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冰
一二·九运动
1935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这时，我从天津南开女中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系。开学后，燕大学生会召开了几次讨论形势的大会，有七八百人参加，讨论一次比一次热烈。10月22日，燕大全校学生大会上顺利通过了向政府要求开放言论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的宣言。11月下旬，风声越来越紧，日本人在北平设立了“大日本特务机关”，公然向中国人民挑衅，大好河山眼看就会被国民党断送。
1935年12月9日，伟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了。当天，寒风大作，温度骤然下降，笼罩着寒冰冷雾弥漫的北平。北平古城已不再平静了，广大爱国学生的热情像被久久压抑着的地下火山，一旦喷射了炽热的岩浆，就燃烧起熊熊的烈火，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这天，天刚蒙蒙亮，燕大南操场上人影越聚越多，待到彼此能看清面貌时，已有500多人了。我们共编成六个大队，每队90人，下有中队、小队，另外还有纠察队和骑自行车的交通队。总领队陈翰伯作了15分钟鼓动性演说，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就向城里出发了。
走在游行队伍中的我非常兴奋，和大家一起放开喉咙痛痛快快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华北秘密外交！”我们走出校门没有多久，就碰上了阻碍游行的警察。大队长王若兰走在队伍的前列，她高声和警察争辩。警察骑着摩托车向我们冲来，同学们毫无惧色，仍旧往前走，摩托车只好停下。王若兰和同学们冲上去，很快地扭开摩托车轮子上的螺丝，车放了气，开不动了。警察打她，她也不怕，继续向警察宣传：“咱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要打中国人呢？咱们应该团结起来去打敌人！”理直气壮，声振山河！我们再往前走，到了高梁桥，远远地就已经看见桥上布满警察，端着上了刺力的步枪，满脸杀气。我们没有退缩，只有向前，高呼：“让路！”、“滚蛋！”后面传来话：“清华大学的队伍到了！”我们得到增援，士气大振。站在桥头的龚维航女同学，手一挥高声喊道：“冲啊！”同学们冲上去了。警察顿时溃不成军，散在桥西头、河西岸，有唉声叹气的，有跺脚大骂的。“团结就是力量”，这话一点不错。
这天，我们走了30里地，到了西直门外，只见城门紧闭，城楼上下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警察和二十九军士兵。我们反复上前交涉，但毫无结果。同学们在西直门外开了一天群众大会，同学代表站在土台上控诉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60年前的北平，冬天比现在冷得多，滴水成冰，大家露在外面的眉毛、头鬓都变成白的了。我从来没在这么冷的天气下步行这么长的路，又不能进城游行，真是又饥又寒，又气又急，站在城门外几乎冻僵了。但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汉奸叛国贼”这些痛快淋漓的口号，抒发了我憋在心里的爱国热情，那看不到头的队伍，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在队伍返校前，学联代表向大家讲话，决心再接再厉继续斗争。
一二·一六示威游行
12月16日，是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粉墨登场的日子，学联决定在这天举行第二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燕大、清华吸取了一二·九游行请愿被阻在城外的教训，分别派先遣队提前进城。15日，全校学生大会上，宣布燕大要派30名先遣队员，在游行前一天进城埋伏。我听后，热血沸腾，马上站起来，昂首阔步地走到台前第一排坐下，表示报名参加先遣队。当时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很严肃很神圣的感觉，不左右看，也不说话，直挺挺地坐着，有点要去干一件冒险的事的心情。我想，我是中国人，爱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事，爱国是我的权利和义务，也是一种光荣。
