珊时
一二·九——延安
过去和现在，世界上有过很多显赫的名字或因辉煌，或因渺小……可是尽管显赫，它们却不一定都能令人产生历史性的联想。
有一种人，他们与某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共生命。只要一提起这一历史事件，你就不能不想到他们的名字，尽管这个名字不一定显赫。
郭明秋——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著名学生领袖、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一个女共产党员。
1935年12月9日。严冬笼罩下的北平，一座愤怒的火山在“不准抗日”的白色恐怖中爆发了。年仅18岁的北平女一中高二学生郭明秋，这一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公开的指挥者之一。从此，她的名字就写在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史册上。
两年后，又是数九寒冬，她和另外三位女性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艰难跋涉在崎岖不平、土匪出没的山道。这条山路的尽头，指向她心目中的革命圣地——延安。
这一行人来自北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平津沦陷。郭明秋等人奉北方局指示，出北平，经天津塘沽坐海船至烟台，再由此乘汽车颠簸到潍县，换火车往济南，又沿陇海路到潼关的黄河渡口。可是，渡口已被国民党的溃兵占领，无法渡河，只得折回郑州，再绕道搭火车向北抵石家庄，再换乘火车，历时一个月，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太原。紧跟着，太原告急，太原失守。又从太原被装进“铁闷罐子”抵达临汾，再往黄河渡口。身后，是阎锡山部队的溃兵；往前，是重峦叠嶂，路途坎坷……“快些走啊！”交通员深恐这一行手无寸铁的女人再遭遇土匪，絮絮地催促着。这四位女性，除郭明秋背着自己刚出生不足三个月的孩子外，还有一位孕妇，而爬山的交通工具只有一个“架窝子”——两头骡子架着副担架。这副救命的“架窝子”驮着孕妇，驮着孩子……大家一路担惊受怕，整整熬过了半个月的艰辛。这半月，郭明秋为了孩子，送光、丢尽了身上一切还算值钱的东西：棉大衣、茶杯……她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但是她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抱怨和踌躇。因为她清楚，只要还在走，每一步就都是在接近那个神圣的目的地——延安。
终于，一串亲切的地名扑面而来：延长，这是渡过黄河的第一站，生产石油的地方，河水都泛着油花花；山坡坡的窑洞里飘出了“家”的气息；兵站的八路军战士热情和气……又往前走，就看见了桥儿沟、宝塔、延河、延安城……又往北走，是杨家岭，驻扎着党中央的重要机关。
“总算到了自己家啦！”
“这下可没人抓我了！”
郭明秋感到自己的心，不，是五脏六腑都在开怀地笑。
一二·九运动之后，她上了华北汉奸政府社会局的黑名单。从此她再不能痛快淋漓地站在学校的演讲台上，向热血的同胞们宣传抗日救亡的真理，不能放声地唱革命歌曲，不能在公开的场所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两年的秘密工作，两年的白色恐怖，她憋坏了。现在，她平安了，自由了！同行的女伴小李放开喉咙唱开了红色歌曲，歌声感染了郭明秋，她振奋无比，大声朝同伴们抒发着感慨：“陕北在中国，就像苏俄屹立在世界一样啊！”这位北平来的学联主席意犹未尽地分析开了，“有了平型关的胜利，有了陕甘宁，从此我们的抗战有希望了……”
她把这份快乐浓缩成一句话，装进信封口袋，寄给了留在敌后的爱人林枫分享：“我们娘俩到了圣地延安了。”至于吃了哪些苦？只字未提，统统忘光了。
寻求“高尚的真理”
1937年下半年，自从平津陷落、太原失守，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以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延安是众望所归，是“民族救星”升起的地方。
初到延安的郭明秋，满脑袋时局，一心向往抗日，对于党的领导人有关抗日的谈话尤其敏感，从这些谈话中，她呼吸着从未享有过的新鲜空气。11月初在天主教堂庆祝十月革命节，赫赫有名的周恩来是如此的平易近人，但讲话的内容却又振聋发聩：“共产党主张全面抗战，国民党只允许政府抗战，不动员群众，所以他们只能是片面抗战。”
