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必须要讲究场合
说话人的言辞表达，不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的，必须加以选择。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就是这个道理。同一句话，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可以说；但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就不一定可以说，不可以说而说了，就可能影响交际效果，甚至出乱子。
说话必须要讲究场合，不注意这点，说一些不适宜场合气氛情境的话，往往与初衷适得其反。
说话场合有不该说的场合与该说的场合之分：
不该说的场合
一个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言语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有一副好口才，能言善辩，应对如流，确实能够展示自己的风度、才干，获得交往的预期效果。
但是，在许多场合，好口才却不能派上用场，甚至还会产生副作用，反而于交往不利。这时，来他个缄口不言——闭着嘴巴不说话，反倒更利于与人打交道，更能收到交往的预期效果。这就是不该说的场合。
例如，在一个人情绪失控的场合下，任何话语的安慰都难以使当事人接受，不如等他冷静下来，恢复了理智，再同他交谈为好。
在丧葬场合，说任何喜乐的话、玩笑的话，都会引起当事人的不满；安慰丧亲的不幸者，急于劝阻对方恸哭的话也是没有作用的，强烈的悲痛如巨石积压在心头，愈压愈重，不吐不快，让其宣泄、释放出来，反而有利于较快恢复心理平衡和平静的状态。
葛力内在一次会议中对一项决议投了反对票；这个政党的领袖来到他的办公室，指责他是本党的叛徒，企图破坏该党组织。
葛力内正在写稿，见他进来时并没抬头，好像不知道他就在身旁。来人见葛力内如此冷淡，更是火上加油，越发生气，于是对葛力内辱骂起来。可是，葛力内就是不予理睬，依旧默默地写着他的东西。
来人无可奈何，绕着葛力内的桌子兜了一圈，回到原位，又滔滔不绝重说了一遍。虽然来人几番重复这套盛气凌人的指责，葛力内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活。直到来人词穷怒息准备离去，葛力内才慢慢地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来，轻轻地一笑，丢过去一个得意的眼色，说：“干嘛那么着急走啊？回来尽情地发泄吧！”
有些人遇到麻烦的时候，常常喋喋不休，唠叨不止，殊不知这样正好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处在尴尬情况下，与其聒噪不停，甚至说错话，倒不如保持沉默。宋代词人黄升在他的《鹧鸪天》词中这样说：“风流不在谈锋盛，袖手无言味正长。”这是不无道理的。庄子曾经说过：“大辩不言”，“至人之用心若境，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意思就是：最有口才的人，往往表现在善于闭着嘴巴不说话。其心里像镜子一样明亮，虽然清晰地映照着事物，但却任事物来去而不加以迎送。因此，能够自如地应接事物而不劳心神，最终战胜事物而自己却无任何损伤。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人际交往的效果，是不能笼统地以“说”与“不说”这一形式简单衡量的。“说”与“不说”，从表面看来，是两个互为矛盾的概念，就其实质而言，二者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为了获得最理想的交往效果。但从人的接受心理来看，从说话的场合来看，有时“不说”却能收到“说”所不能收到的特殊效果。
“不说”，不是不会“说”，而是会说却不说。它是为了某种需要而有意为之的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在特定场合下的办事、交际的策略。事实上，在特定场合下，它是一种更好的进攻方式。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管是哪一种“说”——聊天、座谈、辩论、询问、质疑、发言、讲课等等，对言者来讲，都是以声音这一物质形式对听者施加刺激。这种刺激被听者感知以后，会迅速产生理解的反射，继而作出决断，促成自己应对的行为。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就是这种应对行为；于是俗话中就有了“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之说。
反过来，交往之中如果本该说时却偏偏不说，这就等于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掩藏起来，让对方感到莫测高深，也就无从产生理解的反射。并且还会让对方在心理上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引起一系列的疑问和猜测：是默认、赞许、同情、反对、胆怯、恐惧、轻视、尊重、怀疑、动摇、铁心、抗拒？由于对方的沉默不语，自己什么都无法知道，于是引起自身的不安、惶恐、烦躁，导致自信的丧失，情绪的低落，意志的动摇，斗志的锐减。
老子“大辩若讷”的看法正是由此而来。他认为，越是善言，就应该越要让人感到不善言，木讷，这才是说话的高明之处。孔子向他请教，他也这样告诫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因此，孔夫子也有了“君子讷于言”的认识。
“不说”确是人际交往中言语运用的一件法宝。那么，在哪些情况下应当不说呢？
（1）在对方提出无理要求而且迫不及待之时。
（2）面对无休止的纠缠之时。
（3）面对恶意挑衅之时。
（4）面对狂躁、震怒之时。
（5）当下属或孩子有小过错，且又有所醒悟之时。
（6）当听众精力分散、窃窃私语之时。
（7）不速之客来访，久坐不去，而自己又无时间与之闲侃之时。
（8）对问题不便明确表态之时。
（9）向别人请教之时。
（10）听到有人指责、批评自己之时。
该说的场合
该说的场合就是言语交际者在某种时间、地点、对象面前，可以说，应当说，必须说。
这种场合需要把握的是：究竟应该怎样说，说话的分寸在这里很重要。如果说得不好——深了、浅了、轻了、重了、庄了、谐了、喜了、忧了，都会影响交际效果。比如：结婚、过生日、乔迁、庆功、表彰、剪彩等场合，表达的只能是愉悦、欢快、祝贺、颂扬性的；奔丧、吊唁、追悼等场合，表达的只能是沉痛、悲哀、忧戚、肃穆性的；探病、问安、拜望等场合，表达的只能是宽慰、祝愿、企望、仰慕性的；群众集会，表达的只能是庄重、严肃性的；私人交谈，表达只能是轻松、随和、自由性的。对该说的场合的选择，有两种情况：
（1）说话者本来没有想说的意思，可现场情况逼得你不能不说，如果不说，盛情难却，不好下台。
