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更好地管理特区政府的地价收入，在与英方磋商后，中国政府授权于1986年8月13日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土地基金信托”，由中英土地委员会三位中方代表作为基金的受托人，以受托方式管理属于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地价收入部分。聘请在香港或国际上对投资、银行业、商业、财政或经济事务有丰富经验和知识的人士组成投资委员会，作为投资的决策机构，基金的日常管理由基金秘书处负责，秘书处的职员均为当地聘用的港人。
在保证本金安全和不影响香港金融制度稳定的前提下，投资委员会对资金进行了争取最高回报率的投资，使之保值增值。11年来，基金信托人对基金的管理尽心尽力，不取分文，薪水也都由中央政府支发，土地基金的管理和投资取得了良好业绩。土地基金成立时，资产净值只有7.7亿港元，11年中不少年份的基金回报率都增值一成以上，比香港不少私营基金的回报率高出许多。
土地基金将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全部移交特区政府，这体现了中央人民政府真诚维护港人利益、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中英联合声明，是“港人治港”的生动例证。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高度赞扬土地基金受托人及秘书处人员十多年来以辛勤的工作为特区政府财政奠下良好的基础。
大型基建要符合成本效益
中央人民政府真诚维护港人利益的又一表现是，在包括建设香港新机场及相关公路、铁路、隧道、桥梁、九号货柜码头、排污工程、填海、西北铁路规划第一系列跨“九七”大型基建工程的建设问题上，坚决维护中英联合声明，坚持香港跨“九七”工程建设应由中英双方磋商决定，而不能由英方单方面越俎代庖，以及必须符合成本效益，不能给未来特区政府造成负担的原则。中国政府的努力达到了既保证香港过渡期大型基建的顺利进行，为香港经济的发展积攒了后劲，又避免了花光财政储备、留下巨额债务的恶果。
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100多年间，从香港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975年英国殖民地官员的一次透露中就可见一斑。据透露，英国同香港的无形贸易每年盈余约二三亿英镑。另一方面，在1974年以前，香港长期存放在伦敦的巨额英镑储备及香港商业银行的储备金，实际上给英国提供了一项长期贷款，并成为支持英镑的储备金。此外，英国在香港航空业方面也获利甚多，英国国营航空公司长期垄断香港至伦敦航线，英国还利用启德机场的航空延展权为英航拓展海外航线、限制外航飞香港以保证英航的载客率等。
为从香港这只“会下金蛋的鹅”身上谋取所能谋取的最大利益，同时把留给未来特区政府的储备尽量减少，在距离香港回归祖国仅七年时间内，英方单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大型基建工程计划。
从1989年下半年起，港英当局不同寻常地单方面推出了一系列规模浩大、投资空前、工期跨“九七”、涉及海、陆、空各方面的基建计划。1989年10月推出的“机场及港口发展策略”是港英这类部署的典型，投资额按当时价格计为1270亿港元。其中新机场核心项目约986亿港元。但英方在1992年提出的“总体财务安排”中，扣除通胀因素，预算成本一下子提高至1122亿港元，大幅度上升17%。其中，机场铁路成本更大幅上升77%，但效益却相当低，启用至2036年，扣除通胀因素后回报率还不超过2%。专家们预测，按港英的这个预算案，到2010年，机场铁路累积负债就会达1240亿港元，且仍有无限扩大之势。按港英1990年的财政预算，为建新机场，1997年只给特区政府留下50亿港元的财政储备，而留给未来特区政府的债务将达730亿港元，在机管局和地铁工程出现不能按期完工、资金不足时，还要追加投资225亿港元，这笔款项也将变成实际债务，落到“九七”后特区政府身上。这是典型的“我请客，你付钞”的做法。
经过中英双方两年半的谈判，终于使英方降低了总预算，将债务大幅削减至230亿港元，并采取多项措施，加强对香港新机场建设的监管，维护了特区的利益。在香港港口发展、排污计划、填海、铁路发展等跨“九七”大型基建项目上，中方也要求港英作出合理的安排，并符合成本效益。
中国政府还依靠港人，对港英推出的一系列跨深圳、珠海和香港两地的大型工程计划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在中方的努力下，中英双方成立了中英关于香港大型基建协调小组，有力地推动了跨境基建项目的协调规划和发展。
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
对于港英在“撤退”前有意掏空政府财政储备的问题，中国政府坚持，香港财政必须遵循过去行之有效的“量入为出”的理财原则，为港人“看紧香港荷包”。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奉行“量入为出”的审慎理财政策，使政府一直拥有较充裕的财政储备。这也是香港经济获得成功、金融能够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理财原则得到香港各方面的认同，香港基本法中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相适应”。但自1989年以后，港英当局一下子推出一系列上百亿的大型基建项目，港英政府财政紧绌，因此，不断出现人为的赤字预算，降低财政储备，“量入为出”的原则被摆在了一边。
1993年7月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成立，预委会经济小组针对与1997年政权顺利交接有关的财经事务，包括香港1997/1998年度财政预算案的编制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建设和意见。筹委会成立后，筹委会经济小组也就涉及港人经济利益和香港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题进行反复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中方通过参加香港1996/1997、1997/1998两个财政预算案的编制，扭转了港英背离审慎理财原则的倾向，并使香港的财政政策与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相衔接，为特区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香港已回归祖国。海内外普遍预期，香港的经济将因回归的积极因素而继续繁荣。过去十多年里中国政府为维护港人利益的努力，为未来香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香港明天更美好
