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茜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35年，我考入上海仅有的两所公立高中之一——务本女中，为孀居的母亲争了气。
我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早逝，我与在中师任教的母亲相依为命。母亲望我学业有成，免去了女孩该学、该做的一切家务活，让我专心读书。为报答母亲的厚爱，我真的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好学生。1936年初，我们班来了位充满新思想的语文教员——陈康白老师。他是大革命时期上海大学的学生。他向我们介绍了鲁迅先生的文章，介绍了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及小学的一些情况，他还揭露社会上的许多黑暗现象。在陈老师的引导下，原本对国民党统治下种种腐败不满的我，更加憎恨黑暗的社会。1937年八一三，日本的大炮炸开了“冒险家的乐园”，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上海往日的繁华，学校里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再也听不到琅琅的读书声，我们学校也搬进了法租界。全市人民同仇敌忾积极行动起来，支援抗日军队，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我们也在课余时间夜以继日地为前线抗日将士飞针走线，赶制棉衣。上海地下党办的《解放》杂志开始在我们班部分同学中悄悄传看，大家如饥似渴地阅读每篇文章，个个热血沸腾，人人誓死不做亡国奴。我和部分同学一起去上街头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我还参与演出活报剧，阅读进步书刊，参加歌咏演出等抗日活动，拓宽了视野，也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翻开了我学生生活崭新的一页。
离别孤岛奔向光明
1938年夏，高中毕业在即，是升学还是去前线投笔从戎或者去延安学习革命本领，三者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决定先学习然后再报效祖国。
结伴同赴延安的有在小学教书的庄涛、复旦大学毕业生周而复，还有我要好的同学吕全华及四位大学生和一位女营业员，五男四女共九人。
我本打算与母亲同去延安。母亲的学生中有中共地下党员，她也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但因当时我母亲胃病很重，病时痛得满床打滚，苦不堪言。考虑到母亲痼疾缠身，无法长途跋涉，商定的结果是母亲只好留在上海教书，割舍母女亲情。临别时母亲千叮万嘱，要我注意身体，好好照看自己。望着母亲强忍泪水的双眼，听母亲絮絮的话语，我才体会到“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句话的内涵。
当时江浙、苏北一带，我新四军正在与日寇作战，交通中断，去延安只好绕道香港，经广九路、粤汉路西行至西安，再赴延安。
1938年7月21日，我们一行九人决定搭乘英轮“琼州”号离沪。我们中有些人是瞒着家人的，为了避免家人发觉节外生枝，我们在码头附近找了家旅社歇脚，直到开船前20分钟才登船。尽管我们谨慎从事，那位营业员还是被她家人发现，押下船，拉了回去。结伴同行，出师不利，剩下的八人中只有三个女同胞了。下午一时多，轮船起锚，我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码头：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别了，亲爱的妈妈；别了，我所有的亲朋好友；为了不做亡国奴，我将去求索、去奋斗。我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成熟了，虽然那时我还不满18周岁。
在海上航行了30多个小时，当轮船抵达汕头时，我们这群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一上岸，立刻奔向饭馆，饱餐了一顿。填饱肚子后，我们在汕头市内逛了逛。那时汕头的规模与小城镇差不多，我们买了一块钱的菠萝，装了小半箩筐，一路上吃得津津有味，那是我这辈子吃到过的味道最好的菠萝。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终于到达香港了。由于香港当局要进行进港检疫，我们只好又在船上多过了一夜。在船上观看香港的夜景，高高低低闪烁的灯火，错落有致，别有一番景象，只可惜成了英国的殖民地。第二天早上经过港英人员的检疫，我们才获准登岸。由香港坐渡船到对岸九龙，我们住宿在九龙青年会。该会也有抗日组织，动员我们留下参加抗战工作，我们中有两个同志同意留在青年会做抗战工作。剩下的六名同志由广九线到广州，稍事休息后即去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并摄影留念。在广州耽搁一星期左右，遂由粤汉线乘车北上长沙。在长沙，我们游览了市容，去了岳麓山，在湘江划船去了橘子洲头。在长沙时，有位与我们同住一个旅馆的桂系军队的师长，极力游说我们加盟他的军队抗日，并答应给我们安排相应的职务，给我们优厚的待遇，但我们一心想去延安，便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但我们中有一人因写毕业论文去湖南故乡考察，留了下来，另一人去了大后方重庆，同行者只剩下我们三个女同胞和一个男同胞共四人了。我们四人继续沿粤汉路北上抵达武汉，找到了武汉战地服务团，才知负责人钱俊瑞同志去了大后方。