（2）如果不说，自己或自己组织的权益、名誉就要遭受损害；如果不说，正义不能伸张，邪恶不能压制。
如你在某个地点突然听到有人正在肆无忌惮地侮辱造谣、诽谤你或你的亲人、你的组织，你就不能不予以反驳：
大汉奸汪精卫有一个被称为“女狂人”的性格乖戾狂暴的老婆——陈璧君。说她又狂又怪：实在一点不过分：她会对上门的客人颐指气使，让客人给她拿这拿那，要客人低三下四地侍候她；她会叫汪精卫的秘书去做那些老妈子丫头们做的事，例如买出恭用的草纸。有时，她怪脾气一发，就非得要那些秘书老爷们亲自出台，立即办到不可。她甚至会当着许多客人的面，大叫一声：“我要吐痰了，秘书快为我捧痰盂来！”要是秘书出手稍迟一点，就会遭她臭骂一顿，骂人时手指会直指对方的鼻子。更有甚者，有时竟至于做出要客人为她捧痰盂，让她吐痰的事来。如果客人不答应，她非骂他个狗血喷头不可，连祖宗八代也会骂到。
有一次，这“女狂人”的“狂”性竟发到革命元勋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的头上来了。那次，何香凝正在汪家与陈璧君交谈，陈忽然喉咙发痒，想要吐痰，居然随口而出，狂妄无忌地对何香凝大声喝道：“拿痰盂来，老娘要吐痰了！”被国人尊称为革命母亲的德高望重的何香凝，性格刚烈，怎能受此奇辱！”她满面怒色，拍案而起，厉声痛骂道：“你是个什么东西，竟要我为你捧痰盂！”“女狂人”热昏了的头脑，像被泼上一盆冷水，面对正义凛然、气宇轩昂的何香凝愣住了。
何香凝双目圆睁，用手直指惊呆了的“女狂人”的鼻子，来个“以牙还牙”，学着陈璧君的腔调，声色俱厉地大喝一声：“我要吐痰了！陈璧君你快为我捧痰盂来！”这话如同一声惊雷，惊得陈璧君呆若木鸡，双眼直竖，两手发抖，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何香凝紧迫不放，提高嗓门，加重语气，严厉地说道：“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这样放肆？老实说，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我都有资格要你做这事！快去！”
陈璧君尽管“狂”，这时却被何香凝声色俱厉的痛斥慑服了。她哭丧着脸，惶惶如丧家之犬，连哭带叫地溜走了。
陈璧君真是性格乖戾、骄横的“女狂人”，她目空一切，目无尊长，役使一切人甚至包括客人，连对德高望重的革命母亲何香凝也敢放肆，真是狂妄至极。面对陈璧君的高喝，何香凝虽然痛骂了一句，打了对方一个下马威，但觉得还不解气，还模仿对方的腔调和语气，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地大喝一声，并且声色俱厉，严词训斥，既极度蔑视对方，又抬出了自身的威望和资历，从而慑服了对方。由此可见，面对一些头脑发昏、狂妄至极者，应采用强硬的态度，严厉的言辞，予以坚决的反击。
一般说来，在非正式、非公开场合，如家人、夫妻、密友之间的私人交谈，街坊邻里茶余饭后的品茗闲聊，三朋四友酒席宴上的横扯竖侃，师生同事邂逅相遇的问候致意，可以随便一些，轻松一些，措辞不必那么讲究，即或出点格，也无妨。而在正式、公开场合，如做报告、演讲、谈判、辩论、会议发言、答记者问、主持节目、讲课，以及外事活动等等情况下，就应严肃、认真，尽量选准词语，把握分寸，绝不可信口开河，胡言乱语。特别是有身份、有地位、有影响的人，在这种场合更应注意。
说话看对象
人们说任何一句话，都希望能够对听话人产生作用和影响。但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由于听话对象不同，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
听话对象的不同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民族、地域、性别、年龄、职业、文化、修养、阅历、性格等诸多方面。同一句话，有的人能够听得懂，也有人干脆听不懂。有的人可能只听明白了本意，也有人可能听出了弦外之音；同一个意思，有人领会为褒，也有人可能领会为贬。所以，我们说，只有语言的接受对象——即听话人才能检验说话者的表达效果。因此，对说话者来说，要想达到某种表达效果，就必须区分接受对象。根据不同的接受对象施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
春秋时郑国著名学者邓折针对这个问题还专门写了一篇谈辩说形式的《转辞》，主张“依类辩故”。他明确指出：“夫言之术，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豪；与贫者言，依于利；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说。”他的意思就是：在辩、说的时候，要区分不同对象的不同情况而采用不同的表达形式。可见区分对象对表达的重要。
著名作家丁玲有一部反映我国建国前解放区土改斗争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中有一个土改工作组长文采。此人嗓音清亮，谈笑风生，做过大学教授，学问渊博，能说善道。他到暖水屯后，决定对村民作一次演讲，以发动他们积极投入土改斗争。盼望已久的农民们都想好好听听工作组长对大家都不熟悉的土改，究竟是个什么说法，很早就挤满了小学堂。见听众热情，文采兴致也很高，便拉开嗓门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自掌灯开始，迄雄鸡三唱，还意犹未尽。再看下面的听众呢？大多梦了周公；要不是大门口有民兵持枪守候，恐怕早已逃得一干二净。有干部悄悄提醒文采：天快亮了，群众还得下地干活。他这才带着遗憾，宣布散会，嘴里还不断沾沾自喜日：“详尽，透辟！”这一整夜，工作组长到底讲了些啥？谁也说不出。总算还有人记得一句：“猴子会变人！”自然，发动群众的愿望完全落空了。
看似演讲高手的文采，为什么演讲会失败？原因就在于他不区分对象而盲目表达。他的演讲，如果是在大学里针对学生，可能还很适合。但当时，他的对象是渴望翻身的农民。对这些农民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党的土改方针、政策；最急于知道的是本村的土改方法；最记挂的是粮食的分配、负担的摊派；最不放心的是还没有向地主算账。然而，这些都被文采忽略而未予表达，其失败理所当然。
虽然文采只是一个塑造的人物，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不选择接受对象，不区分对象的不同情况，而盲目表达的现象并不鲜见。特别是一些领导在群众性场合的应景讲话，在哪里都是空话、套话，不仅达不到效果，而且往往引起听众的反感。
林肯1863年11月19日在美国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说，之所以被誉为“演说无价之宝”，就在于这一演说是紧扣听众而发的。
区分接受对象可以从许多方面着手，主要的有：
看性别