香港历史的全新一页已经翻开，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时代已经开始。站在历史的交汇点上，创造并分享着香港繁荣的香港人，早已把目光投向未来，开始展望、思考、运筹下一步的腾飞。
对于香港回归祖国后的前景，十多年前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后，曾有各种各样的预测乃至“预言”，有说香港会越来越好的，有说“一时说不清楚”的，也有声言回归是香港“大限”的。事实胜于雄辩。时至香港回到祖国怀抱的今天，在最有说服力的事实面前，“大限”的预言已经破产，越来越多的人看好香港的前景，绝大多数港人坚信：“香港明天会更好！”
正如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特区成立庆典上所说：香港将“带着更加辉煌的成就，跨进新世纪”。
这种坚定的信心，来自对历史发展的分析，来自对现实情况的判断，来自对方针国情的把握，也来自对自身创造力的自信。
昨天香港依托内地发展而繁荣，明天内地繁荣将带动香港发展
早在前年中共中央提出关于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发展目标建议的时候，敏锐的香港商界已经注意到几个极具吸引力的预测数字：“九五”期间，内地计划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500亿美元；到本世纪末，内地的商品进出口规模将达到4000亿美元；到本世纪末的几年里，内地将为世界提供超过7000亿美元的庞大市场。
对于习惯了从发展趋势中寻找机会的商界人士来说，这些数字意味着一个巨大的“金矿”，等待着“淘金者”去开采；对于擅长从宏观上研究分析经济发展前景的专家学者来说，这些数字提供的信息表明：这将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机会。在全世界市场和资源空间越来越小、区域化发展成为趋势、保护主义日趋严重的今天，谁最有条件、最善于掌握这个机会，谁就可以拥有未来。
回顾香港经济发展的历程，人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香港的经济腾飞与祖国内地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历了100多年以自由贸易港为主的缓慢发展后，香港的经济发展起步于50年代，成长于六七十年代，真正腾飞则在内地实行改革开放、全力发展经济的80年代以后。香港今天的繁荣固然有多种因素，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内地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发展。
从50年代到70年代，香港经济基本上是按照工业城市的发展道路一步步成长的，主要产业是以出口为主导的加工工业，劳动人口的一半以上从事的是与制造业相关的工作。
但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经济不断受到停滞和衰退的困扰，市场需求因为萧条而疲弱；贸易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盛行，对从香港这类新兴工业地区进口产品的限制越来越多；与此同时，高地价、高工资、高通胀、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制约着香港制造业的竞争力。就在这个关系香港未来发展的关键时刻，祖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为香港经济再上台阶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许多人用数字展示最近十多年香港经济繁荣与祖国内地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香港加工工业从80年代初大规模移到以华南为主的内地，廉价的土地、充裕的资源和劳动力、低廉的劳动成本，使港商的加工工业重新获得充分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产业规模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渐扩大。目前，香港80%的制造业已经移往内地，在内地聘用的工人达500万，超过香港制造业全盛时期一倍。
内地经济迅速发展，带来庞大的资金需求，香港作为内地主要筹集资金的地方和外资进入内地的“跳板”，金融业务稳定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日益增强。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统计：1979年到1995年的十几年间，香港在内地的直接投资达到近8000亿港元；到1996年底，香港金融机构对内地的债权与债务总额已达6600亿港元。
内地对外贸易迅速扩大，使香港良好的商业贸易环境、高效率的服务、优良的地理位置等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空间迅速拓展，国际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地位不断加强。港府统计表明，经过十多年发展，内地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在香港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已经达到35%以上；到1996年，转口贸易在香港总出口中的比重已经达到将近85%，而转口货物中近90%以内地为转口来源地或目的地；香港已经连续五年高居世界集装箱处理量首位，而其中约70%与内地有关。
祖国内地提供的发展机会、空间和资源，使香港平稳地渡过了产业转型期，免受了发展停滞、通胀和失业率攀升等通常的转型“阵痛”，即使在转型期间，总体经济仍然保持了5%到7%的增长幅度。
回顾过去，事实充分说明，祖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对近十几年香港经济繁荣起到了根本性的带动作用。展望未来，人们更不难从内地经济发展的良好前景中，看到香港经济进一步腾飞的巨大促进力量。
从已经开始实施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看，未来数年内地经济仍将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这种增长势头对香港经济的带动是不可估量的。具体说，内地的对外开放幅度将进一步扩大，中西部地区将成为外商投资新的热点，这对港商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投资良机；“九五”期间，国家大批重点能源、交通、通讯等大型基础建设项目都已列入发展规划，为港商进一步在内地扎稳产业根基创造了条件；内地改革将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新的阶段，港商的技术、信息、管理等优势可以尽情发挥；内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潜力将不断得到发掘，商业贸易空间将会更大，回归后的香港当然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繁荣的保证