当晚，为避免引起守城警察的疑心，我们分头进城，我住在好朋友赵志宣的家里，睡在她家的地板上，和她悄悄说话，不敢让她妈妈听到，生怕她不让我们去。因为不知道当先遣队要做些什么事，也担心明天会不会挨宪兵、警察的打；怕睡过了钟点，总看窗外的天是不是亮了；又互相提醒快快睡着，不然明天走不动路怎么办！这样，一夜都没有睡好。
天终于亮了，我和志宣一大早就到了预定集合地——西直门内北沟沿。到了9点，我们在东北大学宿舍排好队伍出发了。燕京大学的30人在最前面，清华大学的30人居中，后面是东北大学的数百人。我们一面游行示威，一面发动沿路学校的学生来参加游行，队伍不断扩大，队伍越壮大，我胆子也越大，心里兴奋极了。
上午11时左右，汇集到天桥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召开了市民大会。游行指挥部负责人黄敬发表演说和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大会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八个决议案。市民大会结束后，长达两里的游行示威队伍每8人或12人一排，臂膀扣着臂膀地向前走去。队伍以清华和燕京的先遣队为先导，高举旗帜，两旁随行的是各校的纠察队和自行车交通队，显得格外整齐、雄壮和有力量。我在燕京的先遣队里，走在队伍的前列，我感到非常光荣。
一二·一六游行示威，学生挨打最凶的地方是外交部大楼，这里是预定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所在地，有重兵把守。由于这次示威人数众多，力量雄厚，最后，“冀察政务委员会”被迫延期成立，游行示威取得了胜利。此后，抗日救亡的声势就进一步扩展到了全国。
2月22日中国大学举办了血衣展览，展出从各校收集到的500多件血衣。会场上写着“血淋淋铁的事实”，使人触目惊心！看着同学们的血衣，我气愤地落了泪，更增强了对国民党政府和民族敌人的仇恨。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游行示威后，士兵、警察到各大学大肆抓人。我和志宣参加了校园巡夜，我们爬在雪地里，准备遇到敌情随时报告。大概由于燕大和美国有关系，反动当局有所顾忌，特务始终没有到我们学校抓学生。
1936年11月中旬，傅作义将军在绥远百灵庙打了胜仗，民心大振，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慰问团，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团长是由进步青年崇敬的进步教师雷洁琼担任。她向将士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带领慰问团团员到战士当中去，到医院伤兵中去，到蒙古包中去，向他们祝贺百灵庙大捷，宣传团结抗战的道理。
南下宣传
一二·九以后，各大中学校罢课已经有两个星期，学校当局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前放寒假，企图用这一着儿破坏学生运动。北平学联决定利用罢课和寒假这个间隙，组成平津学生南下的宣传团，到农村去，把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发展成抗日救国的人民运动，以破坏当局的阴谋。宣传团下分4个团，清华、燕京等校为第三团，有100多人，燕大同学49人（包括三个中学生）。
这次南下宣传活动，我差点没能参加。这年年底我回家时，父亲问我是否参加了游行，我说每次都参加。他要我答应以后再不参加游行，我理直气壮地对他说：“中国人抗日有什么错！？”他气极了：“你再参加，以后不要再回这个家！”我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这样凶过，我怕他不让我走，便匆匆忙忙溜回学校，也没有告诉母亲。我很爱母亲，因为小时候爷爷不让我念书，让我去伺候奶奶，母亲坚决不答应。她说：“我的女儿一定让她念书。”所以我很感谢母亲。实际上我的父母都很爱我，我是属龙的，他们把我当宝贝，所以给我起了个“王龙宝”的名字。
我从天津回到学校的第二天，也就是1936年1月3日，燕大的南下宣传团出发了。我们在码头镇召开群众大会，有的农民也上台讲话，有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上台愤怒地喊道：“大家要齐心打日本，不要当亡国奴！日本鬼子来一个毙一个，来十个杀十个！”群众高涨的抗日情绪给我们宣传工作很大的鼓励。在码头镇宣传时，我演出了街头剧《打回老家去》，台下的群众情绪激昂，我很受教育。