不同性别，对言辞的接受也有差别。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说：“男人靠眼睛来爱，女人靠耳朵来爱。”这就指出性别对于接受是有影响的。无论是言辞涉及的内容，还是言辞表达的程度、声调都如此。
在现实生活的社交场合、会议间隙、公益活动中，人们在礼节性的互致问候之后，往往喜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聚在一起交谈。而这三个、五个的，又总是按性别组合的——男士与男士侃，女士与女士谈。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男士的话题大而广，女士的话题小而狭。一般说来，男士爱谈的是时事、政治、法律、体育、文化、社会问题、经济动向等；而女士爱谈的则是服饰、孩子、丈夫，日常经济，消费心得，风流艳闻等。说话者必须依据性别选择说话内容，努力使自己的言辞吻合接受者性别的需求。
在说话者言辞接受的程度上，一般说来，男士较能承受率直、干脆、粗放、量重的话语；而女士则喜欢委婉、轻柔、细腻、量轻的话语。说话者必须依据接受对象的性别，选择自己的表达方式与程度。
在通常情况下，说话者如果是男士，而接受者又并非自己的妻”子、恋人或关系很密切的姐妹，那么，言辞就应当严格把握分寸，在内容上、方式上都要充分注意女性的接受特点。一些可以向男士说的话，就不一定能对女士说；一些可以向男士使用的表达方式，就不一定可以用之于女士。
例如，对于陌生或不太熟悉的女性，就不宜轻率地询问她的年龄，也不应贸然询问她的家庭住址及家庭情况。即使是那些十分熟悉的女性，也切忌因某事而讪笑人家，更不能说其他女性的坏话。
对男性，说得随便一些、重一些、粗放一些、甚至偶尔带点骂辞也无多大关系；但对女性就不能这样，并且涉及性、爱的话题，要力求回避。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个别谈话，以及开玩笑、逗趣之时，就更要注意区别使用适宜的言辞。
懂心理学的管理者还善于根据男女性别心理上的差异巧妙说话，从而顺利地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
对于“老”字，男人一般觉得没多大关系；但若说某位女性年龄大、老，她会非常不悦。
冬天，在电影院里，常有年轻女观众入场后不脱帽子，影响后面的观众观看。为此，放映员多次广播：“影片放映时请不要戴帽子。”但许多人依然我行我素，不予理睬。后来，放映员干脆说：“本影院为了照顾年老体弱的女观众，允许她们照常戴帽子，不必摘下。”结果，所有戴帽子的女性全摘下帽子，因为她们都不愿意让别人认为自己是衰老之人。
看教养层次
教养是指接受对象的一般文化和品德水准。包括文化程度、知识积累、生活阅历、涵养气度等。教养层次不同，对说话者言辞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有些话说出来，甲听得懂，理解得了，乙却可能听不懂，理解不了，像前文所说的作家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人物——工作组组长文采的演讲，就是没有区分接受对象的教养层次和实际需求，而致使“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所以说话者在进行言辞表达时，要认清自己的接受对象教养层次如何，盲目表达不仅达不到说话的目的，甚至会弄巧成拙，贻笑大方。
看性格
人各有其情，各有其性。言辞表达的内容与方式必须因人而异，符合接受对象的脾气、性格，才有可能产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果。
性格外向的人易于“喜形于色”，性格内向的人多半“沉默寡言”。同性格外向的人谈话，你可以侃侃而谈；同性格内向的人谈话，则应注意循循善诱。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注意针对学生的不同性格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有一次，孔子的学生仲由问：“听到了，就去干吗？”孔子回答说：“不能。”另一个学生冉求也问：“听到了，就去干吗？”孔子说：“干吧！”公西华听了有些疑惑，就问孔子：“两个人问题相同，而你的回答却相反。我有点儿糊涂，想来请教。”孔子答：“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意思是，冉求平时做事好退缩，所以我给他壮胆；仲由好胜，胆大勇为，所以我要劝阻他）可见，孔子诲人并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因人而异，特别注意学生的性格特征的。日常生活、公关活动等各方面的交谈也要注意这一点。
看对方心境
心境通俗地称为心情，是一种比较持久的、难言的，但能影响人的整个精神活动的情绪状态。大家知道，在听觉方面，声波在耳蜗内转变成一种可供神经系统使用的密码。通过神经系统的处理，听者就把这些编了码的信号感知为能够表达说话者意思的词汇。既然听者要将接受到的信息通过神经系统处理，那么，听者的心境，必然影响到语言的交流效果。
人际交流中经常会有“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的情况，说话不注意洞察对方的心理状态，往往会发生意外的问题。《红楼梦》第八十三回写到大观园中一个婆子教训自己的外孙女：“你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个什么东西，来这园子里头混搅！”这话恰好被黛玉听到，她误认为婆子是指桑骂槐在骂她，于是大叫一声道：“这里住不得了！”直气得“两眼反插上去”。婆子的话本来是不让外孙女到大观园中来，但黛玉不这么想。她的那种寄人篱下的特定处境和心态使她产生了误会。所以，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听来感受完全不同。
看文化背景
随着社交范围的不断扩大，我们的交际对象也将会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要适应交际的广泛性，就要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说话的特点，使我们说出来的话与特定的文化背景协调一致。
拿交际场合的称呼语来说，受文化背景的制约就十分明显：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称呼习惯，能使交际对象产生良好的心理效应。如英美人习惯称已婚妇女为“夫人”，未婚女子为“小姐”，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一般统称为“女士”。如果错称已婚者为“小姐”，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一般会被谅解：因为，西方女性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错误”。但是，在日本，妇女一般不称“女士”、“小姐”，而称“先生”，如“中岛京子先生”。