邓小平在论述“一国两制”构想时说过：“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这一体现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阐述，客观、公允地指出了一套符合香港实际的、实践已经证明行之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对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作用。
在投资者和研究者眼中，香港的经济体制和管理制度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自由度高，经济活动高度自主。香港不实行外汇管制，资金可以自由进出；贸易高度自由，大部分商品进出香港不需要证明文件；除了极少数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行业外，政府对经济活动很少限制和干预。
――法制和监管比较完备，经济活动保障充分。经过长期发展，香港形成了一整套保障经济活动的法律制度，社会的法治环境良好；对金融、贸易、房地产等重要经济领域，形成了一套既能不影响经济活力又可防止不正当竞争的监管制度；近20年来，强有力的廉政肃贪工作，已经使香港成为全球贪污最少的地方之一。
――社会运作效率高，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较低。香港有一套比较有效的公务员体制，公务员队伍专业化程度高，能基本保持稳定和连续性，从而保证了政府行政的高效率；香港实行低税率、低福利、谨慎理财的财政政策，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可以在享有比较完善的社会服务的同时，担负较少的平均社会成本。
香港回归祖国后，这些基本特点能不能继续保持呢？从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规定中，从筹组香港特区的工作中，从中央政府保障香港高度自治的一系列措施中，可以找到肯定的回答：能！
早在1982年9月，邓小平就宣布：香港回归祖国后，“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1984年6月，邓小平又明确提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江泽民主席近几年多次强调，一国两制绝不是权宜之计，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个方针。
为了坚决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国家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庄严的法律形式，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为了保障香港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的延续，基本法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香港特区依法保护私人和法人的财产权；不实行外汇管制，保障资金的流动和自由进出；保持自由港地位，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征收关税；继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保障货物、无形财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
基本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规定香港原有的法律制度在香港特区继续实行，原有法律基本不变，从而保障香港的独特法制环境。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区享有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原有法律除了与基本法相抵触和特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的外，予以保留。
在严格遵守“一国两制”的同时，从保持香港社会行政管理连续性和高效率的需要出发，中央政府不折不扣地实施“港人治港”，明确宣布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一个官员，相信香港人能够管治好香港；基本法明文规定，港英政府的公务员均可留用。到筹组特区政府的时候，原港府主要官员除个别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或主动要求退休的外，已经全部由特区行政长官提名、获得中央政府任命为特区政府主要官员。
考虑到历史形成的两地社会经济制度和管理体制的差别，为了保障“一国两制”的实施，中央政府正确处理中央与特区、内地与香港的各种关系，赋予特区政府和港人高度的自治权利：香港特区保持财政独立，实行独立的税收制度，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港币的法定货币地位不变，港币的发行权属于特区政府；香港特区为单独的关税地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贸易协定；中央任何部门、内地任何地方、各级法院和公安执法部门，都无权干涉属于特区政府自治范围内的事务；香港特区和内地之间的投资、贸易、金融往来仍然视同外来投资、对外贸易、涉外往来，按照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处理。
由此可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从社会经济制度、管理体制、运作方式、法制环境、公务员体制和队伍、内地和香港关系等各个方面，保证了香港成功的基本内部因素得到保持，这为香港按照原有的成功模式发展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
国际经济联系广泛，经济能量丰沛，人民勤劳智慧：香港发展的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