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梅
是出于特别的钟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黄河将陕北这块黄土地紧紧地拥入怀抱。用它满腔的热血滋润她，将全身的豪情馈赠她。所以，这里英雄辈出；李自成、张献忠从这里走出。李子洲、刘志丹、谢子长从这里走出。20世纪30年代，一位叫高敏珍的女性又从这块土地上踏上征程。
在她孩提时代，就听老百姓怀着激动的心情议论清涧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运动在米脂兴起，那场声援五三济南惨案的爱国反帝斗争声势难以忘却，共产党在米脂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妇女促进会”、“姐妹会”、“放足会”、“读书会”、“互济会”，深深地影响着她、吸引着她。她一入米脂县小学，就加入了儿童队，还告诉老师：“想上学识字，反对老封建，为的是穷人不再受压迫，不再受地主的气。”
地下党员、表哥王守义给她讲过许许多多道理，这些道理把她引上了一条赤色之路。1930年，她加入了“互济会”，7月加入中国共主义青年团。1932年又成为共青团特别支部成员。
在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她怀着赤热的情绪，组织青年、妇女、儿童，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933年4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她情绪激昂地宣誓：“决心打倒老封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当时，党的各种会议和活动经常在她家进行，特委书记赵伯平常去她家指导工作。那个时候，她觉得生活是那么的充实，那么叫人难以忘怀！
1933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决定让她和尤祥斋等撤出米脂，去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当她得到高庆恩、王守义、崔明道、毕维舟等六位党员惨遭敌人杀害的消息后，悲痛欲绝！
她与尤祥斋艰难地到达北平，又到达张家口，参加了由冯玉祥将军组织的抗日同盟军，并担任了“察哈尔省妇女抗敌救亡会”组织部长。她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与尤祥斋一起，领导张家口妇女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号召全国妇女起来抵抗外侮。由于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压力，8月，冯玉祥被迫退出抗日同盟军，导致了抗日同盟军的最后失败。
不久，她受党的指示，离开张家口，到达北平，从事学生的地下工作。在这里，她与地下党员蔡子伟相识，并结为伉俪。不久，蔡子伟离开北平去苏区工作，她继续留北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4年9月，高敏珍带着出生刚刚40天的孩子回到了陕西。她把孩子托付给蔡子伟的亲戚，10月，直奔陕甘苏区南梁堡。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天高气爽的好天气，高敏珍与徐国连一路奔波，直抵旬邑县起界石。刚踏进村，红军游击队迎面开来。游击队总政委张邦英满面春风地迎上来说：“敏珍，你有文化，又见过世面，给同志们讲讲吧！”
回到家乡，又遇到自己的同志，自己的军队，高敏珍喜不自禁，正憋了一腔话要倾叙，经张邦英这么一说，马上讲起来：“……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为了消灭了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那时，我们的下一代，就再也不会受苦难了。因此，我们今天东杀西拼，流血牺牲完全是值得的。同志们，为了迎接无限美好的将来，让我们共同奋斗吧！”
在以没有文化和知识的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中，许多人尽管参加了革命，但革命成功后究竟是一番什么景象，他们并不知道。高敏珍这通讲话等于为大家展开了一幅革命远景图，游击队员们听得眉开眼笑。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派出两位队员，把她送往陕甘苏区机关所在地南梁堡。
……
1945年秋。
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数百名干部坐在台下，尽管空气沉闷而燥热，却没有一丝声息。
