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约翰·弥尔顿（1608～1647），英国伟大的诗人和政论家。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他出生于伦敦一个公证人的家庭，曾求学于剑桥大学，当弥尔顿还是大学生时，就开始用拉丁文和英文写诗和哲学论文，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清教徒的道德，同时也充满了对古代文化、美国文艺复兴和民间创作传统的热爱。
本文是弥尔顿1644年向美国国会提出的一篇演说词，也是他精心阐述的众多政论中最重要的一篇。当时，正值英国资产阶级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革命阵营内部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长老害怕革命继续深入，从而竭力控制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自由，力图与王党妥协。弥尔顿与此针锋相对，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以这篇政论向国会大声疾呼：废除检查制度！在这一不朽的名著中，处处洋溢着对理性和真理的热爱与信任，体现了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
约翰·弥尔顿位列议会审议厅的先生们可以向共和国的当权诸公直接进言，但身居草野、没有这种机会的人，如果看到有什么可以促进公益的事情，便只能笔之于书了。我想他们在开始这一不平常的举动时，内心的变化和激动，自然是不小的：有些人怀疑它的结果，另一些人则顾虑将受到某种责难；有些人抱着希望，另一些人则对自己所说的深信不疑。至于我呢，过去由于论述的题目不同，这些心情中的每一种都可能在不同的时候对我发生过不同的影响；在目前这一篇前言中，也可能流露出某种心情对我影响最大；但我在写出这篇演说，同时又想起我所呼吁的人时，便使我内心的支配力量产生了热情。这股热情远比一篇序言所能引起的情感更令人欣喜，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心情表白出来，但我的热情如果是每一个渴望自由并设法促进国家自由的人都有的欢乐和喜悦，那么，我也是无可非议的；下面所提出的演说全文，虽然不能说是这些感情的胜利，但可以说是这些感情的证明。因为我们想获得的自由，并不是要使我们共和国中怨诉从此绝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获得这种自由；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并作深入的考虑和迅速的改革，这样便达到了贤哲们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如果我能够在此冒昧陈辞，这一事情本身就证明我们已经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获得了那种人权自由，而且获得这一成就时是从以往彻底破坏我们原则的专制与迷信的深渊中，用超过罗马人在光复河山中所表现的英勇达成的；那么，毫无疑问，这首先应当赞美上帝我们的救主的大力庇祐；其次便要归功于英格兰诸位上议员和下议员的忠诚领导和不屈不挠的智慧，如果我们述说善良的人们和高贵的长官们的光荣事迹，上帝并不致于认为有损他的荣耀。你们的光荣事迹已经获得如此巨大的进展，你们不知倦怠的美德已经使全国如此长久受惠，如果我现在才开始述说这些事迹，那么，我在称颂者中便可以公正地被认为是最迟缓和最不主动的一个。
我不否认，教会与国家最关切的事项就是注意书籍与人的具体表现，然后对于作恶者加以拘留、监禁并严予制裁。因为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我知道它们是非常活跃的，而且繁殖力也是极强的，就像神诸中的龙齿一样。当它们被撒在各处以后，就可能长出武士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圣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许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的一个负担；但一本好书则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了起来，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不错，任何时代都不能使死者复生，但是这种损失并不太大。