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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齐鲁女杰马进

刘福祥

她不是报刊电台宣扬的新闻人物,但人们敬重她,佩服她,学习她……

她,就是1937年入党的老红军,原山东省一轻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常委,被山东省政府授予“齐鲁女杰”称号的马进同志。

1940年3月在延安,毛泽东同志曾为她亲笔题词:“正确的方向,艰苦的作风,胜利是我们的——马进同志。”半个多世纪以来,她把毛主席的题词奉为座右铭,坚持不懈,矢志不移,用丹心铮骨谱写着一曲没有休止符的奋斗与贡献之歌。

马进永远忘不了1937年6月8日的那个夜晚。

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工具房里,门窗遮掩得严严实实,桌上的一盏小油灯跳跃着如豆之火,她和北平仁立地毯厂的六名女工,在这里举行了入党宣誓……

马进出生在北平一个贫苦的市民家庭。15岁时,由于生活所迫,便进了北平仁立地毯厂做织毯女工。沉重的工作负担,恶劣的环境条件,曾使马进濒临死亡。1935年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深深地振动了马进的心,经地下党员许德富、王冀卿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仁立地毯厂地下党支部书记。

入党后的马进,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她多次按照中共北平地下市委的指示,在工人中秘密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工人对资本家进行斗争,传送秘密情报,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938年5月,中共北平地下市委决定调马进同志到北方联络局,工作任务是掩护当时华北五省联络局负责人陈雷同志。北方联络局是中共中央直属的秘密情报机关,1935年几次遭到破坏。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同志亲自听取了关于白区的工作汇报后,中央决定在平津设立华北五省联络局,并设立直接与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工作十分机密而重要。当时,由于斯诺的关系,陈雷暂时住在北平协和医院一位美国老太太家中。为了便于隐蔽,组织上决定让马进同志与陈雷同志做假夫妻。作为一个年轻姑娘,马进开始真有些不好意思。况且,马进的母亲正在病中,她这一出走,就没有工资收入了。但为了革命,马进同志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她脱下工人装,穿上旗袍、绸子大褂和高跟鞋,俨然以“太太”的身份伴随着陈雷同志进进出出,一面做掩护,一面做交通工作。

由于斗争环境异常复杂、险恶,马进和陈雷同志经常变换工作地点。在离开北平向天津转移的那天,北平车站的气氛十分紧张。车站两旁站满了凶神恶煞般的日本鬼子,手中步枪的刺刀闪着寒光,数不清的便衣特务混在旅客人群中,晃来晃去。一个老奸巨猾的日本人从旁观察,诡诈的双眼盯着过往的每一个旅客,若有神色慌张或举止可疑的,便被拉出去。马进手拎一个化妆包,跟着西装革履的陈雷,眼看着前面几个人被敌人抓走了。她想,个人牺牲事小,决不能让党的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她平静了一下心情,仿佛没有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不时用手轻松地理一下头发,拿出小镜子对着照一照,显得异常镇静。她挽着陈雷同志的胳膊,随着人群的晃动,高跟皮鞋踏出清脆的小碎步。就这样,他们神态自若地通过了检查口。

当时,敌人在大城市的反动统治日愈残酷,到处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我们的一些革命同志时常遭到敌人的逮捕、杀害。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马进同志总是坚定地向组织表示:为了革命胜利,再困难,再危险,我也不怕。她经常化装出入于敌人的关卡哨口,护送同志,传递情报。每天夜里,陈雷同志把一个个情报通过无线电波报送到延安。每当这时候,马进的心情特别兴奋,百倍警惕地做好警戒。在同生死、共患难中,他们产生了爱情,结成了真正的夫妻。

1938年8月,组织上通知他们一同去延安。

延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摇篮,是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马进一到延安,就被那里火热的生活吸引住了。她先后在抗大、中央党校和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延河边的月光下,窑洞中的油灯旁,黎明前的山冈上,到处留下了她刻苦学习的身影。马进的底子薄,硬是靠着一本字典和拼劲,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出色地完成了学习任务。她的名字登上了“学习模范”、“模范党员”的光荣榜。

1940年3月,春风吹遍了陕北高原,歌声唤醒了沉睡的大地。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礼堂,党政军民正在举行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马进同志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她,还用那指点江山的巨手,亲笔为她题词:“正确的方向,艰苦的作风,胜利是我们的——马进同志。”毛主席的题词,使马进同志深受鼓舞。几十年来,她一直珍藏在身边,不断从中吸取力量,鞭策自己前进。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马进同志跟着党转战南北,多次立功受奖。紧张的斗争生活,使她无暇顾及孩子,孩子一直寄养在老乡家中,直到解放后才找回来。

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马进同志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了党,奉献给了人民。

1949年,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新中国诞生了!天地焕然一新,阳光格外明媚……

饱尝旧社会辛酸、经过战争洗礼的马进,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此刻,她想到了寄养在老乡家里的孩子,想到了从延安时就分别战斗在不同战场上的丈夫,革命胜利了,她多想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啊!