又过了几天，毛主席在延安大礼堂发表演讲，题目是《上海、太原失守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他指出：“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这一时期，“在党内和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要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
郭明秋从白区带来一肚子的问号和不平，如今在毛泽东、周恩来精辟的论述面前，一下子豁然了。
郭明秋出生在一个军人的家庭，父亲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如此家境，她本来可以做个无忧无虑的娇娇小姐，或者遵照父亲的设计，成为他的“好儿子”，圆满地完成大学学业。不料，当她15岁刚到宣化读初中一年级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山河破碎，民族蒙辱。父亲在堂屋内挂起了岳飞的手迹“还我河山”，大人们来家里聚会整天谈论的也都是时局，时局、家庭、学校，耳濡目染，这个接受了新思想的小姑娘愤然提笔疾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后举着标语跑到宣化街头去讲演。15岁，应当是女孩子学做女红准备嫁妆的妙龄，郭明秋却在梦里喊着：“咱们女子也要打日本……”可是，当她高举着一二·九的红旗，呼喊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心声时，劈头盖脸的回答是军警的棍棒、大刀、皮鞭、枪托，更有甚者，是“抗日杀无赦”……
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使她获得了一种“没法说的痛快”！她觉得，她仿佛是抓住了“最高尚的真理”。
“追求高尚的真理”，是郭明秋认准了的生活道路。只有“看书过日子”，她才过得充实。去延安之前，从黄敬那里借，从东安市场地下书店里买，她已读过了拉比杜斯、里昂杰耶夫等苏联学者分别著述的《政治经济学》，日本学者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史》以及《中国革命运动史》和上海出版的一些青年读物。可能正因如此，同行的女同志均被送进陕北公学或者党校学习，惟她被中组部妇女工作的负责人蔡畅看中，担任她的秘书。在蔡大姐身边，郭明秋依然贪婪地读各种书。有一天，她正埋头“生吞活剥”王明的《为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蔡大姐走过来说：“小郭，我借了两本书给你看。”
这两本书是毛主席对苏区长岗乡和才溪乡的调查报告。陕北草纸，手抄本，一个字有小指甲盖大，外表虽土，可内容清新、睿智，郭明秋一下子看懂了，迷上了。在这两本书里，毛主席生动地说，调查的要点是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做侦探，使人家讨厌。否则人家脸上就没有笑容，不搭理你……
这是浅显而深刻的真理。全面抗战，发动群众，这不正是最直接的启发吗？郭明秋心悦诚服。她想，以后我到前线去，也要这么做工作。从此，在蔡大姐无声的指引下，她彻底从王明制造的“晦涩”中解脱出来，一生再未离开毛泽东的书。
终于有一天，蔡大姐说：“我领着你去看看毛主席吧。”
毛主席住在延安城内一个小四合院里，屋里有个大桌子，桌上摆满了书——这就是永久地留在郭明秋记忆中，头一次去看毛主席的情景。
“你是哪儿人哪？”
在郭明秋眼里，毛主席又亲切又高尚，她竟然一点儿都没有拘谨：“察哈尔人。”
“察哈尔那地方很落后，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人啊？”蔡大姐事先简要介绍了郭明秋在一二·九运动中的杰出表现，所以毛主席才这样追问。
“我在北京念书呀……”接着，郭明秋很快又把话头从自己身上移开，滔滔不绝地向毛主席谈开了天津和上海女包身工的不幸，她站起来，趴在墙上的大地图上寻找着上海的位置……这时，毛主席在身后笑着对蔡大姐说：“你多找一些北京的、上海的女知识青年，多带一些人出来……”接着他和蔡大姐谈开了妇女在军队里的工作问题。
