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晚春季节，两辆军车颠簸地穿过新墨西哥州南部干旱的沙漠地区，开进所谓“死亡之途”，这是400年前西班牙殖民者向北侵入北美洲时对该地的称呼。这里杳无人迹，空旷的沙地上常有响尾蛇、蝎子和毒蜘蛛出没。
他们的任务是寻找一处理想的场地，以便试验绰号为“胖子”的内爆式原子弹。试验场要求地势平坦，无人居住，距离洛斯阿拉莫斯不远，便于运送各种装备。
负责内爆试验的肯尼思·班布里奇所领导的选址小组，曾考虑过许多可能的地址，其范围包括由得克萨斯海湾内的沙洲直到科罗拉多州圣路易斯山谷中巨大沙丘之间的广大地区。
但现在，他们已将选择范围缩小到新墨西哥州以内。当车队穿过疾风劲草的原野，迎着咆哮着的沙暴，他们可以看到台地上的狼烟追逐着车队前进。这是曾在几世纪以前侵袭和消灭西班牙入侵者的印第安人的后裔，现在正监视着这车队的行踪的信号。
与班布里奇同行的还有一位军事工程师史蒂文斯少校和奥本海默本人。奥本海默青年时代曾经和他弟弟漫游过新墨西哥州，也到过这片沙漠，这次旧地重游，暂时摆脱了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种种烦恼，他感到意外地轻松。
班布里奇一行在回程中确定了试验场的具体地点，但奥本海默没有同行。班布里奇圈定了试验场的范围：18英里宽，24英里长，位于美国空军的阿拉莫戈多靶场的一角。他征得空军同意之后，立即打电话给奥本海默报告他的成果。
奥本海默得知后，高兴之余，立即将试验场命名为“三一”试验场。这是由他最近阅读的约翰·堂思的十四行诗中得到的启示。这首诗歌颂了三一圣体的灵威，诗中写道：
三一圣体啊，请你鞭笞我的心灵，
您一直在启示、规劝、呵责以挽救我的灵魂，
以您的圣威将把我碎为齑粉，烧为灰烬，
使我重返人世，获得新生。
于是，新墨西哥沙漠中的这片不毛之地就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美名。这个试验场地虽然人迹罕至，但离洛斯阿拉莫斯并不太远，交通还算方便。
与此同时，山姆·艾利森由芝加哥调到洛斯阿拉莫斯。他在芝加哥冶金实验室的任务已经结束，前来参加这里的工作。
奥本海默对这位能干的物理学家的光临感到兴奋，他立即任命艾利森为技术计划会议主席，这个顾问机构实际上是掌握整个试验进度的指挥部。
在艾利森的计划会议成立之后，就向奥本海默报告了不少好消息；虽然在后来它本身也成为引起计划进度内部矛盾的根源。
这时恩里科·费米也已经把研究工作的重点由芝加哥移到洛斯阿拉莫斯，他利用由橡树岭实验反应堆内取得的钚，第一次进行了直径约为22厘米钚球的中子倍增试验，并由试验结果推算了内爆式原子弹的临界质量。费米给出的外推临界质量数值为5000克左右，这个数字与初期的估计值相近，比过去一般人预料的要小得多。
另一位科学家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也完成了为时两年的起爆装置发展计划，满足了内爆弹所要求在1%秒之内同时点火的指标。
1945年l月，他报告了按照最后设计所进行的良好试验结果。
在远离实验区的一座偏僻的“奥米加”实验室内，也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最危险的试验，并且得到了最后的结果。
由奥托·弗里施领导的临界装置试验小组，在“奥米加”实验室内正尝试着用实验方法直接取得铀弹临界质量的精确数值。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进行了称为“逗龙尾巴”的试验。
在2月，有一次试验中释放出的能量过大，以致铀棒开始熔化。后来花费了几天时间才清理完现场。
