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对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生产力，二是生产关系。
从生产力角度看，主要是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生产关系角度看，主要问题是如何使投资在结构和总量上达到合理的水平以促进经济增长。其中，生产关系问题又具体表现为围绕投资的各种制度安排。
现代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所谓迂回式生产方式，由此造成投资与最终消费品生产的分离，进而造成执行不同职能的资本的分离。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现代各种经济制度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经济学的定义甚至就是由此产生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这四个经济学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都离不开投资。古典经济学把它归为分工的深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把它概括为生产的社会化。
如果是一个静止的社会，即使存在分工和生产的社会化，协调也不会成为问题，不论是用计划的方法还是市场的方法都可以解决。问题在于现代经济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过程，而这一点已经作为一种制度成为对经济过程的强制性要求。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都会表现为利润，只要在价格中包含利润，产品的价值实现就必须要以一定量的投资为条件，否则生产、流通、消费的循环就无法正常进行，再生产过程就会中断。原因很简单，从全社会角度看，价格构成中的两大基本要素C和V所提供的需求小于产品的全部价值或价格——C+V+M。而投资是面向未来的活动。
从资产概念可以看出，它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是“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对于固定资本来说，资产的这一属性就更加突出。原因是，固定资产由其物质属性决定了它是一项长期资产，作为“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要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而未来与现实的最大区别就是，它是会变的。至于变化的结果，人们最多只能在概率意义上加以把握，而不能像对现实那样，予以百分之百地确认。换句话说，未来是不确定的。而且，未来愈是遥远，愈是不确定。而固定资本投资就是这样一项面向未来的行为。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固定资本作为长期资产的属性就愈加突出，面对的不确定性也就愈大。预期是主观的，它如何才能与客观的未来变化相一致呢？市场经济中存在这样一种可以揭示未来如何变化的机制吗？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引导人们做出投资决策的呢？特别是，由于生产的专业化，固定资产本身的专业化属性也愈来愈强。面对成千上万种产品生产，人们如何决定把资金投向哪个领域呢？归根到底一句话，市场经济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吗？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也不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是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说明至今为止的经济学是如何提出、如何认识和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
一、投资与经济增长
投资在现代经济增长或者说生产力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关系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直接影响着一国的综合实力。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学更关注投资中的生产关系问题，这种关注在马克思那里可以说达到了顶峰。以后，由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转变，这一问题一度被主流经济学研究所忽略。从生产力角度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系统考察，开始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在此之前的研究，不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绝大部分内容关注的依然是这一问题的生产关系层面。至于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静态经济体系，所以投资与增长问题基本在它们的视野之外。新古典增长理论，通过把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的动态化和总量化，建立了新古典增长模型。
（一）早期增长理论——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
凯恩斯的理论是一短期理论，为了使其长期化，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发展起了现代增长理论。开创这一理论先河的是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简单说，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的构成形式就是G=S/C。其中G为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C为资本产出率即获得每一元的净产出需要多少投资。
在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中，一方面凯恩斯的思想更集中地得到表现，储蓄与投资的相等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这一模型突出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大推动作用，在资本产出率一定的前提下，经济增长速度唯一地取决于投资率。
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原本是研究宏观经济稳定问题的，所以在哈罗德那里，他把这一模型表述为不同形式，即实际增长率（G）模型、有保证增长率（GW）模型和自然增长率（GN）模型。只有当G=GW=GN时，经济才能实现稳定增长。由此产生了所谓“刃锋问题”，即只有一个GW值能与S和C相匹配。也正是这一问题引发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建立。
但是，在规划专家那里，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经常被用来规划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为它确实在一个侧面揭示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新古典增长模型