欢庆胜利的锣鼓没有冲昏马进的头脑。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教导如警钟响在她的耳旁:“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她来不及洗净炮火硝烟,又快“马”加鞭投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战斗。

组织上决定马进同志到青岛工作。

青岛是我国纺织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当时有十几个纺织厂,在全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马进同志服从革命的需要,保持着战争年代那么一种革命精神,那么一股革命干劲,党指向哪里,就战斗在哪里。她先在青岛国棉四厂、五厂当工会代表,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后到青岛市纺织工会工作,担任女工部和生产部部长,组织工人们搞劳动竞赛、纪律整顿,还参加了郝建秀工作法的总结工作;1951年又调到青岛纺织管理局任劳动处处长等职。她把全部身心扑到工作上,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没有结婚呢!

1951年,正当马进同志准备调往济南,回到丈夫身边工作的时候,全国纺织总工会主席陈少敏大姐对她说:“国家拿出一部分钱,要好好改善一下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青岛有很多工作要做,你先不要去济南……”马进放下整理好的行装,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青岛各纺织厂,劳保条件很差。车间里空气不流通,湿度、温度全达不到要求,冬天像冰窖,夏天如蒸笼,并且飞尘四起。女工们在大水池子里洗澡,疾病传染得非常厉害。马进想起了在旧社会自己当工人时所受的痛苦,而现在是新中国了,一定要改变姐妹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和责任感油然而生。她把行装搬进工厂,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或提出建议,或作出决定。经过两年努力,她和同志们一起为青岛的13个大小纺织厂安装了通风、换气、照明设备;每个厂都修建了淋浴设备、食堂、宿舍,还解决了一部分老少三代的居住问题;建立了女工“四期”保护制度,成立了托儿所、哺乳室、保健室,还在女工集中的八个厂建立了三个产院。在生产方面,制订了新的、合理的劳动定额、考核、计件工资等制度。工人们都高兴地说,两年换了个新天地,还是共产党好啊!我们得豁出命去为社会主义干。

1956年,马进同志担任了山东省工业厅副厅长,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历任山东省工业厅、纺织工业厅、一轻厅副厅长等职。走上领导岗位后,马进同志更时刻牢记毛泽东主席“正确的方向,艰苦的作风”这句赠言,始终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有坦途,也有坎坷。如果说顺境难以看出一个人的本质,那么,逆境则能表现一个人的觉悟和品格。

1966年秋末冬初,省委号召机关干部下去抗旱救灾,当时在家的厅领导只有马进一个人,她像往常一样,二话没说,连夜带领机关干部奔赴沂南县抗旱,半个月后完成了任务。

身为副厅长、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的马进同志刚回到机关,就被批斗。对这场乍来的风暴,马进同志虽不很理解,但异常冷静。她觉得自己工作多年,难免出现问题或错误,大家批判过火一点儿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共产党员,一定要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住考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坚信群众、坚信党。

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人让她签字,同意开除厅科研所党支部书记和省轻校一个副校长的党籍,她坚定地说:“国有国法,党有党规,开除党籍要按党章规定办,我不能个人签字同意。”

有个历史上曾叛变投敌,解放后受到处理的人指着马进的鼻子质问:“我的问题是谁定的?你是怎样迫害我的?”马进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你的问题是我负责搞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你翻不了案!”

在那些“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插着试风标”的人眼里,马进实在是太不识时务了。然而,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

马进的表现,招来的是批斗不断升级。有些好心的人劝她:“你这样下去要吃亏的。”她笑着说:“作为党员就要维护党的原则,实事求是,不能为了保住自己而违心地说假话啊!”

