她从催眠中醒来时，杯子就在她的嘴唇旁边。那些症状就这样永远消失了。”
请允许我对这个试验再罗嗦几句。以前从未有人用这种方法治好过歇斯底里病，或者如此深入地理解它的病因。如果这种猜测能够进一步得到证实，那就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发现，很可能以类似方式产生的主要症状都可以用这种办法解除。布罗伊尔不遗余力地证明这一点，并以井然有序的方式研究其他更严重症状的病理。情况的确如此，几乎所有的症状都是由带感情色彩的经验产生的，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残余物、沉淀物。我们后来称之为“心理创伤”。把这些症状与当时产生它们的情景联系在一起，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本质。用专业术语来讲，这些症状是留下记忆痕迹的情景“决定”的，不能作随心所欲的解释或者把它们描述成神经症莫名其妙的作用。
只有一种例外的情况我们必须提及。引起这种症状的往往不是一种经验，而是几种经验，也许是许多类似的、重复的心理创伤的共同作用造成了这种后果。这就有必要按照时间的顺序再现记忆中发病的全部过程，当然是以相反的顺序，最初的成为最后的，最后的成为最初的。在没有清除那些后来的记忆之前，要想直接触及最主要最基本的创伤是不可能的。
几年之后，我开始对自己的病人采用布罗伊尔的研究方法和治疗方法，我的经验与他的经验完全吻合……如果你们允许我加以推广的话——在简洁的表述中，这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结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歇斯底里病人受到记忆恢复的折磨。他们的症状是某种（创伤性）经验的记忆符号或残迹……他们无法摆脱过去也无法忽略对自己有利的现实。心理生活决定致病创伤的固恋，这实际上是精神病最重要的特点。我应该承认，当你考虑到布罗伊尔的病人的历史时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她的所有创伤都是在她照料自己病重的父亲时造成的，因此她的所有症状只能看成是他患病和死亡的记忆符号；认为与悲伤，与关于死亡的想法的固恋对应的症状，在病人死亡之后不久产生不能说是病理性的，而是正常的情绪行为。我承认，布罗伊尔的病人显示的创伤性情感固恋的确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迄今为止，我们只是解释了歇斯底里症状与病人生活史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进一步考虑布罗伊尔观察到的两个因素，这样可以获得这种疾病发病过程及其治疗方法的启示。先考虑第一个因素，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布罗伊尔的病人的发病情景几乎都是必须抑制强烈的兴奋，而不是用适当的言语和行为提供发泄口。在遇见保姆的小狗的那段经历中，她出于礼貌压制自己，不表露过于强烈的厌恶。她坐在父亲的病榻前，小心谨慎，不对病人流露出自己的焦虑和痛苦的沮丧。后来，当她在医生面前又重新产生同样的情景时，她曾经压抑的情绪就以一种特殊的力量爆发出来了，像是长期遭受了禁闭一样。当医生努力使这种情景重视时，由该情景引起的症状达到了最强烈的程度，在它完全暴露之后，症状就消失了。另一方面，经验表明，当病人在医生面前重新体验与创伤有关的情景时，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情绪未能充分地开展，那么这种过程就没有什么效果。显然，病人的疾病和恢复健康依赖于这种情绪展开的过程。我们认为，把“情绪”看成一个量是合理的，它可以增强、派生和转移。这样就迫使我们得出结论，病人之所以得病是因为在致病的情景中，情绪无法以正常的方式发泄。疾病的本质在于这些被“囚禁”的情绪发生了一系列反常的变化。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永久性结果被保持下来，成了心理生活中长期障碍的根源。另一部分变成对身体的反常的支配和抑制，发病时以身体症状表现出来。我们把后一种情形称为“转变性歇斯底里”。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部分心理能量通过支配身体的神经得到疏导，成为“情绪表现”。转变性歇斯底里则使这种带有情绪色彩的心理过程逾常，相当于过分强烈的情绪表现，它以一种新的途径进行发泄。如果一股水流通两条渠道，那么当一条渠道出现障碍时，另一条渠道就会溢流。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完成关于歇斯底里的纯心理学理论了，这里我们把情感过程放在第一位。布罗伊尔后来的观察迫使我们把它们归因于另一种意识条件，它在决定该疾病的特征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病人在正常状态之外，表现出多种精神状态，“失神”、混乱和性格变化。当她处于正常状态时，完全记不起使她犯病的情景及其与症状之间的联系。她忘记了这些情景，或者说使它们与发病脱离关系。当病人被催眠时（这是有可能的），可以很费力地使她回忆起这些情景，这种回忆可以使那些症状解除。若不是催眠的实践和试验，对这个事实的解释，将会使人感到极为困惑，通过对催眠现象的研究，一个初看起来有点怪的概念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这就是几种心理组合在同一个人身上是可能的。它们可以是相对独立的，彼此“完全不相干”，这就可能导致意识分裂……以同样的方式完全可以解释歇斯底里病例中的事实。布罗伊尔得出结论，歇斯底里的症状源自特殊的精神状态，他称为“催眠状态”。以后，我还要说明除催眠状态外的其他影响和过程，但布罗伊尔仅限于这个因素。
或许，你也会感到布罗伊尔的研究只是给了你一种不完备的理论和对你所观察到的现象的不充分的解释。但是，完备的理论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如果有人观察伊始就给你提供一种没有漏洞的圆满理论，那么你就有更充分的理由表示怀疑。这样的理论只可能是他思辨的产物，而不是对事实公正研究的成果。编按：赫胥黎（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教育家。一生从事动物学、比较解剖学、植物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地质学等研究，是第一个提出人类起源问题的学者，自发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其名著有《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
本文是赫胥黎在许多权威学者的一片反对声中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辩护的辩护词。这是一篇精彩的演讲，全文几乎都是振聋发聩的警句，充满科学的哲理和革命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