经过五天行军跋涉，通过冰天雪地的北方原野，1月8日，按原定计划，北平的三个团和天津的第四团在固安县城会合了。我们走到固安城北的永定河河滩，天就黑下来了。那天寒风夹着沙砾迎面扑打过来，在河滩上行走十分吃力，大家累得气喘吁吁。固安县县长很反动，他听说宣传团要来，下令紧闭城门，还派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在城墙上，如临大敌。我们对站岗的士兵展开了政治攻势，东北大学生以家乡亲友、同胞骨肉受到的痛苦迫害，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残暴罪行，城墙上的士兵和城墙下的农民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当时的场面真是悲壮感人！县城进不去，我们散住在城外，并召开群众大会，深入到农民家里宣传、访问。南下途中，我们每日步行数十里，啃着冻硬了的干粮、咸菜，和衣睡在冷炕上，但每到一地，不放松任何可能接触群众的机会，不是谈话、演讲，就是唱歌、演活报剧。赵志宣多才多艺，她画的大幅宣传画醒目极了。我们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经过了几个县，在面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的同时，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耳闻目睹广大贫苦农民过着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生活，初步帮助我认识了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相结合的道理。
平津学生到农村宣传抗日的活动，吓坏了反动当局，他们下令各县对南下学生随时镇压，并派大批军警、特务对我们前堵后截。
“民先”的诞生
我们第三团10日从固安县出发，经过涿州、松林店，14日到达高碑店，住在一个小学校里。这天，突然冲进来一群又粗又壮的大汉，手里拿着绳子，腰里插着手枪，强行搜查我们的东西，撕掉了我们戴的臂章，没收了我们的宣传品，还大声问：“谁是领袖？”大家一致喊：“是我！”他们赶我们出学校，我们不听他们的摆布，就是不出屋子。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包围了我们的屋子。领导小组的几个同学用英语交换着意见。我当时的思想是：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战胜困难。无论如何，就是回到学校，我们这个团体也不能散。这时，一个领导我们的同学说了领导小组的意见，我们一致拥护，那就是一句话：“回去以后决不散伙，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为了避免被他们分割，我们整队走向火车站，但这时已经没有北去的火车，我们共29个人走进一个小饭铺，想喝一点水，休息一下，天明后坐火车回北平。可是便衣队又来了，让我们解散，快出去。我们关紧了门不出去。他们拿着棍子往里打，我们也打。特务们急了，放火把纸窗户烧着，茅草屋顶也烧着了。饭铺里有一缸水，我们就往外泼水救火。特务们对我们没有办法。天黑了，我们准备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可是大炕太挤，陈龙同学只好把腿竖靠在墙上休息。我和这些同学在一起，一点也不害怕。我想，今晚、明晨还可能同敌人有一场恶战。我拼命吃我剩下的一点干粮，准备精力和他们斗争。我经过这些天的锻炼，觉得自己懂得了好多道理，更加爱憎分明，好像又长大了一些。
终于捱过长夜到了拂晓，第三团三个大队的同学又聚集在一起了，大家见面后感到很亲切。大队长黄华用英语告诉大家：我们暂时回学校，但是我们宣传团决不解散。我们要成立一个组织，叫民族解放先锋队。听后，大家兴奋极了，热烈鼓掌。这样，我们29个人就是燕京大学民先队的发起人，并且是光荣的第一批队员。
我们在15日清晨登上北去的火车，车到西便门后，只见车站上军警林立，强迫我们下车，我们只好被迫步行回校。我们虽然很累，但是不愿意露一点疲倦的样子，昂首挺胸走进学校的大门。我们是一支斗争了十多天的战斗队伍，要给同学们最好的印象。回校后，我们第三团在燕京大学开会，正式成立了命名为“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的组织，并决定凡是参加过高碑店战斗的宣传队员，就是该团基本成员。“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后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平津学生下乡宣传的前后，各地爱国学生纷纷到农村去宣传抗日救国，但无例外的所有的宣传团都同样被军警强制解散了。