见过毛主席没几天，毛主席又看蔡畅来了。郭明秋看到他和蔡畅谈笑风生地走进屋，这次是专门来商量留贺子珍的事。毛主席说：“贺子珍同志还没走，还在西安呢，我呢，不让她走，给她写了信，劝她不要去（苏联），让她留下，”然后他向蔡畅请求道，“你也给她写封信，劝她留下。”接着，毛主席又半开玩笑地对蔡畅说，“我就主张婚姻呢，也订合同，两口子好的时候，订个合同，五年啦，还是几年啦，过几年，不好了，就别再订了呗，比如你跟富春，你们好，你们再延续下去嘛……”毛主席说着笑着，转眼看到了一旁抱着孩子的郭明秋，他说：“你还是小孩子呢，你就有了小孩啦……”
这是郭明秋第一次听到毛主席关于婚姻问题的最民主的看法，她很新奇：毛主席竟有如此开明的见解。而且，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关系也不如外面的传言那样，毛主席是很想留下她的。毛主席很爱贺子珍。以后，蔡畅还常常拖着她那特有的湖南腔，对郭明秋讲：“有什么事找毛主席谈谈，谈得你开心得嘞……”直到建国以后，蔡畅还是认为“毛主席关心贺子珍的嘞”。
蔡畅始终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朋友之一，一位典型的革命女性。她豪爽、开通，独立不羁。可是她从来都不直接“教导”郭明秋什么，而是通过一点一滴一言一行无声地影响她。一天，郭明秋正在埋头读着《解放》杂志上的文章——毛主席《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蔡大姐看到以后，高兴地对李富春说：“你看，外国人都认为毛主席是中共的领袖！”当时，党中央的书记是洛甫，张国焘还担任着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而从蔡大姐的话语里，郭明秋已经理解了，毛主席才真正是党的领袖。
毛主席的道理从来平易近人，但也有叫郭明秋百思不解的时候。1938年初，在一次欢迎从苏联归来同志的大会上，毛主席讲话：“现在，我们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马克思主义，有人过去说，山沟里不出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是欢迎从大山上下来的马克思主义……”郭明秋只知从苏联归来要途经新疆，所以毛主席才提到了昆仑山。
另一次是1940年初，毛主席给延安干部讲解《新民主主义论》时说：“我们欢迎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有些人就不明白，我们拥护的是抗战到底，不是拥护蒋委员长……”
年轻的郭明秋当时还缺乏对“党内路线斗争”的深入了解，所以她也不可能马上悟出毛主席两次谈话的深意。直到1941年，她回前线路过米脂见到关向应政委时，这个扣儿才被解开。此是后话。但是毛主席所主张的“全面抗战，发动全国人民群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思想，在她的脑子里深深扎下了根。
抗日，意味着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延安的女性们所作出的牺牲则是双重的。
一二·九运动时北京大学党支部成员、晋绥地区党委宣传部长杨树义的爱人小李也是一名大学生，她曾与郭明秋同路从北平远道跋涉到延安。路过太原时还忍痛送掉了孩子。现在，蔡大姐又准备派她到华中去开辟根据地了。尚未抚平骨肉分离的创伤，夫妻又将分别……郭明秋跑到蔡大姐那里去求情，但蔡大姐说：“讲不得这个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小李这一去，就真的再未有音讯。
环境越来越恶化，郭明秋也要离开延安了。1938年4月，为蔡大姐当了五个月秘书后，她随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到了晋西南抗日前线。那是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阶段。1938年11月，一一五师主力开赴山东以后，留下的同志组成一一五师独立支队，在林枫、陈士榘和黄骅的领导下，在晋西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春，阎锡山召开了“秋林会议”，扬言“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部队只能吃到发霉的玉米面。即使艰难，在战斗和行军的间隙，担任区党委妇委书记的郭明秋仍然坚持为党支部和区委委员讲课、为县委的同志辅导，教材就是在延安读的毛主席的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报告。