一时的乌云,没有动摇马进对党的信任:个人的屈辱,没有影响马进献身共产主义的赤诚。就在她“靠边站”受批判的日子里,当听说有人要砸厅档案室的时候,她不顾个人安危,悄悄找到人事处的同志,连夜把档案材料转移到一个军工厂藏起来,保护了国家机密。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广大群众关心着马进这个对人民一片赤诚的党的好女儿。尽管各种“罪名”强加到她的头上,但在群众的心目中,她是纯洁的、高尚的。有时晚上批判会结束后,总有些人尾随在她的后面,暗暗保护着她;夜深人静,有些同志悄悄登门去看望她。望着一张张熟悉、关切的面容,马进这个在敌人的刺刀下脸没有变过色的强者,顿觉一股热浪涌上心头,她的眼睛湿润了。

1968年春天,由于“四人帮”的诬陷,马进的丈夫、山东省副省长陈雷同志被用飞机押送到北京,锒铛入狱。马进了解自己的丈夫、战友,目送着他远去的背影,坚信党最终一定会作出正确的结论。

一夜之间,马进成了“反革命家属”,继而被扫地出门,被赶到两间原是伙房的破房子里。马进的儿子——北海舰队的一位副领海,被清理出部队,到一个机械厂学徒当钳工;女儿——赫赫有名的培养高级军事科技人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在校生,被赶出校门,到一个工厂做工,整天爬电线杆子。

那是一个阴云密布、朔风凛冽的上午,一辆敞篷汽车载着马进离别省城,驶向鲁北的乡村。汽车的颠簸,寒风的袭击,马进的胃病又犯了。她两手狠命地按压着腹部,抖抖瑟瑟地蜷缩在汽车的一个角落里,本已瘦削的脸更加苍白,但眉宇间却透出一股坚毅的目光。此刻,她想到了狱中的丈夫,想到了独身一人在家的小女儿,但她想的更多的是这场浩劫给党和国家造成的严重损失以及一个共产党员的重大责任。她倔强地扶着车厢站起来,朝着汽车行进的方向望去。六个小时后,汽车到达滨县的一个村庄。马进手提一个简单的行李卷,慢慢地爬下了汽车。

是金子,在哪里都要闪光。在滨县农村,马进白天坚持参加生产劳动,虚心向社员们学习农活;晚上,和社员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谁家有了事,她主动上门帮助。她的一言一行,感动了周围的人,很多社员主动找她拉家常,忠厚老实的支书还聘她当生产顾问哩。村里一些人跟她开玩笑说:“你来的时候说你是个‘走资派’、‘反革命家属’,俺们越看越不像,你是个顶好的人。”

1974年,马进同志被“解放”出来,重新担任了省轻工业厅副厅长。

1975年,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陈雷同志被宣布没有问题,放出监狱,由中央派飞机送回济南,担任了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副主任。

在动乱的年月,马进享受到了作为“走资派”应有的一切“待遇”,不仅没有使她垮下来,反而使她更坚强了。她重新出来工作后,人们听不到她发一句牢骚,说一句怪话。直到今天,她从不向人们提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人们从她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大家敬重她那宽广坦荡的胸怀,更钦佩她那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坚强党性。

1974年,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依然冷风习习。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马进同志,目睹此景此情,陷入沉思: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使人民群众摆脱黑暗统治,过上好日子吗?而好日子的基础是物质财富,不搞生产,物质财富从何而来?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鼓舞着她,激励着她。在厅党组研究分工的会议上,她主动提出抓科技、管生产。

马进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旦获得为党工作的机会,就像一匹踏上征途的战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1975年春,毕竟是“早春二月”,乍暖还寒,一些企业领导和科技人员,心有余悸,对抓生产、搞科技缺乏信心。马进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和厅里其他领导一起,深入企业和科研单位,大会宣传,小会鼓动,个别谈心,用满腔热情复苏着人们一时冷缩的心。他们积极为一大批干部和科技知识分子落实了政策,合理安排了工作;帮助企业制定规章制度,整顿生产秩序;调整充实了一些领导班子,使山东省轻工企业出现了明显好转的势头。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正是在这样一个关头,马进同志带领的工作组,进驻了青岛啤酒厂。