如上所述，新古典增长模型是在解决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的不足中产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一般形式是Y=F（A，K，L）。其中Y代表国民收入，A代表技术进步，K代表资本，L代表劳动。通过引入技术进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资本与劳动的比例是可变的，改变了只有一个GW值能与S和C相匹配的关系。因此，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不仅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后者的地位甚至更具有根本性。但是在由此产生的经济增长核算中，技术进步的地位要远比其理论意义重要。资本似乎退居为不那么重要的因素。但随着经济计量的细化，特别是随着体现型技术进步概念的提出，人们认识到技术进步是需要载体的，这个载体就是投资。技术进步需要借助于资本和劳动这两大有形要素才能得到实现。按照著名经济计量学家乔根森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对美国1948～1979年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年均1.6个百分点，占年均经济增长率3.4%的47%，所以，乔根森得出结论说：“在战后美国经济增长的背后，驾驭力量就是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资本的增长是产出增长最重要的根源。”
（三）马克思有关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与古典经济学不同，马克思是在与生产力的关系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所以在《资本论》中也包含了大量有关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论述，只是所用术语与现代增长理论有所不同。第一，按照现代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实质就是人均产出的增长。在马克思那里，马克思更集中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这与经济增长所指的是同一个事实。第二，马克思更多使用的是积累而不是投资这一概念，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就是指投资，只是这里的投资不仅包括固定资本投资，还包括了流动资本投资。从增长与投资的关系角度看，二者并无实质区别，如果从结构分析看，积累比投资这一概念可能还更全面和更深刻。
马克思指出，当从生产过程而不是从生产结果来看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体表现就是每一名劳动者所推动的生产资料数量的增长。“一定量的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是同劳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成比例增加的。”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基于这一观点马克思提出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并得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的技术构成和反映这一技术构成的价值构成即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这一命题实际上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结论——经济增长需要以投资增长为条件是同一含义。在这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有机构成的提高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如果采用数学形式，就像现代增长理论一样，二者同样可以表述为函数关系。而且同样投资是自变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因变量。
马克思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中还更深入地分析了形成这一关系的内部经济机制，即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改进生产方法。马克思分析了从分工到大工业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各个阶段。特别是，在对机器与大工业的分析中说明了物质资本的改进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在马克思那里这本身就同时也是一个科学与技术进步的过程。
实物形态的固定资本的改进为什么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的回答是，它提高了人类对自然力的运用水平。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力本身也是一种自然力，但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借助于外界的自然力，劳动这一自然力的生产力才能不断提高。用现代增长理论的语言，自然力本身是“无成本”的，只是为了使用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这些利用自然力的装置就是固定资本本身。马克思在这里实际早就回答了现代增长理论中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问题，说明了技术进步是怎样与固定资本投资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从经济学角度给出了技术和技术进步的定义：技术就是利用自然力的方式和方法及其物质手段；技术进步就是对所利用的自然力在范围上的拓展和利用的方式和方法及物质手段的改进。按照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从生产力角度看，投资的直接目的就是如何用最少的投资更充分、更巧妙地实现对自然力的运用。
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不仅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不仅对我国的投资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社会主义国家中早期改革理论家提出的投资问题
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东欧国家涌现了一批经济学家，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他们的成果不可能也没必要在这里一一予以介绍。与我们研究目的相关的是他们对固定资产投资体制的看法。其中，特别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又首推波兰的布鲁斯。布鲁斯是著名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兰格的弟子。兰格虽然主张计划经济可以引入市场调节机制，通过试错，让价格发挥调节生产的作用，但他始终对是否同样由市场调节投资持保留态度。布鲁斯继承和发展了兰格的这一思想。
如同其他改革学派的经济学家一样，布鲁斯虽然批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但他同时也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的一系列弊端，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社会分配贫富悬殊，等等。所以，布鲁斯和其他改革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改革方案都力图在保留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避免由于过分集中统一而造成的弊端。