民先队的成立，从组织上巩固了学生运动的成果，把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党的号召由于有了这支骨干队伍就便于在学生中贯彻。学联发动的各次行动也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1936年4月的一天，燕大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会组织了散发《八一宣言》的大规模活动，计划当日凌晨三点到五点在男女宿舍同时行动。这天，我在本宿舍楼的几个门缝里塞进传单，在洗脸室也放了传单。那一夜我一点也没有睡，又紧张，又兴奋。我知道散发的是共产党的传单，组织上这样信任我，还有什么事比这更让我兴奋的呢？
随南下扩大宣传团回校后，不久就有人和我谈话，想吸收我参加社联。1936年4月组织上吸收我参加共青团，6月我就转为共产党员了。
一二·九运动坚持了19个月，是从1935年12月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这一时期举行的大规模的学生救亡运动。毛泽东对这一运动的意义作过高度评价：“一二·九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
到工人中去
刘少奇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九周年大会上所作《青年学生必需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报告中说：“一二·九时代的革命青年学生，特别是北平学生已经指出了这样一条道路——这是一切革命学生在民族危险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一二·九后，我也走上了这条道路。燕大党支部有一个专做校外女工工作的党小组，小组长是赵志宣，组员是靳淑娟和我。1936年5月，我们利用社会学系的学生应该做些社会福利工作的有利条件，以我们三人为核心，还有其他几个女同学参加，举办了海淀第一所平民学校。课本是自编自印，教学方法是有说有唱，既认字又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有时离开了课本也讲劳动创造世界、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平民学校的学生主要是海淀刺绣厂的女工们，还有人力车夫，补鞋、修车的工人，泥瓦匠和家庭妇女。还办了一个儿童班，专教那些没钱上学的孩子识字。教师、学生齐心协力自己动手，把一座破大院整理得干干净净。我们用砖头和破板当桌子，凳子由学生自带或干脆席地而坐。
我们每天在午后和晚上到平民学校上课，顺利地开展着党的宣传工作。群众对贵族大学的小姐们穿着蓝布衫、骑辆自行车、顶风冒雨天天给老百姓和他们的子女教课、讲国家大事，给予很好的评价。燕京大学规定，女生暑假必须回家，不能住在学校宿舍。但为了坚持办平民学校，1936年暑假我们三人就租民房或借住在教授家，吃饭就在小饭铺吃几两面条或几两炒饼，在思想意识上也和工农接近了一步。可惜平津失守，我们只好与这些学生分手了，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去年，靳明同学（即靳淑娟）告诉我，她在海淀政府还见到了我们过去教过的两个女工，她们现在一个是妇代会主任孟淑琴，一个是红医工潘淑慧，虽然她们已是花甲老人，但还记得我们的名字和教她们唱的歌。潘淑慧，在平民学校学习时才十三四岁，她说：“我一直忘不了王龙宝老师，她不但教我们识字，还和我们一起演戏，教我们唱过高粱叶子青又青……枪口对外……”说着她便唱起来。她们非常怀念和我们在一起的那段经历，很有感触地说，当年平民学校对她们的启蒙教育，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第二次到工人中间去，是在平津失守后。那时我在武汉大学借读，参加了武大学生宣传队，到大冶煤矿向工人宣传抗日。那天，我们坐井罐到了坑道下边，眼前什么都是黑的，工人只穿一个小裤衩，除眼白是白色的以外，全身都是黑的。开始工人们都是用惊奇的眼光看我们：怎么突然下来了这么一群洋学生，还有女的。因为他们早已是被人遗忘了的像牲口一样为人做牛做马的人，没有什么人关心他们。慢慢的，他们惊奇的目光转为冷漠的眼神，忙着去挖煤了。矿工们艰苦的劳动、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悲惨的生活，使我震惊，我们也不忍心多占他们的时间，同学们讲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唱了唱歌，但直到矿里的小车把我们送到地面上以后，我的心情还很难受、很压抑。
凄惨地撤离临汾
平津沦陷前，我们党小组研究过大家怎样撤退。我可以先回天津的家，然后快点离开，因为日本鬼子最恨北平的学生。我的家在天津法租界，我1937年6月暑假回天津时，有不少同学经过天津在我家住过，他们睡在客厅的地板上，在我们家吃饭，没有菜时吃咸鱼。后来，我和赵志宣同学、我的大弟从天津坐船去青岛。我们走的那一天，我姥姥和妈妈都到门口送我们，我心里很难受，姥姥年岁太大了，肯定见不到我们回来啦！两位老人一点也没有哭。我爸爸和我小弟到码头附近，远远地目送我们上轮船。这一别十几年后，我才见到妈妈，姥姥早去世了。