在等他回来的时间里，我们每天和战地服务团的其他同志一起上街宣传抗日，在武汉期间，有从延安回武汉工作的同志动员我们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我们考虑还是去延安直接加入共产党，就没同意。到延安后，才知道民先原来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四五天后钱俊瑞同志回来了，他留我们在战地服务团工作，只有吕金华同意留下来，而我和庄涛、周而复决意去延安。我们三人又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让我们去陕北公学，我们也不同意，一定要去延安抗大，经过面试，办事处的同志同意我和庄涛去抗大，周而复同志去延安文协（文学艺术家协会）。我们三人继续北上到郑州。在郑州我们参观了名胜古迹后又到了洛阳。这时我们的路费已花得所剩无几了，我们只好去灵宝，找周而复的同学筹集路费。在灵宝县，周的同学留我们多住几天，并劝我们去潼关登华山一游。后经周而复同学的资助，我们得以继续西行，抵达西安。从武汉到西安，一路上在火车站碰到很多国民党稽查人员，查问我们是否去延安，为了避人耳目，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们谎称去大后方找工作，总算蒙混过去了。
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说西安常有卡车去延安，让我们等些天，以便坐车去延安。我们足足等了20多天，每天在翘首以待，不巧那些天刚好没车去延安。我们在旅馆里等得像热锅上蚂蚁似的，于是决定步行700多里去延安。路上雇了辆毛驴车拉行李，每天头顶火辣辣的太阳，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前行。开始每天可以走二三十里路左右，过了几天我们的脚都磨出了血泡，血泡碰在皮鞋上再被土块硌一下，疼得钻心，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脚底不敢全着地，别提多痛苦了。一路上饿了就咬口硬邦邦的锅盔，渴了喝口河水，有时累得走不动了，可又偏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好咬牙坚持。吃了这么多苦，我们却从没后悔过。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行程，终于到了洛川。洛川抗大分校的教务主任听说我们是去延安抗大的，就热情挽留我们在洛川分校学习，但我们那时不到延安心不死，谁也留不住我们。在洛川分校训练了几天后，我们继续北上。一路上我走坏了仅有的一双平跟皮鞋，历尽千辛万苦，十多天后我们终于胜利到达了我们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从上海到延安，一路上水陆行程万余里，历时两个多月。我们从出发时的九人最后到达延安时只剩下了三人。我们这些带着深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青年学生，对革命的理解是多么的模糊而又肤浅，但现在回想起来又多么有笑！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春，边区党政军民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纷纷上山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开展生产自救，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减轻了陕甘宁边区群众的经济负担。当时我正在抗大训练部工作，领导上照顾我年龄小、身体弱，分给我一份最轻的工作——丈量土地，由我按各科室人数分配荒地面积。就是这最轻的活，一天干下来，累得浑身就像散了架似的，躺在炕上像摊烂泥，怎么也爬不起来了，连晚饭也不想吃。领导知道后，让我休息了好几天，才算恢复过来。而其他同志每天抡着镢头开荒，回到窑洞仍像往常一样能吃能喝，可见我从小太缺少劳动锻炼了，这使我认识到体力劳动的重要性。
1940年我在中国抗日女子大学学习期间，校领导为了培养我们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特意让我们到距校30里外的三十里铺砍柴火，并背回学校。清晨出发前，学校发给每人两个白面馍馍，我们空着手，一路上领略着郊外的风光，有说有笑兴高采烈地向三十里铺走去。中午前后到达目的地，我们手忙脚乱地砍柴火，笨拙地把柴火捆在一起，吃完干粮又休息一会儿就背上柴火打道回校。那些七硬八杈的树枝硌在背上，压得人直不起腰来，越往前走背上的柴火越重，大脖筋和两个膀子又酸又痛，两只脚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路上再也听不见说笑声了。背柴的队伍走走歇歇，越歇越走不动。由于柴火捆得不好，走一路，掉一路，就这样也像小山一样压得我透不过气来。领导看着我们艰难的样子，心疼地告诉我们：实在背不动，就扔掉些柴火吧。为了减轻负担，我只好忍痛割爱，把辛辛苦苦砍的柴火扔掉一些，就这样走一段扔一点，回到学校我只剩下三根较大的柴火了，加上手里当拐棍拄着的一根，总共只有四根柴火。个别同学比我更惨，只剩下手中的拐棍。虽然柴火剩得不多，却锻炼了我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在大生产运动中，不少女同志开荒种地劳动强度过大，累得患了妇女病。上级领导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和关心，1942年提出了“男耕女织”的生产方针，让女同志们干适合其体力特点的劳动。其时我正在外语学校俄文系学习。男同学出外打土墙、开荒种地，我们女同学纺毛线和棉线。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愈来愈厉害，连缝纫用的机器线也进不来了。为了赶做军服，我们就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纺。纺机器线要求很高，纺出来的线既要细又要匀，三股合起来要和缝纫机上用的轴线一模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我们终于成功了。我们由不会纺线到能纺出缝纫机用的轴线，大家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被服厂终于可以用我们纺的线缝制军衣了。