而各个时代的革命也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真理恢复，这却使整个的世界都将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就必须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人物富于生命力的事物是不是进行了什么迫害；看看自己是怎样把人们保存在书籍中的生命糟蹋了。我们看到，有时像这样就会犯下杀人罪，甚至杀死的还是一个殉道士；如果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还不止是尘凡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精英或第五种要素——理智本身的生气。这是杀害了一个永生不死的圣者，而不是一个尘凡的生命。当我在反对许可制的时候，不愿让人家说我又在偷运武断专横的许可制。我不厌其烦地从历史上引证古代著名的国家关于制止出版界紊乱情况的办法，然后追溯到这种许可制怎样从宗教法庭中产生出来，再说明它怎样被我们的主教们抓住，同时它本身又怎样抓住了许多长老会的长老。
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关于恶的认识与观察对人类美德的构成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辨别错误肯定真理也是十分必要的。既然如此，我们如果想探索罪恶与虚伪的领域，又有什么办法能比读各种论文、听各种理论更安全呢？这就是兼容并包的读书法的好处。
这种阅读法的害处，一般认为有三种。现在不妨分别加以讨论：
第一，兼容并包的读法可能使毒素流传。但照这样说来人类关于一切世俗学术和宗教问题的争论便应当完全取消，甚至连圣经本身也不应存在。因为这里面常说到非常粗野的渎神事件以及恶人们非常不雅的肉欲。有时还说到最神圣的人如何用伊壁鸠鲁的话急躁地埋怨天意。在其他大的争论中，对一般读者的解答都是模棱两可而十分晦涩的。大家不妨去问问犹太法学者，犹太法典中到底有什么东西那样有损他们的边注的体面，以致使摩西和其他先知都不能让他们把本文中的话说出来呢？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天主教徒才把圣经本身列为第一类禁书。在圣经之下，接着应当禁绝的便是最古的教父著作。例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克列门和欧西比乌斯写的“接受福音启示录的准备”，都把外教人在接受福音之前的淫荡事情一一数给我们听，谁又不知道伊鲁略、爱匹芳尼乌斯、热罗尼姆等人所发现的异端邪说比他们能驳倒的要多，而且往往是异端的意见比他们更加正确呢？至于说外教中所有影响最大的作家（也可以认为是学术攸关的人）写书时用的语言都是我们看不懂的，这样说也没有好处。因为我们很清楚，有些最坏的人是知道这种语言的。他们非常能干，而且非常殷勤地把他们所吸收的毒素首先灌输给宫廷中的朝臣，告诉他们最高等的享乐，并把非难罪恶的说法告诉他们。尼禄称为宴乐总监的彼得朗尼阿斯可能就是这样做的。阿列佐地方有一个臭名远扬的恶棍，意大利朝臣们又怕他又喜爱他，这人的行径可能也是如此。亨利八世也曾开玩笑他说某人“是地狱的代理人”，为了后代的缘故我不提出他的名字来。
第二，有人反对说，我们没有必要就不应当让自己受到引诱。同时，我们也不应当把时间浪费在没有用的东西上。关于这两个反对意见我们从上面已经说过的理由里就可以提出答复；对于所有成熟的人来说，这些书籍并不是引诱或无用之物，而是有用的药剂和炼制特效药的材料，而这些药品又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至于其余的人，像小孩或幼稚的人，他们没有技术来炼制这种药品原料，那就应当劝告他们自行节制。但是要用强力来限制他们，则是宗教法庭中一切许可制办不到的。
第三点要说明的是：这种许可法令绝达不到自身的目的。从以上所说的看来，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了，甚至使我都不愿再作解释。所以人们说，当真纯的真理自由发抒时，它的展示是一切方法和讨论所赶不上的。
从一开始我就竭力证明古代一切法度清明、珍视书籍的国家，都不会采用这种许可制的办法。也许有人会反驳道，这是后来才发现的可靠办法。关于这一点我的答复是这样：这原是一桩极浅显而又容易想到的事情。纵令是难以发现的。他们也应当早就有人提出来了。然而他们并没有采用这种制度，这就向我们说明了他们抱着什么看法。他们所以不采用，并不是由于不知道，而是由于不赞成这样的办法。柏拉图是一个很高的权威，但决不是由于他那本“共和国”而重见于世的。他那本“法律篇”一直没有任何城邦接受，他在这里面为那些幻想的城主们定立了许多法令来满足自己的幻想。连在其他问题上崇拜他的人也希望把这种东西埋葬掉，并解嘲说这是他在“学园”的晚宴中多喝了两杯而失口说出来的，根据这些法律看来，他似乎除了严酷的条令所许可的以外就不能容忍任何其他的学术。这些学术大部分是偏重实际的传统技艺，要学会这一套东西，只要比他自己的对话集小得多的一个丛书就够了。
