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屺阳
同志们都说，我太幸运了。刚到延安，就见到毛主席，聆听了他在边区参议会上的讲话，实现了多年来的梦想。
毛泽东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比建国后的大会讲话速度快得多。我使劲听，才听懂80%。但我牢牢记住了演讲中的话：“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毛泽东讲话，声音洪亮，身子来回摆动，不断打着手势，他拿起桌上的茶杯，靠近自己，作为“小房子”，指着茶杯，好像里面有人在“称王称霸”。他有力的手势，大大加强了我的记忆。演讲通俗生动，引起会场阵阵掌声。
50多年过去了，他的讲话犹在耳边回旋。
早在1937年，我就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1939年，我19岁，在西安西北临时大学北平大学医学院学习，不甘心于搞一般的抗日救亡活动，想去延安，但暴雨连绵，路被冲断。于是便响应学校民先队去前方的号召，和几个同学一起，乘上东去的铁甲列车，到山西临汾中共北方局办的八路军学兵队学习。在这里，我穿上了军装，由一个学生变成了八路军战士。学兵队过的是军事化生活，进行游击战的军事训练，站岗放哨，夜间紧急集合、实战演习……紧张活泼。延安的歌，我们都学会了。大队集合后互相拉唱习以为常。我在这儿第一次看到油印本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听刘少奇（当时叫陶尚行）讲“形势任务政策”，彭雪枫讲游击战术，区队长李伯钊教苏联集体舞。北方局宣传部长八路军留守处主任杨尚昆作形势报告，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给招募来的新兵讲话，丁玲领导的上海第五救亡演剧队成员贺绿汀教我们唱《游击队歌》。我们行军到侯马白石村八路军随营学校，第一次见到敬爱的朱德总司令：“城头上站着两位大将军，你要问他是哪个，朱德、毛泽东。”朱总司令给我们讲话：“你们是游击队，我是游击队的队长。”1938年2月初，彭雪枫、张震带了数十名队员将要出发去前线，我们列队欢送，队员于春领唱：“别了别了同志们，再见再见在前线！”同学们不怕牺牲，一心消灭日寇，不当亡国奴，此情此景，激起胸中燃烧的烈火，慷慨惜别，泪花夺眶而出。
我们被分配到阎锡山的卫队师政治工作队，全队百十来人，两位队领导都是共产党员。部队从蒲县开往隰县午城打日本鬼子时，不幸败北。政工队是非武装部队，住在战场20里外的村庄，可以听到大炮轰鸣，看到火海浓烟。
战斗失利了，队长带着我们渡过冰凌哗哗流去的黄河，来到阎锡山的后方陕西宜川。学兵队来的同志决意离队去延安。谁知沿路有河东逃出的散兵，到处打人抢人，只好调头西安，各奔前程。我回到三原家中，见到母亲，她一把搂住我，泪水如雨，以为我牺牲了。
我是陕西三原人。父亲刘润民是爱国军人。清朝末期考上了秀才，后来求学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率部队驻陕北榆林，1937年他去延安，毛主席接见过他。因不愿打内战，1938年请长假赋闲家中（解放后任省政协委员）。我从西安到临汾后曾给父亲写一家信，他来信称赞我说：“好儿女志在四方，为国之将亡尽忠，为民族之存亡尽孝，堪称吾辈之先锋。”
回到三原家里后，不断有从胡乔木、冯文彬办的青训班回来的熟人看我，言谈中我表示，我要去延安找党。他们说，“咱这里就有党，农村没人做妇女工作，太需要你了。”当地党组织把我留了下来。从此开始了做地下党的工作。
1939年，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好几位已暴露的同志都去了延安。省委通知我去云阳一一五师留守处，也是陕西省委机关所在地。省委组织部长张德生独自在一个大庙里和我谈话，要我继续留下来，长期埋伏，利用自己和家里的各种社会关系，隐蔽地开展工作，万不得已，找交通员送我进边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陕西关中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政府要逮捕的40人黑名单，第一个就是我。我的公开身份是教师，因为学校安进了钉子，宪兵队长任体育教员，我走出家门，常有特务跟踪。由此，我决心找交通员、石桥乡的老党员吴老三带我进边区。
