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的形象自古深入人心，或是为她的命途多舛而不胜唏嘘，或是为她的作假矫情而哑言失笑，再或是为她终获真爱而欢欣鼓舞，感同身受。多少年来，莺莺形象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那些未能成就真爱的少女们不胜向往、羡慕的对象，甚至于成为了自由婚姻的形象代言者。王实甫在塑造莺莺形象的时候，首先是通过多层次、多角度，运用极为优美，极具雕塑性的语言反复描写了莺莺的形体以及外貌之美。作者如此不惜笔墨地渲染莺莺的外在美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作品“唯情是举”的主题呢？细细想来，在这么一个思想束缚，禁欲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所有的婚姻都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人的情感已经是被压抑到了极点，人们根本没有机会去了解异性的内在美，所有真实情感的发生无不是建立在一见钟情的基础上的，有了这个前提，男女双方才有可能去相互了解，真心爱慕。这是一个时代婚姻制度所造成的，我们自不必苛求古人能用超越时代的眼光去处理一出爱情喜剧。况且在张生笃定的认为莺莺正是自己所找寻的“可意种”的时候，我们也才有机会进一步地去体味莺莺所带给我们的内在美。
莺莺的内在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她知书达理、口出成章，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在作品中我们看到莺莺即兴赋诗，同张生联诗唱和，都说明了莺莺的才情。王实甫就莺莺文采的描写并不是可有可无，这对于张生与莺莺感情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通过诗词的互通款曲，二人也就很难有后来的结合了。莺莺本身是一个矜持的贵族小姐，对于红娘始终怀有戒心，而诗词的相互唱和使得莺莺可以将炽热的情感倾泻而出，且不虞为读书不多的红娘所察觉，因此诗词唱和于张生莺莺之间其实是起到了一种隐性的“红娘”作用，为二人搭构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此外，相似的文化结构也是二人两情相悦的精神平台，而相互爱慕两情相悦正是自由婚姻的内核。因此，作者对于莺莺的才情渲染除了让读者觉得人物形象更加完美外，也是剧情发展所必需的。
莺莺内在美所表现的第二个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其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反抗意识以及对于功名利禄、仕途经济的不屑。在这样一个思想扭曲、情感压抑的时代敢于对礼教束缚、婚姻包办说不，敢于漠视门第观念，坚定地将“情”字置于名利之上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勇气。在思想、情感被严酷钳制的社会背景下，青年男女想通过相互爱慕实现以爱情为纽带的自由婚姻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家族统治者的手中。正如《诗经·南山》中所说：“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莺莺正是生长于这样的环境中，其出身名门和相国小姐的身份已经注定了她的命运。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大家闺秀的身上体现出了一种令人震撼的反抗力量，用自己熊熊的爱情火焰焚烧了封建婚姻的枷锁。当莺莺在第一次见到张生时的回眸一瞥就已经在昭示一种反抗意识的滋生，最起码这是一次对于“非礼勿视”的反抗。一个深闺未嫁的女子偷瞥一名年轻男子，在当时的礼教制度下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非常武断地说这时的莺莺已经决定要做些什么了，其实这一瞥里包含的有很大的好奇的成分。莺莺一直是生活在一个阴性环境中（包括普救寺中的诸多僧众），而本身又到了情窦初开、少女怀春的年纪，陡然一名陌生的年轻男子闯入了自己本来貌似平静的生活中来，生出好奇之心也是在所难免的，而回眸一瞥也许只是这种强烈好奇心驱使下的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但正是这样的一种无意识行为坚定了张生抛却功名，追求莺莺的决心，同时也开启了少女的心门，可以看作是日后有意识反抗的先声。当莺莺听到红娘转述的张生一番傻里傻气的自报家门后特地吩咐红娘“休对夫人说”，心地玲珑的莺莺又岂能不明白张生这种恨不得连祖宗八代都招出来的自我介绍是何用意呢？但又不便对红娘细讲，淡淡地一语带过，但自佛殿偶遇后的心思此时已凸显圭角，爱情的种子在莺莺心中已开始悄悄发芽，而为追求个人幸福的反抗意识也由此开始慢慢萌生。到了《联吟》一折时，莺莺已经表现得十分大胆了。在这样一个寂寂无人的夜晚，且正在烧香为先人以及老母祝福祈愿，拜求神灵庇佑的场合却与一个仅有“半面”之缘的青年男子联诗唱和，还将自己的少女心事和盘托出。张生听到莺莺的心声后精神大振，拽起罗裙就要与莺莺相会，而莺莺呢则赔着笑脸儿相迎。如果不是红娘搅局，怕此时二人就要执手相望，互诉衷肠了。按说莺莺自小便受到严格的封建礼教思想的灌输，“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大概是不会不知的。而此时莺莺联吟唱和、笑脸相迎的作为早就超出了一个深闺淑女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了。在爱情的感召下，那颗寂寞已久的心也似乎要破茧欲出了。