青岛啤酒厂是一个老厂,其产品质量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是山东省出口创汇的骨干企业之一。但“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产品质量明显下降,声誉大损,产生了国际影响。中央领导同志对此非常重视,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亲自过问,指示要停产整顿,尽快把质量搞上去。作为分管科技、生产的副厅长马进,心里像点了一把火,恨不能一步迈到青岛,一下子把青岛啤酒的质量搞上去。但当时,陈雷同志刚刚从监狱释放归来。战争年代艰苦卓绝的斗争,馈赠给年逾古稀的陈雷同志的是一身疾病,当时他浑身浮肿,卧床不起。患难夫妻恩爱多。在战争年代里,相聚没有分离多,常常是天各一方,连音讯也不得相通。作为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老战友,马进多么想用一点儿时间,照顾照顾他那病弱的身体,安慰安慰他那颗苦痛的心啊!作为妻子,马进多么想尽一尽责任,弥补一下情感上的缺憾啊!厅里其他领导同志劝她:“陈副省长刚回来,病又这么重……”马进同志说:“这些就不用说了。我分管生产,不去不行。老陈是能理解的。”她安排好陈雷同志的护理事宜,毅然带领工作组登上了东去的列车。

在青岛啤酒厂蹲点的一年中,马进不分白天黑夜,深入车间、食堂、家庭,一个一个地找干部、工人、科研人员谈心,调查了解思想、生产情况,寻找质量问题的症结。该厂有数十名建国前进厂的老技术工人,他们技术娴熟,是各个工序的行家里手,有的甚至达到了专家水平,被称为“老啤酒”。就是这批骨干技工,因在国民党溃败前夕受骗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而被调离了生产第一线。有的做辅助工,有的干杂活儿,有的甚至被“挂”了起来。马进了解了这一情况,及时向青岛市委和山东省政府作了汇报,并组织人力抓紧外调,很快查清了问题。在报请上级批准后,大胆地解放了这批老技术工人,把他们安排到车间主任甚至主管生产的副厂长等重要岗位上。

读者也许觉得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应该做的。但不要忘记,那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期,把它放到历史的天平上,方能衡量出实际重量!当时就有不少好心人替马进捏着一把汗:“你这样做,是不是太右了?”忧虑,担心,提醒,警告……个中的含意,马进同志心里非常明白,她平淡地回答:“顾不得这么多了。”

在那些日子,马进眼熬红了,腿跑肿了,人累瘦了,忙得她恨无分身之术。同志们心疼她劝她注意休息,她却毫不在乎地说:“只要产品质量能上去,累倒了也值得。”在中央、省、市三级工作组的指导下,青岛啤酒厂的生产情况迅速好转,产品质量明显提高。看到辛勤工作的成果,马进清癯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976年蹲点结束后,马进同志又多次到青岛啤酒厂检查指导工作。1980年青岛啤酒获国家金牌并在国际上多次获得金奖。

1978年,61岁的马进浑身充满了活力,越干越有劲。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她先后到全省十几个地市蹲点,积极支持企业争创名优;为了推动科技进步,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她亲自倡导、建立了山东省一轻厅总工程师室和造纸、食品、盐业、葡萄等专业研究所,帮助160多家工厂建立了厂办科研所。近几年来,山东省一轻系统80%的科研成果都是厂办科研所搞出来的。

马进一心装着党的事业,哪项工作上不去,她都急如火燎,坐卧不宁。1977年以前,山东省的酒类包装十分落后。马进同志提出:“酒要翻身,包装要上去。”她多次召集有关技术人员,共商提高包装装潢质量的大计,组织评比检查。如今,山东省酒类包装装潢多次夺得全国包装装潢二等奖、一等奖和华东区大奖。熟悉情况的同志都说:“精美的装潢,浸透着马进同志的多少心血啊!”

改革开放的浪潮,激励着马进同志的斗志。她患有严重的胃病等多种疾病,经常腹痛、头晕。上班时间头晕,她就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赴外地开会或检查工作,途中肚子疼起来,她就吞服几个药片,用手按着或用提包挤着。从1974年至1984年的十年间,她有近一半的时间深入基层抓生产,全省一轻系统许多个企业单位,都布满了这位“老太婆”坚实的足迹……

19世纪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了遗忘先快后慢的规律。根据其著名的“遗忘曲线”所示,即使最有意义的材料,随着时光的流逝,最终在人们大脑中的留存也将接近于零。但同志们说:“马大姐那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精神,那真正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马进的一个侄女,在她家照顾生活好几年,孩子聪明、勤快,也很懂事,马进非常喜欢她,像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从生活方面说,马进家里正需要这样一个孩子。孩子的父母多次来信提出,要马进把孩子的户口迁到济南。孩子跟马进很有感情,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家庭。一天,马进又收到了孩子父母的一封信。拿着这封信,马进心里沉甸甸的,她何尝不想把孩子留下?但她想,给孩子迁户口不符合国家的政策,就反复向孩子及其父母解释。孩子一听说要走,哭得像个泪人儿,扶都扶不起来。马进这个坚强的女性,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她哽咽着说:“孩子,回去吧。……我抽空儿去看你。”亲自把孩子送到回家的车上。