进边区还要过封锁线，那一带碉堡林立，随时有被反动派抓住杀头的危险。林坚同志就是过封锁线时被敌军抓住活埋的。
我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人，带着要进边区的三个男党员，分别在吴老三家中集合，商量了口供：边区有我们家的老坟，快到清明了，一块儿去上坟。我事先已在城里买下纸线、几包点心，吴老三是我直接联络省委的交通员，经常在封锁线一带卖菜探路。我们在他家坐着迷糊了一阵儿，后半夜就起身了。次日中午，烈日当头，又渴又饿，任民手挽着提篮，装着点心和烧纸，陈兄拿着一根长竹竿，顶端挑着一缕黄纸条，微风吹着飘来飘去，真像要上坟的样子。赶到耀县牛村，一连串的碉堡已在眼前，我们都不言不语了，静静地瞪着碉堡，看里边是不是有敌兵。穿过碉堡旁边时，只听得几只麻雀唧唧喳喳叫，这才松了一口气。多荣开玩笑说：“国民党的伙计快来呵，我们拜望来了。”吴老三却喊：“别的碉堡有人，赶快跑步下坡。”我们刚走下十里深沟，接着又上十里坡，还是处于几个碉堡的视线圈内，大家拼命往上爬，个个上气不接下气，吴老三拉着我，终于上到坡顶，接着又是一个下坡，进入边区境内，好不高兴啊！我们问老乡要来开水，打开点心包，大口吃起来，和几个小娃娃逗乐。不料，山坡上有游击队员架起机枪，要收拾我们，说我们是国民党的保安队。我定神一想，便举起双手向机关枪走去，对方大喊：“你是女人，不要你，那四个男人上来。”于是，个个随我上来。我们说，我们是来找雷经理的（雷荣经理是省委派出的联络站的负责人），吴老三也再三解释，这是一场误会。对方问：“你们为什么不带路条？”我说：“通过封锁线，拿上共产党的路条，不是寻着倒霉吗？”对方听后，确认是一场误会，赶忙道歉：“不必不必。”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老远还有农民带着刀矛，不断跑来，欢迎着我们。游击队的头头赶快带我们去区政府吃饭。饭后继续急行，直抵照金，正碰上陕西省委秘书长张中同志，一报名，党的关系就接上了。当时，陕西关中陕南，不断有地下党的同志回到照金，人员猛增，吃住都很困难，但是，大家心情是舒畅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多的共产党一起聚会。
到照金后我请交通吴老三回三原代我发一信给家中，说我到老师高舍梓先生（她当时已在延安）那里去了，这是我进边区后捎给家里的唯一的一封信。解放后，我从延安到西安，经过三原县武字区陵前乡，才知道母亲去世，母亲临死前还把我从边区捎回的这封信装在贴身口袋里。弟弟告诉我，我不辞而别去边区后，家里派他找了三天，都以为我被特务暗杀了，收到这封信后才放下心来。
在照金住了半年，省委通知，延安要成立西北局，先调黄葳、我、周盼去延安。我们省委书记欧阳钦也将调西北局。
多年想去延安的夙愿，将要成现实了。
我们一路翻山过岭，60里梁上没一家人烟；我们进入原始森林，每人拿着一根棍子，防止野兽袭击；我们光脚穿着草鞋，踏在寒露已经变成冰霜的羊肠小道上，从又粗又壮的树干夹缝中看到不远对面山上仍有敌人有碉堡。数日后到达张村驿，全是开阔地带，天气虽冷，太阳照在身上，心里却是热乎乎的。不久，便远远地看到了宝塔山，延安啊，我终于走进了你的怀抱。
我在西北局机关工作五年多后，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同意了我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学习结业，我被分配到边区妇联工作，带两名助产士，来到延安以东的李家渠蹲点调查。
到乡政府，我们三人挤在一个小窑洞里。谁知入党多年的卜乡长，重男轻女，看不起我们，好像说：“女人来了能干啥？给乡政府添麻烦。”我们到底能不能为乡政府分忧解愁，为老百姓办实事，看行动吧。
从12月到次年2月，我们走遍全乡的大小村庄，宣传妇幼卫生、新法接生，还进行形势教育。
