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非
我从小被卖到异乡，没有体验过温柔的母爱，也没有享受过家庭的关怀与鼓励，不知道自家姓名，更不知道家乡在哪里。自从进入延安，投奔到革命的大家庭里，享受到大家庭给一个孩子的宠爱、帮助、督促教育和鼓励，体验到了幸福和温暖。
奔向延安
1938年6月27日黎明，我远远地看见了延安的宝塔山，大家好像到了家，十分兴奋，顾不得汽车的颠簸，站起来眺望向往已久的延安。
啊，延安，革命的灵魂，整个延安黄色的土地在阳光照射下，呈现一片金黄灿烂，眼前的天地光彩夺目，绚丽无比，山坡上层层叠叠的窑洞披着霞光，格外的新颖。革命圣地多么令人神往！
新的环境，新的事物，使我耳目一新。南门外操场上人很多，无论是打球的还是进行操练的，一律穿着灰蓝色的军装，臂上佩戴着白底蓝字的八路军臂章，戴着直筒式的帽子，前面有折过来的帽檐，帽檐中心钉了两个小扣子，听说还发了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帽徽，人们叫它“乌龟壳”，谁也不愿意佩戴，只喜欢八路军臂章，多么神气！雄壮的抗战歌声响彻四方，山坳里震荡着回声，黄土丘陵环抱着延安城，延河水沿着山脚下缓缓流过，树木不多，只有宝塔高耸在山上。我呆呆站着、看着，深深地被这里新的精神风貌、新的气氛所吸引。
我们在机关合作社落脚，然后到北门外鲁迅艺术学院联系学习，有个人领我上山坡一个窑洞，叫音乐系的同志说：“你们系来人来考试了。”来人叫我唱歌，读五线谱，我又兴奋又胆怯，声音不那么流畅，最后那人问我什么时候来报到，我迫不及待地说：就来报到。
那天——6月27日，我就是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第二期的正式学员了，进校发了一枚校徽，是天蓝色与白色相间的鲁迅先生的半身像，开始了音乐系的学习生活。
在鲁艺
我们都住在窑洞里。窑洞对我来说是新奇事物，凿山挖洞就可以当住房，冬暖夏凉，真是太好了。一眼窑一条炕，住了十几个人，编一个生活小组，起初各系的学生都有，我和凌明、张晓菲、龙韵、张云芳等同志住在一起，后来和岳鹏、田蔚、莫邪、周星、杜粹远她们住在一起。在迎接新同学的生活小组会上，张晓菲主持，每个学员都作了自我介绍，老同学对新同学很关心，帮助安排铺位、打开背包、铺被褥，她们的照顾使我感到很亲切。
到延安不久，一个星期天，几个同学一起准备去爬宝塔山，到宝塔山上去观赏延安的自然风光。在过延河的路上，迎面碰到余硕卿和李清，硕卿给我们介绍认识。其实我和硕卿只有一年没见面，两人说不出的亲切，她穿着一身黑色绸衫裤，宽宽的裤脚像长裙似的垂在脚面，朝气勃勃，洋溢着喜悦，疑是安娜在眼前。她告诉我她在抗大三大队八队，改名叫黎琳，要我去看她。几天后去看她，她关心地抓了一把钱要给我，叫我去做套换洗衣服，她的盛情很难推却，我只好拿了五块钱，说：“我去做条裤子吧。”后来又见过两次，以后各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很少在一起玩了。
在音乐系受到吕骥、向隅、唐荣枚老师们的关怀，他们亲自给我们上课，吕骥老师讲音乐概论和音乐运动史。向隅老师讲作曲、和声和指挥，有时印世界名歌给我们欣赏。唐荣枚老师讲声乐、视唱练耳，并给我们个别练声。一切教材都是油印的，是教师自己刻蜡纸。特别是向隅和唐荣枚老师，对我们既能严格要求，又能爱护鼓励，使学生易于接近。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音乐知识、技能的学习。
在学习期间，为配合当时政治任务的需要，常常演出。向隅老师担任我们的排练和指挥，李焕之同学曾在音乐专门学校学过，常常被分配带领我们练歌。为纪念音乐家黄自，我和薄萍唱《天伦》，和唐荣枚老师、龙韵同学三人在广场舞台上领唱《打回东北去》。那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徐以新教师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并在苏联学习回来的，他给全院的学生讲政治课及中国共产党党史，我们最爱听他讲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故事。