这时，她正怀着第二个孩子。有一天，部队与偷袭的日寇激战了一夜，清晨，区党委机关夜行军后正在休息，不料与对面山头的日寇遭遇了，两军对垒，双方的面孔几乎清晰可见。支队部机要员刚一铺开地图，敌人一炮打来，机要员立即牺牲。敌众我寡，支队长陈士榘率部队巧妙迂回到敌人背后，又急行军三天三夜，才脱离了危险。
紧张的战斗生活，严重损害了郭明秋的健康，孩子出生后第三天，她忍痛将他送给了盘龙庄一家老乡。离开盘龙庄前夕，林枫正在埋头研究战报，郭明秋抱来即将分离的骨肉，说：“看看孩子，长得挺像你的……”林枫头都顾不得抬，挥挥手说：“拿走拿走……”
在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日日夜夜里，郭明秋时刻都想念留在了延安托儿所的小孩，他已经一岁多了，也该咿呀学语喊妈妈了吧……离开延安时，她特地留了五块钱、一包衣物呢。一天，她在给培训班的干部们辅导之后，林枫突然来了，他反常地送来五块钱，什么话都没说，默默地走了。郭明秋太投入工作了，竟没有转一转脑筋，想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几个月以后，一天傍晚，战友老许从延安归来，郭明秋打听：“你没去看看我那孩子呀，他好么？”老许一愣，话脱口而出：“怎么，你还不知道呀？”她这才恍然大悟，悲伤的热流顿时冲上了嗓子眼，她伤心地瞅了林枫一眼，一个字也说不上来，转身冲出屋外……
她茫无目的地跑向旷野，任泪水滂沱。此时此刻，从北平到延安，一路上的坎坷、千辛万苦，全部清晰地涌上心头：那是他们母子俩一起咬牙承受过来的呀！而今孩子不在了，孩子腹泻不止的生死关头，他的父亲母亲正在和日寇拼死作战！郭明秋想到了患难的战友小李，想到了蔡大姐斩钉截铁的那句话——“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1939年9月，林枫奉命回延安汇报工作。因郭明秋又怀有身孕，富春同志批准她同林枫一起返回延安。她决心不再让这个孩子出世，否则她就无法留在前线。于是，她一遍又一遍地从桌子上往地面上跳，出发前又吃了大量藏红花（一种破血药），千方百计地想打掉胎儿。
回延安的路上，林枫、郭明秋、两名警卫员……几匹烈马，向前飞奔。汗流浃背的郭明秋似乎仍嫌马儿跑得慢，她频频扬鞭策马，身后腾起一溜儿尘埃……这队人马沿着兵站线以每天八九十里的速度赶到延安。
她终于流产了，而且是大出血，被紧急送往中央医院抢救。妇产科大夫金茂岳又急又气，吼着：“你不要命啦！”后来，她记起陈云在陕北公学讲课的情景。有人递条子问：“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什么叫‘到底’？”
陈云回答得那样明快：“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
在这个生死未卜的时刻，陈云的话庄严地涌上心头。此刻，她正在用自己的生命量着它的分量。
为“光辉而新颖的一面”呐喊
记得还是头一次来延安。一天，陈云在郭明秋屋里，向郭明秋了解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并向她讲述了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策略的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咱们党现在的政策。咱们过去的口号是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今天，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一切帝国主义？咱们哪里有那么大的力量，党员只有几万，就是发动全国群众也不够，所以要和国民党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要集中起中国人民的力量，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咱们的事就好办了。”“如果是打倒一切，咱们就一个都打倒不了。”