费米领导的实验小组也在“奥米加”实验室大楼内工作。他们对上述铀弹临界试验非常害怕，因此，在进行上述试验时，他们撤出了实验室，躲避到周围的山中。但奥本海默似乎对这种危险的试验特别着迷，他定期前往“奥米加”实验室，在进行试验时泰然地坐着，与试验人员讨论物理问题。
在洛斯阿拉莫斯进行的各项计划进展顺利，使艾利森与奥本海默可以制订出今后5个月的逐日进度计划，一直到格罗夫斯将军指定的实弹试验日期，也就是7月4日为止。
然而，内爆试验计划似乎却尚无成功把握，同时出于透镜型炸药的形状方案太多，因此浪费了稀缺的原材料。
由于这些原因，引起搞工程的基斯塔科夫斯基与物理学家艾利森之间的摩擦，这两种人员之间的矛盾是在过去两年间不自觉地发展起来的。基斯塔科夫斯基说：
透镜炸药试验落后于进度。格罗夫斯将军1944年8月曾估计过，内爆式原子弹有可能在1945年春季试验，但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可能了。
因此，我认为奥本海默已经对我不抱希望。他对我说，“乔治，让这些人来帮助你”，但艾利森的委员会与其说是帮助我，还不如说是对我的工作冷眼旁观。我们和这批人有过一番争论，他们批评说订购的原材料不合格。我们就让他们自己去订货，最后他们发现这事太困难，自己做不了。
我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我不是一个物理学家。有一次我不得不向奥本海默抱怨说，在最高级委员会内，我是唯一的化学家，“你们伙同起来反对我，因为我不是你们的同行。”
奥本海默微笑着回答我：“乔治，你也是一个出色的物理学家——只不过是第三流的。”
这些矛盾在事后看来似乎是不值一提的，但当时发展到如此严重，以至于在许多年之后，特别是在他已担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而饱经政治风浪之后，基斯塔科夫斯基还能清楚地记住当时的这些冲突以及奥本海默对他的嘲弄。
但不管怎样，这场争论有了结果。在2月中作出了一项决定，冻结所有的新设计方案，以便集中力量试验两种透镜炸药。
无论某些高级物理学家如何怒气冲冲地反对这个决定，但这样做之后终于使班布里奇能够抽出足够的人力去加速三一计划的准备工作，并安排在5月初进行100吨TNT炸药的模拟爆炸试验。
这一试验的威力虽然比不上某些爆炸事故，但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人为爆炸试验。为了增加试验的效果，决定在炸药中放入一定量的放射性物质，以便科学家们可以首次观察一种新的现象：放射性物质的沉降。
1945年5月7日清晨，科学家们引爆了100吨TNT炸药，进行了三一计划的演习。虽然随后德国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一位科学家说：“大家仍然受到这项计划进展的顺利和所涉及的先进技术的鼓舞，继续努力工作。”
此时，已有300多人在酷热的沙漠里工作，其中包括军人、物理学家、气象人员和远距离通信人员。他们在木棚中，在密布的电线之间和崎岖的土路上孜孜不倦地劳动。
肯尼思·班布里奇为了接纳更多的人员，又订购了75辆汽车，但原有的道路系统显然已不能负担新增运输量的需要。这只是必须考虑到的许多困难之一。为此，班布里奇不得不说服吝啬的格罗夫斯批准动用125000美元修建40千米的沥青公路。
虽然无线电通信采用了专用频道，但科学家们发现其频率竟与900多千米外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调车场所用的相同，他们可以听见铁路人员调动车皮的命令。
这些铁路人员也可以听见科学家们准备试验原子武器的通话，同时在邻近的索科罗机场的指挥塔里也可以听见科学家们的谈话。这再一次构成保安方面的严重问题，因为在试验前这一缺陷未能及时纠正。
