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必须尊重教育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大政方针必须集中统一，具体办法应该灵活多样，决不可一哄而起，强制推行。改革既要坚决，又要谨慎，注重试验。涉及全局和广大范围的改革措施，要经上级批准。
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收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紧紧掌握这一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
为了加强党和政府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掌握教育的大政方针，统筹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协调各部门有关教育的工作，统一部署和指导教育体制的改革。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必须加强教育立法工作。今后地方发展教育事业的权力和责任更大了，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按照党的十二大的决策，把教育摆到战略重点的地位，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上级考查下级都要以此作为考绩的主要内容之一。应该特别指出，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技术教育上来，放到办好本村本乡的教育事业上来。中央认为，在新的经济和教育体制之下，各地将有充分的可能发挥自己的经济和文化潜力，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要承认全国各省市区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且要承认在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范围内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所以必须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同时鼓励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帮助后进地区，达到共同的提高。
改革教育体制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我国已有近千万人的教师队伍，长时间以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论生活如何清苦，无论经历什么政治风雨，都始终不渝地坚信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忠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不愧为人师表。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必须紧紧地依靠教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有关学校自身的重大改革都必须经过教师充分讨论。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今后每年都要为教师切实地解决一些问题。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树立和发扬尊重各级各类教师的良好风尚，使教师工作成为最受人尊重的职业之一。在改革中还要充分注意调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后勤工作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要根据他们的劳绩和贡献，给予合理的待遇和应有的鼓励。
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要建立和健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学校中的党组织要从过去那种包揽一切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上来；要团结广大师生，大力支持校长履行职权，保证和监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和国家教育计划的实现；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师生，激励他们立志为祖国的富强奋勇进取、建功立业，保证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使学校真正成为抵御资本主义和其他腐朽思想的侵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坚强阵地。
要动员和教育全党、全社会和全国人民关心和支持教育体制改革，发展教育事业。鼓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离休退休干部和知识分子、集体经济单位和个人，遵照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和办法，积极地自愿地为发展教育贡献力量。教育体制改革要总结我们自己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同时也要注意借鉴国外发展教育事业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一系列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产生，新的科学技术领域的开辟，以及新的信息传递手段和认识工具的出现，对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注意。要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外交流，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
本决定着重解决的是学校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有关干部、职工、农民的成人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教育委员会应就改进和加强这方面工作，作出专门的决定。
军事系统学校的改革问题，由中央军委决定。
中央相信，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加强领导，坚持正确方针，经过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教育体制改革必将获得成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将空前繁荣，从而强有力地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和精神境界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魏地春王均伟）
“洋冒进”悖国情“新八字”定乾坤
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和经济工作的失误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出现生机，逐步摆脱了停滞下降的局面。在1977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交通状况就开始有了初步的恢复。全国工业总产值从1977年3月起逐月增长，5、6两月的全国工业总产值不仅超过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而且超过历史上最高的月产水平。
农业总产值，1977年比1976年增长1.7%，1978年比1977年增长9%。粮食产量1976年是5726亿斤，1978年增加到6095亿斤。棉花产量1976年是4111万担，1978年增加到4334万担。油料作物总产量1976年是8016万担，1978年增加到10436万担。年末生猪存栏1976年2.8亿头，1978年3亿头。
工业总产值，1977年比1976年增长14.3%，1978年比1977年增长13.5%。从1976年到1978年，主要的工业产品中，钢由2046万吨增到3178万吨，增长55.3%；原煤由4.83亿吨增到6.18亿吨，增长28%；原油由8716万吨增到1.04亿吨，增长19.3%；发电量由2031亿度增加到2566亿度，增长26%；化肥由524万吨增到869万吨，增长66%；化纤由14.6万吨增到28.5万吨，增长95%。
同期铁路货运量增长3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6%，进出口总额增长53.6%，财政收入增长44.4%，城市职工中有40%的人提高了工资，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
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人们迫切希望加快发展生产建设，最初两年经济的恢复又比较快，于是容易对顺利的一面看得比较多，而对现实的困难估计不足。长期以来存在的“左”的错误未能认真清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又出现了求成过急的失误。
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按中央领导人的讲法是“问题堆积如山”。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有待调整，人民生活中不少实际困难有待解决，被破坏了的经济计划管理和企业管理有待恢复和健全，生产建设的许多基础工作有待加强，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有待改革，各级经济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左”的错误仍在延续。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和纠正长期以来对我国农业造成重大危害的左倾错误，反而继续坚持过去所提出的许多不切实际的“左”的目标、口号。例如：
不切实际的要求1980年全国要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各省、市、自治区都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把被“四人帮”破坏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不顾客观规律继续强调提高人民公社的公有化水平。1977年11月确定在冬春之间全国要选择10%左右的生产大队实行统一核算，为进一步过渡创造条件。