明确地听到“打倒一切”是“错误的”，对于郭明秋来说，又是一个第一次。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在她的心中，延安是出真理、出智慧的宝地；延安每时每刻都在给她带来意外的惊喜。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早就说过，这是从一二·九运动至1937年2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革命的中心任务，而目前已进入了新时期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民主”。因为，如果没有民主和自由，就不可能广泛地动员和团结起全国的民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可能巩固持久。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抛弃以往对国民大会和制宪问题的冷淡，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毛主席说：“民主对中国人是缺乏而不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何况实际情况已经证明，提出新阶段和提出民主任务，是向抗战接近一步的东西。”因此，中国共产党率先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保证在陕甘宁边区等地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以“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郭明秋第二次到延安，政治上的成熟与敏感使她日益加深着对边区“抗日和民主”气氛的感受。
这是一次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这个飞跃在敦促她：必须为边区人民、为边区的妇女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而迸发出来的伟大创造力而呐喊叫好。
她身体康复后，又入马列学院学习了三个月后，蔡畅调她到中央妇委主管秘书工作。她收到了晋察冀边区妇女送来的成捆的告示、红红绿绿的标语……从中，她获得了那里的民众如何为民主而斗争的宝贵资料，响应毛主席“要推动大后方的宪改运动”的指示，她这个有心人撰写了《晋察冀边区1940年区村政权改选运动中的妇女》一文，发表于同年10月号《中国妇女》。
文章中“许多女人当了父母官”这一节，显示了郭明秋的概括力和观察力。她这样写道：
“……全边区（不算冀中）共192万多妇女，参加选举的女公民有130多万，所以全边区当选的女村代表占全体女官的3‰之多。根据这些事实，看出全边区总共有1926个妇女被选到村区级政权里，参加了重要工作；5000多女村代表里，每个代表平均代表300多女选民。有权向政府讲话建议，这是一件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的事（过去苏区除外），也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有史以来所未见且不能有的事。这一历史上光辉的新颖的一页，是我们全中国人民奋斗的一个胜利，她振奋着我们全中国妇女，昭示着我们前进的路标。”
郭明秋笔下的妇女特别的鲜活可爱：
“参加选举的人，有八九十岁、耳聋眼花的老太婆，她们也右手持了龙头拐，左手扶孙儿肩摇摇摆摆挤在人山人海的选民间。有刚刚过门的儿媳妇，她们也羞答答地低声议论；还有将要临产的孕妇，骑毛驴的病人；有衣冠楚楚的富人，也有衣服破旧的女佣人。还有许多教民……真可谓应有尽有。灵丘某村选举，所到妇女人数比男子要多。就是游击区，也都是夜间进行了选举，大多数妇女也披星戴月地纷纷参加。让我们仔细设想吧！多么热闹生动，快活兴奋、好看的场面啊！”
“竞选时，我们的姐妹们，也挺起胸膛，登上讲台毫不害羞害怕，大胆地说：‘如果大伙选上我，我一定积极抗战到底，一定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想法改善大家生活。’（这是易县一个村妇女代表的话）‘你们看她行啦不？要是行，同志们就选她。’（这是唐县歇马妇救会主任向选民介绍候选人所说的话）……‘如果大家看我当不了村长，选我个委员也可以’（以后真当了委员，这是完县齐各庄青妇部长的话）。”
接下来，郭明秋从几个方面归纳出妇女们运用民主的成功的经验：
1.清算了账目——严斥贪污行为之不当，大大警告了旧“官”，警惕了新“官”。
2.要选自己人——完县一个女公民，在大会场上引证事实，大说大多数穷人办事很公道，富人办事多为少数私人。这话震惊着全场选民。
3.还懂得罢免——有些地方的妇女，如青阳沟，看到选上的村长不好，力求罢免，力争重选，最后她们得到胜利的欢笑。
4.沉着应付破坏者——完县齐各庄等处妇女选民不顾顽固分子破坏，不管顽固男人的反对：“我自个儿有主意，想选谁就选谁。”
5.有力打击破坏者——有些地方的落后男人，提出不准妇女参加选举，遇到全体女选民猛烈地反抗。她们立即提出针锋相对的驳词：“不让我们选举，会上就不要想开票。”