布鲁斯理论的特点是，从决策角度出发，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决策分为了三个层次：一是宏观决策层次，这是带有根本性的决策层次。包括经济增长速度、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投资方向、投资的技术选择、消费基金在集体消费和个人消费之间的分配等。二是企业经常性经济活动的决策，包括企业的生产规模、物质消耗的数量和结构、企业经营战略和原料供应、较小的投资以及工资的具体形式等。三是家庭或个人的经济决策，包括收入已定情况下关于个人消费的决策和职业选择的决策。他根据这三个层次的决策主体把社会主义经济划分为四种模式：一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二是集权模式，三是分权模式，四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布鲁斯赞成第三种模式，即第一层次决策集权，而二、三层次放权的模式。认为这样既可以通过国家对一些战略层次的决策，特别是积累消费比例和投资方向的决策，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危机，也可以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发挥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解决第二种模式中存在的中央与企业和个人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早在1960年在如何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划“杠杠”时，也提出过以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为界，扩大再生产投资是大权，属于国家，而简单再生产投资属于小权应给予企业。道理同样在于，他认为靠市场无法合理解决投资结构和投资总量问题。
三、投资结构问题
所谓投资结构问题就是指投资在不同部门和行业的配置比例问题。这一问题最早出现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他们对问题的提法是，是什么支配了资本在不同部门和行业间的流动？使得不同部门和行业的生产能够与需求相适应。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放在这里一并介绍，原因是马克思研究的也是一个比例问题，虽然是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
（一）西方经济学
现代西方经济学被分割为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市场经济条件下，或者准确地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投资问题在这两个部分中都有涉及。虽然从纯理论角度，微观经济学既研究了总量问题，也研究了结构问题，但如果着眼于经济运行，总量问题实际是一个宏观经济学问题。
如何使投资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了证明市场经济优越性而提出的一个问题。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工场手工业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虽然已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但是还未在生产力方面奠定自身存在的基础，“水推磨”还未被“蒸汽磨”所取代，因此，在其代表人物那里，虽然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概念，但并未对固定资本投资问题进行单独研究，而是将其放入资本概念下与资本配置问题一道来分析的。而这种资本配置又仅仅是用于工人阶级消费资料的流动资本配置，以至于马克思认为，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那里，在他们所说的积累因而也是投资中根本就没有包括固定资本投资，而只是可变资本的投资。
从我们的研究目的出发，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成果主要有两个：一是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这个词本身就是在谈到资本投资时提出的；二是他关于支配资本在各个部门流动的论述。
“看不见的手”中的“手”可以理解为一个无形的社会经济管理者。斯密不赞成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私人资本的使用，为了说明为什么对进口或使用自己的资本进行限制是不必要的，斯密创造了“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这一著名词组，他说：“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按照斯密的观点，市场经济的价格调节机制就是一个看不见的社会经济的管理者，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各种经济资源会按照社会需要得到合理的配置，当然也包括资本在各个部门的配置。斯密的这一观点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可以不过分地说，在他以后200年的西方经济学就是围绕这一命题发展起来的。
斯密关于资本在各个部门流动的论述依据的就是“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这一原理首先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他说：“如果市场上商品量一旦超过它的有效需求，那么它的价格的某些组成部分必定会降到自然率以下。如果下降部分为地租，地主的利害关系立刻会促使他们撤回一部分土地；如果下降部分为工资或利润，劳动者或雇主的利害关系也会促使他们把劳动或资本由原用途撤回一部分。于是，市场上商品量不久就会恰好足够供应它的有效需求，价格中一切组成部分不久就都升到它们的自然水平，而全部价格又与自然价格一致。”在平均利润率作用下，不同部门利润率的波动引导着资本在各个部门的分配。
但是，这一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方面，由于在斯密所处的时代固定资本只占资本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资本用于对劳动力的购买，在物质形态上，固定资产的专用性不强，资本在各个部门间的流动几乎不受什么限制；另一方面，斯密本身就忽略了固定资本投资问题。因此，在这里，资本在不同部门间的调整可以看做是瞬时完成的，资本投入的调整可以和产品的调整同步实现。这样，价格机制的作用可以得到较充分的发挥。所以斯密对“看不见的手”充满信心。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这一思想赞不绝口，并对其做出了更明确的表述：“在一般情况下，没有一种商品能长期继续恰好按照人类的需要和愿望所要求的数量得到供给，所以也没有一种商品能免除价格上偶然的和暂时的变动。只是因为有这种变动，资本才能恰好按照必要的数量而不致过多地分配在有人需要的各种产品的生产上。在价格发生涨跌时，利润就会提高到一般水平以上或降到以下。这时资本要不是受到鼓励进入到某种发生这种变动的行业，便是受到警告退出这种行业。”显然，李嘉图像斯密一样，觉得固定资本同样是可以在短时间就能顺利完成在不同部门的调整，而不会由于固定资产本身的物质形态受到影响。这与大工业时代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无法设想一个钢铁厂能够很快转变为一个糕点厂。尽管李嘉图为了说明劳动价值论花费了大量笔墨讨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但以上论述仍说明他心目中的资本实际上还是一种货币形态的资本，只是一种不具物质形态的价值物。像后来的经济学家形象比喻的那样，是一种“粘土”形态的资本，可以如人所愿，捏造成任意形状。显然，这与我们面对的市场经济实际相差太远了。