3月和4月，住在三一试验场上的宪兵与科学家队伍生活非常寂寞，只能用电影、扑克牌和偶尔到沙漠中猎取野羚羊来消遣。但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愈来愈紧张，工作非常繁忙。
清晨5时，试验场就开始一天的活动，为的是充分利用凉爽的环境；但到了酷热的中午，也不能停止工作。太阳烤炙着沙土，使温度高达38摄氏度以上。
碱性的沙土吹进了精密仪器内部，也黏附在人们汗湿的身体上。尽管气候炎热，但很少有人敢于脱去上衣工作，相反，遇到刮风天气，还需要戴上防护眼镜或用手帕包住脸部。冷水淋浴也起不了清洁皮肤的效果，只不过是用冷水里的另一种污垢代替身上的灰沙。
除了饮用水由卡车从外面运来以外，营地上所用当地的水中含有大量的碱与石膏，洗涤之后会在皮肤上留下一层带刺激性的沉淀物并使头发变硬。
那里医院的医生不得不治疗日益增多的皮肤病人与痢疾病人，这种痢疾是由于石膏的泻腹作用引起的。
野生生物是引起麻烦的另一根源。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常受蝎子和毒蜘蛛的蛰咬，还要提防毒蛇和毒蜥蜴的袭击。
由于三一试验场是在空军的阿拉莫戈多靶场的一角，这同样也带来了不小的危险性。在初期，有一队进行夜航训练的轰炸机群把试验营地误认为是轰炸目标，曾用炸弹集中轰炸。有一枚炸弹正中马棚，另一枚命中木工厂——但竟然没有一人受伤，这真是近乎于奇迹。
尽管试验基地的指挥员一再向空军提出请求让他们注意，在以后又发生过一起意外事件。一架进行非法狩猎飞行的B-29轰炸机从一队在沙漠中工作的科学家头顶飞过，并用尾部机枪向离他们不远的一群羚羊射击。大批科学家赶紧匍匐在地，子弹呼啸着打在他们身边。
1945年6月，在洛斯阿拉莫斯采取了最严厉的保安措施，禁止任何人访问周围的市镇。在阿拉莫戈多到三一试验场的公路上还有一两家旅馆，当时也禁止任何人留宿。甚至洗衣房也因保安要求而停止营业。
在试验前最后几个月内，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闯过了好几次令人焦急的难关。4月是顺利的，透镜状炸药形状问题终于得到解决，而且罗伯特·巴彻尔甚至报告说内爆冲击波的对称性比预计要好。
炸药点火装置和引爆所用中子源的研制工作进展也很顺利，同时理论部也提出了一系列有成功希望的设计方案。汉斯·贝特也在他所作的一系列有关原子弹威力预测值之外提出了一个新的数字，大约5000吨TNT当量，这比过去所预期的威力要大得多。
然而，5月却是一个倒霉的月份：炸药的电雷管性能达不到原定的可靠性指标。在原子弹外表面上安装的几百个电雷管中，只要有一个失误，就会破坏冲击波的对称性。
在离试验日期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新制成的电雷管却经常在试验中损坏，而且找不出原因。火上加油的是，承担研制点火线路的厂家不能按时交货，因此整个爆炸装置的试验延期了。
这种厄运的后果和负责组织这项试验的沉重负担在奥本海默身上明显地反映了出来。他看上去愁眉苦脸、心事重重，脾气变得暴躁，完全不像过去那样待人彬彬有礼。
以前他还能抽空陪基蒂骑马到他所熟悉的山冈里漫步，但最近几个月完全不可能了。更加不巧的是，他偏偏不早不晚在这个关头害上了水痘，因此从春季以来他的体重减少了13千克。他本来身体不算健壮，而现在体重仅有52千克，对于一个身高18米多的男人来说，这个重量简直是轻得可怜了。
6月初，在爆心点承建铁塔的承包商来到现场，开始安装约33米高的钢架塔，在它顶部的小棚内将安放绰号叫“胖子”的钚弹。铁塔的高度是根据5月进行炸药模拟试验结果推算出来的，主要是为了减少放射性沉降的危害。
在模拟试验的炸药堆中放入了放射性物质，爆炸之后这些物质随烟云上升，经测量证明没有造成有害的放射性沉降。但这一试验结果还不能给出肯定的结论。
高空的气流虽然把烟云吹送到几百千米之外，但据估计如果这次爆炸是一次真正的核爆炸的话，放射性灰尘仍将降落在距试验场60多千米以外的卡里佐佐小镇中。
