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澜
从北纬25度线开始
平型关战役之后，我决定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场。这是我在政治上的第一次抉择。但是共产党在哪里呢？我是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工作，中共已在福建恢复了地下党组织，但我不知道；虽然中国共产党已在武汉公开出版了《新华日报》，驻有“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的办事处”，红军大学已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公开在武汉招生，但我一个在国民政府官办事业机构里工作的职工，哪里能得到这方面的消息呢？
直到1938年4月，我的同乡同学林振吾夫妇领我到他们大哥王效山的家中做客，在吃晚饭的过程中，王效山向我透露了到延安去的路线——先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由办事处安排去延安的具体办法。我总算是“上天有路了”。
1938年的5月，日军对福州市区进行狂轰滥炸，各机关、学校陷入一片混乱，五里亭义务考试区也按照政府的搬迁计划向闽北小县城搬迁。他们包租了一只小火轮，满载着实验区的全部办公用具和机关全部工作人员，在闽江口岸台前码头上船，沿闽江逆水北上，到达建瓯码头，靠岸停泊。这是闽浙赣三省的交通要道，是水陆运输集散地，上了岸就有公路直达浙赣铁路的江山车站，能乘粤汉路列车到武汉。当停泊在建瓯码头的一天夜里，我悄悄地将自己的决定告诉给我的女友郑家瑜，说我要在这里与她分手了……不用多说，郑家瑜已经完全了解了我的意图，她把这一消息又透露给茅乐楠主任。茅让会计给我透支了两个月的工资，我完全理解这一深情。坚定地、默默地告别我热爱的事业，告别了相知的朋友和同事，踏上了去延安那遥远而又艰辛的征途。
如果生活是条河，那么从这一晚起，当我从闽江的小火轮船甲板上岸时，即是生活河流中的湍急转弯，从此迎着民族抗战的道路一泻不返。
从南中国的福建到达西北的延安，究竟有多么远？我心里没有底，我打开中国地图，地理坐标告诉我，这是从北纬25度线跨到35度线。从福建起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到西北止，行程上万里，相当于从北非跨越地中海，穿越几个欧洲国家！我这时心里顿觉自豪起来了，我们的祖国是多么辽阔、广大，而个人又是多么渺小呵！我在建瓯车站搭上长途汽车，翻山越岭，到达江西玉山，挤上浙赣铁路西去的列车，到达长沙，在长沙转乘粤汉路列车，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怎奈何我到达长沙后，囊中所剩无几，已没有足够的钱买火车票了，怎么办？幸好我的姊姊随我姊夫杨建邦在湖南省公路管理局工作，家驻益阳县。我便去找他们。经过几度周折，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家。我在他们家住了约半个月，一来叙姊妹之情，二来想求他们支援我的路费。我的姊姊善良而友爱。我的姊夫虽然当时是国民党战时交通管理局的少校技正，但他不问政治只是为我担心，说：“你到共产党那里去，被国民党抓住了是要杀头的……”但他还是让我的姊姊用他的工资资助我路费，让我北上。这样，我便告别了长沙到达汉口。当时的武汉，战火弥漫，国民党临时国府设在那里，正组织武汉保卫战。我经过一番寻找终于看到了“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牌子。走进办事处大门，跨进接待室，有两位同志接待了我。其中一位男子自称名叫王一贯。那时，我穿着一件白细布翻领上衣，上衣束在一条半旧的米黄色卡其布长裤子里，两袖挽得高高，腰上扎了一条一寸宽的黑皮带，皮带下面表口袋上沿，别着一枚白底红字的圆型徽章，露出“省义务教育训练班”几个字样。脚上穿着一双半旧的青灰色球鞋。我的一头黑发剪得短短的与男孩子相似，鼻梁上架一副白边近视眼镜。这一身打扮与一般仕女不同。大概因为这个缘故，办事处的两个人对我端详了半晌才问我：“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