再比如，我们常说“炎黄子孙”，这对港台同胞、海外侨胞很恰当，但对国内兄弟民族说“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人家就不同意，蒙族人会说：“我是乌桓的子孙。”在西方，你对一位姑娘说：“小姐，你长得很漂亮！”她听了格外高兴；而在我国，如果跟年轻姑娘也说这句话，对方说不定会大为恼火。显然，说话不考虑文化背景也是不得体的。
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为了向外国人宣传中国人爱好和平，决定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越剧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为此，工作人员专门准备了一份厚达16页的说明书。周总理看了后批评说：“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后来周总理建议说：“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句话果然奏效，赢得了外国朋友的赞赏。
在现实交往中，从我国现阶段国情看，如果接受对象为一般文化程度不高、知识欠丰富者；或一时尚不能确定其教养程度时，所表达的言辞，应力求通俗化、大众化；那种故作深沉、吊书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说话要看身份
身份不同，说话必须有所不同。对待上级要严肃恭敬，对待下级要亲切关怀。对待不同文化层次的公众也要讲究不同的说话策略。这样，才有可能达到自己的交流目的。
身份包括接受对象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职业。一般来说，不要对一个无职业的人，去传授什么领导艺术；对一个中小学生，去谈什么计划生育；对一个建筑工人，去介绍什么养殖技术。一个学术会议，与会者都是专家、教授，而你仅仅是一个刚入门的初学者，却在会上夸夸其谈，就不恰当；一个领导办公会，与会者都是领导人，如果你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却在那里指手画脚，就不应该。
区分身份，这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重要的。比如一位年轻人路遇长者、前辈，打招呼说：“嗨，老兄，哪去？”这就未尊重接受者的身份。同样，一个小孩子过生日，作为其父母的同事、朋友被邀去做客，他致祝辞说：“衷心祝你健康长寿！”这就抬高了听话人的身份；对你的直接上司你直呼“老李”、“老赵”或其姓名，就不适宜；对从事任何职业的人都一概称之为“师傅”也属不当。
《世说新语》有这么一则故事：有个叫许允的人在吏部做官，提拔了很多同乡人。魏明帝察觉之后，便派虎贲卫士去抓他。
他的妻子赶出来告诫他说：“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让他向皇帝申明道理，而不要寄希望于哀情求饶。
于是，当魏明帝审讯许允的时候，许允直率地回答说：“陛下规定的用人原则是‘举尔所知’，我的同乡我最了解，请陛下考察他们是否合格，如果不称职，臣愿受处罚。”
魏明帝派人考察许允提拔的同乡，他们倒都很称职，于是将许允释放了，还赏了一套新衣服。
许允提拔同乡，是根据封建王朝制定的个人荐举制的任官制度。不管此举妥不妥当，它都合乎皇帝认可的“理”。许允的妻子深知跟皇帝打交道，难于求情，却可以“理”相争，于是叮嘱许允以“举尔所知”和用人称职之“理”，来抵消提拔同乡、结党营私之嫌。这可以说是善于根据说话对象的身份来选择说话的绝好例子。
再比如，与上司说话，或是探讨工作，就应该尽量用“请教”的语气。向上司多请教工作方法，多讨教办事经验，他会觉得你尊重他，看得起他。所以，在工作中，在办事过程中，即使你全都懂，也要装出有不明白的地方，然后主动去问上司：“关于这事，我不太了解，应该如何办？”或“这件事依我看来这样做比较好，不知局长有何高见？”
上司一定会很高兴地说：“嗯，就照这样做！”或“这个地方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或“大体这样就好了！”如此一来，我们不但会减少错误，上司也会感到自身的价值，有了他的帮助和支持，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
此外，说话人在一定的场合下，还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一旦说出与自己身份不符的话，定会遭人非议和厌烦。
某年上海电视台举办了一个江、浙、沪越剧演唱大奖赛。经过激烈的争夺，一位越剧新秀一举夺魁。他在致答谢词的时候说：“今天，我捞到了第一名……”，“捞”字一出口，全场哗然。在这种场合如此说话，不注意自己的身份，只会给人以粗俗浅陋之感，致使他的“新秀”形象顿时在观众的心目中暗淡了许多：此人后来就是因为口才不佳而使自己的事业蒙受了挫折。
一位大学生毕业分到一家工厂，起初很得领导赏识，但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车间主任就对他越来越来冷淡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其中的原委。经一位好心师傅点拨，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刚走出学校，讲话爱用术语。什么“程序化”、“控制论”、“结构定向”等。而车间主任是个中专毕业生，最烦别人在他面前咬文嚼字，卖弄学识。这位大学生无形中触到了领导的“自卑感”，而致使自己处于不利位置。
在一定的场合，说话人不但要考虑自己与对方的身份，还要考虑对方与自己的亲疏关系。
在一次修辞学会的年会上，学会负责人第一个作学术报告。他在开场白中说：“先让我这个老猴耍一耍，然后你们中猴、小猴耍。我老猴肯定耍不过你们中猴、小猴，不过总得带个头吧！”代表们听了觉得有意思。报告人年近古稀，又是修辞学会的会长，资格老，跟到会的中青年代表都很熟悉。他把自己比作老猴，把别人比作中猴、小猴既恰当，又风趣。真是“庄谐杂出，四座皆春”。如果一位脱颖而出的年轻人也说类似的话，比方说：“我是一个小猴，先让我来耍一耍，然后你们中猴、老猴耍。”听的人就会很是反感。
与人说话、交流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办好事情。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身份不同，对言辞的接受也不同。因此，说话者在言辞表达时，应当区分接受者的身份。与不同身份的人办事必须有不同的说话策略。这样，针对性强，办事的成功率往往就高。
说话看时机
“言贵精当，更贵适时。”能否把握好说话的时机，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说话效果和交流效果。所谓时机，就是指双方能谈得开、说得拢的时候，对方愿意接受的时候。