台上，高敏珍站在简易的木桌旁，那张略带病态的脸上挂着微笑。她受组织委托给大家讲话：“是党把我从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培养成为一名革命者。作为一个革命者，我对党、对人民只能忠心耿耿，而不能时时考虑个人得失利害。我是先后两次坐过牢，特别是在1939年秋，因被国民党特务险害，有五年的时间是在狱中度过的，委屈吗？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又在想，一个母亲有时候也会委屈儿子，但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难道儿子能去抱怨自己的母亲吗？……”台下的许多人是在审干中受过委屈的，他们有怨气，高敏珍的讲话在他们心海中击起层层波浪，他们感慨、惊讶，想像不来高敏珍那颗受过委屈的心是如何舒展的。
其实，大家的疑惑和惊讶也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他们了解她所经历的那么多磨难。
1935年，高敏珍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奔赴陕甘苏区。组织上让她担任列宁小学教员，她以满腔的热忱投入工作，与张景文一起，给孩子们讲授科学文化知识，灌输革命道理。究竟熬过多小个不眠之夜，踏遍多少条崎岖的小路，连她自己也说不清。在那些日子里，她挤时间跑前跑后，向苏区妇女宣传革命道理，灌输文化知识和卫生常识，号召她们投入革命，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把那里搞得红红火火，热闹非凡。
1935年春，高敏珍调安塞县，担任团特委妇女干事。在那些坎坷崎岖的小路上，印满了自己的脚印。在那一孔孔破烂的土窑洞里，她送去了缕缕温热。播下了片片爱心。她如鱼得水，把自己完全融化于群众之中。
然而，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左”的旋风也刮到了陕甘苏区，一场错误的“肃反”把许多革命的精英送进了牢狱。从白区来的蔡子伟因被怀疑为“反革命”也带上了镣铐，作为妻子的高敏珍自然也无法幸免，她被捕了，并且被判为死刑。
高敏珍是无辜的，人们都明白，但无人敢说，说了也没用。可眼睁睁地看着一位对党忠心不二的人将要成为“左”倾路线的牺牲品，人们不忍心。有人终于想出了“迂回救生法”：“高敏珍正在怀孕，一刀不杀二命，她又跑不了，等生了孩子再杀吧！”这是一个颇费心思的建议，陕甘苏区的领导人习仲勋十分赞同，高敏珍这才幸免于难。1935年10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极“左”路线得到纠正，高敏珍才得以死里逃生。
从黑夜中过来的人倍觉阳光的温暖，从刀口中生活过来的高敏珍更理解生命的意义，她竭尽全力，忘我地工作。有多少次，她丢下正在吃奶的孩子去开会，去下乡。一次，孩子正在生病，她却下了乡，把个蔡子伟急得团团转，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只得出马，帮孩子找奶妈。
1937年，卢沟桥一声炮响，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这年，高敏珍调陕甘宁边区妇联工作，她像一台不停旋转的机器，废寝忘食地工作，宣传并组织边区妇女参加抗日工作，送儿送郎参军参战，交公粮，做军鞋，发展生产，支持前线。这台超负荷运转的机器终于出了故障，她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吐血不止，这才服从组织的决定，休息一段时间。然而，不等病好，她又投入了工作。
高敏珍出色的工作，很快在边区露了头角。9月，她被任命为边区妇联组织部长。1939年1月，她又出席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被选为边区参议会议员。
阴差阳错。1939年秋。一桩特务陷害案落到蔡子伟的头上，他又一次稀里糊涂地进了监狱。刚刚生完孩子十几天的高敏珍又一次因为受牵连而被捕入狱。在那么蒙受不白之冤的日子里，她吃尽了苦头。
1944年3月，冤案澄清，高敏珍与蔡子伟同时出狱。
是冤案引起了中央的重视，还是高敏珍在狱中的表现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主席特地接见了她。
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没有经验，上了敌人的当，让你们夫妇受了委屈。现在弄清了，你们是好同志，好好工作吧……”
热泪从高敏珍的脸上流落下来。像受了委屈的孩子重新得到母爱，她觉得一股股暖流从心中涌过，周身充满了力量。
高敏珍的讲话，使那些因受过委屈而耿耿于怀的人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
解放战争时期，负责边区妇女合作社工作的高敏珍，将七八百万元的物资，从延安转运出去，在同胡宗南捉迷藏的日子里，她以“人在物资在”的高度责任心，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边区政府的嘉奖。
1963年2月，身患绝症的高敏珍进入人生之旅的最后阶段。在病床上，她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仍关心着农业的发展，直到最后一口气。
对她的一生，党和人民给予高度的评价：
“白区地下工作，陕甘妇女解放，千辛万苦，为党奋斗30年；艰苦朴素诚恳，深入团结群众，兢兢业业，堪为我们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