“我要到延安去投考抗日军政大学……”我话还没说完，王一贯就问我：“你有介绍信吗？”
“难道上抗日大学也要介绍信？”我反问一句。于是王一贯要我坐下，我交出了自己的证件：毕业证书、工作证件等等。王一贯低头认真地看了一遍说：“福建到这里路隔万里，一路上遇到什么困难吗？”
“要说困难，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一路上兵荒马乱，交通秩序不正常，每前进一站，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故。当我从长沙到武汉的列车上，夜间行驶的时候，车厢里来了几个武装宪兵，他们手里拿着长长的手电筒，照射每个旅客，进行盘查。当他们走到我身旁时，厉声地问我：‘什么地方来的？到什么地方去？’我唰地站起来，昂着头指指腰间的这枚徽章说：‘你们看吧，我是到西北去的……’他们用手电筒在我的徽章上照射了一下，其实他们根本没有看清徽章上写的是什么字样，又看了看我的全身上下，竟什么也不说地走了。”说到这里，我把徽章卸下来放在王一贯的桌面上，笑了笑。王一贯把徽章拿在手里，端详了一下也笑了笑。这一笑，我们之间似乎就不陌生了。第一次谈话就顺利结束。王一贯约我第二天再去。
第二天他要求我详细地讲了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兄弟、本人出身，生活经历和兴趣特长，社会关系，投考抗日军政大学的思想动机和对当前政治形势的认识等等。谈完了以后又要我第三天再去。第三天谈话一开始，王一贯就直截了当地要我愿不愿意留在武汉战区工作，因为保卫大武汉，有许多工作要做，“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参加群众宣传工作”。我对王一贯的建议没有正面回答，我只说：“武汉失守了怎么办，南京不是也失守了吗？……”王一贯听了我的反问沉默了一下说：“好吧，就按你的志愿介绍你到延安去上抗大。”最后又问我：“结婚了吗？”我摇了摇头，又问：“有恋爱对象吗？”这下我难为情了。王一贯说：“哎，你是个很勇敢很机智的女性，问到这件事就脸红了。这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延安，人们会笑话你有点封建呢！”接着说：“明天，我将你和其他十几位到延安去的朋友组织在一起，结伴同行，免得路上发生麻烦。”
就这样，1938年的8月，我和十多个同伴一起乘火车由武汉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在七贤庄招待所。招待所是一排土木结构的平房，房里有一个大土炕，炕上铺着有孔洞的芦席，好在是夏季，睡觉休息还可以。我们在这里等了三天，办事处又给我们开了到延安的集体介绍信。到延安去，既不通火车又没有汽车，要自己背着行李步行800里路。当时就有两个人表示不去延安了，一个要回武汉参加国民党战时干部训练团，一个要到山西参加阎锡山的抗日民族革命大学。办事处的同志没有作任何挽留，因为道路是自己选择的。我们的队伍虽然减少了两个伙伴，大家还是唱着歌朝陕北延安进发。一出西安城，涉过渭河浅水，我们便进入了无穷无尽的黄土高原——一路上风尘滚滚，看不见绿茵，地势越走越高。由于多少年来水土流失所造成黄土表层奇形怪状，有的像巨大的城堡，有的像巨象猛虎，有的像神斧劈成的岗峦山谷。一路上没有饭店、客栈，只能在路边摊棚里买些馒头米汤充饥，晚上几个人分组住在残破窑洞里或摊棚里。几天下来大家都疲劳不堪了，几乎每个人脚上都磨起了血泡……直到8月30日，我们才走到洛川。14天行程，每天不过走五六十里路，可算是最慢的行军速度了。
两个女兵和一头毛驴