马进生在北京,对北京很熟悉。全国解放以后,她的许多老战友进京在中央各部门或北京市工作。马进在北京的哥嫂,“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几次要她找一下在北京的老战友,想把户口迁回市里。马进一次次回信,总是讲有问题应自己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由组织解决。直到哥哥去世,也没有办。

马进的几个孩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牵连,安排的工作都不够好。1974年恢复工作后,有些人劝马进同志找找有关部门,给孩子调调工作。这件事,很长时间搅动着马进的心。大孩子生在战争年代,从小寄养在老乡家里,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母爱;解放后,由于自己工作忙,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几个孩子,而孩子们“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父母的牵连,每想至此,马进的心里总有丝丝愧疚,作为母亲,她真感到对不住孩子。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在她心灵天平的砝码上,党的利益永远重于个人感情。她思来想去,最终也没张这个口。她深情地对孩子们说:“你们受了些委屈,妈心里明白。但我和你爸爸都是党的领导干部,如果利用职权给你们调工作,人民就会指我们的脊梁骨,党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她总是鼓励孩子要正确对待,努力做好工作。她说工作艰苦一点儿,更能锻炼人。

她家距单位较远,“文化大革命”前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文化大革命”后年龄大了,就挤公共汽车,从来不让单位的小车接送。家里通常的饭菜就是馒头、咸菜。有时开会、外出误了饭时,买个烧饼、馒头,用开水一泡,便是一顿。她的一件灰上衣,是九年前买的,至今仍穿在身上。同她一起买衣服的同志说,我已经三次更新换代了。马进却笑着说:“这衣服很结实,是我进济南后买的最时髦的一件,洗得干干净净还能穿。”她个人舍不得花钱,可是当南方发生水灾时,却慷慨解囊,把牙缝儿省出的钱拿出来,支援灾区人民。

马进有一句口头禅:“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能节省就尽量节省一点。”1989年,马进到北京参加延安女子大学校友座谈会。她延安时期的老同学,大部分都是高干,参加会议的很多同志都是坐小车去的,马进是坐了火车,又坐公共汽车。陪同的同志看她很累,想给她安排个单间,她说:“先问问价钱。”当听说每天住宿费40多元时,她连连摇头:“太贵了,太贵了,不能住。”硬是住进了四人的大房间。会议结束后,她没游览长城、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却很想到抗日战争的爆发地——卢沟桥看一看。从北京市区到卢沟桥有几十里路,公共汽车当时还通不到,陪同的同志提出给她要一辆出租汽车。马进边摇头边开玩笑说:“你就忘不了给我要车……免了吧,我看有没有便车。”经她多方打听,最后沾老战友的“光”,搭乘一辆便车去了卢沟桥。当年陪同的同志至今讲起这件事,还连连感叹:“马大姐那年72岁,这样的共产党员,真让人打心眼儿里服气!”

1984年,马进到轻工部汇报工作。当时,她患重感冒,发烧、咳嗽得很厉害。一起去的同志看她病得那样,自作主张要了一辆小车送她去医院。她把那个同志批评了一顿,并坚持把小车退掉,让人扶着挤上公共汽车,去了医院。

“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出自宋人苏麟笔下的著名诗句,原本是描摹自然现象的,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又发展为比喻条件优越者可以得便宜。轻工系统生产的多是生活用品,腹中所裹、口中所饮、家中所用、实用型的、消遣型的,应有尽有;山东省又是一个大省,轻工企业门类齐全。在常人心目中,先握有擢拔升迁大权,后主管生产、科技,任职30多年的副厅长马进,是具备“先得月”条件的。然而,马进家里的家具,至今别说时髦就是称得上“像样”的,也挑不出一件。笔者去采访,因久闻她不置家产,是有思想准备的,但踏进门去,也禁不住为之瞠目。熟悉情况的同志说:“马大姐这几年好多了,前几年都是用纸箱子装东西。”