最后，郭明秋把所有生动的事实升华到理性层次，提出了自己深刻的见解：
“从整个选举的过程里，我们看出妇女不仅仅和日寇的破坏行为、顽固分子的阴谋、落后男子轻视妇女的态度做了坚决的刚毅的斗争，而且和自己的思想意识做了激烈的斗争。在选举过程中，妇女不仅改选了村政权，而且大大改造了自己。”“边区1940年妇女的参政证明了什么？”“首先证明了广大的农村妇女和一般农民要求民主，能够动用民主。她们并不是阿斗，她们并不需要经过‘训政’才会运用民主。她们有民主，以后证明她们比没有民主时一日千里的进步。”
……
看得出，郭明秋已经从一个相当高的起点来理解和关注妇女运动的真谛了，她以通俗简明、生机勃勃的语言，在一篇不足4000字的短文里，有机地综合了“抗日、民主、妇女参政、发动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当时重大的时代课题，更可贵的是字里行间朴实而自然地蕴涵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魂。这证明，郭明秋嗜书，但她不是个虔诚的“书呆子”，更不是王明一类的“教条”、“八股”、“传声筒”……
这两年在延安都没有虚度。她获得了理论的丰收。她学会了用自己的口融会贯通地传达出所寻求到的“高尚的真理”。
回首神圣……
1941年的一个夏夜。深邃的宇宙里依旧闪烁着数也数不清的深情，“牛郎”和“织女”永恒地互望着银河彼岸，在那个夜晚，它们特别亮。
吃过晚饭，郭明秋到康克清大姐那儿，又跟着朱总司令、康大姐到毛主席的窑洞休息谈天。
“你的丈夫是谁呀？”毛主席问。
“林枫。”
“你和林枫是一对儿，你怎么就在这里呢？”毛主席幽默开了：“你们这些人呢，就是不按原则办事，原则上，中国叫做‘公不离婆’……”
“秤不离砣呀。”朱总司令又笑着补上一句。
毛主席和总司令的话，一下子拨动了郭明秋心底浓浓的思念。
她抬头看着浩瀚银河，那晚的“牛郎”“织女”特别亮。
1941年九一八以后，郭明秋回晋西北，路经米脂看望关向应同志。在她的心目中，关向应不仅是大名鼎鼎的一二师政委，他也是一位值得敬重和信赖的兄长。这时，她抓紧机会，向关政委请教了两个久悬于心的问题：
“1938年初，我在延安时，曾去机场欢迎过王明、孟庆树回国。当时听了毛主席讲话，不懂。毛主席大意说：我们欢迎马克思主义，欢迎的是昆仑山上下来的马克思主义。过去有人说，山沟里不出马克思主义。”
关政委很和蔼很平静地回答：“毛主席讲话批评的是王明。王明过去说苏区山沟不出马克思主义，那是错误的。”
郭明秋又问：“1940年，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听毛主席讲《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思想糊涂，不知道我们拥护抗战到底的口号，是拥护抗战到底，不是拥护委员长。蒋介石所代表的是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历来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我听了很有启发，认为毛主席说得很好，可是不知道，我们的同志，是指的谁？”
关政委又从容不迫地说：“是指王明。抗战初期，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王明的错误口号，那是新王明路线。”
在延安，郭明秋读王明的《为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总也读不懂——此类不懂属于理论与实际无法接轨的困惑，比如：革命怎么才能取得“一省或数省的胜利”？理论和实际相脱离只能使人“左”、右摇摆。在路线问题上，“左”和右都是错误的，它们都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
在离延安不远的地方，关政委又一次给了她一个接近真理的惊喜。
回首延安，那个她生活、学习、工作过两年六个月的圣地，荟萃了中华民族多少精华！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关向应、项英、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王若飞、蔡畅、康克清、李坚贞、张秀岩、危秀英、邓六金、贺莲芝、小李……
所有在延安她所见到或朝夕相处又未知何时能再见的面孔都一一闪过。
郭明秋猛然悟到：这正是延安之神圣的全部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