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岚
一
人们都说度过青春的地方最难忘，而我的青春的脚步正是在我最难忘的延安走过的。每当人们一提到延安，或者我在什么地方看到延安这两个字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延安的一切，就想立即回到她的身旁，像女儿见了久别的母亲那样，扑向她的怀抱，拥抱她、亲吻她。延安啊！你永远是深藏在我心中的一颗金光闪闪的宝石，是我眼前永不凋谢的一朵绚丽的鲜花。
我是1938年夏季从西安女师高师部毕业的。由于受一二·九、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事件的影响，我的思想也开始逐渐向革命方向转变。早在毕业的前几年，我就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1937年底，我又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此后，我经常看一些抗日的宣传品和介绍共产党的小册子等，但我那时对共产党的理解很模糊，没有下定去延安的决心，我的思想还在徘徊、犹豫。有的同学早已去了延安，我却服从了学校的分配，和一位同学分到陕西泾阳县泾阳塔小学，当了小学教员。反动的校长很可恶，根本不承认国共合作，不让我给学生教唱国共合作等革命歌曲，还私自拆看延安同学的来信，监视我们的行动。在反动校长的高压下，我们实在忍不下去了。而延安同学又不断来信，介绍那里如何如何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如何深入人心，学生们的生活又是何等畅快、生动活泼。加之我所在的小学正好是通往延安的交通要道，每天我们都看到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涌向延安，途径我校夜宿。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都激起了我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深思，促使我有了想去延安的决心。
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和那位同学趁老师、学生们回家休息时，到集市上雇了一辆马车，带上行李偷偷地离开学校，逃回西安。当我和父母商量时，我说：“眼看日寇就要打来，我不能等着当亡国奴，我要去抗日！要到延安去！”父亲无可奈何地说：“你们各自找出路吧！到延安去也行！”他随即给了我十块银圆。就这样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了到延安的手续，于1938年12月的一天，踏上了通向延安的崎岖小道。
到了延安，我就像走进另一个世界，周围的一切对我都有一种新鲜感。贪婪地看啊，听啊，恨不得把它们都纳入眼里，都装进耳朵，都记在脑海，都铭刻在心中。
在延安我上了抗大、女大，还上了医大，上了三个“大学”，好像我真的是个大学生了。其实，我总共才学习了不到三年。
延安的学习条件很差。窑洞里用木板搭起来的长桌，一盏暗淡的煤油灯，就是我们同窑洞十个人晚自习的地方。山腰的坡地，就是我们教室和活动场所。每个人有一个小长方凳，上课时就从窑洞里拿出来，放倒在坡地，往上一坐，双膝很自然的就变成了我们的桌子。有人开玩笑地说：“我们的桌椅倒很方便，随用随到。”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专心地听教员讲课，认真地记笔记，勤奋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在上大课和听报告时，还能见到中央首长，甚至经常听毛主席和朱老总的报告，我们真感到幸福呀！那么年轻轻的就能经常见到党的领袖，多次聆听他们的教导，我们多么希望在这样政治气氛浓厚、文化生活丰富、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延安多学习几年啊！
二
可恶的国民党顽固派，一直是采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他们虽然被迫承认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消灭共产党的狼子野心从未放弃过。他们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扎重兵，包围、封锁我们，妄图困死我们的党中央，夺取抗战的中心——延安。
毛主席、党中央一声令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此来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于是，全体军民，男女老幼，热烈响应，积极行动，立即投入到火热的大生产运动中去了。看！那满山遍野，到处布满了开荒的战场，一排排整齐的窑洞里，传出了“咯吱咯吱”的纺车声，羊肠小道上，背粮拉煤的人们，穿梭似的你来我往，还有那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萦绕在我们每个人的身旁。这一幅幅你追我赶的劳动景象，这沸腾热情的画面，使我们早已忘记了劳动的疲劳，而完全沉浸在劳动给予我们的欢歌笑语中了。
记得我开荒种田是在延安的抗大、女大，而参加纺线活动则是在1943年的金盆湾（三五九旅旅部所在地）窑洞里。当时，我已有了长子王北来。他每天坐在我纺车旁边用木头制作的小车里，我一边纺线，一边照顾他。有时，他坐久了就哭闹，我不得不停止纺线去抱他一会儿。