1975年,她带工作组去青岛啤酒厂蹲点,临行前约法一章:谁也不能喝厂里的一口酒。她以身作则,坚持始终,20多个同志没有一个违犯的。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是个合家团圆的节日,常以酒助兴。这天傍晚马进把几个爱喝酒的同志招呼到附近一家小饭店里,自己掏腰包,每人喝了一杯“青岛”啤酒。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有些人被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冲击得利令智昏,有时帮企业办点事,觉得吃点拿点心安理得,马进却不这样看,她说:“无私奉献是共产党人的本色,辛苦为民理所当然。”多年来,她为企业不知解决了多少生产、科研中的难题,每当企业送点“试用”新产品表达心意时,她总是严词拒绝。人们赞誉她:“满载热情而来,两袖清风而去。”

1982年,马进去“牡丹之乡”——菏泽检查工作,到菏泽酒厂和刚刚成立的豆粉厂进行了指导。检查结束要返回济南了,菏泽酒厂和豆粉厂的领导同志去招待所送行,带来两箱酒和一箱豆粉,知道她素来不要下边的东西,就请司机偷偷放到了车上。谁知这“秘密行动”也被马进发现了,她硬逼着司机把东西送回厂里,才上了路。

马进有个抽烟的嗜好,每天抽一包还打不住。山东省是全国三大烤烟基地之一,大小烟厂有十几个,各种牌子的香烟达数十种之多。一轻厅二处管理烟草生产,有一次给马进送去两条白皮烟,她坚持问清价格后,一手交钱,一手接烟。她抽的烟,至今都是到商店或小摊点去买,因此,与附近商店香烟柜台的售货员和小摊主很熟。每逢马进去买烟,他们远远地就打招呼:“马厅长又来买烟啦?”

逢年过节,机关里分给她的东西,她一定要先问问大家有没有。如果大家都有,付钱把东西留下,如果同志们没有,她一定要把东西送到托儿所或机关食堂。

“做一件实事,胜过一打纲领”。马进同志的行动,像甘霖,如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影响和教育着一轻厅的同志们,近几年来,省纪委几次到一轻厅检查工作,一致评价说:“这个单位的风气就是正。”

中国有一句俗语:“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但这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我们的马进同志,从1956年起,在山东省轻工业系统副厅长的位子上坐了31年,从没利用职权为个人和亲属办过一件私事,从没沾过公家的便宜,从没收过别人的礼物。别忘了,这可是31年啊,11000多天!

马进常说:“共产党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谋取个人私利的权力。”这句话并非马进的发明,她没有专利权;这句话从许许多多人的嘴里讲出来,字正腔圆,抑扬顿挫,比马进说得要好听得多,然而……

“路遥知马力”。马进,这匹战马,曾在暴风雨中拉车,曾在累累弹坑中奋进,曾在阳关大道上迅跑,她奉献给祖国、奉献给革命、奉献给别人的是血、是肉、是一颗透明的心,然而自己吃的是草!

人,由幼年而成年而老年,这是大自然的规律,谁也不能逃脱得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两句曹操的诗,因抒发了人虽年老但仍雄心勃勃的壮志豪情而流芳百世,脍炙人口。马进,就是这样的。

1984年,马进年满65岁,从一轻厅领导岗位退了下来,担任了省人大常委会常委职务。她人退了,但是心没退;人离了,但是工作没有休。“共产党员一息尚存,就要继续奋斗。”一句话,道出了这个在革命征程上驰骋了55个春秋的革命老战士的心声。

她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担任了一所大学的思想政治工作顾问,还经常到一轻厅机关作革命传统报告,勉励青年一代当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她不断到以前走过的工厂、科研单位走一走看一看,听听同志们的呼声,帮助他们反映反映情况。

1991年7月1日,厅里组织“建党70周年大合唱”,她听说后非要参加不可。那天,她早早地赶到礼堂,75岁的她和其他女同志一样,换上白衬衣、黑裙子,登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南泥湾》、《大生产》……

按规定,离休干部每月发给30元交通费,马进从来没有领过。

每每回首往事,马进还是那么富有激情;瞻望未来,她又不无伤感:昨天、前天都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我还为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做点什么呢?

此身至老属于党,尽罄余微方得休。马进,这匹骏马,虽至伏枥之年,但壮心不已,为了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不用扬鞭自奋蹄”,还在尽力拉车,套绳依旧勒在嶙峋的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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