预计“胖子”炸弹的爆炸威力比这次演习还要大许多倍，但如将炸弹安放在尽可能高的空中，就可以使致命的烟云大大减小。然而，没有人知道将来真正会发生什么情况。影响沉降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如爆炸威力的大小。因为到目前为止还只有非正式的猜测值，直至精确的气象条件。只要有一股强风，或者出现了沙漠地区常见的所谓逆温层现象，都有可能使放射性物质在离地面不高的空中被吹送到几百千米的地区内。
兰辛·拉蒙特在他写的《三一试验日》一书中，曾经叙述当时的放射性监测负责人斯塔福德·华伦和一位军医詹姆斯·诺兰大尉制订了一项撤退计划，并带到橡树岭请求格罗夫斯批准。当时格罗夫斯并不认为放射性沉降是一个值得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拒绝提供部队的车辆供三一试验场迅速撤退之用。
为了考虑参加试验的科学家们从距离爆心仅仅8~16千米撤退的问题，班布里奇受命寻找由该高地逃生的几条可能的路线。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条向南去的老路，一条向北去的新修沥青路，还有一条从群山间峡谷中绕行的崎岖小道。此外别无他路。
到6月底，对制订技术计划的人员而言，坏运气才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机。在“奥米加”实验室进行临界装置试验的弗里施研究组得到了确切的数据，这次所获得的是钚的临界质量。理论部报告了完全实用的引爆器已制造成功，而承包电雷管的厂家报告说，他们已按新设计生产出可靠性比过去提高百倍的电雷管，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进展了。
6月30日，奥本海默和负责监督内爆式原子弹试验、被称为“牧童委员会”的高级科学家小组，共同确定了试验日期：7月16日清晨4时。
7月初，莱奥·西拉德进行最后一次努力，希望能改变局势，他写了一份请求书直接送交总统。这份请求书由67位科学家签名，其中有些人是受良心谴责而这样做的。请求书呼吁杜鲁门总统不要在对日本提出适当警告而对方拒绝投降之前，就突然使用原子弹。
格罗夫斯对此作了巧妙的安排。他一方面允许这份请求书在一部分科学家之间传看，并且在整个“曼哈顿计划”范围内使科学家感到并没有人对这份请求书不满意。另一方面，他安排了一条“特殊”的递送路线，恰好使得请求书尚未到达华盛顿之前，杜鲁门已离美赴波茨坦开会。因此，杜鲁门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份请求书的内容。试爆前一波三折
在三一试验场上的铁塔已经竣工。一架B-29轰炸机每天都在铁塔上空作枯燥无味的飞行，以模拟它在试验中的任务。由于对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尚无定论，因此它担负的任务是试验中最危险的一部分。
飞机预定在爆炸之前飞近铁塔，投下一个模拟原子弹的仪器后，然后俯冲并急转弯飞离现场，以免被原子弹的冲击波所吞没。这种飞行就是将来在日本上空投掷原子弹的预演。
然而，在充满激情和最后冲刺的紧张心情之下，仍然隐藏着某种信心不足的情绪。这可以从当时流行的一些不吉利的幽默话中看出。
例如，在三一试验之前几星期中传播的一首打油诗写道：
尽管杜鲁门的板斧高悬，
科学家也只得引颈受戮，
实验室造出了一颗哑弹，
扑哧一声成为举世笑谈！
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里，科学家们的心情还可以从他们对三一试验中原子弹威力打赌的情况看出来。打赌时的估计范围从悲观的估计一直到近乎吹牛不等。