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困难，上级为鼓励我们克服和战胜困难，为表彰英雄模范人物和调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就号召男同志耕三余一，女同志纺线，要做到自给自足。我们不少同志达到了这个要求，有的还超过了，涌现出一批劳动英雄和模范人物，谭文邦同志（当年三五九旅特务团政委）的妻子陈敏同志就是当年三五九旅很有名的劳动英雄。她的模范事迹还登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呢！那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可以想象她是多么的辛劳啊！
王恩茂同志当时是三五九旅的副政委，他每天都要和战士们同样劳动。一天傍晚，他和警卫张振都劳动回来，背上各背着带一大块湿土的樱桃树，蹒跚地走到窑洞门口。我看他和小张累得满头大汗，赶忙放下孩子，帮他们轻轻地解开绳子，抬下樱桃树。他和小张很快在窑洞门前挖了两个大坑，把樱桃树栽下了。恩茂同志还抽空在院内的空地上种了很多西红柿和一大片西瓜。不知他从哪里学来的技术，西红柿和西瓜都长得很好。每天晚饭后，我们总要抱着孩子到地里去看看，西红柿一天天长大了，西瓜也一天天成熟了，樱桃树也竟然栽活了，还出奇地结了樱桃，当我们吃到新鲜的西红柿以及又大又甜的西瓜和那鲜红的樱桃时，我们高兴极了，我们完全为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而陶醉了。
我们手上的老茧没有白长，我们身上的汗水没有白流，劳动的双手创造了奇迹般的果实，劳动的双手把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变成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供养了军民，支援了前方，保卫了毛主席和党中央，保卫了我这可爱的第二个故乡，同时也锻炼了广大的官兵以及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三
延安，你对我的教育培养，使我终生难忘，你把我这小知识分子变得像劳动人民一样，你使我养成了劳动习惯，教育我认识了劳动的伟大力量。我不仅学会了种地、纺线，还会做各种鞋帽和衣裳，看，我那两个孩子从头到脚的穿着，全是我一针一线缝制起来的。更值得我欣喜和骄傲的是：我在这儿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懂得了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从而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参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延安啊！我在这里生活了八年。八年，对人的一生来说，是个短暂的时刻，但我在这里获得的知识最多最好。我的政治生命就诞生在这块土地上，我怎能不感到光荣和幸福，怎能不怀念我这可爱的第二故乡！
延安啊！你不仅是我度过青春的地方，也是千万个青年度过青春的地方。你不仅是我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地方，也是千万个青年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地方。你培养了大批党政军和技术干部，把他们一批批输送到各个战场。这些热血青年遵循着党的政策，在残酷的战斗中，舍生忘死，为党立下了丰功伟绩。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条战线上辛勤地工作，他们真正不愧是延安学校培养出来的干部。现在当我回想他们时，有的早已牺牲、残废了；有的在那灾难的岁月里被折磨死了，活着的也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其中有少数还在一线工作，多数人已退居二线或者离休了。不管是牺牲、残废了的，或者是被陷害整死的，还是活着的，大都是有功之臣，为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延安啊，你真是革命的熔炉，是胜利的象征，你的功劳将永远铭刻在中华儿女的心中，你的美名将要由我们这一代人一代一代传给子孙万代。
四
延安啊，你不仅是我政治生命诞生的地方，还是我爱情萌生、发展、开花、结果的地方。记的1940年初春，我和几位女子大学同学调往陕西省绥德专区做妇女工作。开始我分到绥德县女子小学任教务主任，后来分到妇女训练班当指导员，而三五九旅旅部恰恰设在绥德县城里。一天晚饭后，一位青年军人来找我。他不爱说话，很腼腆，我细细一打量：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穿一身整齐的军装。我想，这大概就是前些天那位好心人给我介绍的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王恩茂吧！当我想到他的职务那么高，又是27岁的人了，就觉的和我不大相配，比我大7岁哟！说起来也很可笑，当时20岁的我竟把接近30岁的人看成快老了，还怀疑他老家有妻室儿女。那时，我找对象的条件是要和我的经历差不多的知识分子，年龄只能比我大一两岁，而眼前的王恩茂不大符合我的条件，不是我理想中的人。所以，我态度不积极，两人在一起，没有多少话说。经过两年断断续续的互相来往交谈和别人对王恩茂的评论以及延安的整风学习，使我纠正了对长征老干部的某些偏见，对他的看法也逐渐有了变化。特别是看了他的日记，了解了他的过去，知道了他的思想、品德、工作、学习都是很好的，这终于使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王恩茂是个值得我尊敬、信赖和爱慕的人，将来他会成我的好丈夫。