农村的接生婆十有八九野蛮得很，搞不好，母婴双亡，有的顺生下来，剪脐带不讲卫生，四到六天就夭折了，这叫“四六风”。因而，老太太、小媳妇、大肚子妇女都爱听我们宣传，热情地留下助产士给临产的媳妇接生。妇女们把我们当贵客看待。
不久，乡政府接到通知，从山西调来的三五八旅八团将进驻姚店、李家渠一带。胡宗南数十万大军已云集边区南端。为此，我们参加了动员会，动员老乡腾房子，按性别几户住一起，借老乡的锅碗瓢盆等灶具一一造册，又动员老乡把房子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部队进村后，我们动员妇女给战士洗被褥、缝补衣服、纳袜底。一个战士的棉衣又破又脏，我把自己的棉袄借给他，第二天他的棉衣缝洗好了又穿上了。另一个战士，棉裤里子的腿部破了，棉花中钻进数不清的虱子，我们干脆用一块新粗布把烂处补了起来，虱子跑不出来了。这种种活动，得到八团领导的称赞，八团召开战斗英雄命名大会邀请我们参加。我记得一位在山西战斗中打死鬼子最多的战斗英雄丁丑娃，大个子，脸黑黝黝的，真叫人敬佩。他们的战斗口号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非常激动人心。
我们的种种活动，卜乡长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冷漠态度，感激我们给乡政府帮了大忙，有什么工作，常常和我们商量。乡政府天天人来人往，整天吃小米饭、熬酸菜，有一天夜里12点，我们睡下了，有人敲门，我们爬起开门一看，原来是卜乡长和炊事员端来了三大碗煮羊肉，酬谢我们。
1947年2月，我回到机关。西北局机关人员正忙着清理文件，在防空洞里埋藏书籍，准备转移，离开延安。
十年和平生活，对机关工作人员来说，迎接残酷的侵略战争，思想准备是很不够的。很多小孩子还留在机关。于是党组织发动干部背小孩，我有个不到三岁的女孩子小兰，干部科长李万春自告奋勇要我把小兰交给他，他背起背包，把小兰架在背包上，离开了延安。后来万春告诉我：“你们小兰乖得很，就是给我尿了一脖子。”
陕北战争是打蘑菇战，敌人在陕北转圈儿，我们也打转转，基本上走遍了陕北各县的村村峁峁。
我军在蟠龙、青化砭、羊马河三战三捷，在安塞真武洞召开了盛况空前的祝捷大会，周总理作了鼓舞士气的报告。敌军自北向南被牵引过来，竟把我们党群系统的家属队当成了主力军，相距不过一两天的路程。女同志不少带着孩子，一天行军几十里，特别是那些十一二岁的孩子，背不起，又走不动，哭叫着“妈妈，我走不动了”。我们给孩子鼓劲儿：要像小八路，战胜疲劳，前进！……
大伙儿一会儿爬山，一会儿进沟，孩子很累，背孩子的更累，歇一会儿吧，还要给婴儿喂奶。一位女同志由于绷带把孩子绑得太紧，只有八个月的婴儿窒息了，母亲在山上号啕大哭起来。我走近一看，抱着孩子领着她，赶紧找卫生队抢救孩子，同志们也为她伤心落泪，在山上高喊：“打倒蒋介石，为孩子报仇！”
我们这个小队，走啊，走啊，看到大路上的脚印，全是朝北的，没一个向南的。途中忽然传来消息：毛主席住的离我们不远。大家狂欢起来，毛主席真的没过黄河，和陕北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大家精神抖擞，信心百倍：胡宗南必败，解放军必胜！
战火中，我生了第二个孩子，不到十天，敌人来了。老乡抬担架送我数十里之后，又骑了一匹没有备鞍的马，接着步行。虚弱的身子，汗直往下淌，住在白庙岔，和丈夫商量，用两丈布二斗米让他把不满月的婴儿安置在老乡家里（西北局机关有八九个孩子寄养在白庙岔一带，解放后一个也没有找回来）。我的心碎了……想在这里多休息几天。
一天，我刚走出窑门，忽然看到边区政府主席、我们尊敬的林老（林伯渠）骑着骡子从南面上来了。他问我：“你们还不快走，敌人来了。”我们立刻踏上北去的大路。雨，下个不停，丈夫背着小兰，在泥泞打滑的路上行进。我们的背包、衣物越背越重，都湿透了。我紧跟着丈夫，路太滑，上坡时他还要拉我一把。小兰也是全身湿漉漉的，由于整天背着，悬空吊着的两只小腿，肿得打起了一个个水泡……
1947年，陕北绥德、米脂，沿着黄河各县，群众口粮都大成问题，靠山西支援。我的丈夫去陇东征粮，经常见不上面，我带着小兰和赵守一同志的小孩子农农，请老乡用两个筐子担上，随我前进。在山坳间，两个筐子转悠着，终于送到山西临县延安保育院。送罢，我一身轻松，背着20多斤的行李，参加了边区政府收复区工作团。
