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基辛格的会谈完全是根据毛泽东的意图进行的，难道对毛泽东意图理解错了？难道在会谈中真的出现了右的偏差？说不请示、不报告，这不是事实。在请示报告问题上，周恩来一向非常注意，谨而慎之，不允许稍有疏忽。“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哪些大事应该讨论（这里的“讨论”应作“报告”理解）而没有讨论（报告）？哪些是不应打扰主席而天天送去打扰了主席的小事？翻译可以抢先直接向主席汇报情况和个人的看法，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究竟如何进行呢？
周恩来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
这茶是苦的。
不过，江青并没有得到毛泽东无条件的支持。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会见结束，毛泽东送走来自喜马拉雅山麓的国王和王后，分三批与周恩来、王洪文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说：
“这次会开得好，很好。”
这是指11月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11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第一个“他”是指周恩来，第二个“她”是指江青。
毛泽东的这个看法也分别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讲了。
毛泽东在某些方面不满意周恩来，这是事实，但他从不认为周会“迫不及待”。毛泽东了解周恩来，也了解江青，只有江青才会“迫不及待”。
对周恩来的这次攻击暂时平息了下来。当然，事情并没有也不可能就此结束。
批林批孔意在“周公”
忧国忧民、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又看见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政治漩涡，一个滚滚而来的惊涛骇浪。
江青举起了批林批孔的旗帜。
不可思议。
批林彪怎么与批孔丘搞成一个政治运动呢？如果了解了它的来龙去脉，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1973年夏，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批评外交部实际上是批评周恩来之后不久，又接见了江青。在与江青谈话中，毛泽东说要批判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毛泽东念了自己的一首诗。毛泽东还谈了历史上的儒法斗争。
他说：“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前进的，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它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它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
对秦始皇，毛泽东评价很高。他历来对这位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帝王表示推崇，这一点，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书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兴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
“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对来自另一个四大文明古国的领导人谈了自己的看法。
从秦始皇东行巡视病死沙丘，到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间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能不能够说，对待秦始皇的态度是两千多年来“革命派”和“反动派”的分水岭呢？能不能说中国历史上凡是革命的阶级、政党、“党内正确路线”都与秦始皇一脉相承呢？能不能够说林彪说秦始皇坏秦始皇就必定不坏、林彪骂谁是秦始皇谁就应当以自己是秦始皇而引以为荣呢？
当然，沙菲并没有向毛泽东提出这些问题。
“九一三”事件后，查抄了林彪的住处，发现林彪、叶群书写了不少孔孟的警句格言。诸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等。于是，便认为林彪是孔孟之道的信徒，林彪与儒家同是说秦始皇坏的一派……
批林批孔，顾名思义，本来是批林彪的，可是，江青一伙只向林彪虚晃一枪，即向周恩来猛杀一个回马枪。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月25日上午，小轿车、吉普车、面包车，一辆接一辆地来到首都体育馆的广场上。人们像潮水般地涌进会场。
江青昂首阔步，一些人像众星捧月似的，围在她的身边，连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都像她的部下一样，尾随在她的身后。江青端着架子，摆出一副至高无上的领袖的派头，顿时，会场一阵疯狂的欢呼。面无表情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恩来，他不知道今天这个会的内容。他是临时接到“江办”的电话通知，匆匆忙忙地赶来的。他眉头紧皱，不动声色，泰然自若地看着材料。
“革命的同志们！”江青故意拉着长腔，摆着不可一世的架式，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今天是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要全国动员起来。这场批判运动，不是放空炮，要有的放矢，要紧密地联系实际！”说到这，她用力地一挥拳头，嗓门提高了八度，像示威似的喊道：“我们有没有孔老二式的代表人物呢？”她一挥手，“有这个问题，大家要动动脑子，想一想。”她停顿了一下，道：“现在，先由谢静宜同志讲。”她带头鼓掌。
谢静宜原来是8341警卫部队的一位搞机要的工作人员，后来到北大支左留下来当党委书记，一下成为风云人物。她坐镇清华、北大，她和迟群成为清华、北大两所大学的“太上皇”。此刻，全国造反派头目都明白，他们是江青的心腹，他们的言行举动，都是代表江青的。
谢静宜30岁左右，穿着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踌躇满志地走到麦克风前，扭动了一下身子，清了清嗓子，发出刺人神经的尖声：“今天，我是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讲讲批林批孔问题。孔夫子是个儒家，不是法家。长期以来，他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她激动地一挥拳头，“这种保守的反动的思想，阻碍着革命的发展。不批臭它，中华民族就不能前进。”说到这，她用一种像锥子似的目光，狠狠地扫了一下正在看材料的周恩来总理，指桑骂槐地说：“代表保守的反动的孔老二的思想，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我们要坚决批臭这种妨碍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想。不管这种代表孔老二反动思想的人，地位多高，威望多大，都要把他坚决拉下马……”接着迟群登上讲台，他含沙射影，杀气腾腾。