1942年的除夕，我们终于在延安南门外三五九旅八团的金隆客栈一间破旧房子里结了婚。我们没有购买一件新东西，一切用品都是我们两人原有的，只是在结婚的当天下午，各自把东西拿到一起来了。我们连一套新军装、新鞋袜都没有穿，王恩茂竟然连胡子也不刮一下。我很不满意，批评他太马虎、太不重视结婚了。他笑了，还带着埋怨的口气说：“哪有刮胡子刀呢？理一次发才刮一次胡子！你这个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不懂得我们部队是多么艰苦！”他这么一说，我不满的情绪也就消除了。
我们结婚的条件虽很差，但来祝贺的同志却很多，不少同志在我预先准备的小本上写了热情洋溢的贺词。最近，我在整理王恩茂同志的日记时，偶然翻起那深藏了近50年的小本子，一页一页地看，贺词犹在，但写贺词的人却有不少不在人世了。这时，我看不下去了，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现把那位南下后北返途中牺牲的刘亚生同志（王震同志的秘书）写的一首祝贺诗抄在这里：
旧历新年人人欢，
一天之内两个年，
不待下一除夕日，
两人之外多一男。
他的诗写得既通俗易懂又饶有趣味，还很有预见性，真的，一年之后，我们多了一男，这就是我们的大儿子王北来。
1944年秋季的一天夜晚，我和孩子早睡了，恩茂同志处理完公事也睡下了，突然他叫醒了我，说有件事早应告诉我，但怕我难过，经受不起，所以一直没有开口，现在日子逼近了，不能再拖了。他说：“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以三五九旅为主，组建南下支队，到湖南、广东等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组织已决定我参加南下行动。”说这一次走得很远，要分别很长时间。我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泪水湿透了枕巾。
从我到延安的几年经历中，我深知在战争年代的长期分别意味着什么。当时我才24岁，很快就要生第二个孩子，老大北来还不会走，他这一去，生死难料，今后我怎么办呢？他一边安慰我，一边讲些道理，言语不多，却充满深情。望着眼前对于革命忠心耿耿的他，我能说什么呢？难道一个共产党员可以在这种时候拉他的后腿吗？不，绝不能这样。两个月后，我含着泪水，在送他到飞机场集合的路上，悄悄地对他说：“你给老二起个名字吧！”他未假思索地说：“离开北方到南方，就叫北离吧！”我说：“好，很好！还有纪念意义呢！”之后，我怀着深深的惜别和担忧之情，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从他口袋里拿出来的小本子上。
noindent恩茂：
你去前方，留下我和北来，还有肚子里的孩子，但是我不难过，因为我知道，你是为了执行党的决定，为了党的事业。我更了解你会永远地爱我，不会让我失望。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重见的，请你放心，我一定负责带好两个孩子，努力学习，照着你所嘱咐的话生活，我愿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并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right永爱你的岚
right1944年11月9日延安
这些话珍藏在我保存了50年的他的南下日记中，几次被王首道同志写进了根据王恩茂南下日记写的《忆南征》一书里。
王恩茂一去就是一年零十个月。在这60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带着两个孩子，参加了三五九旅在延安组织的家属学校的工作和学习。每当夜深人静、孩子熟睡时，我就借着微弱的灯光默默地看他的来信，这信勾起了我思念的泪水和惆怅，但更多的是给了我欢乐和力量，我知道他生活很好，知道他在比我们艰苦千万倍的条件下顽强地战斗着。可惜的是这些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抄走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五
1946年9月，朝夕盼望的丈夫终于和部队一块回到延安了。这时解放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我们的部队还没有来得及休整，就要离开延安，奔赴山西作战。望着住过的窑洞，上课的山坡地，望着我们曾举行过露天舞会和散步的小树林，望着亲手开垦的良田，望着延河潺潺的流水和高耸的宝塔山，特别是想到要离开党中央、毛主席以及曾经给我们作过报告的中央首长们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八年的岁月、八年的往事、八年的思索和探求，这一刻又都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依依难舍，不想离开这可歌可泣的故乡。但是，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我们终于离开了延安，随军到山西作战的后方离石县的杨家会村。在那里，我们又办起了家属学校，还办了小学和幼儿园，王震同志的夫人王季青就是我们家属学校的校长。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和胜利，我们家属随军在山西同蒲铁路沿线走了不少县城。到了山西的河津县，我们的家属学校、小学和幼儿园又恢复起来了。我们这些未参加战争的家属、孩子们，从部队南下到进军新疆，始终是一个整齐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提高家属思想觉悟和水平、文化素质和教育孩子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