党史课讲到最后，他告诉我们：“谁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提出入党申请。”我想：“像我这样出身的养女可以申请吗？”我带着这个问题去找李伯钊老师：“我可以写入党申请吗？”她告诉我可以写申请，并告诫我要努力按照共产党员的条件要求自己。我写了家庭情况、个人历史、对党的认识，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在鲁艺学习时，先配合延安戏剧节演出，后为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演出。一次在桥儿沟为中央领导演出，参加晚会的人还没有来，毛主席、朱总司令先到会场了。杜粹远和我想亲眼看看首长，朱总司令把我们拉到他的面前，一个胳臂搂着小杜，一个胳臂搂着我（我们本来个子长得矮，加上发的衣服又宽又长，快要齐膝，长袖卷了好几次），亲切地问我们：“小鬼，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轻轻地回答：“是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朱总司令高兴地说：“好啊，小鬼，要好好学习，学好了将来教我们。”我们呆了，傻头傻脑地答不上话来，毛主席坐在总司令后边的一排凳子上，正对着我们微笑着，赞许地点头示意。
那次我们音乐系演出齐唱、合唱、乐器合奏为晚会开场，戏剧系演出活报剧《国际玩具店》、京剧《打渔杀家》、话剧《流寇队长》。《国际玩具店》里有玩具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自由神、洋娃娃及顾客，我是音乐系的学生，戏剧系成荫同学到音乐系借我扮演洋娃娃，真是幸福，没有过去的苦难、不幸、坎坷，怎能品尝今天幸福的甜美。
10月，学校派我去参加《延安与八路军》电影纪录片拍摄。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进步青年克服种种困难，冲破重重的封锁线，千里跋涉奔赴延安，我是青年群众中的一个。在拍摄中我很粗心，袁牧之导演要求不要戴帽子，有一次忘记了摘掉帽子，使片子报废了，多可惜啊！延安是很难得到胶片的，这次失误使我很难受。参加《延安三部曲》的演出，扮演武汉到根据地的小女孩，听到武汉失守的消息后哭哭啼啼地倒在姐姐怀里，当时黑灯就换幕，袁牧之导演早就打招呼了，灯一黑就要停止哭声。结果，我只顾哭，没有注意灯已黑了，直到扮姐姐的同志捏了我一下，才赶快收住了哭声。
鲁迅艺术学校音乐系第二期领导宣布学习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六个月，第二阶段学习六个月，第三阶段回校学习三个月。11月下旬第一阶段学习结束，进行了汇报演出，节目很多，庞静涵二胡伴奏，我唱《摘豆角》、《征兵》民歌，我还指挥唱《青年进行曲》。要分配实习了，因我自知太幼稚，革命知识懂得太少，向组织请求实习期间到抗大去边学习边实习，领导同意了。
当我要离开鲁艺下山坡的时候，碰到了冼星海老师，那天是11月23日，他告诉我他应聘到鲁艺音乐系来执教，星海老师要我留下继续学习，这是我所祈求的。只因去抗大的手续都办好了，介绍信也拿到手了，不知道怎样才能继续留下来，老师也不知道，莫奈何，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星海老师。
到抗大
抗大八大队是女生队，大队长是长征中有名的张琴秋老师，我分在一队，队长是丁雪松。