另外还有一条理由也可以说明这项法令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只要看一看许可制检查员所应具有的品质就明白了。无可否认，作为审判者、操书籍的生杀大权的人，就能够决定书籍应不应当进入这个世界；他们的勤恳、学识和公正都必须在一般人之上。否则在审核一本书可不可以通过的时候，就将发生极大的错误，为害不浅。假如他的品质足以胜任这样的工作，那么叫他不断地、毫无选择地读那些书籍（往往还是庞然巨册）和小册子，便是一桩极其枯燥而又无聊的工作；在时间上也是一个极大的浪费。任何书籍不在一定的时候都是看不下去的，而他们却受命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阅读一切的书籍。而手稿上的字迹又极难辨认。至于内容则往往用最清晰的印刷排印出来，也没法让人一连念下三页去。像这样的工作加在任何珍惜时间与学术，或稍为有品评能力的人头上，我万难相信他们能忍受得了。关于这一点，我特别要请目前的许可制检查员原谅我有这种想法。他们接受这种工作的时候，自然是为了服从议会，而议会的命令又可以使他们认为任何工作都是愉快而轻松的。不过这法令实行了一个短时期之后，就已经使他们疲惫不堪了。他们自己所作的表示以及他们对于一再去请求签发许可证的人所作的解释，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现在担任这个工作的人已经有清楚的迹象表明希望自己能摆脱，而珍惜自己时间的人又似乎没有人十分愿意接替他们，只有那些希图挣一个校对的薪水的人才愿意去干。那么我们就很容易预测出将来的许可制检查员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他们不是骄傲专横而又疏忽怠慢，便是卑鄙地贪图金钱。这就是我要提出来说明这条法令何以达不到预期目的的理由。
现在正是我们发表写作和言论来推动大家进一步讨论激动人心的事情的时候。杰那感庙的庙门上两片对合的杰那感神像现在已经是不为无故地敞开了。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她的驳斥就是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压制，有的人听见我们祈祷上天赐给我们光明和更清晰的知识，就以为在日内瓦教派体系之外安排的其他一切的东西，都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了，而且都是现成的。而当我们所祈求的新光明真的照射到我们身上时，只要没有首先照到某些人的窗子上，他们就会因为嫉妒而提出反对。当贤哲们劝告我们日夜辛勤地像探寻宝藏一样去寻求智慧时，竟有另一些人命令我们除开法律所规定的以外什么也不许知道，这又是一个多么大的阴谋啊？！比方说，一个人在深邃的知识的矿藏里进行过艰苦的劳动以后，已经装满了他的发现物，接着就像上战场一样把他的理性拿出来，摧枯拉朽地击溃了途中所遇到的一切障碍；然后把他的对手叫到平地里来，让他享受阳光与新鲜空气的便利条件，只要求他愿意用辩论的方式来论证一下事理。这时他的对手如果退缩、设下埋伏，并摆出一个许可制的窄桥让挑战者通过；这在战阵中也许是很勇敢的，但在真理的战斗中却是懦弱和胆怯的表现。谁都知道，除开全能的主以外就要数真理最强了。她根本不需要策略、计谋或者许可制来取得胜利。这些都是错误本身用来防卫自己、对抗真理的花招，只要让真理有施展的余地，而不要在睡着了的时候把她捆住就行了。如果把她捆起来，她就不会再说真话，而会像普劳底乌斯被捉住时只说寓言一样。这时她就会变成各种各样的形态，而不现出自己的原形。同时也会像米该雅在亚哈面前的情形一样，只说顺情的话，直到亚哈恳请他才会说真话，真理的形式可能不只一种，对于某些东西说来，真理在这一边或那一边看去都很像，那么这类的东西不是无所谓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当这些命令取消了，条文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它不是一纸具文又是什么呢？
保罗常常夸耀的基督的自由又到哪里去了呢？他的理论是吃不吃、守日不守日都是为的主。如果我们具有慈爱精神，如果我们不把互相议论作为我们虚伪精神的主要支柱，那么又有多少东西可以和平相容而交由良心解决啊！但是我恐怕这种外表一致的绳锁已经在我们的颈项上留下了奴隶的烙印；亚麻法衣下的繁文褥礼还在缠绕着我们的心灵。当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团体和另一个教会团体稍微发生分歧时，纵使分歧的并不是基本问题，也会感到害怕。我们勇于压制而怯于恢复真理被习俗奴役的各部分；因而说明我们对于真理发生分裂是不在乎的。然而这却是最厉害的分裂。我们看不到当我们一直竭尽一切方法来讲求一个僵硬的外表形式时，我们很快就会再度陷入一种粗暴地强奉国教的呆滞状态，就好像是草本禾秸毫无生气地被挤压和冻结在一起，而形成一个死的结合一样。和教派的分裂比起来，这才能促使教会突然退化。我决不是对所有轻微的分裂都高兴，但我也并不认为把大家都捆在一个教会里，就会成为金、银、宝石了。