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琼
抗战八年，我在延安五年。
我为参加党的七大来到延安，在党中央直接领导培育下，在革命大熔炉里锻炼。延安是我的家，是从政治思想上抚养我长大的家。这个家虽穷，虽偏僻，没有钱，只能穿一身灰布军衣，但我们的家庭成员都有崇高的理想，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对光明的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告别皖南奔赴延安
1938年10月到1940年4月，我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教导总队当政治教员，天天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同志、新参军的爱国青年生活在一起，我们像同学一样，互教、互学、互尊、互助，为着抗战的胜利、革命的成功，我们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中，提高觉悟、锻炼本领，准备奉献自己的一切。
大约1940年初春的一天，军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李子芳同志通知我和薛暮桥同志一起去谈话。当时薛在教导总队任训练处副处长，主管政治教育。我们到了组织部办公室，李部长非常亲切和蔼，先邀我们坐下，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开水，然后慢慢地说：有件事要同你们商量，党的七大即将召开，罗琼同志应该去延安开会，暮桥同志因工作需要，留在这里工作，罗琼同志来回约一年时间，你们意见如何？我们事前不知道是谈这件事，当然也没有商量，但共产党员以服从组织为天职，我们俩的心是相通的，毫不迟疑地答复：听从组织上的安排。李部长满意地点头说：好，就这样决定了。4月的一天，在皖南正是风和日暖的阳春季节，我满怀着奔赴延安的激情，要离开这里了；我留恋着皖南的一草一木，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同志们，告别了自己的亲人，走上了新的征途。
我们一行总共五人，有军部的田参谋，另两位女同志，还有夏征农同志（当时他也是政治教员）委托我带的小儿子夏海南到延安学习。我们走的路线是先坐自己的军车到金华，再乘火车到桂林，然后到八路军桂林、重庆办事处，再乘军车到延安。当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按理应该是一路顺利，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已掀起反共高潮，路上会遇到麻烦，所以军部专门写了一封正式公函证明我们的身份，争取能比较顺利地到达目的地。我们一行虽然多数是女同志和儿童，但是经过锻炼的新四军战士，既有革命军人的英勇气概，又懂得统一战线政策，自信能对付这种局面。
果然不出预料，在火车上，旅馆里，甚至坐在八路军的军车上，处处受到国民党军警的无理阻挠，他们死盯着我们，严密监视、检查。记得火车到韶关转车的时候，要在那里的旅馆住一夜，到深夜一两点时，四名带着武器的国民党官兵破门而入，检查我的房间。我据理力争，坚决拒绝搜查，然而他们蛮不讲理地把床上、床下、桌子、抽屉甚至马桶都进行了检查。当他们一无所获的时候，我狠狠地训了他们，他们摸着驳壳枪，表面上很盛气，实际上做贼心虚地走了。另外三个同志住的房间，也是同样遭遇，大家非常愤慨。
从重庆到延安的路上，我们坐的八路军军车，四辆车同行。行前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办好了一切通行的手续。但每当车子停下吃饭时，就可以发现国民党军队全副武装包围了饭馆，手持步枪的士兵，凶狠狠地对准我们的汽车，如临大敌。当我们汽车到达洛川，这是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达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关口，国民党军队竟顽固地阻止我们前进，交涉无效，反而增派了部队，要强行上车检查。我们大家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车上，领队同志坚决拒绝检查，他们竟准备动武。我们的汽车是停在山脚下，领队同志命令妇女、儿童下车，撤退到山沟里，男同志坚守车上，准备自卫。形势严峻，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我们车上坐着一位国民党派赴延安的联络参谋，看看车上一行人既镇定自若又威武不屈、据理力争，他不得不出来调停。国民党军队在夜色茫茫中退回去了，我们的车子在月光照耀下胜利前进。同志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抗战歌曲，奔向延安。
当东方的旭日升起的时候，我们到达了陕甘宁边区第一站——甘泉，有一位同志一眼认出这个地方，高兴地跳起来大声叫喊：“甘泉到了！”这是多么美好的地名，我们这一群人带着各自的使命，排除万难，来到革命圣地，就是为了学习革命道理，锻炼革命本领，为革命奉献一切，也可以说是来喝比甘泉还甜的革命清泉。汽车停下，大家高高兴兴地到饭店吃早餐，素来不吃羊肉的我，也有滋有味地吃着羊肉包子，喝着小米粥，真比甘泉的味儿还美。
第一次见毛主席
从甘泉到延安，我们大家一路跑，一路笑，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延安颂》。司机同志加大了马力，满足大家渴望快到延安的要求。当我们欢天喜地到达延安时，很多部门都派同志们来迎接。中组部的同志把我和陈波儿接到招待所。我过去和陈波儿同志虽不熟悉，但同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的文化活动，相互有了解。从重庆上车，我又和她坐在一辆车上，她带着儿子曾克，我带着夏海南，一路互相照顾，互相交谈，在中组部招待所，我们两个大人和两个小孩又被安排住在一个炕上。