“总理讲讲吧？”不怀好意的江青阴阳怪气地向周恩来道。周恩来越听越感到这些充满火药味的发言，都是江青背后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布置的，矛头都是指向自己和负责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他打定了主意，拿过麦克风，不慌不忙地说：“对于这个会，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顿时会场哗然：怎么，一个中央常委、国务院总理都不知道，这岂不是江青个人搞的么？！他接着说：“但是，我对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够敏感，有点思想落后于形势。幸好，江青同志敏感，我应该检讨自己的思想……”
江青得意地望望周恩来，她用闪电战术，突然袭击，逼着周恩来当众检讨。她感到高兴。当晚，正当江青开足马力，通宵达旦地来审查“一？二五”大会上的录音带时，一件使她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二”五大会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便把参加大会的秘书叫来，吩咐道：“你们要开夜车，把大会上的发言整理出来，用不着全文整理，把主要意思整理出来就行了，我有急用！”
秘书们知道周恩来的用意，连夜突击，到第二天，即1月26日上午，记录便整理好了。周恩来把记录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画个横杠，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都装在了一个大信封里，立刻派机要通信员送给毛泽东。
当天下午，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越看越生气，他大口地吸着烟：这不仅是背着政治局，也是背着我干的，已经狂妄到目空一切了。在她的眼里，还有谁，谁也不在话下了。这么大的一件事，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擅自行动起来，这完全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毛泽东拿起电话，叫人通知召开政治局会议。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和一些政治局委员批评了江青一伙目无组织的行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面面相觑，哑口无言。江青更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她无法反驳，但又憋了一肚子气，几次都想豁出去了，大吵大闹，吵它个天翻地覆；但她毕竟是在政治漩涡里滚了十年，她知道其中的利害。如果真的吵得不可开交，给毛泽东下不来台，他一动怒，这不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吗？这也正是对方所希望的。她忍了又忍，终于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发火。“这次的事件”，她无可奈何地说，“我是有责任。”
“录音带一律不准向下发了。”毛泽东的批示，算是作了结论，并责令江青等“要作检查！”
会议结束了，江青满脸铁青，驱车回到住所。一进屋，便大发脾气。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心里更是七上八下，自己虽然是中央常委、副主席，但这不是“永久”牌的，而是“飞鸽”牌的，说不定什么时候，毛泽东一勃然大怒，一句话，就把自己从副主席的“宝座”上拉下来。他一想起刘少奇、陶铸、林彪的下场，便不寒而栗。光棍不吃眼前亏，保住自己的地位要紧。说点违心话，取得主席信任再说。
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江青恨之入骨。她忽地一下跳了起来，急速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叶剑英也好，周恩来也好，你们就休想安宁了，我不好受，也不能让你们舒服了。
江青心里早有打算，眼下军队成为叶剑英的地盘了，虽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从表面上看，军队是自己和周恩来平分天下，但张春桥在军队里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一召开军委常委会议，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占着绝对的优势。张春桥在里面是孤掌难鸣。江青一直忧虑这件事。
军队是举足轻重的一股子强大的力量，它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是绝对的优势。她对未来的决战，心里充满着矛盾。
周恩来总理日渐衰弱，身体渐渐瘦削下去。从医生那里得到了周恩来的病情相当严重情报后，她高兴万分：“这太好了。用三路向周恩来进攻：一、在精神上，千方百计地折磨他；二、加重他的工作，每天都让他累得筋疲力尽；三、加上病。这几路夹攻，就足以使周恩来早日去阴曹地府。到了那时，国务院这个最高的行政权力机关，自然落在自己的手里。大功告成，夺取了天下。”江青做着女皇的梦。
她要千方百计抓军权。为了建立自己的武装，几乎费尽了心血。这天，江青把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找来，把自己的心思向几位心腹透露了一下。心腹们自然也是心领神会。
王洪文立刻回到上海，在极端诡秘的情况下，打着加强沿海国防的名义，开始组织民兵，加强军事训练，并分期分批地发了武器。
毛泽东请军师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的书房兼会客室进行。
看上去毛泽东很虚弱。一年前，他曾患心肌梗塞，一度垂危。经全力救治，终未发生不幸。不过，这次病重后，他的身体始终未完全恢复。
政治局委员们用心地聆听着毛泽东的发言。对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是来参加党的会议，不如说是来接受长者的训导和教诲。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复出的邓小平说：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面部表情看，似乎看不出对毛泽东宣布的这个决定有什么不同的反映，但在他们的内心是有的要拍手叫好有的要气得跺脚的。
毛泽东又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这话，与其是说批评，不如说是赞许。
毛泽东讲话常常是漫谈，话题很广，但始终贯穿他要阐明的观点和思想。现在，他又换了一个话题。