为了强制推行这种不切实际的农业生产建设指标和所有制的过渡，继续不断强调“在农村深入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大批促大干”。
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完全不顾已被大量荒废了的时间和所造成的恶果，继续照搬过去提出的在短期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设想，并在具体制订计划中人为的不断拔高。在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预计本世纪末我国农业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国家，许多省的工业水平要赶上和超过欧洲某些工业发达国家；农业生产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要自动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当时修订的1976到1985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规定工业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8个大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和5个重点港口；规定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即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求钢每年平均增产500万吨。这样宏大的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显然脱离了国情。
这种求成过急的思想导致了1978年下半年后不断加快建设速度，追加基本建设投资，扩大国外引进规模。有些大项目未经充分论证和综合平衡，便仓促上马，造成了极为被动的局面。这就更为突出的加剧了原已长期存在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使财政经济捉襟见肘。
当时，国民经济的问题表现在两个严重失调，两个十分严重。
农轻重和工业内部的比例严重失调。由于继续突出强调发展重工业，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失调更加扩大。从1976年到1978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包括队办企业）所占比重由30.4%下降到27.8%，工业由69.6%上升到72.5，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由44.2%下降到43.1%，重工业由55.8%上升到56.9%。轻工业产品不论从数量、质量和花色品种上都远远不能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在工业交通内部，尽管燃烧、动力工业和铁路建设在过去十多年中有了较多投资，但由于能源工业内部采掘失调、采储失调，能源浪费很大，新建铁路未能适应商品运输的需要，能源、交通与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失调更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继续大上重化工业和机械加工工业，势必进一步加剧产业结构的矛盾，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基本建设投资从1977年312亿元增到1978年417亿元，增加了33.7%。积累在国民收使用额中所占的比例，由1976年30.9%，1977年32.3%，1978年猛增到36.5%，这是建国以来仅次于1959（43.8%）和1960（39.6%）两年的又一次高积累。当时我国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很低，高积累造成欠账甚多。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提高积累，必然要挤占人民消费的份额，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进一步严重失调。
投入和产出问题十分严重。由于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长期没有研究解决，“统收统支”“统购统销”“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没有改变，在建设、生产、流通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都提不上来。企业管理仍比较混乱，全国重点企业主要工业产品质量指标和主要消耗指标中还没有恢复到历史上最好水平，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益比历史上最好水平还低三分之一。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钢材和机电产品严重积压。在此情况下急于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经济效益势必无法保证。
劳动就业问题十分严重。由于长期以来人口自然增长很快，又值就业高峰期，加上落实政策的解决遗留问题，1978年底全国大约有2000万人需要安排就业，而当年就需要800万就业，这个数量是前所未有的。待业的规模远远超过国民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片面强调提高积累率、加快建设，忽视安排就业吃饭，势必影响政治上的安定团结。
严峻的现实，使人们逐渐从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经济工作中长期以来“左”的政策做法，脱离了国情，这种缺乏科学论证的经济决策，加之旧体制无法遇到投资饥渴症，必然会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和经济过热的的结局表现出来，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实事求是地寻找我国经济建设的新路子。
面对严峻经济形势提出新“八字方针”
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三中全会上发言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
12月15日，李先念发言提出：
随着大规模随着工交建设的发展和工业生产的增长，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某些比例失调现象，如农业与工业之间，动力工业与整个工业之间的矛盾会更加尖锐、更加扩大。这中间特别是农业的落后将更加突出。现在一亿多农民吃不饱肚子，到处还有不少讨饭的，城市供应紧张，一些工人不安心工作等等，这不过是比例失调的部分反映。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可能有的同志认为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放手搞建设了，大家什么都要上，忘了有些失调现象还是严重的。因此我主张，中央应当明确一下，明后两年还有调整的任务。
三中全会虽然为以后的经济工作指出了基本方向，但是对于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还来不及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会议讨论和原则同意的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都定的过高过大，计划中仍存在着很大缺口。
而对这种情况，1979年1月1日和5日，陈云就不留缺口，降低指标等做了两次批示。1月6日，邓小平提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有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3月8日，陈云在一份讲话提纲中再次指出了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比例失调状况。3月14日，陈云、李先念就财经工作给中共中央写信：
中央：
我们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由下列12位同志组成：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我们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二！年的计划。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以上意见请中央审议。
李先念陈云
三月十四日
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家计委修改过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陈云在会上再次就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陈述了他的一贯主张，提出了调整的任务。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现在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是决定于钢，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了政治局多数同志的赞同。
这次会议，是在经济建设上摆脱“左”的错误，端正方针，实事求是地研究经济建设思想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国的最高决策集体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已经对我国的国情有了清醒的认识，从而为正确方针、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了使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提供组织上的保证，3月下旬，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担任主任，李先念担任副主任，姚依林担任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