第二天，我们一起到中组部去报到，接待我们的是陈垣同志，他是那么和气，那么关心我们，表达了同志间的深情厚谊。陈垣同志先问我们路上情况，要我们休息几天。我急着要知道对自己的安排，陈垣同志告诉我，党的七大暂时还不开，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告诉他，将来回新四军，我还想当教员，所以希望到马列学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政策。陈垣同志笑着告我，待他们商量一下再通知我，又问我们还有什么要求。我和陈波儿相互看着，在路上曾相约，到延安一定要见见毛主席。但这时我又想起，毛主席肩负着领导全党全国人民革命重任，日理万机，不该去干扰他，所以迟疑了。陈波儿同志挺爽快，她开口说出了我们内心的共同愿望。陈垣同志没有拒绝，只是说等他同有关方面商量后再通知。过了两天，陈垣同志通知我们说：毛主席答应见我们，时间是第二天上午11时，我们感激得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当我们应约准时到毛主席窑洞时，江青正在那里，她同陈波儿同志都是上海文艺界名人，相互很熟悉；她同我虽然不熟悉，在上海也是相知的。我们从窗口看到毛主席正在伏案写稿，不敢打扰，就在室外谈谈。后来毛主席听到了，很快出来招呼我们。他那魁梧的身躯、伟大的形象、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激动得把千言万语变成一句，恭恭敬敬地向毛主席行了军礼，并说：“皖南同志很想念您，向您问好！”毛主席深情地说：“我也很想念皖南的同志。”之后便坐下来和我们亲切交谈，当他知道我曾在上海跟沈兹九等一起搞《妇女生活》杂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又关怀地问了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情况，我和陈波儿一一作了答复。毛主席接着说：“你们这些文化人，真有本事，把蒋介石搞得很恼火。”我对主席说：“波儿起很大作用，我是小学教员出身，没有多少‘文化水平’，算不上文化人，是跟着前辈干的新兵。”毛主席笑着说：“听说你在新四军还是一个模范教员呢！”说得我面孔都红了。这时勤务员来了，说吃饭时候到了。饭桌放在窑门外，毛主席邀我们一起吃饭。碧绿的青菜，鲜红的辣椒送上来了，毛主席问陈波儿和我，你们吃辣椒吗？我们笑着摇摇头。毛主席又说：那你们和我不是一个党，我是辣椒党，你们是甜党，干革命还是辣一些好。我们大家都笑了。毛主席问我：“七大还没开，中组部对你怎么安排？”我说：“我已要求到马列学院学理论。”毛主席看着我，认真严肃地说：“学理论好，但一定要同实际联系才好。”虽然我当时不完全了解这句话的意义，但毛主席的态度、语气，使我感到它是极为重要的教诲，一直牢牢地记在心头，细细地体会着。
吃完饭，毛主席回窑洞。江青拿出一堆照片，给我们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看到一张令我很不理解、很不一般的照片。那张照片上，毛主席面对着东方，坐在一把椅子上深思；江青在毛主席背后，弯着腰向相反的方向走去。我当时心里想，是谁给他们摄这样的照片，是表达什么？我又自我解释，这是演员们别出心裁的作品，但总觉得奇怪。“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奇怪的照片多次在脑海中浮起，我想，这位摄影师，可能是一个颇有预见的摄影家。
中学生写大学教材
我见了毛主席后，牢牢铭记着毛主席的教导，学习理论要同实际联系，我渴望自己学成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好党员、好教员。几天以后，中组部通知我到马列学院学习，我真是满心欢喜。大约在马列学院两星期左右，中组部又来了通知，中央妇委要借调我到那里临时工作几个月，完成任务后再回来学习。说实在的，我当时真不愿意，思想反复斗争后，共产党员的党性促使我没有“讲价钱”。自己背了一个背包，涉水过延河，到杨家岭中央妇委报到。
到中央妇委后，当时兼任中央妇委书记的王明、委员孟庆树和我谈话，我是1938年在武汉认识他们夫妇的。他们要我同另外两位同志一起，写一本《妇女解放问题教程》供中国女子大学教学用。我当时确实觉得力不胜任，自己是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没进过大学，在上海、在皖南写文章、讲理论课，都是靠自学、边学边干；为了帮助学生学懂，自觉地同中国社会实际相联系，用通俗语言来表述。到马列学院接触到一些同志后，他们熟读马列原著，出口成章，我同他们相比，差一大截，文化低、底子薄，哪能写“教程”之类的书呢？我老老实实讲了这些情况。他们说，我们了解你，可以写，而且是三个人合写，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只好答应试试。
当工作开始后，准备和我共同工作的两位同志，一位患病未愈，一位刚开始工作就病了，到医院和休养所疗养。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怎么办呢？反复考虑，既然答应了，就应知难而进，先从学习开始。我自己没有书，中央妇委没有图书馆，就跑遍了延安的图书馆、档案室借书、借档案，学习了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中有关妇女解放的理论和党有关妇女运动的决议，还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文章；仔细阅读了各根据地送给中央妇委的工作报告，参加了中央妇委召开的从根据地到延安来的妇女干部座谈会；把报上报道的有关妇女工作的材料剪贴起来，想尽办法了解妇女工作的实际情况；又借阅了范文澜、华岗等人的历史著作，借了图书馆仅有的几本妇女书，延安能借到的书和材料尽力借用。然后又向张琴秋、孟庆树、苏华等女大负责同志请教，她们提供了宝贵建议，我读了将近一个月书，又花了两三个星期写了一个提纲。困难确实不少，反复思考，决定先从纵横两方面写，纵的从社会发展的几个形态的妇女地位变化阐明妇女被压迫的根源、实质、解放途经。