我和志宣虽然非常想去延安，但是找不到路子，只好先到武汉大学借读，走一步看一步。在武大，正巧遇见党小组长李声簧，接上了组织关系，这是一件大好事。武大宣传队解散后，我们也没有再去学习。这时听说东北救亡总会办了东总训练班，经常请名人演讲，不少逃亡同学都去了，并且管吃管住。我和志宣商量好，一起去报名，想训练结束后去前线抗日。1937年底训练结束，学了三四个月，组织分配我们到山西临汾民先总队部做儿童工作。我们先编儿童歌曲的唱本，把抗日的内容填在旧谱子里。我们两人又印，又装订，再发往各地，工作很紧张。志宣比我有水平，歌词多是她编的。
有一天，我去临汾郊外刘村办事，从城外回来后，民先总队部机关空无一人，伙夫同志忙着收拾厨房的东西，告诉我临汾快失守了，叫我快点赶机关的队伍去。我和一位同学找到一个小店休息。我到街上去了解情况，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店铺门、住家门都上了门板，简直就是一座空城，隔很远才有点昏暗的灯火，满城萧条冷寂，笼罩着凄风惨雨的气氛。我想，队伍走得这样急，连一张字条也没有留，说不定他们也走得很快，让我一个人上哪里去找他们呢？白天我去刘村时，身上没有带多少钱，现在我要赶路，一点钱没有不成啊！对，城里总还会有留下的部队吧，我找找他们去！我注意着过路军车的方向，并在一个大门外找到一个士兵模样的人，我鼓着勇气说明来意，介绍了自己现在的困境，这时走过来一位干部模样的军人，马上让我写一个借条，借给我一些钱，叫我天明快赶路，说敌人快来了，我很感激地向他们敬了一个礼。回到小店，那个伙夫睡得很香，我可一点也睡不着。终于到了拂晓，我们就赶路。走了一段路，我突然发现墙上画了些记号，走一段路后又发现有同样的记号。这时我看清楚了，这是我的好朋友志宣给我画的记号，顺着这些记号走，最后我终于找到了机关。见到志宣，我们两人抱着直跳，高兴极了！她真是我的好同志。
渡黄河入“陕公”
几年来我们的愿望就是到革命圣地——延安去，这个愿望终于要实现了。临汾八路军办事处的赵品三同志要率领我们过黄河了。后来知道，他是瑞金红军学校的俱乐部主任，也是红军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的发起人之一，是文艺活动家。我们同行的人中有名作家刘白羽，可能赵同志是护送他去延安的。另外，我和赵志宣是民先总队部的工作人员，组织上也比较重视。我们从临汾一直向西行军，大概第二天，就进了大山区，大约在1938年2月到了黄河边。冬天过黄河也很危险：冰冻的黄河，张开巨大的裂缝，那下面就是奔腾呼啸的万丈狂澜，河滩上有一些冻僵了的马尸，可能是在冰河上跌死的。人要过河，只能从搭在冻裂的冰块上的木板上走过去，木板搭在高低不平的冻缝之间，人踏上去，木板就滑动，实在吓人。和我们同行的一对夫妻，他们就没敢过。但我们那时很勇敢，一行人各自背着包，手牵着手过到河西，遥望东岸那对青年人，孤寂地立在苍苍暮色之中，那景象给我的印象很深。在山上，我们找到一个小破庙住下，入夜，我们围坐在破庙里，听着黄河的怒吼、猛烈的风声，烧了一堆火取暖。没有饭，赵品三同志弄来一些马肉充饥。第二天，我们就登上了西北高原，高原上一片茫茫白雪，我低低地唱起“茫茫的西伯利亚”，心情很豪迈。
我于1938年3月11日，终于来到了延安，在这里，我深切地感到进入了一个使人振奋的新天地。那时的延安，似乎是一个年轻人的世界，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面孔。在延安，我进了陕北公学，校长是早已闻名的成仿吾，他是闻名的学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他热情地毫无保留地言传身教，并请周恩来、李维汉、秦邦宪、张闻天、邵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给我们讲游击战争、《社会科学概论》、《共产党宣言》……一两个月后，一队队、一批批的学员就从这里开赴前线了。我在陕公学习一段时间后，民先总队部的队长李昌同志给陕公党组织来电报证明我和赵志宣是党员，接上了我的组织关系。在陕北我曾任十四队副队长，陕北公学后来在关中分区办分校，我任三十七队的指导员。
1939年春，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旬邑县的职田镇，离我校不过数里，隐约可闻枪声，学员们站岗放哨，彻夜巡逻，男女生一样值勤。陕公分校靠近深山沟，缺水，卫生条件又差，我得了严重的妇科病，急需到西安治疗，只好写信向父亲要钱。到西安治病时，我担心父亲阻止我回边区，治病时间不长就回陕公分校了。
从妇训班到女大
