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涛
我原名汪璇芬（在家叫金宝），父亲是典当铺的职员，典当铺关闭后失业在家，有时在私塾教书。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小学毕业后未能及时升入中学。
1935年我由大姐负担，考入杭州蚕桑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养蚕制种）。学校除普通中学课程外，还有日语、英语、世界语等。校内也有一部分思想进步的老师，1936年鲁迅逝世时学校还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沦陷的敌占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不久，日军在金山汇登陆，家乡浙江海盐县也被日军占领，杭州局势紧张，学校解散，我只能住在同班同学蒋德良家（她后改名甘露，也去了延安），与家里断绝了联系，怎么办？何处去？我的大姐在安徽省当涂县查家湾镇小学教书，只能去那里了。我先到芜湖，后转船去查家湾，见到大姐，大哭了一场。
不久，日军占领长江一带，当涂县也沦陷失守，查家湾形势吃紧，小学也被解散，镇上不能待下去，我随大姐和外地一个女教师住到乡下的一个老师家。日军白天下乡“扫荡”、“打野鸡”（找吃的），老师们担心日军来找“花姑娘”把我们掳去，就把几个女老师和我安排在船上。那里是河网地，只一条小木桥可通路，他们把小木桥拆了，陆路不通。日军“扫荡”从东边来，我们的船往西边开，从南边来往北边开。在船上，我们经常看到浓烟、烈火燃烧着的村庄房屋，日军施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就在那严寒的腊月、雨雪交加的冬天，我们过着非人的生活。乡亲们不但给我们送吃的，日军下乡“扫荡”时，男人们就下船带我们一起往安全地方开。我们就这样提心吊胆在痛苦中度过了整个冬天。
冬天过去了，1938年的春天降临，我们都感到不能围困在这里，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耳闻目睹大好山河被抢夺，不能再待下去了。他们打听到江对面是国民党统治区，但要到国统区非经过封锁线不可。正好有小商贩要过江去采购货物，我就提出和另一位男学生王文庵随小商贩前去探路，如果路通，留下的人后面再去。但大姐感到危险性太大，不同意我先走，我说可以女扮男装嘛。我就把头发剪成分头，穿起了长袍，带了个瓜皮帽。小商贩某大伯告诉我，如遇到有人问话，可装成“哑巴”不答，做做手势就可以了。就这样我随小商贩某大伯一起走了两天路，黑夜偷偷渡江，到对岸上的裕溪口。这天上午正在吃饭，又听到枪声，日军下乡“扫荡”了。某大伯赶快把我藏到一个农民家后院的稻草堆里，连呼吸都不敢出声，黑糊糊在草堆里躲到日军“扫荡”过去，才爬出来，全身都是稻草。出了草堆，大伯他们嘱我带上一个烧饼赶快上路，我们又走了一天，到了运糟镇。这本是国民党统治区，我们找到了原在查家湾小学教书的曹老师家，他拿出他妹妹的衣服给我穿，除了头发无法变回来，我又恢复了女性的本来面貌，在曹教师家待了个把星期，大伯他们又把郭校长和大姐等六七人带出来，我们会合了，脱离了敌占区黑暗困苦的日子。
走向延安
1938年春，我们七八人到达当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六安，通过郭校长的关系（他与陶行知的一些学生熟悉），我们都找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同时大家都写信找亲友，不久，大姐去了贵州大姐夫处（教书），我找到了二姐，便离开六安到武汉找二姐（二姐夫在国民党航空委会工作）。到武汉不久，武汉局势紧张，又随他们撤退去湖南、贵州，后去四川重庆。在重庆得知原杭州蚕桑学校的马老师在四川南充蚕种制选场工作，便去信想到南充蚕种场当见习技术员。后得知蒋德良已在南充蚕种场工作，我们常通信。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大部分领土，民不聊生。但国民党实际已无力抗战，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英勇杀敌使我心里萌生了崇敬之情，也知道延安有个抗日军政大学，心想也去抗日救国。我与同学蒋德良通信中谈到如何去延安，后得知原蚕桑学校同学吴惠（去延安后改名沙平）已去延安，我们更心切了。后来由蒋德良通过关系得到了去延安抗大学习的证件（介绍信），我和蒋德良商量，由我先去成都（二姐在成都）找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如何去延安。
我知道证件是保密的，就用肥皂挖了个洞把证件折叠放在肥皂内，白天随身带着，晚上睡觉放在头下。1939年夏秋之间我到了成都，住在二姐家，借上街买东西去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但他们总说没车没人去。我心情焦急，但又不愿说，二姐他们看出了我有心事。一天，他们说延安有个抗大，山西有个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也是抗日的，正在成都招生，问我想不想去，想去可以去报名。我认为只要抗日救国都去。不久，我被民大录取。报到后，我立即去信给蒋德良，希望她在我们要经过的地方等待我们一起去，但未见到。
坚决去延安
1939年11月中旬，我们一行有六七十人从成都出发北上，每天行路五六十里，有时百来里，爬秦岭，过黄陵，雨雪交加也上路，住宿吃饭都是部队生活，一群男女青年又说又笑又唱，并未感到寂寞和疲乏。