关于中国妇女运动，则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写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横的按妇女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婚姻家庭、儿童等问题写。最后展望未来，从历史和现实情况来说明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在中国行不通；“妇女回家论”更是倒退；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妇女英勇斗争及苏联妇女的幸福生活，阐明中国妇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解放。我先把提纲送给女大几位负责同志看，请她们提意见，她们基本肯定了，并提了不少好的建议，我都接受了。经过了这几步学习、工作以后，我对这项工作的意义有了认识，由被分配干到自觉干，由缺乏信心转到可以干好。工作劲头鼓起来了，就边写边改。
当时中央妇委的工作人员很少，人们各管一摊，都很忙，没有人可以坐下来同我细细商讨。一个人埋头写，效率高，局限性大，自己修改了几遍，仍然拿不出手。“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大约到1941年夏季，我写了十多万字，自己想，先交稿，请同志们提了意见再改吧。有一天我到王明的窑洞，准备交稿，并准备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到马列学院。没想到蔡畅大姐正在那里。蔡大姐见了，招呼我进去，我就把稿子交给王明，并问我能不能回马列学院。王明当即把稿子转交给蔡大姐，蔡大姐笑着对我说，你不要急，你的工作我们再谈。我当时有些不解，蔡大姐在中组部工作，不管中妇委工作，为什么她答复我，并约我谈话呢？当时不便再问。
蔡大姐的窑洞陈设高雅、简朴、整洁大方，与众不同。她先要我坐下，亲切地对我说，中央妇委原办的《中国妇女》月刊要改为《解放日报》的《中国妇女》副刊，这个副刊组织上决定由你主编，你不再回马列学院，正式调中央妇委工作，你同意吗？这完全出乎我意料，当时有些手足无措，不知怎样答复，稍稍定了一下神，很恳切地说了自己想学习的愿望，请组织上理解。蔡大姐耐心地对我说，你要学习，我很赞成，我知道你参加中组部学习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同志们说你学得很用功，你以后不仅可以继续参加中组部的学习，还会有更重要的学习课题等着你，你放心，边工作边学习，效果更好。大姐又说到我写的书稿，她说自己要看同时还会请理论水平高的同志帮着看。蔡大姐的一番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只好同意继续留在中央妇委工作。我当时并不知道蔡大姐已担任中央妇委书记，王明已下来了，更不知道这样变动的原因。
蔡大姐对我写的那本书确实非常重视，中国女子大学停办后，蔡大姐仍然管这本书稿，并委托曹轶欧审阅。曹是当时中央宣传部的干部教育科科长，据说曾在苏联学习过，是女同志中理论水平较高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去问曹对这本书的意见，她说还没有看，只是翻了一翻，她说：“教条主义味儿太重。”我当时很尊敬她，恳切地请她看一看，多提意见，我再改。不知什么时候她把这本书退给了蔡大姐，一点意见也没有提。
人民解放战争爆发，蔡大姐调东北解放区，一路上徒步、骑马，交通十分困难，但蔡大姐还把这本书稿带到东北，看完后从东北又托陆璀同志把这本书稿带到山东交给我。当书稿交到我手里，我真不知怎样来表达内心感激之情。当时山东是重点战场、最紧张的战场，我不可能有时间修改，一直保存着。到全国解放后，1955年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当时我对他们的删节，并不太同意，但觉得能出版总比藏着好。不料出版以后，国内读者欢迎，越南、朝鲜、日本都主动翻译，在他们国内发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这种情况鼓舞我再加补充修改。但是我当时在全国妇联工作，1957年又担任了书记处第一书记，更没有时间改，只在病休时间，修改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又中断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仍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兼副主席，更没有时间。直到1982年退居二线，但实际上仍在工作。到1985年我在董边等几位同志帮助下，集中力量，修改补充。到1988年我补充修改完毕，仍是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年6月出了第一版，1987年10月再版，销量55000多册。在这本书里，饱含着前辈的关怀，凝聚着延安小米的哺育，又得到同志们的帮助、读者的支持。虽然没有能成为女大的教材，却被读者作自学之用。这说明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同志们的帮助，虽然因战争关系，走过的历程是曲折的、困难的，但坚持不懈地辛勤耕耘，金秋季节一定能喜获丰收。
从《中国妇女》月刊到《解放日报》副刊
或许因为我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同办刊物的朋友常有交往，对怎样办好刊物的问题，总是关心。到中央妇委，我同当时办《中国妇女》月刊的几位同志编在一个党小组，经常在一起活动。