我在陕北公学和分校学习、工作后，于1939年1月调回延安，入党校妇女工作干部训练班学习，被选为模范青年。5月30日，我聆听了毛主席在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的讲话，他说：“模范青年要永久奋斗，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定要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没有永久奋斗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永久奋斗”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1939年5月，我随中央党校妇训班调到女大高级班学习，几个月后任六班指导员。
1940年3月16日，庆祝三八妇女节的大会不知为什么，推迟到这一天在女大门前延河东岸的沙滩上举行。毛主席和中央首长都参加了。毛主席讲话说：“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便不能成功。”他号召延安的妇女应推动全国妇女起来共同努力奋斗。李富春同志还宣布了边区模范妇女的名单，并向模范们授奖。我也是这99名受奖者之一，感到十分光荣。
迎接三五九旅过黄河
女大注重组织同学参加社会活动和实践工作，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教育方针。在女大，我参加过两次比较大的实践活动。
1939年6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晋西北，有渡河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可能，河防吃紧。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击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主力由恒山地区开赴绥德警备区。一天黄昏，教务处副处长苏华同志叫我去，她说：“给你一个紧急任务，到延河对岸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去，明天一早必须赶到，给你介绍信。”我第二天按时赶到，看见院子里站着几个军队干部，还有几匹已经上了鞍子的马。有个领导同志对大家说：“我们现在要去绥德欢迎三五九旅过黄河，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说完，大家上了马。一个战士过来帮我上马。我是唯一的女同志，又是第一次骑马，但也硬着头皮上了马，先是小跑，后来我的马跟在别的马后跑起来了。我心里有些紧张，再一想，摔下来再爬上去吧！反正轻伤不下火线。后来，摸到一些骑马的规律了：两眼往远看，不要近看，两腿要夹紧马肚，用力蹬好马蹬子，身体随马上下跳动。这样，胆子就大了，因为有了摔下来的准备，所以虽然摔下来几次，但都不重。到绥德县城里，走下坡时，身子往前一跳，跳到马脖子上，不过总算还好，没有出大问题。
欢迎三五九旅的大会是在一个大平滩上召开的。一位首长致欢迎词后，王震旅长代表三五九旅讲了话，会议就要开完了，忽然战士们喊：“欢迎延安各界妇女代表讲话。”越喊声音越大，加上鼓掌，情绪很高！事情很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是没有办法，讲就讲吧。我讲话的大意是：“同志们从前方打鬼子回来，很辛苦，现在又来到陕甘宁边区来保卫毛主席，保卫边区，我们妇女热烈欢迎你们。延安各界妇女也要为保卫边区出力，为打日本鬼子作出我们的贡献，让我们共同努力吧！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讲话不长，但战士们鼓了好几次掌，我讲完话后心里也热乎乎的。
回到延安后，领导同志让我们大家合影，让我站在中间。一星期后我去拿了相片，19个穿军装的军人中只我一个女的，显得很神气。这张相片我保存了很久，直到完全褪色已看不清楚了……
1940年2月20日，延安召开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毛主席作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讲话。1940年6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妇女宪政辩论会》的消息：“在延安女子大学召开辩论会，题目是《实施宪政还是继续训政》。正方以马列学院范言增为首代表共产党，反方以女子大学倪冰为首代表国民党，双方展开辩论。吴玉章为总评判。最后对辩论的评价是：双方态度认真，以材料为依据，报告人态度大方，语言清楚，有条不紊。”辩论会是5月19日在女大操场上召开的，我方还有马毅同志参加。会后，同学们反映，正反双方口才都好。新中国第一任女大使丁雪松同志最近还提及此事，对我说：“当时我听了，你很有讲演口才，讲得不错。”
到农民中去