虽然一般均衡理论被看做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最高成果，但在笔者看来，它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发现和阐述了人的最优化经济行为，并赋予了它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由此出发，新古典经济学从一个侧面探讨和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静态理论，希图解释的主要是某一时点调节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问题，它所建立的一般均衡理论实质也是一个静态理论。这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中有很好的概括。而对支配储蓄与投资的经济活动分析，套用的实际是对调节商品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的分析成果。在储蓄方面，消费者受时间偏好率的支配，在投资方面，生产者受利息率的支配，二者的均衡决定了投资。所以，从总体上看，经济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从微观上看，支配投资方向的是各生产部门所获得的超额利润（即所谓经济利润），而这种超额利润从长期看，在均衡状态下为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家经济行为导致了利润为零的后果，这个结论显然令人费解。所以围绕利润，又出现了许多解释，其中以奈特的解释最为著名。但争论并未停止，按照投资结构问题的提法，可以说，至今这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中职能资本家和货币资本家的分离，特别是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分离，建立在现代信用制度基础上的金融市场得到长足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市场在投资领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以至在术语和概念上使得投资一词逐渐成为金融投资的专用术语。各种以投资学命名的教材教授和总结的全都是与各种证券投资相关的知识，几乎找不到实物投资的影子。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现代投资学研究的深化，实际上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结构问题已然被新的问题所取代。换句话说，原有问题的解决是通过否定自身和提出新问题来实现的。
实践证明，即使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也无法解决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投资结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房地产泡沫和IT泡沫就是明证。根本原因就在于投资是面向未来的经济活动，而未来是无法准确预测的，由于技术进步和由此决定的消费者偏好变化以及经济发展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未来即使在概率意义上也是无法预测的，所以要想解决投资结构问题似乎是不可能的。
这样，投资结构问题演变成了储蓄在各个部门的分配问题，进一步，储蓄的分配问题又转化为金融投资的收益与风险分配问题。这一问题推动了金融市场和金融理论的发展。
1953年，莫里斯·肯德尔在研究中发现，他确定不出任何股票价格的可预测形式，股票价格的变化似乎完全是随机的。在任何一天它们都有可能上涨或下跌，不论过去的业绩如何，那些过去的数据提供不了任何方法来预测股票价格的涨跌。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曾经令经济学家惊异的现象被认为恰恰是资本市场有效性的证明。这表明资本市场反映的只是价格的即时信息，包括那些可预测的信息，而真正的新信息必然是不可预测的。
而且，在非理性假设下，金融行为学研究还发现，在从众行为等非理性行为支配下，资本市场不仅无法提供未来的信息，还可能造成泡沫等反常现象，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那么，金融市场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呢？这成为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前，金融市场理论虽然已经成为理论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领域，但在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一直缺少立足之地。只是到了90年代，金融市场理论才在微观经济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斯蒂格利茨在其撰写的被认为可能成为经济学教科书第四个里程碑的《经济学》一书中把未来不确定性这一问题归为风险问题，这样市场处理未来发展的能力问题就演变为市场处理风险问题的能力问题。对于不确定性形成的风险，市场的作用是通过分配风险降低企业的风险，而不可能消除风险。换句话说，市场无法有效地解决古典经济学提出的投资结构问题，但可以在企业投资失败时尽可能减少企业的损失，从而增加经济的稳定性。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投资结构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改变了问题提出的方式。很可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起码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本来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科学史上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问题的解决最终是通过否定原有问题来实现的。投资结构问题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计划能否解决这一问题呢？特别是，在实行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能否解决这一问题呢？答案可能是，要看历史阶段。至今为止的实行过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落后国家。由于工业化和现代化本身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学习和赶超先进国家的过程中，通过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未来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预测的，因而也为在一定阶段通过计划实现发展提供了可能。即便是后起的发达国家，譬如战后欧洲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也曾实行过广泛的计划。显然，这都要以预测未来发展为前提。而随着经济发展，未来的可预测性势必会减少。发达国家提供的经验和理论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计划同样也无法解决，原因是计划也是以对未来的认知为前提的，而一个经济体愈接近现代化，未来的可预测性将愈低。而在这时，投资结构问题同样会转变为风险分担问题。
从更高层次的理论看，这样的结论也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认识只能源自实践，它的同义语就是认识永远是落后于实践的。人类只能在实践中前进，意味着人类只能在试错中发展。问题就演变为，如何充分利用可能得到的一切信息避免那些应该避免的错误和谁来承担错误的成本。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市场这种经济形式无疑是人类的一个有益探索。因此，总结其中的经验，也就成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投资体制的一个重要理论任务。
（二）马克思经济学说