到抗大不久，一次在大操场上开大会，开会前各队的人都集合坐在操场上，拉拉队此起彼伏，各队互相拉对方唱歌，会场上活跃极了，歌声连续不断，形成连绵的歌的海浪，这边唱了那边唱，一浪高过一浪，十分热烈。一个队一百几十个人，在指挥带领下一致行动，一个声音，嘹亮的歌声使人振奋。忽然，东边操场上拉拉队喊：“干一场来一个，来一个《干一场》！”黎琳站出来指挥唱《干一场》：“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今天烧了王家寨呀……这样活着有啥用呀，拿起刀枪干一场。”她因指挥这支歌而得名“干一场”。歌声刚停西边操场啦啦喊：“洋娃娃来一个，来一个洋娃娃！”同志们不知道我这个新战士的名字，因扮演《国际玩具店》里“洋娃娃”而得名。同志们的盛情使我勇敢地站起来，准备指挥一队唱歌。突然一个又高又大的同志走过来，抓住我的双肩，一提溜将我放到讲台上，笑着说：“你就在这里指挥大家唱吧。”我马上紧张起来了，站在地上心里还踏实些，高高地站在讲台上，众目睽睽下真是心慌，忐忑不安也没有用，反正是唱，不唱下不了台。我稳一稳情绪，选了一个当时大家都会唱的《洪波曲》，指挥全场的同志们都唱起来了。刚唱完我就近跳下讲台，想跑回队伍，台下拉拉队喊：“好不好？”“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洋娃娃再来一个！”“来一个洋娃娃！”这次是众人领，众人笑，啦啦声短促有力，像命令不可抗拒。组织会场的领导说：“你给大家唱一个吧。”我唱了吕骥老师编曲的《开荒》后，就急急忙忙跑回队伍了。
抗大是个大家庭，同志之间是平等的，在一次集会时大家拉朱总司令唱歌，总司令说：“请洋娃娃代我唱一个吧。”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和鼓励啊！
12月，部分同学上前线，部分同学去通信学校和卫生学校，少数同学去鲁艺，我当时很想到通讯学校或卫生学校，学一技之长。去找丁雪松队长，她讲：“组织上另外分配你的工作。”一天郑律成老师牵了一头小毛驴，驮着我的小被包到南门外靠新市场的一个山沟里，抗大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就在那里。
文工团团长缪正心，副团长欧阳山尊。郑律成老师是我们的音乐指挥，他讲：“没有想到你个子那么小，音域那么宽，声音又亮。”我自己觉得一般，只是爱唱歌，有时还去听冼星海老师讲课。
参加文工团算干部了，津贴费由原来的1元增到3.5元，最幸福的是每周或隔周，毛主席要给干部上马列主义课，还听过陈云同志关于干部政策的报告、朱总司令从前方回来在大操场上的报告。文工团员沾着干部的边儿，常常整队出发去听报告，增长了许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革命知识。
在文工团，凡是分配给我的工作，我都尽力去做。新年时要李崴和我演《梨膏糖》，我要打扮成小丑拉洋片，心里感到女孩子演《梨膏糖》真丑，但服从分配，我豁出去了。春节每个宿舍要出一个节目，我们窑洞出的节目是《王小二过年》，吕苓（即乌兰）扮王小二，陈季瑜扮小二妻，颜一烟和我扮日本鬼子。王小二家本来已是“风扫地，月当灯，三十晚上冷清清”的凄凉日子，结果日本鬼子来了，把王小二家仅有的一点坛坛罐罐打个稀巴烂。联欢会上我们的节目很热闹，惹得大家都痛痛快快地笑了一阵，达到联欢的目的。
演京剧的李复同志考上了马列学院要去学习，要我接演她唱的京剧《打渔杀家》中的桂英和李立方同志配戏，她演萧恩。同志们说我唱京剧像唱歌的味儿，我没有在科班学过京剧，尽力学唱京戏的用咿、啊口腔前区音发声，但还是歌味儿很重，真是没有办法。
分配我管化妆，到鲁艺戏剧系张庚老师那里要化妆的油彩，熬猪油，撕毛线当胡子，更多的是用棉花。还用松香和酒精配粘胡子用的胶水，没有时用糨糊代。有一只木箱放化妆品，演出前背去放在桌上备用，演出后卸完妆收拾起来背上就走。我的工作能力低，文化知识水平也不如别人，对分配给我的工作总是努力小心地去完成，唯恐出差错。