我们在选择时机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认清时机。“什么时机说什么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的情绪有高潮期，也有低潮期。当人的情绪处于低潮时，人的思维就显现出封闭状态，心理具有逆反性。这时，即使是最要好的朋友赞颂他，他也可能不予理睬，更何况是求他办事。而当人的情绪高涨时，其思维和心理状态与处于低潮期正好相反，此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心情愉快，说话和颜悦色，内心宽宏大量，容易接受别人对他的求助，也能原谅一般人的过错；也不过于计较对方的言辞，同时，待人也比较温和、谦虚，能程度不同地听进一些对方的意见。因此，当对方情绪高涨时，正是我们与其谈话的好机会，切莫坐失良机。
在对方喜事临门时说。所谓喜事临门时，是指令人高兴、愉快、振奋的事情降临于对方时。如：对方在职位上晋升时；在科研上攻克难关，取得重大成果时；工作中成绩突出，受到奖励时；经济上得到收益时；找到称心伴侣、婚嫁或远方亲人来探望时，等等。常言道：“人逢喜事精神爽”、“精神愉快好办事”。在喜事降临对方时，我们上门找其交谈，对方会不计前嫌，而且会认为是对他成绩的肯定，喜事的祝贺，人格的敬重，从而也就乐意接受或欢迎你的到来，所求之事，多半会给你一个完满的答复。
在为对方帮忙之后说。中国人历来讲究“礼尚往来”、“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在你为他帮了一个忙后，他就欠下了对你的一份人情，这样，在你有事求他帮忙的时候，他必然知恩图报。在不损伤对方利益的前提下，他能做到的事情，一般情况下会竭尽全力去帮助你。“将欲取之，必先欲之”，托人办事的时机，我们是可以进行预先创造的。
若解决冲突应在对方有和解愿望时。伦理学原理告诉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具有“羞恶之心”，这种“羞恶之心”体现在与他人发生无原则的纠纷之后，会对自己的行为自觉地反省。通过反省察觉到自己的过错之时，一种求和的愿望就会油然而生，并会主动向对方发出一系列试探性的和解信号。这时，只要我们能不失时机地友好地找对方谈谈，僵局就会被打破，双方的关系也会重新“热”起来。因此，我们要善于捕捉对方发出的求和信息。例如，对方主动和我们接近、打招呼，与我们见面时由过去满脸阴云到“转晴”，或者暗中帮助我们排忧解难等等。这时，我们就应该及时投桃报李，以更高的姿态、更炽热的感情找其交谈。我们切不可视而不见，见而不说，说而不诚。否则，对方一旦认为求和试探失败，和解的愿望就会顿消，误解将会转化为敌意，将会出现严重对抗的局面。
在日常交流、公关活动中说话注意对方的情绪很重要。对方情绪好，就多说几句；对方情绪不好，就少说几句，或者干脆不说。同时还应注意，交谈时不应涉及对方秘而不宣的想法或隐私，不要多谈对方（除非是熟知的亲友）的健康情况，他若身体不适，这样的话题很可能勾起他的愁绪，影响谈话的效果。
比如，同失意人谈得意事，就容易低落对方的情绪。有人跟40来岁的老姑娘说：“李姐，下星期二车间的小王结婚，咱们凑个份子吧。”这种不考虑对方心境的话是最惹人讨厌的，这样去接近对方只会适得其反。
说话时还要注意看前言后语。前后话语，人们常称之为“上下文”，指话语本身的环境。言语表达效果如何，与上下文的配合有直接的关系。几位年轻的领导干部去慰问一位退休老工人，见面以后问道：“您老身子真够硬朗，今年高寿？”老工人回答说：“79岁啦。”“人生七十古来稀，厂里数您老最长寿吧？”“哪里，××活到84呢！”“那您老也称得上长寿将军呀。”“不过，××去年归天了。”“唷，这回可轮到您了。”谈兴正浓的老工人听了这句话，脸色陡变。毛病就出在“这回可轮到您了”这句话上。前面老人刚说完“归天”二字，他却接下去说“轮到您”，这不就使老人产生误会了吗？如果这几位年轻干部能控制好前后话语，把话说成“这回长寿冠军可轮到您了”，也就不会出现不快了。
不论你有什么话要说，都必须掌握好与对方交谈和沟通的时机，如果一个人在车祸丧子的悲痛中还没解脱出来，你却上门托他给你的儿子保媒说媳妇，无疑你会碰壁的；领导正为应付上级检查而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你却找他去谈待遇不公，那你肯定要吃“闭门羹”，甚至遭到训斥。因而，只有掌握好说话的时机，才能提高办事的成功率。
把握说话的时机
一个“会说话”的人，选择话题是首先必须具备的技巧。说起来，选择话题倒也不是很难，只要你掌握好时机、谈话的对象和选择与主题相关的话题，这三点应注意的事项。你的话题就不会不生动。所谈的内容也就会令对方感兴趣了。
适当的说话时机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即在适当时间里，利用有限的几个语句，充分地表达自己完整意愿的能力。如果你在宴会上说：“昨天我看见出了车祸，那个被撞死的人脑浆溅得到处都是。”或者说：“这两天我闹肚子，拉稀屎。”
你想想，别人对你的话会是什么反应。
在参加追悼会或丧礼中，我们更应该注意说话的场合，切忌不要在仪式中喧闹或开玩笑，如果你不适时宜地对别人说：“哈哈，昨晚我筑长城的战绩可大啦！连摸了好几次清一色，赢得真过瘾！”别人肯定会给你白眼。
除了注意不同时机选择不同的话题，在与人交谈的时候，还要从对方的立场、处境、时问等方面多加考虑。
比如，当我们探望病人的时候，尽量不要提及悲观的事情，更忌提那个不吉利的“死”字；与人聊天时，如果对方的表情心不在焉或是情绪烦躁，就应该马上转换话题，若是对方总是看表，并流露出焦急不安的神情时，我想，你就应该长话短说，迅速打道回府了。
在你与人交谈的时候，免不了引用其他的话题来打比喻，但是你要记住，做完比喻之后，一定要将话题再转回到主题上来，否则的话，就会给听者一头雾水，分不清你所谈内容的主次了。
若想交谈不冷场，除了要注意以上几点，还应该注意叙述的方式是否得当。
如果直接叙述，不加任何评论或渲染，即便有再好的主题，也不会使话题生动有趣。
如：“张怡宁又得了世界冠军；”“今年是21世纪的第1年。”等。像这样平直地叙述，无法使话题的内容丰富而精彩的，只有在话题中融入自己的感想与见解，才能由话题引起更多的谈话内容。
就以张怡宁的话题来说：“张怡宁在这次世锦赛上，又为中国夺得了金牌！”你还可引出：“这次世锦赛，不但为国家争得了荣“誉，还使许多乒乓球迷大饱了眼福，看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球赛。”
乒乓球被誉为中国的“国球”，而由张怡宁夺冠作为话题引申开来，自然会引起大家共同的兴趣，交谈的气氛就更浓了。
因此，我们在与人交谈的时候，最好能够根据话题的内容，主动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以带给对方新鲜的感觉。
如若没有意见可发表，你不妨引用他人的说法来完善话题，也能收到比较好的交谈效果。
总之，我们在与人交谈时，一定切忌直述话题，那样势必会使交谈的内容枯燥无味，不仅如此，你自己也会越谈越觉得谈不下去，双方都陷入尴尬的境地，而导致交谈中断。对于这一点，我可是再一次地提醒你，千万不可大意哟！