在《闹斋》中，两个都死了父亲的孝子孝女更是在貌似庄严的法会超度现场眉来眼去，眉目传情。也就是说随着莺莺与张生见面次数的增多，其行为的叛逆程度也在随之加深，对于自由爱情的渴望在不断增强，反抗的意识也在一步步地觉醒。莺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的逐步变化，使得后面其传书递简约会张生也就显得并不突兀了。到此，张生与莺莺的爱情也就到了第一个高潮，但高潮的到来似乎也预示着二人的爱情发展已暂时走进了死胡同，要想解开这个结必须出现新的冲突，为张生身份的地下转地上提供可能。孙飞虎的出现替张生和莺莺解决了大问题，这才有了后来的赖婚。经过赖婚一折，莺莺满腔怨气无处发泄，且变得更加谨慎。但对于张生的情感非但未曾衰退，且与日俱增。在看到张生托红娘带来的书简后自是满心欢喜，更是借口要训责张生使红娘给其送去了《明月三五夜》一诗，明确地告诉他要于当夜私会西厢。这是崔张二人爱情的第二次高潮。但最终由于莺莺对红娘的猜忌，再加上张生笨头笨脑不解莺莺说谎传书的真正意图才最终未能成行。可不难看出，此时的莺莺对于张生的感情已是非常深沉，不然也不会约他深夜私会。但二人共同追求幸福的道路却仅是刚刚开始，此时影响莺莺的主要因素是对老夫人的忌惮和对红娘的不信任，也就是说莺莺的反抗意识仍要不断加强，敢于突破上述藩篱才能得到渴望的爱情。在随后二人爱情的第三次高潮中，莺莺终于突破了一切精神枷锁的束缚，大胆与张生私合，使其性格的叛逆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点。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莺莺的反抗意识并不是如李千金一般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它是隐藏在内心深处，并且正被所谓社会正统观念的封建礼教思想一点点地侵蚀、磨灭。如果不是张生的出现点燃了她心中的爱情火焰，或许莺莺的一生就会同千千万万的女子一样，听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熄灭掉心中最后那一抹自我意识。因此，莺莺的反抗意识是在与张生二人情意渐浓，爱情渴望不断高炽的过程中一步步形成的，在这期间她有过犹豫，有过彷徨，有过挣扎，而剧中关于莺莺的“作假”正是莺莺既渴望爱情又拘于礼法的矛盾纠葛下的产物。如《闹简》《赖简》两折中莺莺几次三番的出尔反尔，将呆头呆脑的张生搞得死去活来。说明了像莺莺这样一个深受礼教熏染的贵族女子尽管内心深处迫切地想要得到爱情雨露的滋润，但真正需要去行动的时候却又瞻前顾后，举步维艰。但这倒也并不是反映了莺莺的软弱、犹疑，而是体现出了她的反抗意识在慢慢滋生，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艰难、曲折。
除了莺莺逐步觉醒的反抗意识之外，她身上中所体现出的不重门第、蔑视功名、情字为先的思想也是值得我们感动、赞赏、尊敬的。虽说到了唐代之时，南朝所形成的士族庶族绝不通婚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还是深深地影响着此时的婚姻制度，出身是择偶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考虑因素。莺莺出身贵族，父亲官拜相国，虽说已丧，但家族的地位、势力并没有完全失去。而张生就不同了，他虽然也是尚书之子，但奈何父亲早丧，现在已经沦落为一介书剑飘零的白衣书生了，二人结合，断断是说不上门当户对的，这也是老夫人许婚再赖婚的一个主要原因。但莺莺却对母亲的所作所为深表不满，甚至在内心里诅咒母亲是一个“口不应心的狠毒娘”。当莺莺看到张生由于自己的原因大病卧床之时，毅然冲破了礼教的束缚，以身相许，义无反顾地投入情郎的怀抱。认为“如顾小行，受小节，误兄之命，未为德也”。这样的思想在一个视男女私会如同洪水猛兽一般的社会中显得如此的难能可贵。而在《送别》中，莺莺所表现出的蔑视功名利禄更是体现了她的人格美。在莺莺的思想中，永远是把“情”放在第一位的，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为了自己并不看重的功名却把两个有情人硬生生地拆分两下里，莺莺颇觉不值：
[朝天子]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眼面前茶饭怕不待要吃，恨塞满愁肠胃。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两下里。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
她着重向张生强调“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这和老夫人的“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就是说莺莺所追求的并不是夫荣妻贵的生活，她渴望的只是两情相悦，能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莺莺的这种情字为先的爱情观在这样一个处处受到束缚钳制、人人渴望平步青云的时代里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啊，不容她不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对爱情充满憧憬渴望的年轻人，成为了多少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子心目中的审美标准。
总之，崔莺莺的完美形象是王实甫的天才产物。在所有的元杂剧作品中，如崔莺莺这般人物塑造如此生动传神，心理描绘如此细致深刻，人物形象如此深入人心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