为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相结合的号召，我决心到农村去。恰在这时，马列学院校长张闻天同志当面向我提问考核后，同意录取我为马列学院的学员，我爱人也不愿意我到农村去工作，希望我去马列学院。但我还是决心很大地找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要求到离延安城较远的延安县区委工作。
这年10月，领导上批准了我的申请，派我到延安县的乌阳区，后来又到河庄区任区委宣传科长。在乌阳区听了当地干部对情况的介绍和工作安排，经过一些日子的接触，感觉这些干部的作风朴实，对人诚恳，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他们虽文化不高，但是说起话来明确易懂，办起事来果断能干，心算数字比我笔算还快，真叫我佩服。生活中考验很多：群众生活贫困，卫生条件极差，几乎人人身上都有虱子，和他们睡一条大炕，衣服上头发上也长了虱子；山里狼多，走路很害怕；家家养狗，狗又大又凶，看了生人就往身上扑。工作上也有困难，基层工作任务很重，我是宣传科长，又是唯一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应该对我要求高些，我能写能记，接近妇女比较方便，但是我没有工作经验，所以只能做些辅助工作。在工作中向干部学习，向群众学习，逐渐地才能多担负一些工作。区委干部对我的困难很理解，他们热情地帮助我。我平日利用闲暇时间，和干部多聊天，讲一些他们愿意知道的边区以外的情况，大都是抗日的形势、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情况。他们也和我谈一些农村的情况、他们家庭的情况。大家无拘无束地聊天，增进彼此的了解，也增加了相互的感情。他们说，一个女干部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怕吃苦到我们这里来就很不简单。你放着享福的地方不去，情愿到这里来和我们一起工作，一起爬山下沟，干部和老百姓都很佩服你。他们的言语很朴实，感情很真挚，没有一点虚情假意，我和这些人很快就打成一片了。
农村妇女和我关系很好。她们问我很多问题：你为什么要从几千里以外的大城市来呢？你家的老人放心吗？你有孩子吗？学生为什么要上街游行呢？我通过回答他们的问题，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讲救国抗日的道理，她们很认真地听，羡慕我知道这么多，还能和男人一样到处跑，特别羡慕我能写能算。她们教我唱陕北小调，我教她们唱抗日歌曲，娃娃们也来学抗日的歌，学得比妇女快。青年妇女按着我的脖子又说又笑，有时也和我说知心话，有好的东西拉我到她们家去吃。妇女们生活很苦，但对交公粮却很踊跃，支持家里男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也积极响应纺花织布的号召。我在1942年5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报道了工属罗生表婆姨的模范事迹，她是乌阳区一乡陈屯里的妇女，不仅自己一年能纺28斤棉花，织出40丈布，还教会别人纺织。地方干部负担很重，待遇很低。有的干部孩子多，日子过得很紧，但是他们从来不谈自己的生活困难，年复一年地干工作，克服了很多困难，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很多。
我下乡两年，有时也碰上想不到的锻炼。有一次在太阳落山时，我一人在山间低头赶路，冷不防从我腿旁跑过一个东西，从后边看，越看越不像狗，这可不是一条狼吗？！吓得我出了冷汗。到村里和老乡一说，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怪我不该一个人这么晚走山路，以后也不能这样干。在山上赶着下大雨也不好办，因为陕北的山光秃秃，树很少，没处躲没处藏，全身淋湿，上山手和脚一起爬，下山坐着从山坡上往下滑，因此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但我仍然能克服困难，一直热忱地工作。
简短的结语
回想起我1938年2月到延安，直到1947年夏天离开，在延安工作、生活了10年时间。我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延安，贡献给了革命。因此，我对延安这个革命圣地怀有真挚的深深的感情。
离开延安后不久，1947年11月我只身步行跋山涉水，渡过黄河，又回到党的机关工作了。党一直很信任我和重用我。
回忆我一生的生活，确实丰富多彩，也可以说，就是那个历史阶段许多革命青年的一个缩影。现在，我虽已年过八旬，但我觉得，丰富多彩的生活，还在向前延伸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