1938年的9月1日傍晚，我们这几十个人的队伍已走得东倒西歪。到了洛川县后子头村，准备在这里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正巧，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在这里驻扎。校部的干部看了我们的介绍信，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安排了我们的住宿，我们有一种到家的感觉。过了一天，学校的领导要求我们留在随营学校学习。他们说：“随营学校的办学宗旨与抗日军政大学是一样的，而且学校随军总部行动，更有机会接近抗日前线。”这一条对我们这些急于上前线与日本侵略者直接较量的青年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没有什么多说的，我们一致同意留下来。第三天，我们这批人和原有的随营学校混编成一个支队（叫第三支队，外加一个女生队）开始上课了。支队长陶汉章在课前对我们训话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八路军的战士了；战士是要打仗的，不仅要学理论、政治，尤其要学军事——军事训练是你们的主课……”接着，军事教员马国瑞走上讲台，宣布三个月军事训练计划，内容包括：步伐训练、散兵线训练（分队散开后，形成的战斗队形）、步枪射击和投手榴弹等，总之，摸、爬、滚、打，件件要求严格。
就这样，我们一天到晚的生活就沉浸在军号、口号声中。当10月北国的天气带来初寒时，我们都穿上了八路军棉布军装，是青灰色的，那军装式样男女都一样，穿上军装后一眼望去，分不清男女，为了适应战时环境，有的女同志尽量地把女性的特点掩盖志来，把自己的头发剪得短而又短，个别女同志甚至还剃了光头。大家都把军帽压得低低的，只露出一双眼睛，焕发青春的活力。
我对政治理论学习、军事训练的艰苦，适应得很快，因为我早有这种向往和精神准备。最难适应的是陕北的生活和干燥的气候。我自幼生活在江南山青水秀的地方，从没见过这种怪天气，晴天一身黄尘土，雨天满地泥泞。看不见绿茵，听不见鸟鸣，没有淙淙清泉，生活用水也十分困难，要在土井里用辘辘吊上来，黄澄澄的略带苦涩。“我想喝杯清甜的开水啊！”我常常在嘴里嘀咕着。好运来了，这一天支队部分配给我和余维华一项任务，要我们赶毛驴到十几里远的山谷里去驮清水。早上太阳刚刚出来，炊事员已在毛驴背上架好了一对水桶。我俩愉快地赶着毛驴出发了，一边在崎岖的小路上赶着毛驴走着，一边向稀少的行人探听清水源的所在地，绕过几座山峁，约摸是晌午时分，在一个山沟的出口处看见一股清泉潺潺地往外流出。我俩高兴极了，立即止步，先让毛驴饮足，然后把它拴在酸枣棘上。我们两人小心翼翼地卸下驴背上的水桶，平平稳稳地放在溪边。然后双脚蹲下，合起双手，掬起清水，痛痛快快洗了个脸。再从腰间解下随身携带的大搪瓷杯子，一杯一杯地舀起清水灌进木桶里。好不容易把两个空木桶都装满了，又吃力地抬起木桶准备往毛驴背上放。岂料这毛驴很敏感，当我们从驴背上卸下空桶架时，它很乖顺，稳稳当当，可是要把盛满清水的木桶向它背上放时，它的四条腿却忽前忽后地挪动着，摇晃着脑袋，毫无合作之意。我在幼年时曾指挥过黄牛，此时却指挥不了毛驴。我们都不懂得要往毛驴背上驮东西，必须从驴的头部跨过，而绝对不能从驴的后面往上架！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头毛驴飞起它的后腿，就是一踢蹬，我俩猝不及防，连人带桶跌滚到溪边……这一下子可糟了，我们俩被跌伤了腰腿（所幸还能爬起来），再看木桶，滴水也没剩下。而毛驴却俨然似一个胜利者，昂起头，竖起耳朵，张开大嘴巴“啊——呕，啊——呕”地叫起来，似乎在庆祝它的胜利，嘲笑两上女八路的无能，我们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认输……驮水这一课终于以不及格而告终。
军事训练时间不长，三个月后，随着八路军总部的行动，学员们重新组合和总部一起东渡黄河，准备进入晋东南抗日游击区。我与女生中的一部分战士被指定留下，转赴延安抗大女生队继续学习。在未公布名单前，支队长陶汉章征求我的意见说：“在这次行动中你是不是可以和我们一起东渡黄河？”目光中带着深情，语气中含着恳求。他是个知识分子，也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官，年轻而才华横溢。在几个月的学习训练中，我们相互切磋，感情与理解非同一般。但我不愿在战争环境中发展那种罗曼史，就婉言拒绝了。我说：“我为延安而来，至今还没到过延安，不到延安我心不甘啊……”我和他分手了，和随营学员学校分手了，和同学们分手了。正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我和我的战友们绝大部分都没有再次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