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中汇进了震撼人心的脚步声。分列式开始了！军事院校、步兵、海军、空降兵……受阅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检阅台。
天安门检阅台上，邓小平的高级助手们也在凝神观望。同当日中国的大多数军人一样，将军们穿的还是旧式涤凉军装，这大概是世界阅兵史上少有的有趣现象。它毫不掩饰地表明，我们的国家和军队正处在变革的新旧交替之中。
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也在观望。他的微笑是坦然而矜持的。作为这支军队一切重大行动的实际组织者，今天，即使在别人最激动的时刻，他的笑容中也蕴含着沉思。
昨天晚上，当天安门广场进行最后的装饰和清扫的时候，总参军务部接到军委办公厅电话：“杨副主席要看‘方案’，请立即送来。”
是阅兵的方案吗？不，是这支军队即将实行大规模精简整编的方案。他一连看了几遍。虽然在此之前他已主持军委常务会研究过多次了。
今天的检阅，似乎包含着某种向历史告别的意味……
国庆阅兵一个月之后――11月1日，中央军委委员们，包括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和11个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在内，聚集在京西宾馆的会议厅里，举行军委座谈会。邓小平主席同大家打过招呼，轻松地在讲台前坐下来，然后发表了将近90分钟的讲话。他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这份讲话无疑是重要的历史性文献，仅从风格和演讲艺术上来说，也是一篇精彩的感情丰富的散文。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随和、亲切地望着高级将领们。
“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
“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80多岁的军委主席触及了对在座的人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即军队高层领导老化问题。他由此讲到军队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从此走上了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
据此，邓小平提出要裁减员额100万！
这位以清醒果断、坚韧不拔和善于处理最复杂局面而著称于世的统帅人物，把最大的决心传达给在座的每一位将军。他说：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于是，一个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定形成了。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当“国际和平年”――1986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减100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当然，这一行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表白什么。我国党和政府公开承认，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军费，减轻人民负担，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同时也为了保持一支更有效的抑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武装力量。这同样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联邦德国《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巴基斯坦《黎明报》评论道：中国裁减军队100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行动。这与其他国家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发表军备竞赛如何如何坏的慷慨激昂的废话，另一方面，继续加紧生产武器，甚至拼命地部署人员和武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摘自《红船交响曲》）
第三节 克困难智囊团出谋，获突破新理论诞生
政府开始对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大胆的探索。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在坚持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党的十三大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
从1987年开始，承包制和租赁制在全国企业普遍推行。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1979年，政府在着手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开始对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大胆的探索。作为一个经济研究和政府决策的咨询人员，我对此极其关心。
为克服调整中的困难出谋划策
到1980年四季度，许多同志都已看到，过去一年半调整方针的贯彻执行很不得力。在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国家的投资不但没有缩减反而继续增加，致使货币形态上支出的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总和，超过实有的国民收入。财政连年赤字、货币过量发行，物价上涨。如再不进一步坚决贯彻调整方针，国民经济将遇到更大的困难。这年11月，我给赵紫阳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分析了经济形势，主张切实贯彻调整方针，扭转两年来积累加消费超过国民收入的状况，制止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稳定，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调整积累和消费之间、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达到调整的目的。我认为，在调整和改革的关系上，当时应当继续把调整放在首位，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改革在当时仍要有利于调整。