1943年秋在杨家岭礼堂举行了纺线比赛，我荣获了三等奖，当时的高兴劲儿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因为我终于过了这难以渡过的劳动关。
献身革命虽苦犹甜
延安的物质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刚开始吃小米饭时，由于肠胃不适应（在上海从未见过小米），一吃小米饭就泻肚，泻的还是小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但习惯了吃小米饭，还品出了小米饭特有的香味，变得爱吃小米饭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前，我母亲还每月给我寄点钱，有了钱就可以到馆子里去吃个“三不沾”（不沾锅、不沾碗、不沾筷），又香又甜又解馋（那时不管谁，只要有块把钱去合作社称上些麦芽糖，不等付完钱，秤盘中的糖早就七手八脚“共产”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后，家里再也无法寄钱来了。谁要有三四毛钱就很富有了。吃午饭时，只要他使个眼色，马上会有一些同学端着盛满小米饭的缸子（罐头盒焊了个把）尾随其后，去消费合作社买了几汤匙辣豆瓣酱，你一筷、他一筷，三下五除二就瓜分光了。小米干饭拌上点辣豆瓣酱，又香又辣又下饭，那滋味真比吃山珍海味还过瘾。
1940年元旦在即，我和徐沛如同志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元旦举行跳舞晚会，我们两个舞迷又可以过瘾了；犯愁的是，我们脚上穿的草鞋坏了，鞋帮与鞋底快要分家了，走路不能抬脚，只能顺地拖着走，更不用说跳舞了。为了能参加晚会，元旦前一天晚上，我和徐沛如两人在煤油灯下，用旧布一针一线地修补起草鞋来。我俩的针线活拙劣极了，针脚歪歪扭扭，大小不均。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把草鞋缝补得结结实实，穿在脚上又跟脚又轻快。元旦之夜，我们穿着亲手补好的草鞋高高兴兴地去文化俱乐部跳舞，那一夜我们跳呀蹦呀，真是开心极了。
在延安，无论是在抗大、女大，还是外语学校，学习环境非常简陋，学习用具更是十分匮乏，钢笔水是买颜料对水自制的，写字用的纸与南方用的稻草纸相似，非常粗糙。偶尔得到几张油光纸，会被我们视为珍宝，把它裁小，装订成小本子，精心使用。晚上一个学习小组十几名同学挤在一盏油灯下看书学习。虽然我们的学习条件很差，但大家学习都很努力。
在女大学习政治经济学时，星期一要考试，我和徐沛如同志星期日吃完早饭后，每人带了两个馍和一个西红柿躲到一个僻静的山沟里复习功课。我们常为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而每当我们弄通一个问题时，又不知有多高兴。时间不知不觉在我们身边溜走，回到学校时已是傍晚了。
我到外语学校学习，学校已开学上课两个多月了。我入学后，俄文助教王连老师（从苏联回来的朝鲜族同志）仅用两个小时教我字母的发音和拼音规则，然后就让我跟第五班（最低的一班）一起学习，为了跟上学习进度，我抓点滴时间，不论是上山还是下山、打饭、走路，我都在练习俄文“Р”的发音，背、读、默记俄文单词。苍天不负有心人，两个月后我在全班考试中以满分夺得第一名的桂冠。由于学习刻苦，我由五班升到了二班。
在抗大、女大和外语学校常有全校在一起上大课（政治、党建等）或是聆听中央首长报告的时候。大家在操场上席地而坐，时间很长，我不会盘腿坐，坐累了就双膝在地上跪一会儿，把笔记本垫在腿上，认真记录，回窑洞后，互相核对，补充笔记，并复习消化听课内容。
延安的学习、工作是紧张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我们都丝毫不感到苦，无忧无虑，笑口常开。记得我在女大二班的指导员李磊同志常说：高茜，每次都见你笑，你为什么老那么高兴？是的，我是很高兴，因为在我心中有一个伟大的理想，就是努力学习，学好革命本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因此我并不在意延安生活的清苦，为了我们献身的革命事业，再苦再累也无怨无悔。延安有很好的学习氛围，有毛主席党中央各级领导给我们上课，有同志们的互相帮助，大家团结友爱，同志之间如同父母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我们犹如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和谐、温暖的大家庭中，精神生活是充实而完美的。作为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欢笑和快乐永远伴随着我。
岁月悠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也从一个18岁的少女变成了耄耋老人，回想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倍感亲切和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