《中国妇女》月刊是1939年6月创刊的，毛主席对这本刊物十分重视，亲笔题写刊名，亲自在创刊号题诗一首：“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题《中国妇女》之出版。毛泽东（签名）”毛主席形象地生动地表达了对刊物的指导思想。1941年5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创刊，为了精兵简政，《中国妇女》月刊同《中国工人》、《中国青年》等杂志一起，改为《解放日报》副刊。月刊改为副刊后，两周出一次，我担任编辑部主任。
副刊内容突出宣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有的放矢、实事求是开展妇女工作。副刊第一期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就是《怎样在妇女运动中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第三期发表了《略谈妇女工作作风》，要求克服过去妇女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初步提出了对农村、城市妇女运动调查研究的提纲的构想；反对在妇女工作中搞男女对立，提倡婆媳和睦、夫妻互爱互助。在这些文章之后，都配合发表了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报道，用生动、具体的事实说明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男女对立、宗派关门的害处；讲明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广泛团结的好处。副刊根据专题调查，对妇女的人生价值、参政、教育、两性社交等问题，针对敌人的造谣污蔑、顽固派的错误观点，有理有据地加以批驳，正面宣传有利抗战、团结、进步，有利发动妇女、维护妇女权利的思想，反对封建重男轻女的思想。文风方面，有明显改进，尽量避免不切实际的空谈。
我们虽然身住深山沟，编辑的视线却是面对全中国、全世界。宣传党对时局的主张，这是刊物的中心，引导妇女们拓宽视野，关心国家大事，擦亮眼睛、认清形势，团结起来，和男同胞齐心协力、击退反共逆流、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从民族解放中争取妇女解放。
副刊还用一定篇幅报道国际妇女运动的动向，号召妇女们团结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上来，揭露法西斯国家对妇女的残酷迫害，驳斥法西斯对妇女运动的论。另一方面介绍苏联妇女幸福生活，号召向苏联妇女学习，引导妇女认识只有在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中才能争取自身解放，只有社会主义时代才能实现男女平等。
在编辑实践中体会到要编好刊物，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对读者实行正确的舆论导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主张，毛主席对刊物的题诗、题字，都是编刊遵循的指导思想；同时还要了解读者的思想脉络、生产生活的实际，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编辑。
几十年后的今天，重读刊物上的文章时，从观点到事实，至今还是站得住脚的。因受王明影响，也发表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空论。蔡畅同志任中央妇委书记后，副刊已注意纠正。
编好一个刊物，要有一支热心的稳定的作者群体及通讯员队伍，经常给刊物灌输新鲜血液。编者必须勤奋学习，艰苦工作，了解读者的要求，团结作者，办好刊物。
延安工作条件艰苦，机构精简，一个干部要承担几个人的工作。但大家不怕困难，热情积极，认真负责，夜以继日，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完成任务。
延安的夜没有路灯，副刊的校对要在夜里。校对要去工厂，新华印刷厂在清凉山。我们住杨家岭，山沟沟里走夜路，真的能听到狼嗥。校完稿时，常常是万籁俱寂，延安城漆黑，宝塔山隐没在夜色中，只有延河水哗哗地流。二十几岁的女同志，一个人走夜路，真的怕。不过拐过山脚看见一线灯光，那就是毛主席窑洞里的煤油灯光，光线不强，但毛主席的工作照亮了全中国，想到这点，就什么也不怕了。
延安是家，自己的家，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共同工作，生活得很愉快。偶然拿了几角钱的稿费，便买了肉，在木炭火盆上炖，火力不够，就烧废纸加热，大家吃得香香的，打了牙祭。
延安时期纪律严明，大家的工作责任心很强，也很要强。记得编副刊时，重要文章蔡畅大姐都亲自审阅，审得极细。有一篇稿件中有一个成语，两个字意思不清，就找编者，编者也讲不明，只好去查字典，查清了才发稿。副刊第一期误将“第一期”的“第”字印成“策”字，校对时没有看出来，出版后才发现。为这一字之差，编者自动写了一篇检查，领导没有批评，反而赞扬她的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
参与延安时期《中国妇女》编辑、撰稿的老同志，已有不少离开了人间，可以告慰她（他）们的是，在延安播下的种子，早已在神州大地开出了万紫千红的鲜花。这花分外妖娆，结出的累累硕果，也格外鲜美。
参加党的七大，誓做革命愚公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大礼堂隆重举行。这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重要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是在整风运动结束后召开的，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思想一致，同心同德，争取胜利。