我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采纳。1980年12月16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现在的经济形势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形势。但要看到不利的一面。除了若干种国家规定不准涨价的商品以外，许多商品都在涨价”。“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他同意财政领导小组提出的调整计划，认为“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他还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同一天，赵紫阳总理作了《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说明为什么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调整、明年调整的要求和初步方案、如何正确处理调整和改革的关系，并强调我们要努力提高经济效果，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经过讨论，中央工作会议同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意见，决定对国民经济作进一步的调整。
这次会议后，赵总理立即要求经济研究中心如何克服调整中所遇到的困难。从1981年1月份起，我召集经济研究中心分析经济形势和调整中出现困难的原因，向中央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提出一系列建议。
关于过去两年调整中出现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不是调整方针本身有问题，恰恰相反，是由于调整方针贯彻执行很不得力而引起的。1979年提出调整方针，要求把基本建设投资压到360亿元，把省出来的钱用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职工工资，克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现象，这是十分正确的。两年来农业轻工业显著增长，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经济形势总的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1979年由于许多同志对调整认识不足，执行不力，加上压缩投资工作起步太迟，预算内投资并未减少，同1979年持平，达395亿元，而预算外投资却达到105亿元，全年实际完成投资总额达500亿元，不仅没有达到紧缩目标，反而比1978年的480亿元还多20亿元。与此同时，这一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职工工资，原计划使居民收入增加100亿元，实际执行中超过预计，达到140亿元。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财政出现170.6亿元赤字，这是建国以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这一年除动用历年财政结余外，增发货币（现金）50多亿元。
1981年这一年，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做得是比较得力的。在年初“急刹车”见效后，随即抓紧了农业、轻工业的增产和机械工业的转轨工业。到年底，国民经济中多年失调的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开始有些改善。这一年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126亿元，积累率回落到28.3%，农业生产在克服重大灾害后获得丰收，增长6.4%，轻工业生产增长14.3%，扭转了过去重工业“一马当先”、农业轻工业相对落后的不正确现象，市场供应紧张状态缓和，物价趋向基本稳定。财政赤字则减少到25亿元，调整的成效十分明显。但是这一年第四季度许多地方又盲目追求产值，生产了不少积压产品。经济研究中心提请国务院领导注意，并及时制止这种倾向。1981年12月，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十条方针，比较全面地表达了新时期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政策。1982年3月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要求纠正盲目追求产值忽视经济效益的错误。之后，各地政府追求产值向企业压产值任务的倾向有所收敛。1982！1983年，尽管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不断出现不切实际的扩大投资、片面追求速度的倾向，但国务院领导头脑是清醒的，始终坚持调整的正确方针，措施也比较得力，组织工作做得比较好。到1983年末198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了。连续年积累率控制在30%以下（1981、1982、1983年分别为28.3%、28.8%、29.7%）；财政赤字大大缩减（1982年为30亿，1983年为43亿）；农轻重比例调整得比较合理（1982年为上年的101.9%，1983年为上年的101.5%），市场供应紧张状况得到缓和，部分商品还出现了买方市场，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为1983年以后的经济改革准备了比较好的经济环境。
在1982和1983年期间，经济研究中心每年年初都提出形势分析报告，指出经济工作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政策。我们还连续研究了“六五”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以及如何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如何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等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建议，对国务院决策起了一定的参谋作用。
在这段时间，为了积极支持经济调整工作，我连续作了一些报告、写了一些文章。由于这次调整也引起国外的关注，我在一些外事活动中，要向外国朋友宣传我国经济调整的方针。1981年3月，我在杭州“世界经济讨论会”上说明我国当时压缩基建投资的必要性。同年5月，“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我作为顾问、马洪同志作为团长率领中方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会议。在会议开幕前夕，我应朝日新闻社邀请，在该社礼堂作了《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的报告。我针对当时国外经济界所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答复。例如，当时我国正面临1979年和1980年两年大幅度财政赤字，物价上涨，所以要坚决压缩基建投资。有的日本朋友说，日本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比你们高，你们何必采取紧缩政策？据我们的经验，少量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对生产利多害少。我回答说，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国家不同，你们害怕的是生产过剩、投资萎缩，所以需要用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来刺激投资。社会主义国家常患投资过热症，所以决不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办法，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采取紧缩政策。他们说中国物资供不应求，应当扩大投资以增加供给，为什么要压缩投资。我回答说中国多年来急于求成，投资超过国力，生产资料供应紧张，继续增加投资会使生产资料供应更加紧张。有的日本朋友问中国要把积累压缩到25%是否明智，日本的投资率曾高达30%以上。我回答说积累率高低决定于生产发展水平。我国1979年平均每人的国民收入大约只有250美元，按这样的水平，积累率即使是25%，就已经很高了。日本在50年代前半期，投资率还不到20%，50年代后半期才上升到25%上下，60年代达到30%以上。我国生产力水平提高后，积累率也可能提高。这个报告长达两个小时。次日，日本各大报纸纷纷摘要报道，有一个刊物全文登载，反映较好。