只有一次对分给我的工作闹得不愉快。那次吕班同志要排《放下你的鞭子》，设两个香姐，由夏沙和我来扮演，原剧中《九一八小调》改唱《走西口》，气氛完全变了，我当时思想上认为抗日战争进入新阶段，所有部队准备奔赴各个战场打击侵略者，这时演《放下你的鞭子》有点不适宜，唱《走西口》情歌风格也不妥当。但只是想了，没有讲出来。在排戏时吕班演老头，要我和夏沙站在他的左右边，在唱《走西口》的时候要我们将他推来搡去，还要我们唱到“哥哥你要记在心头……”时要撒娇地揉他的胸，要看着他做媚眼。我不大积极，做得不认真，吕班有意见，吃午饭的时候就批评我排戏不服从导演。我说：“这种戏我就不喜欢，这样改也不适宜，要演戏写个适应形势的新戏演，拿一个抗战初期的名戏修修改改有什么意思，本来是好戏，这么一改反倒搞坏了。”我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倒出来了，可能我的意见伤了他的自尊心吧，他瞪着小眼睛，撅着小胡子，迈着罗圈腿蹬蹬蹬走过来伸手打了我的嘴巴，还骂我。我正在吃饭，一点也没有准备，这个人怎么这么霸道，这么欺辱人，我气极了，举起手上的饭碗就砸了过去，我嚷嚷说：“有本事不要修修改改糟蹋剧本，不服气，咱们讨论，叫我做那么肉麻的动作，我就不演！”
革命队伍里打人骂人是纪律不允许的，组织上做了工作，召开座谈会，号召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吕班承认自己打人骂人不对，也讲了许多开脱的理由，也讲演员不服从导演的指挥那没法干工作。我也讲了前面的那些意见，有的看法几乎是他讲一句，我和他争一句。会后沙旅同志对我讲：“你的意见提得都很好，就是零碎了，把意见集中一点提就好了。”
会后我想，还会有那种人利用我的家庭出身进行人身攻击，毁我欺我，下决心不予理睬；干革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的出身是历史铸成，是没办法改变的。
在没有演出任务的时候，静静的夜晚，月光分外明亮，照着我们的山沟沟一片银白，我们的心一片洁净，我和吕苓（乌兰，蒙古族）一块儿躺在银色的土地上，恬静、安详地唱着：“……月光下，有人烧起野火，悠扬悲壮歌唱，我们要生活，便要战斗，沙原是自由幸福家乡。”谈着未来的胜利，想往着胜利后的建设、学习、生活，她说：“胜利后一定要去看望他，他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者。”
她性格粗犷豪爽，是从北平出来的学生，她邀我到她的家乡内蒙古去，教我骑没有鞍的马、骑骆驼，她和我住在一个窑洞里，演戏是老搭档：演《鸿鸾喜》她演父亲，陈季瑜演英稽，我演她的女儿金玉奴；《苏三起解》她演崇公道，我演苏三；一起演《王小二过年》。比较谈得来。“八子，胜利了你一定到我家去，我的妈妈一定会喜欢你的。”有一个朝鲜族的同志追她很久了，人非常憨厚朴实，很有才干，只是因为民族不同，而使她下不了决心。她说：“八子，我要是和一个不是蒙古族的人结婚，我妈妈就会不认我这个女儿了。”我说：“那你就明确告诉那位朝鲜族同志吧，不要让他觉得他很有希望哪。”
这段时间里，我开始认识到，仅有一点点对红军及红军领袖粗浅的认识和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满腔爱国的热情奔赴延安，对自己存在着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认识不够，对共产党的认识也非常粗浅，自己一定要努力学习。由于党对我的教育培养，同志们对我的关心帮助，在1939年6月12日由程森、黎坚两位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月，抗大政治部文工团出发到前方，吕苓同志被留下来了，李崴同志因病留下来了。我脚烂了，下连队演出走了20里严重了，傅崖同志陪我到老医生那里看病，发现大腿根部淋巴肿大，腿上有五六寸长的红线，老医生说：“腿部有炎症了，不能行军，走路会严重的，到时候送回来，不如现在不走。”我也被留下来了，不久陈季瑜同志从前方途中返回来了，因腿部被狗咬伤了，我们都住在招待所里。
陈季瑜、李崴很快相继离开招待所，不久，吕苓说她到女大去。我离开了集体真像只孤雁，我要求到抗大女生队，没几天女生队合并到女大了。