许多人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即在不必要的时机中，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话题，在一次机会中全部谈完，等到需要他再开口的时候，他已无话可说了。这种现象，不论是在普通会话或正式演说中，都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
说话时机的适当与否，总有些倾向能显示出来。比如当你要去拜见某一位要员时，最好是确定在对方乐于接见你的时候去。有时候推销员常以充分的理由认为他在一定的季节或星期几去访问顾客必能获得成功，他们确信那是向对方提出话题的最好时机。也就是说，我们要寻找适当的时机向上司提出诸如设备不够，或劝其购买新的设备等问题，如果上司对办公室目前的桌椅安排都已心满意足，当然不可再向他提出新的建议。换言之，即使你有新的设想，也必须稍作等待，使上司冷静一段时间再说。这种做法并不是劝你“不要说出来”，而是劝你在不适当的时机“什么都不要说”。
如果有一个人家正在办丧事，处于无限悲痛之中，你就不能以要求的口吻叫他去做这个，或是做那个。如果某个工厂的老板因为使用新技术，却没有获得成功，正在懊恼的时候，最好不要再毫无保留地去评论这个新技术，必须等对方后悔之情淡漠以后，再去说明其中原因。如果公司在竞争中处于下风，而你还反复不停地议论参加这次竞争的不明智，那真是愚蠢至极的行为。良好的说话时机，只需要摒除这一切不利的因素。
著名的财政顾问罗生·W·伯布逊先生曾说过：“把握适当时机说话的问题相当重要。首先我们必须看清楚有希望的顾客，是否真的具有认购的意愿。如果你忽略了对方的问题，而大谈自己的问题，那么说明你根本没有把握住重点。譬如我个人过去每次推销产品时，都一再强调，这种产品对对方是如何有助于他解决目前的问题。而一向恪守的原则就是不要谈论自己的意见。”
如果你是一名推销员，当你以顾客为对象进行工作时，必定能够从中体会到如何把握良好时机的秘诀，也必定能够了解如何引起对方的兴趣，如何使对方认清自己所提出的有利地方和特点。同时你也知道，如果要使这笔生意在一次言谈之下能签订合同，你该在什么时机说什么话；如果你是从事广告业务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时机适合做何种商品或服务性的广告；如果你是一位从事制造方面的工作人员，当你训练新员工时，也必须了解何时适合于进行这种职前教育。
参加聚会或各种集会必须发言时，需要特别注意时间问题。从开始说话到结束话题，不论任何段落，说话的时间都是相当重要的。即使平常我们写一封信，把它当做广告或直接投递的推销信，也必须注意发函时间，因为对方收到资料的时间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有着重要的关系。不要忘记，时间是一切行动的指针，这和掌握良好时机是工作中必须考虑的要素一样重要。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在足球比赛中，当球员逼近对方大门时，必须把握时机起脚射门。如果稍一犹豫，对方后卫就可能上来抢断，那么绝好的机会就消失了。
再拿拳击比赛来说吧，只是一味地胡乱挥拳，又怎么能击中对方呢？有些选手宁可离开对方一定距离，再来一记勾拳，就可能使对方招架不住而倒地。这些都是运用良好时机的典型例子。
具有高明说话技巧的人，应该能够很快地发现听众所感兴趣的话题，同时能够说得适时适地，恰到好处。也就是说他能把听众想要听的事情，在他们想要听的时间之内，以适当的方式说出来，这才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才能。这种具备优越时机感的人，甚至在遭到突变、受到阻碍时，也能转危为安，转祸为福。
很多人因不懂得把握说话的时机，甚至造成终生追悔莫及的遗憾。时机似乎是一种天赋的特别直觉，但它和经验一样，是磨炼出来的。不论是在运动场上、商场里以及其他事业上，适当地把握时机都是迈向成功之途不可缺少的要素。
说话讲原则
一般而言，人们说话近一点的目的是学习和交往，远一点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办成某件事情。但是，不管是近一点的目的，还是远一点的目的，都是以相互交往为出发点的，所以，你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客观性原则
就是按照事物或问题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去认识、去反映，不夸大，也不缩小，不是从说话人自己的立场感情出发去表达。《尹文子·大道》中就有这么一件事：
齐国一个姓黄的老汉有两个天姿国色的女儿。黄老汉非常“谦虚”，每当别人问起他的女儿，他都说：“丑死啦，不知怎么嫁得出去呀！”那时姑娘很少出门，人们得到的只是黄老汉传递的信息。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你添油，我加醋，很快全国都知道他的两个女儿是出奇的丑八怪。这就使得两个女儿都过了出嫁的年龄而无人问聘，拖了许久，还是卫国一个实在娶不到老婆的老光棍冒冒失失地娶了大女儿去，这才发觉黄老汉原来是谦虚过分了。经老光棍解释，别人才知道真相，于是纷纷争聘小女儿。
黄老汉的表达不依规矩，不尊重事实，没有分寸，结果深深地害了自己的女儿，教训不可谓不深。
真实性原则
就是不隐瞒、不臆造，怎么想就怎么说：说话人所表达的，是他内心所想的，即“言为心声”，而不是心口不一或口是心非。简单地说，真实也就是说真话，表真情，达真意。
在人际交往中，真实是赢得人心，获得成功的保证。前外经贸部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遇到过一个很棘手的私人问题。记者问：“请问××部长，你为何至今还是独身一人？”对此部长是无可奉告，还是避实就虚含糊了事？人们揣测着可能出现的各种回答方式。然而，××的回答大出众人意料，她既不回避，也不闪烁其词。
她说：“我不信奉独身主义。之所以单身，和年轻时的思想片面有关。一是受文学作品的影响，心里有一个标准的男子汉形象，而这种人现实生活中没有；二是总觉得应先立业后成家，而这个业又总觉得没有立起来。然后就是在山沟里一躲20年，接触范围有限。等走出山沟，年龄也大了，工作又忙，就算了吧。”
这一席坦率的回答使众人感到吃惊，同时也使众人大为感动。正是这种坦诚直率的大实话才使××部长拉近了和大家的距离，也正是这种诚实的工作作风使她成为对外贸易谈判中令对方竖指称赞的女性。
一个不说真话的人，事实上是不能与人沟通、交流的。即使在一段时间可能获得某种交际效果，但最终还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林肯所说：“你能在所有的时候欺瞒某些人，也能在某些时候欺瞒所有的人，但你不能在所有时候欺瞒所有的人。”中国的孩子们都熟知的“狼来了”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世界历史上，一举击溃拿破仑大军的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在俄国人民中具有极高的威望。卡捷琳娜公主曾问他究竟靠什么魅力团聚着社交界如云的朋友，他回答说：“真实、真情和真诚。”