“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第一次会议开会地点是在日本的旅游胜地箱根。日本方面参加的有日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大来佐武郎，企划厅常务次官宫崎勇（后来到企业中任职），兴业银行调查部长小林实（后来升任常务董事，现已故）等，这三位多次来我国，我在报告中强调中国经济建设“一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二要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就是要使重工业为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服务，决不能再去挤轻工业和农业”。日本方面主要介绍了日本制订经济计划的具体方法和如何为保证计划的实现而进行宏观调节，这些经验对我国是很有用处的。
三年前中国开始对外开放，许多部长、省长国外去参观，看见先进的生产设备就整套引进。由于没有统一管理，在一年多时间内就引进22套成套设备，又吃了急于求成的苦头。1980年我国向外商建议，可否把某些设备的引进时间推迟一点。在“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箱根会议中对此问题也有反映。所以我在报告中还谈到1978年过多地引进了外国设备，这样多的项目短时间内消化不了。经过再三考虑，才向外商提出某些项目能否推迟建设的建议。中国是重合同、守信用的，决不废约。我认为经过双方协商，这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宝山钢铁总厂是从日本引进整套设备中的最大的建设项目，中国在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有争论，日方也很重视，为此邀请我们去参观清津钢铁厂。我看到这样一个大钢铁厂，没有一点烟尘，我国钢铁厂的“黑龙”“红龙”与之相比，差距太大，内心感到我们实在太落后了。
访问日本对我们的启发很大。1979年我到美国访问，研究的主要是企业管理，在日本主要研究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日本虽然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国家，但中央政府通过经济企划厅，同通产省、大藏省等有关部门和“经团联”等民间团体进行反复磋商，制定国民经济中期发展计划，给企业以信息指导；同时，通过通产省、大藏省执行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发展重点行业，效果不错。日本除大藏省利用税收政策外，中央银行的信贷政策收效更大。日本的中央银行积累了大量的资金，通过私营银行贷给私营企业。企业的全部资金，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约有70%左右来自银行的间接融资。所以银行执行“倾斜政策”，扶持什么，限制什么，很有效果，当然，这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金融体系，善于执行国家政策。兴业银行（日本的三个长期信用银行之一）的调查部长小林实对我说，中国的银行办理不像个银行，中国向银行要求贷款的企业，按照日本的审查标准，几乎没有一个合格。日本的税收执行也很严格，与银行一起成为两大宏观调控机构。我国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多用经济办法来进行宏观调控，日本的这条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在箱根开会期间，我曾写诗一首，赠出席“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日本友人：
青春思东渡，
古稀偿夙愿。
翘首喜流长，
促膝惜时短。
朝日会英贤，
箱根聆宏论。
但愿岁岁见，
求知无止境。
回国后不久，“三边会议”（北美、欧洲、日本三方面大资本家的会议）决定在北京开会，我和许涤新、宦乡应邀参加。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十几个代表指责中国废止引进外国设备的合同。我答复他们说并非废止合同，由于1978年引进外国成套设备太多，因此与外国商量能否把部分合同推迟。愿推迟的我们欢迎，不愿推迟的按期交货，按期付款。中国是重合同、守信用的，决不会单方面废约。会议结束后外宾举行告别宴会，会议主席洛克菲勒把我的席位安排在他的右边，详细问我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说我们刚刚开放，缺乏经验，许多部长、省长出国访问，看到许多先进设备就纷纷引进，比如今天的宴会，如果每道好菜都尽量吃，就肯定会吃胀肚子。吃胀了也不是了不得的大事，明天后天少吃一点，过几天就消化掉了。他点头同意。
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探索
经过1981年一年的努力，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调整方针的贯彻已较为顺利，从1982年起，经济研究中心开始用更多的力量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1982年5-9月，研究中心会同新成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讨论。参加这次讨论的主要是在京的经济学家以及有关部委和若干企业的实际工作者，共300多人，分成8个组，累计召开小小讨论会不下70次，讨论历时4个多月，到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以后，讨论才告一段落。
这次讨论是遵照赵紫阳总理的授意，为了配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而组织的。十二大要确定到2000年的奋斗目标和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同时要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作出决策。但是当时在研究体制改革的同志中间，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和指导思想，却存在着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领导要求经济研究中心组织在京有关研究人员认真进行一次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