大会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前召开的，大会最大功绩是决定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解放全国人民，把中国引向光明。大会选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同党的七大差不多时间召开的，有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的大会决定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势力、下山摘桃子，企图使中国仍然处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坚持反共反人民，保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分裂、贫穷的落后状态，把中国引向黑暗。
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搬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党的七大路线指引下，得到完全胜利。党的七大开得圆满而成功。毛泽东同志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刘少奇同志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同志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周恩来同志作的《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还有领导同志的大会发言，从各个角度反复阐明了这条路线、方针、政策。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对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胜利后的建国纲领和策略，反复讨论、畅所欲言，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了自我批评，讨论步步深入。
大会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和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
大会强调发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成为共产党与其他政党明显区别的标志，是党的路线、方针顺利贯彻执行的根本保证。
大会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反动集团，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划时代的历史功绩。
我在大会期间专心致志聆听大会报告、讲话、发言，认真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虽然自己是一个普通干部，水平不高、能力不强，但决心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尽心尽力为贯彻大会的路线而奋斗。在小组会上，我分别就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妇女运动的经验教训两个问题发了言。
大会机构十分精简，所有代表团都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工作都是代表兼做的。我是华中代表团的成员，代表团团长是陈毅同志，秘书长是刘宁一同志，我协助秘书长做了些秘书工作，收发、保管大会文件，写简报，保管简报，有时还帮着抄大会的手搞，凡是上面交下来的工作，我都积极完成。开会期间，确实很忙，越忙越高兴啊。
我自己的最大缺点，是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缺乏同工农群众联系；我确实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毛病；在我努力工作中也包含着“私”字；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身上不是一些，而是有相当影响。作为党的一个代表，一定要听毛主席教导，天天洗脸，清除非无产阶思想的灰尘，努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指挥自己的言行，做革命愚公。在党的领导下，尽自己一切努力，忠诚执行七大路线，向人民学习，和人民一起天天挖山。
大会之后代表们分赴各地，在各自岗位上贯彻执行七大路线，拼搏前进，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争取胜利。我被分配到山东解放区工作，山东分局分配我到山东省妇联任宣传部长。我自己要求到群众中去，在临沂办纺织生产推进社，发展妇女纺织业。当时临沂刚解放，群众生活很困难，我建议由省人民政府实业所和省妇联合办纺织推进社，动员妇女群众到推进社领棉花纺纱，推进社发工资。我在推进社担任发棉花收纱的工作，直接同妇女群众接触，有机会随便谈天，了解不少情况。对生产推进社的工作，群众很欢迎，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困难。两个月之内，临沂城里有1/3的妇女来领花纺纱领工资。她们从这件实际生活中了解到人民政府是为人民的，密切了党政同群众的关系。根据这个经验，我们又进一步办了合作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干部，在山东解放区推广发展纺织生产的经验。这样既增加了军队被服生产的原料，又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这是我离开延安办的第一件事，一切感觉都好像自己仍然还在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