工作团九人，只我一个女同志，从临县出发来到陕北佳县，县城在山顶上，下坡八里，就是佳沪河。10月下旬，冰冷的河水深到大腿，我挽起裤腿，望着上游，听着哗啦啦的流水，和男同志一块，过来了。
黄河岸边，是望不透的枣树林，南边正是著名的白云山，我们欢快地登上数不清的台阶，来到大庙前。老道说，毛主席前几天刚刚来过。多高兴啊，沙家店战役胜利了，毛主席悠悠然逛了白云山，战争从此由内线转入外线，毛泽东那“李德胜”的名字，也改叫真名了。
我们一路上动员老乡返回家园，生产劳动，动员青壮年参军上前线，翻了几架大山，来到高家庄附近的一个村庄，见不到几个人，窑里空空荡荡，便走上山峁，在山坳里找老乡，老乡像惊弓之鸟，老远看到我们就跑。我脱下军帽，叫喊那些抱娃娃走得慢的妇女：“你们看，我是女人，是咱政府回来了。敌军已经走远了！”老乡仔细看看我们才恍然大悟，回到村里。我们召集群众大会，说明时局，安定人心，要少数拿了别家东西的交出来，让大家认领；把敌人杀猪宰羊扔下的肠肚、死人骨头掩埋好，免得发生传染病。还一再告诉群众，我军打了胜仗，敌人夹着尾巴逃跑了，再也回不来了，要大家尽快恢复生产，亲邻互助，重建家园。
到了鸟龙铺大镇子，看到发射台高耸的电线，肯定毛泽东到了这里。不久，中央在米脂杨家沟召开了重要会议，之后，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放心地离开了陕北，去河北平山，更加神速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陕北形势大好，1948年3月，延安光复。我们进城住在王家坪，那几天到处走走看看。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只剩下一堵墙，西北局山上和党校二部山上的窑洞门窗全没有了，王家坪后面的“四八”烈士墓（王若飞、秦博古、叶挺、邓发）杂草丛生……恢复生产、重建延安的任务是繁重的。我又被分配到边妇联宣传部长。
8月，西北局决定：白茜（中央妇委委员）、张子芳（边区妇联主任）、我和关中分区家属队负责人刘蓟四人去平山，参加党中央召开的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
我们渡过黄河，到了刚解放的汾阳，城内还是反动派的标语，城外几十里地属敌人制造的无人区，赤红色的棉花秆上长满白花花的棉桃，无人收获。到了榆次，听到徐沟战斗非常激烈，天刚下过大雨，逃窜敌军的足迹留在泥泞的大路上，丢失的草帽、鞋子、花名册等等，死尸的腥味扑面而来，我们在这儿坐了一辆刚缴获的火车，太原正处于我军包围之中；从奉阳到阳泉，我第一次见到大煤矿，想进坑道看看，管事的人说：“解放前不准女人进去，进去就要塌方。现在解放了，进去吧。”
我们整整走了43天，到达石家庄，市委书记兼市长柯庆施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乘上新缴获的美国吉普车，过了滹沱河，到达了平山。
参加会议的100多个女同志，欢聚一堂，晋冀鲁豫的女县委书记杨蕴玉英姿飒爽；晋察冀边区妇联主任田秀娟，身穿军装腰束皮带，还插着一支小手枪；各解放边的妇女代表，云集党中央所在地，盛况空前。
周总理作了三年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政治报告，当他讲到蔡大姐、邓大姐领导中央妇委工作情况时，听众都笑了起来，邓大姐在台下也笑了。总理说：“你们笑什么？蔡大姐、邓大姐是大革命时参加工作的，你们在座的都是二姐、三姐……”可不是吗，大家心服口服。总理这时称自己的妻子是“邓大姐”，其他场合他总是称“小超”。
这次会议为进北平做准备，制定了新中国婚姻法的初稿，作出了党中央关于解放区妇女工作的决定。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结束，我们又回到延安。
1949年5月，西安解放了，我和大队人马，风尘仆仆，在解放西安的第二天列队步行进城了，我们个个都换上了新军装，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的人群，不断欢呼歌唱……
我们这一群延安哺育的儿女，是永远不会忘记延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