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看，工业化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起步是一个共同现象。也就是说，在工业化的初期，企业总是倾向于大量使用廉价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规模，尽快进行资本积累。因此，高投入、高消耗、追求高增长率和大规模生产，是这一阶段工业增长的显著特点。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初期，除了上述特点外，往往还表现出以直接模仿方式，从低端产业或低端产业环节进入获得成熟工业技术、因循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路线，以及对资源的高度依赖等特点。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必然具有类似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共性。
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具有极大国情特殊性的发展中国家。其工业化进程还具有一些非常独特的个性（参阅金碚，2005）。中国工业化分为两个特点分明的时期，即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时期和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计划经济的性质决定了经济增长的粗放性，在此不必详细讨论。本文主要讨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增长表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加速经济增长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由于思想的解放，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经济领域中意识形态的最大变化是确立了追求收入、利润、财富的正当性。于是，“发展是硬道理”、“时间就是金钱”、“企业利润最大化”、“效率优先”成为基本的经济行为理念。从而给经济主体注入了极大的发展欲望和内在动力，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充满强大的活力。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市场经济体制逐步代替了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主体从被动接受计划指令转变为极为迫切地寻找和争取到自己的市场生存空间和发展领域。对国家的“等、靠、要”意识转变为自己负责、自我发展的意识，求成求富求业绩的进取心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于是，个人、企业和政府都进入“短线竞争”状态，即力图在比较短的时期内改变贫困状态，以短期内可以见效的手段争取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整个社会充满着尽快“初见成效”和“大见成效”的迫切心情，希望“有水快流”式地达到立竿见影式的成就。因此，“血拼”式竞争和政府直接参与的地区竞赛成为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显著特点。
在市场机制调节的竞争中，利用“比较优势”和顺应“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法则是最基本的行为表现。在我国当前的工业化阶段，如果没有限制地利用“比较优势”，把“优势”发挥到极端，适应血拼式竞争者方可生存，那么，粗放式增长方式就是必然的选择。因为，目前我国各方面的条件（包括税收制度等）都更适应于粗放式经济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不择手段”和“不惜代价”的性质，这同血拼式竞争具有相同的逻辑。短期内的“业绩”是显著的，但代价也是相当大的。
特别是，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竞争不仅是企业间竞争，更大程度上是政府直接参与的地区间竞争。地区间竞争的基本规律是，“最大限度利用不可流动的要素（降低价格）去吸纳可流动要素”。不可流动的要素主要是：税收、基础设施、土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可流动的要素主要是：资本、企业家、技术等，在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性也较强。
值得注意的是，不可流动要素的“价格”通常是由政府决定的，至少是受政府直接干预的，所以，当政府成为地区间竞争的重要参与者时，各地区间不可流动要素竞相降价的血拼式竞争就成为普遍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减税优惠、低地价、低价资源、低劳动保障、低环保标准。这样，当地区成为竞争主体时（其表现是地区间的GDP竞赛、“地区或城市竞争力”竞赛，或“率先”竞争），就不可避免地加剧以低价格要素大量投入为基本特点的经济增长的粗放性。
我们曾经指出，几乎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经历过粗放式增长的阶段。这是因为，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粗放式增长有其历史的理由（参阅金碚，2005）：粗放式增长可以利用低价格资源获得产品的成本价格优势。利用低价格的资源对于使用者可以提高其竞争力，而对于资源的供应者则是需求的来源。由一定时期的技术条件所决定，当资源物质的机会成本很低时，大量使用资源，具有短期的经济合理性。资源物质的价值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提高的，没有工业发展，地球上的任何物质都不是高价值的资源。开发技术的昂贵性和耗时性，甚至一定时期内的技术不可得性，使得在一定时期内“用资源替代技术”，成为获得竞争力的手段。技术的进步依赖于工业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而工业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需要有资源的消费。从这一意义上说，短期的消耗资源是将来高效率利用资源的基础。所以，如果某种资源在消耗枯竭之前就可以发现或发明更经济的替代资源，则尽量使用该种资源以获得竞争力优势就成为一种理性行为。
粗放式增长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具有存在的理由，但为了工业竞争力而付出更多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毕竟是工业发展的低级阶段的特征。如果不能实现向高级阶段的转变，在经济和技术条件已经具备，或者经过努力已经可以达到时，仍然采用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则是没有前途的，而且也背离了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