人们无法分清麦子和稗子，也无法把好鱼从坏鱼中分辨出来，这只能是天使在世界末日时的事情，但假如大家不可能全部一条心（谁又说能做到这一点呢？）那么，让许多人都可以得到宽容而不使所有的人都受到压迫，无疑是更健康、更谨慎和更合乎基督精神的。当然，我不是说要宽容教皇制和公开的迷信。它们既然要消灭一切宗教和世俗的主权，那么我们只要还想用慈悲和同情的方法来挽救懦弱的人和误入歧途的人，就必须把它们消灭掉。同样的道理，一切的法律如果还想成其为法律，就也决不能宽容那些反对信仰和破坏风俗习惯的、不虔敬的和罪恶的事情。但我说的分歧是教义或教派形式上一些谐和的差异，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差异，这些差异虽然可能很多，但只要“我们能用和平彼此联络”，就不致妨碍“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假如有人要写作，并对于我们勤勉从事的、稳健持重的宗教改革伸出援助之手；如果真理首先对他启示，或至少似乎启示了他；请问谁又能使我们如此地沾染耶稣会士的邪风，以致与这人为难，让他先请求许可再做这样高贵的事业呢？
先不说这个，如果我们竟致采用查禁制，那就非常可能是查禁了真理本身。因为我们的眼睛久已被偏见和流俗所蒙蔽，一眼看见真理时，很可能认为它比许多错误更不堪入目，更不受人欢迎。正好像许多伟人看起来让人感到轻蔑而可耻一样。某些人所谓最新的见解其实是最糟糕的见解，他们认为，除开自己所喜爱的人以外，就不应当听从任何人；这就是教派所以泛滥成灾、真理所以远离我们的主要理由。他们这种新见解向我们谈又有什么用呢？此外，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当上帝用一种强大而有益的扰动震撼一个王国，使它发生一次普遍的改革时，可能就有许多教派和假教士手忙脚乱地引诱好人。但更确实的是，这时上帝就会唤起才华出众、勤勉过人的人为他而工作；叫他们不但回顾以往，把已经宣教的东西重新修订；同时也会叫他们继续前进，叫他们对真理的发现再采取一些新的明智步骤。因为上帝在照耀他的教会时，方式就是逐步放出他的光，使我们尘凡的眼睛能经受得住。至于上帝将首先在什么地方或从哪里听他的选民的声音，也是不受限制和不作指定的。因为他看东西不像凡人这样看，选择也不像凡人这样选择。否则我们又将固执于某些固定的地方和宗教裁判会议，或者是人们的召唤。把我们的信仰一时倾注于往日的教士会议大厅，一时又倾注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其实在这些地方订出的一切正统信仰和宗教，如果没有平易近人的说服力和慈悲耐心的说教来抚摸良心上的一切创伤，并启迪希望尊崇圣灵而不尊崇凡人信条的最卑微的基督徒，那是站不住脚的。纵使这些地方的人全都投票赞成，再加上哈利本人和他周围一切皇陵中的阴魂全都起来随声附和，也办不到。假如一个领导教派的人错了，要不是我们自己懒惰、固执和不信任正确事业，又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我们和蔼地跟他们会谈并简略地加以解释，或阻止我们不去争辩，而常常以宽容的面谈来彻底辨明事情的原委呢，我们既然看到，所有尝试过学术的人都会认为：不满足于接受陈旧意见的人都可能精通并向世界上解说新的论点，使我们在许多方面获得益处，那么我们就不管为对方为自身都应当这样做。纵使他们都是我们脚下的尘土，他们也能擦亮真理的武器，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把他们抛弃。如果这些人还是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是上帝在这些时日中派出做特殊工作的人，他们既不是大祭司，又不是法利赛人，而我们却因为经常在没有理解人家之前就下判断，唯恐他们带来新的和危险的意见，以致鲁莽地不加区分，一律禁止他们说话；我们也许认为这就保卫了福音，而事实上却非常糟糕，正好做了迫害者。编按：最善辩的反对墨西哥战争的托马斯·科温（1794～1865）是来自俄亥俄的辉格派参议员。作为自学成才的律师和前俄亥俄州的州长，科温在1847年2月11日公开谴责这场战争时，正是在他的第一届参议员任期内。科温预言墨西哥战争将加剧赞成奴隶制与反对奴隶制力量之间的紧张局势，并将导致美国的内战。
科温在辩论中败北，美国赢得了那场战争。于1848年2月，美国与墨西哥签署了瓜达卢佩伊达尔戈和约。该和约将大片墨西哥土地割让给美国，包括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内华达和犹他以及亚利桑那、怀俄明、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州的部分地区。5年后，美国从墨西哥购买了一块带状的位于现在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土地，于是便完成了现在的西南部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