从方法论上说，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不是把整个经济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马克思使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所有抽象的经济要素都既包括了其微观性质也包括了宏观性质。有学者曾把马克思再生产的两个公式的等式的左边和右边分别相加，表示可以得出与现代宏观经济学“储蓄+消费=投资+消费”同样的国民经济恒等式。如果说，为了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改造西方经济理论，这样做多少还有些意义外，从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解上，则是弊大于利。因为马克思经济学优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地方恰恰在于通过把微观与宏观相结合从而揭示了造成宏观经济后果的微观经济机制。所以我们宁愿把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放在这里叙述。
按照马克思自己所说，《资本论》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叙述出来”。因此，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考察的也是能够使其正常运行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人们所熟知的Ⅰ、Ⅱ两个部类的数学关系式“Ⅳ+m=Ⅱc”和“Ⅳ+m＞Ⅱc”。马克思给出的这两个条件与其说是能够使资本主义再生产正常运行的条件，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再生产难以正常运行的条件。原因是，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是十分苛刻的条件。它既要求两部类产品在使用价值上相互适应，又要求二者在价值上保持特定的比例关系。如果联系到马克思所确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剩余价值规律，那么，这就基本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条件。满足了使用价值方面的条件就无法满足价值条件，而满足了价值条件就无法满足使用价值条件。原因就在于，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有一种不断降低产品价值的冲动。而这种冲动的实现又是不平衡的，即有的行业技术进步快些，有的行业技术进步慢些，所以等量价值中包含的使用价值的量时时在发生变化，而排除价值革命这一变化恰恰是资本循环的条件。所以正如人的生理学研究同时可以揭示生命的死亡机制一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理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实际上也是旨在揭示其死亡机制。所以，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无法解决投资结构问题的，它必然以周期性的危机为代价，直至其灭亡。
四、总量与投资率问题
投资的总量与投资率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总量问题是按照凯恩斯理论提出的一个问题，含义是如何使宏观经济中投资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而投资率问题在理论上是一个增长经济学问题。在实践上，我国经济多年来面临的一个问题，主要指积累率或投资率过高，或者说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如何使国民经济中的投资达到适宜的水平。
（一）凯恩斯及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经济学是在1929年那样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背景下产生的，针对的首先是他所说的古典经济学。
正如凯恩斯本人所言，在这里他犯了一个术语的错误。古典经济学这一概念是马克思提出的，而按照马克思的定义，所谓古典经济学，在英国是指配第、斯密至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在法国是指从布阿尔吉尔贝尔至西斯蒙第的经济学说，而凯恩斯所说的古典经济学，实际指的是在他之前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在内的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
凯恩斯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投资理论提出，决定消费（因而也是储蓄，储蓄表现为消费支出的剩余项）的是收入水平，而不是什么时间偏好，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储蓄会增加。而支配资本家投资的动机则是对资本边际效率的预期。凯恩斯引入了灵活偏好的概念，认为利率是对放弃流动性或在某一时期储藏货币的报偿。流动性偏好比储蓄对利率更有影响。
凯恩斯的结论是市场自发的作用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他开出的药方就是政府干预，特别是对投资的干预。他的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是：“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以致经常有后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凯恩斯是社会主义者吗？”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当然不是。列宁把凯恩斯称为是“一个人所共知的资产者，布尔什维主义的死敌”。那么，凯恩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原因主要就是，他认为，靠市场自发的调节，无法使投资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从而把投资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性作为一个宏观经济问题确定下来。
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导致了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在他以后，虽然产生了不同的学派，比如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尽管他们在结论方面各持己说，但他们都要面对凯恩斯提出的那些问题，用科学哲学的语言，他们同属一个理论范式。在这个理论范式中，投资的总量问题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二）投资率问题
投资虽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但是并不能因此得出投资率愈高愈好的结论。原因是，首先，从整个再生产的循环过程看，投入与产出的物质规律决定了生产与消费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原因在于，投资的二重性，它既是当期的需求，在这一意义上，它是最终需求，但它又是未来的供给，在这一意义上，它只能算作中间产品，而生产的最终目的只能是消费。其次，从纯粹经济学角度即经济效果角度看，如果把国民整体福利最大作为生产的目的，那么，过高的投资率将会使经济效果下降。关于这一点，增长理论中的拉姆齐模型已经给出了证明。最后，事实和理论都表明，消费不足是产生泡沫的重要宏观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出现过的大起大落基本都可以归结为投资规模的膨胀，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似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难以克服的一个顽症。
所以，如何保持适度投资率是投资管理体制面临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