口语表达必须坚持真实性原则，但并不等于说，任何时候，任何人所说的话都必须是真实的。有时完全真实，反倒会影响人际间的交往。比如一个年纪很轻，热爱生活且又感情脆弱的人，医生突然诊断出他患了不治之症，将不久于人世，亲朋获知这一信息，就不应当对他说真话，而要隐瞒真情，甚至编造出一些美言丽辞来安慰他。表面看来，这确实违背真实性原则，但从实际交往需要来说，这又是合情合理的、必需的，这是对病人的关心和爱护。言辞表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与接受者的沟通、交流。这种情况下，说真话不但不能实现沟通、交流，而且还可能造成接受者的精神崩溃，于是，只有不说真话才是上策。
有时，说话人受某种环境的制约，在进行言辞表达时，也可能在“真实”上打一些折扣。应当说，这是一种说话的策略，与我们所强调的真实性原则是有区别的。
诚信性原则
诚信，就是诚挚、信用。它要求说话人所表达的言辞是诚恳、真挚而又有信用的。
庄子说过：“至信辟金”。他认为，最大的诚信是不需要用金玉来作为信物的。孔子也主张“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俗话中也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说法。说话人如果能够以诚信对待接受者，就会联络感情，赢得信赖，加强沟通，直至化解矛盾。而出口巧舌、哗众取宠、夸夸其谈、浮泛聒噪、口惠而实不至，只会令人反感，失去信任，使你沟通交流的愿望落空。
尊重性原则
就是说话人所表达的言辞要能尊敬、重视接受者以及与接受者有关的人，而不能以侮辱、歧视、损害人的态度说话办事。
汉代徐干专著《贵言》提出：“君子必贵其言，贵其言则尊其身，尊其身则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晋之葛洪也说：“伤人之语，有剑戟之痛。”事物都是相辅相承的，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俗话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就是此理。你不尊重别人，别人也不会尊重你，结果下来，彼此都不沟通、合作，显然达不到交际的目的。
90高龄的文艺界老前辈夏衍可以说是尊人的典范，临终前他感到身体十分不舒服，身边的秘书说：“我去叫大夫。”正待秘书开门欲出时，夏衍艰难地说：“不是叫，是请。”随后便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想不到这一句简短的尊重言辞，成了他的临终遗言。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注意尊重别人，要纠正秘书的失误，这是他一贯养成的作风。他历来说话都是如此。这充分体现了他的高风亮节，也使人们更加敬重这位老前辈。尊重原则的把握不仅是言辞表达的要求，而且体现着说话人的品格修养。
尊重性原则，在下级对上级、学生对老师、孩子对父母这些方面，是容易做得到的。但倒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他们彼此间分明存在着一种身份地位的不平等，稍不注意，就会表现出不尊重的色彩。这一点，我们应该认真对待。
说话人不管自己对某一事物、某一问题有何种认识和看法，最起码不能违反事物、问题的本来面目。是白不能说成是黑；是进步不能称之为反动。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只能在交际中碰壁。现实生活中，别有用心不实事求是，昧着良心说话的人是有的，但他们在本质上根本无法与接受者沟通、交流，当然更无法实现自己交际的目的。
说话有规矩
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说话也同样如此。说话人如果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在形式上就会带来很多麻烦，听者要么听不懂，要么不理解，甚至产生误解，交际目的就无法实现。
说话要符合逻辑规矩
逻辑指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和形式。说话人在以言辞进行交际的时候，必须合乎逻辑要求，否则就有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
违反逻辑规律的言辞表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含糊其辞
就是故意把话说得不清楚，不明白，含含混混，让听者不得要领或无从深究。如《宋史·岳飞传》中所载：岳飞被害后，“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秦桧杀害了岳飞，面对质问，无以作答，只好含糊其辞地搪塞。“莫须有”就是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表达。
2.模棱两可
模棱两可又称模棱两不可，就是对同一事物或问题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都认为可以或不可以。如某人有个知心朋友是律师。一天他偶遇一直在外奔波劳碌的律师朋友，对他说道：“嗨，你成天穷忙个啥？其实我看哪，律师这工作不能说它没用，但也不能说它有用。要是被告真有罪，你再怎么为他辩解，他还是有罪；要是被告本身就无罪，你还为他辩什么呢？”此话就是模棱两不可的表现。律师工作要么有用，要么无用，某人对两方面都认为不可，因而是错误的。
3.言行不一
就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与说的相矛盾的一套，即所谓言行不一的现象。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那些心术不正的人，他们为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往往假以美言，说得很好听，以蒙骗听者，然后施以丑行。因此，对那种夸夸其谈、自我标榜的表达，应提高警惕。
4.转移话题
就是故意把本要涉及的话题转换成其他，以解除尴尬或逃避诘难。如孟子问齐宣王：“一个外出者把家人托付给朋友照顾，但他回来时，家人却在挨饿受冻。对这样的人该怎么办？”齐宣王说：“和他绝交。”孟子又问：“管刑罚的官吏不能管理他的下级，又该怎么办？”齐宣王说：“撤掉他。”孟又问：“一个国家的政治搞得很不好，又该怎么办？”齐宣王东张西望，一下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
5.背离中心