在女大
“我们的学堂在山冈，延水淙淙山脚下儿淌”，女大环境优美，邻枣园杨家岭，延河那时没有改道，出了校门一大片平地，饭后在河边散步洗衣裳，我也曾在校门前荷枪站岗。我1939年8月到1940年10月底在女大六班学习，后来重新调整改为五班，吕苓在三班，和我们班隔着山头，课余饭后在一起玩玩聊聊天。
烧水的大爷是个长征的老红军，我们常去帮他堆堆柴、扫扫地，水房里劈好的木柴总是整整齐齐地摆成方方的一垛。他对我们学生都很亲切，尤其是对吕苓特别关心，学校有段时间没有盐吃，煮红枣当菜，大爷总要用铁皮罐头盒子给她留一盒，悄悄地告诉她，晚上去吃，吕苓就拉上我，真是大孩子，两个人嘻嘻哈哈地把红枣吃掉了。
女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分过几次小组，后来我分在第二组，有马新、邓临、杨蔚、筱景、李蕴辉、鲍侃、石兰，其他人记不清了。
记得四班、五班在一起上课，政治经济学教员是马列学院的李清（硕卿的朋友），哲学教员是毛主席的秘书和培元，中国共产党党史教员是李清心，党史结束后，他又继续讲中国革命运动史。
我们第二组，学习算是稍好的，好就要被点将。即另一个班在点将台上提问题，点名要五班二组回答，我们班作回答，若答得不满意，对方还可以连续提问。
毛主席、党中央对培养妇女干部十分重视。党的领导人从前方回来、从后方回来都要给女大讲大课，提高女大同学们的认识水平。在宪政运动期间，毛主席来给我们上大课，开头一句就是“什么是宪政？宪政，宪政就是老百姓来管理国家大事。”我印象很深，女大木质礼堂依山坡盖起来后，文联就在这里开代表大会，女大的学生也参加了听了一系列报告。
女大不断壮大，源源不断地有新学生来，为适应需要决定打新窑洞。一次吃完晚饭，我们正往山上走，一块桌面大的土块滚下来了，我转身就往山下跑，土块紧跟着我往下滚，山坡上围着很多同学，有的喊：“小鬼，快跑！”有的喊：“一非，快点，快点！”急得她们“咿呀”、“啊呀”地直喊，我边跑边想：“土块滚的声音好像偏点左，土块不会转弯，我跑到小道上就向右转。”我跑到小道上转向右边跑时，土块也紧接着滚进了山沟。“咳……”大家长出了一口气，有的说：“真危险呀！”有的说：“还好没有出事。”同学们的关心使我的心头热乎乎的。
参加女大背粮背砖，为窑洞搞伪装，防敌机轰炸。开荒、种地、锄草、秋收，为妇联领导做凉鞋，为大家做夏衣、做冬装。我和卢春配合，我踩缝纫机，她配套衣片裤片，我们做的质量较好，被调去加夜班。年终奖励我们缝纫的同志每人两元钱，我们马上富有起来了，除留下几角钱交党费外，其余请同学吃烧饼。
1940年8月女大准备庆祝建校一周年，学校准备了很多节目。京剧《梁红玉》、《四郎探母》，话剧《秋瑾》，大型集体舞和八人舞《打连界》、《女大大合唱》，要热烈地庆贺。
在准备节目时，教导处郭建同志叫我去谈话。我不知道什么事，心里直嘀咕。她见我就说：“小鬼，学校成立一周年了，你将为学校做些什么事呢？我非常认真地回答：学校需要我做什么事，只要我能做的，我尽力去做。”她给我的任务是为京剧《梁红玉》跑龙套当女将，我高兴地去完成了。
《女大大合唱》是萧三写的词，指挥是时乐濛，我是合唱队员之一。在演出的前一天下午，政治处孟庆树突然把我叫去，将独唱与二重唱的歌曲交给我，要我准备演出。大合唱已排练半个多月了，明天就要演出，砸锅了怎么办？演出那天寄明问我：“歌篇是刚给你的吗？”“是昨天下午给我的。”她将带来的润喉糖还剩三块都送给我，鼓励我勇敢地唱吧。
啊，女大，
自从投入了您的怀抱，
我们得到了更多的智慧，
更多的健康，
也体验了真正的幸福和温暖。
您好比，
我们的摇篮，
您好像，
我们的乐园。
啊，女大，
我们没有什么言辞，
来描写您的伟大慈祥。
我们将用革命的实践，
革命的实践，
来回答您的希望，
来回答……
您的希望。
庆祝女大成立一周年晚会演出了十多天。
1940年10月底，我结束了女大的学习生活，随女大征收救国公粮工作团到绥德县征收救国公粮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