我们将到洛川的一天下午，我看到小队长余英和队员谈话。她问我：我们这批青年学生不打算去山西民大了，去延安抗大，问我愿不愿去。我当即回答：“去，我早想去了。”我把原来的想法简单地说了。她说好，又去找其他同学谈话了。傍晚我们到达洛川，大队部通知吃过晚饭在一个广场集合，饭后在广场开会，指导员王怀安、大队长陈恕平讲话宣布：我们不去山西了，改去延安，有不想去延安的可以不去。同学们都高呼“我要去延安”、“我们要去抗大”。大会很快就散会了，大家背起背包即刻出发行路，直到走进陕甘宁边区的地界（防护区）才停下来休息。1945年，我从西北到东北，路过围场县时，巧遇原指导员王怀安。他告诉我，民大这批学生是四川大学中共地下党借民大名义在成都招的学生，本来就是打算去延安的。
我们离开洛川到达延安，已是1940年2月初，整整走了三个月的路。到了延安，大家又高呼：“我们胜利了，我们的愿望达到了，延安是抗日根据地，延安是我们的家，我们到家了！”刚到延安，我们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阳光普照着大地，到处都是青年学生，都穿着灰军装或列宁服。我们换装后，大队部分配我们到各学校去，大部分去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也有到抗大、陕公、鲁艺，我被分配到女大，大队长陈恕平问我要不要改名？他说，把你的女性名字改掉，就叫江涛吧，我说姓不要改，叫汪涛吧。从此，“汪涛”之名就延续到今天。但有时遇到陌生人还问我：你是汪涛吗？似乎“汪涛”应是男性。
女大给我信念了
1940年2月，我进了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始了我新生的学习与生活。女大学习没有教室，就是宿舍窑洞前的一块空地，没有凳子，席地而坐，没有课本，只能听写笔记，没有床铺，有木条炕，小米是主食，白馍和荤菜是节日佳肴，洗头洗衣服是草木灰。生活是艰苦，但精神振奋，充满阳光，能焕发青春。
去延安不久，正碰上国际三八妇女节，为了纪念这个节日，领导安排在学校大门前延河边空地上搞活动。节目有团体操、集体舞、大合唱、独唱、朗诵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非凡的活动。平日周末、星期天也有许多活动。我参加歌咏队，唱《女大校歌》、《黄河大合唱》、《延水谣》、《游击队之歌》等等，焕发了活力。
在女大我们能经常听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使原来只有抗日民族解放意识而对共产主义认识朦胧的我，开通了思想，武装了头脑。我们不仅学习抗日救国理论，还学习妇女解放、人类解放的社会发展史，学政治、哲学、经济，学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政权建设、密切联系群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就在那时我思想上有了信念：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女大师生间、同学间互尊互爱互助。在建设延安飞机场时，我要背百块砖头，压得直不起腰来，也不叫一声苦。有一天手指头破了，班长就不让我再搬砖头了。有一次我害了肺炎，起不了炕，同学们帮我打水洗脸、喂饭、洗衣服，还给我补课，充满了同志之间的深情、革命大家庭的气氛，女大真是我的家。
养蚕试点吴家坪
1941年春夏之交，我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农业科工作，以后到光华农场。因为要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我们学过蚕桑业的三个人，沙平去清涧，甘露去绥德，我去子长县，进行科学养蚕试点。子长县的试点在吴家坪行政村，那里的村干部对这项工作热情支持，全力相助，安排了养蚕窑洞、工具和人力，我也一边自养试点，一边去周围蚕户辅导，那时的所谓科学养蚕，根据条件主要是：定时喂养，多除砂（去蚕粪），食叶干净，室内空气温和，周围环境清洁，发现病蚕立即除去等。经过一年的试点养蚕，当年的产量增加了。后来因为整风运动开始，我们要参加，试点停止了。
我在吴家坪养蚕试点中认识了许多可亲的乡亲们，我的许多干爹干娘干姐妹们，他们把我当作亲生女、亲姐妹，不但支持我的工作，学习我们的养蚕方法，帮助参加养蚕劳动，还陪伴我，关心我的独身生活，在吃派饭时，家家专门为我做白面馍，荤菜往我碗中夹，姐妹们还经常向我说悄悄话（她们找对象的事）。我身上生了“瘩背疮”（一种难治的病），他们为我担心，忧虑怕治不好，干爹们为我到处求医，赶上小毛驴陪我到远处治病、取药，真是骨肉不分的真情啊！每当我回忆那些日日夜夜的深情，总想有机会去看望他们，看望我的干爹干娘干姐妹们，但没有机会成行。他们现在哪里，都好吗？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党中央号召和组织大批干部去各解放区，我们随部队去东北热河，在那里建立了热河分局、行政公署，我当了机要秘书，每天战况电报很多，胜利喜报频频传来，最后终于解放了东北，建立了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直至全国解放。
我1946年到1958年在东北地区工作，1958年调安徽工作，1962年调上海工作。这60年我主要搞经济工作、劳动工资工作、统计工作。60多年中，有风风雨雨，有喜气洋洋，但在困难面前从不动摇、不低头。最值得回忆的还是延安，还是女大，那里的真、善、美，那些精神奋发的黄金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