就是本来说的是这件事、这个问题，但说着说着，话题竟跑到另一个上面去了，出现了前后不一现象。英国大主教威尔勃福斯在科学协会作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长篇演说。当说得最起劲时，突然攻击起支持达尔文学说的赫胥黎来：“赫胥黎教授就坐在我旁边，他是想等我一坐下就把我撕成碎片，因为照他的信仰，人是由猿变的嘛！不过我倒要问问：这个猴子子孙的资格，到底是从祖母那里得来的，还是从祖父那里得来的呢？”大主教的人身攻击是完全是背离主题的。这叫做前言不搭后语。
6.偷换概念
就是故意拿不同的概念来换掉原来确定的概念，以造成混乱。如某建筑工人上班忘戴安全帽，安检员不准他进入施工现场。他指着围栏门上挂着的一个牌子说：“我是按规定才不戴安全帽来上班的。你看，这不写着‘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吗？安全帽当然是‘非工作人员，我怎么能够戴着它入内呢？”这里，“非工作人员”的概念就是被该工人偷换了的。
7.混淆概念
就是把本来不是相同的概念当成相同的概念来使用，或者是把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含义下混同使用。如一个学生砸坏了教室的玻璃窗，老师批评他不爱护公共财产，要他赔偿。他说：“公共财产，人人都有份，我是公众的一分子，我砸烂的是我那一份，我赔给谁？”学生将“公共”这个概念在集合意义下的使用，同在非集合意义下的使用混同起来了。“公共”是所有人的集合体，其性质是不为它的组成分子（即每一个具体的人）所具有的。
说话要符合语言规矩
语言规矩是指说话人在言辞交际过程中，必须遵守语言规范的要求，不能因为语言表达的混乱、不完整而词不达意，让人不知所云。
语言的规矩主要包括两方面：
1.语音必须清晰准确
说话人要表达什么，必须是不含混不模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说出来，让接受者一听就明，一听就懂。这样，表达才有作用，交际的目的才能实现。
做好下列三个方面，有助于达到语音清晰准确的要求。
第一、与非本方言区的接受者交谈，最好不要用方言。
我国地域辽阔，方言千差万别。如果都属北方方言区域，交流基本没有问题，而其他区域就有些麻烦。像长沙、南昌、上海、广州、福州、宁波等城市以及这些省份的人，与外区域的人交谈就大成问题。比如用普通话说：“你看这是什么”。上海话则成了“侬窥窥逮个司撒莫资”，福州话则成了“女看最筛先闹”。不仅语音完全不同，连用词也有很大差别，这叫外地人如何明白！
第二、对一些关键字词的发音，尽量说得慢一些，说快了、急了，容易产生声音共振而使语音含混，让人听不清楚，或产生误听。
2.语句通顺明了
主要指用词前后协调准确、意思完整，不多余、不错乱等。
要做到语句通顺明了，以下两方面应该注意。
第一、不生造词语：生造，是指按照自己的意愿杜撰、编造出谁也不懂的语词。虽然语词在人民群众的交际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但它的产生应有一定社会基础，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运用，为交际区域的群众所接受才行。绝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生造。像这几年出现的“打的”、“打工”、“搓一顿”、“大款”、“倒爷”等等已被人们熟悉，用于言辞交际当然可以。但如有人说：“我来迟了，实有抱惭。”其“抱惭”就是生造。何不用通俗的“抱歉”或“抱愧”呢？
第二，符合习惯要求。习惯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规矩、风尚，有些虽然从逻辑或语法的角度看并不规范，但既然已经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就应当按约定俗成的原则来处理。比如“打”，其词义一为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打人、打鼓；一为发生与人交涉的行为——打官司、打交道；一为制造——打毛衣、打镰刀等等。但“打的”、“打工”、“打瞌睡”、“打酱油”、“打折扣”、“打圆场”之“打”，就无上述意义。使用这些词汇时，只能是约定俗成，大家都按习惯办。还有像“打扫卫生”、“救火”、“养病”、“恢复疲劳”、“晒太阳”之类，也属此种情况。
由于国别、民族、地域、信仰等差别，习惯要求也不是一致的。表达者需要入乡随俗，使自己言辞合于接受对象的习惯，否则就要出差错、闹笑话。
一个美国人应邀参加一个中国人的婚礼。他感到新娘很漂亮，便按美国人的习惯，老老实实地向新郎赞美说：“你妻子真漂亮！”新郎基于中国人好谦虚的习惯，连忙说：“哪里，哪里。”美国人傻了眼，他想：“怎么？还非得具体指明是哪里漂亮吗？”于是，他仔细说：“眼睛。”见新郎不解地盯着自己，他赶紧补充说：“还有鼻子、嘴唇、眉毛、头发……”双方都按自己的习惯表达，而忽视了接受者的习惯要求，当然要闹笑话了。
说话委婉，恰当得体
直率并不意味着说话都要直言，因为不适当的直言如同反面说话一样，是一种消极和否定的语言暗示，不是使人抵触反感。
做人固然要正直、直率，但并不意味着说话都要直言，因为不适当的直言如同反面说话一样，是一种消极和否定的语言暗示，不是使人抵触反感，就是使人顾虑重重，增加心理压力，而恰当得体的委婉说话意味着进行积极的语言暗示，防止消极的语言暗示。
如医生给人看病，遇到病情较严重而又诊治不及时的病人，就直言道：“你怎么这么瘦哇！脸色也很难看！”“你知道你的病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吗”“哎呀！你是怎么搞的？你这个病为什么不早点来看哪！”这些说法里所包含的消极暗示会使病人怎么想呢？作为医生这是治病还是致病呢？
相反，若医生说：“幸好你及时来看病，只要你按时吃药，多注意休息，放下思想包状，相信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这将给病人很大的鼓舞。
又如，当妻子买了一块布料征求丈夫的意见，丈夫觉得妻子用这块布料做成衣服穿不太合适，如果丈夫不尊重体贴妻子的心情，就会直露地批评说：“你看你的审美观真成问题，一把年纪了还穿这么鲜艳的衣服，岂不成老妖婆了？”这样生硬、贬损的话必定会伤害妻子的自尊心。如果丈夫尊重体谅妻子的心情，就会把否定的意见说得委婉得体，给予暗示：“不错，颜色真鲜艳，给女儿做衣服，那是很漂亮的。”
当你去拜访朋友，主人热情地拿出水果、零食招待你，而你却直言说：“不吃，不吃。我从来就不喜欢吃零食，再说我刚吃完饭，肚子饱得很哪还有胃口吃这些东西。”这样不仅让人扫兴，而且还伤了主人的自尊心。你应该体谅主人的一片热情和好意，委婉地说：“谢谢，！多新鲜的水果，多香的糖，只可惜刚吃完饭，没有胃口了，太遗憾了！”
委婉说话不仅是一种策略，也是一门艺术。含蓄委婉地说话，正是待人圆滑的表现。作为一个现代人，应当有这种文明意识，掌握这一有利于人际交流语言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