“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环顾在座诸位，“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他强调不要看不起年轻人。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央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12月20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
毛泽东坐在书房的中央，左首坐着朱德总司令，右首坐着刚参加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几位政治局委员依次站立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右后侧，她是给毛泽东当“翻译”的：把方言译成普通话。
接见开始，毛泽东拍拍朱总的肩膀说：“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啊，不是黑司令。”
毛泽东简单地讲了几句之后，便与站立在一侧的肖劲光、陈士榘、田维新和马宁四位高级将领握手谈话。
第一位是肖劲光大将，海军司令员。毛泽东握着肖劲光的手问道：“身体好吗？”
与陈士榘上将握手时，毛泽东问：“身体怎么样？”陈士榘立正回答说：“托主席的福，身体还好。”
“井冈山下来的人不多了。”毛泽东感叹了一句。
第三位与毛泽东握手的是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少将。
毛泽东问：“田维新同志，你是哪儿人？”
“山东东阿人。”田维新答。
“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毛泽东又问。
“鱼山。”田维新一面回答，一面想，主席是有准备的！
毛泽东又问：“左边有个湖，是什么湖？”
田想了一下说：“嗯，要说湖，那离鱼山还远，是东平湖。”
“噢，那就对口罗！”毛泽东考问完毕，话锋一转，说：“总政治部就交你负责了！”
听到毛泽东的话，田维新毫无准备，感到很突然。不过他还是很快作出了反应：“德生同志走了，总政就我一个副主任了。让我继续留在总政工作是需要的。请主席委派主任。”
“不，就是你负责了！”毛泽东以十分明确的语气说。田维新说：“我资历、经验都不够，还请主席派个主任吧！”
毛泽东不再回答，开始与第四位将军，空军司令员马宁握手谈话。
与马宁作了一番风趣幽默的谈话之后，毛泽东再次开始向全体人员讲话。讲着讲着，他向坐在前排的许世友问道：“我要你读《红楼梦》，你读了没有？”
“读了。”许世友回答得很干脆。
“读了几遍？”
“一遍。”
“一遍不够，要读三遍。”毛泽东随口背了《红楼梦》第一章中的一大篇文字。
自从毛泽东要求许世友读《红楼梦》以后，在座的高级将领几乎都认真读过这部古典文学名著。但是，无论是做军事工作的，还是做政治工作的，没有谁能大段大段地背诵《红楼梦》。八十高龄的毛泽东的这一番即席背诵，令在场的高级将领人人佩服不已。
背完《红楼梦》，毛泽东还要许世友学周勃。周勃是西汉初年刘邦手下的名将，“重厚少文”，是刘邦去世后安刘灭吕的柱石。
第二天上午，会议分组讨论。田维新分在周恩来所在的那个小组。参加这个小组讨论的有纪登奎与北京、南京、沈阳三个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以及唐闻生、王海容和毛远新等。
讨论结束时，当时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问周恩来：“命令怎么写？”周恩来指指田维新：“你问田维新。”说完就走了。
田维新说：“我也没有经历过调动八大军区司令员的事。”
“那，明天上午，河北厅议。”纪登奎说。
次日上午，纪登奎、郭玉锋（中央组织部部长）、田维新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草拟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这天下午，政治局开会讨论任免事项。尽管毛泽东事先已经表了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都在会上一度支持田维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一伙却坚决反对，并推出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为总政主任人选，此事只好搁置了起来。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1975）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不满江青
1974年3月，政治局开会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让邓小平去。江青坚决反对。
江青对邓小平的仇恨如同对周恩来的仇恨一样，是泯灭不了的。因为她知道，周、邓等人是绝不会同她同行在一条轨道上的。邓的复出和重新崛起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很清楚。
从1973年底以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不满日甚，曾多次批评江青。
1973年11月25日，毛泽东对一封批评江青的来信做了如下批语：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允许批评。
毛泽东
1973.11.25
那封信署名“一个共产党员”，批评江青“民主作风差”，批评江青坚持“一切为样板戏让路”，并指出“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的口号和提法是不恰当的。
此后，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说江青“迫不及待”。
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无论从个人还是从党的利益来说，都是不幸的婚姻。偏狭、妒忌、狂妄、狠毒，这些江青都具备，而且她还有极强的权力欲。她最缺少的是善良和对人的感情。毛泽东已经与江青分居多年。毛泽东在世的最后几年，两人见面不多。江青知道，不能失去毛泽东这杆大旗，凡有事或江青认为应该见见毛泽东的时候，她都要事先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提出申请，得到毛泽东许可方能见面。
毛泽东不愿多见她。
有些事是让毛泽东很伤心的。比如一年前毛泽东允许江青来见他，谁知她来是为了要钱。毛泽东给了她3万元。“她看我身体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要夺我的遗产稿费了。”江青走后，毛泽东流了泪。
江青知道，毛泽东不会与她彻底决裂。且不说毛泽东对她总不能没有一点感情，那同住一间窑洞、马背上前后相随、从延河边一块来到中南海的经历，哪能一笔勾销？而更主要的是她有政治资本。江青的名字与“文化大革命”息息相关。毛泽东认为江青批刘、林有功，只要毛泽东不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会轻易否定江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