爱德华·泰勒作了最大胆的估计：爆炸相当于45000吨TNT炸药的量。汉斯·贝特曾经提出过5000吨的官方数字，现在给了一个更加乐观的估计值8000吨。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估计其威力只有1400吨，而且认为这个数字可能还过于乐观了。
其余的科学家估计的威力更低，有一个干脆说等于零。奥本海默也参加了打赌，他估计只有300吨TNT炸药的威力。无论如何，作为一位应当在此刻鼓舞士气的指挥员，对前景作如此预测，实在不足以振奋士气。对于奥本海默为什么作出如此悲观的估计，其动机可以从任意角度进行猜测。
格罗夫斯显然已感到奥本海默身心交瘁的状况，并为之十分担忧。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力求保护奥本海默的身心不致崩溃，另一方面也拟定了一张后补指挥员的名单，以便在万一发生意外时有人接替他。
格罗夫斯认为，奥本海默目前最需要一位没有卷入原子弹试验工作的朋友比较镇静的友情。但他的弟弟弗兰克已经出发到三一试验场担任的助手，不能充当这一角色。
于是，格罗夫斯在试验的前几天邀请正在东部从事雷达研究的伊西多尔·拉比飞到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与拉比自从在莱顿上学以来，已经是15年以上的密友了。据拉比回忆：
我是少数几个能够向他直言不讳的朋友之一。我并不崇拜他，但他知道我心里喜欢他，而且我尊重他的权威。他明白我总是真诚地回答他的问题。
拉比在7月初来到三一试验场。他头戴礼帽，身着黑色外衣，手提雨伞——这种不协调的打扮似乎给人一种自信的感觉。
7月5日，奥本海默对于进度感到信心十足，因此发电报邀请劳伦斯和康普顿分别从伯克利和芝加哥来三一试验场。电文如下：
15日后宜作垂钓旅行。但可能因天气变化稍延数日。鉴于睡袋不足，请勿偕他人前来。
几天之后，在洛斯阿拉莫斯用模拟弹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每一次试验都是几天后在三一试验场进行的真原子弹试验的预演，以便从中发现问题。包括将它装在车上驶过铺上碎石块的道路，以模拟运往三一试验场时颠簸的路况。
7月11日晚，奥本海默在办公室取了两份文件，就回到家中与家人告别。基蒂从花园里找到一朵四瓣的苜蓿花，送给奥本海默作为吉祥物。
他们定了一句暗语，约定在试验成功后，由奥本海默打电话回家说：“请换一条床单。”
第二天，星期四凌晨3时，菲利浦·莫里森由一名警卫和一名辐射剂量员陪同，从“奥米加”实验室的地下仓库内取出钚弹芯。弹芯分为若干块，每块都不到临界质量，分别装入两个特制的手提箱内，开始运往三一试验场。
莫里森回忆道：
每个手提箱都设计成为能防腐蚀、防漏水、防过热以及防止一切能够预想到的意外事故。
我们认为在沙漠中进行的这次试验仅仅是将来在太平洋地区使用原子弹的一次实弹演习。但我们非常担心在运输过程中发生车祸。
莫里森坐在罗伯特·巴彻尔小轿车的后座上，把两个小手提箱放在他的身旁。在前后各有一辆警卫车护送下，他们向阿拉莫戈多进发。
“我记得当我们穿过圣塔菲时，正当深夜，全镇一片沉静。我不禁想到这次旅行是多么不同寻常：在一辆普通的小轿车里，所运送的竟是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弹芯！”
在同一天傍晚，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小车队驶离尘土飞扬的道路，停在原牧场主人麦克唐纳遗留下的畜牧房旁。其中有一间房屋已改造成为原子弹的装配间，莫里森把这个价值连城的货物放下，准备次日早晨进行弹芯装配。
在当天半夜，有一个更大的车队准备离开洛斯阿拉莫斯驶往三一试验场。其中有一辆卡车装载着弹芯周围的炸药装置，大家都把它称为“新玩意儿”。
基斯塔科夫斯基回忆道：“出于安保的原因，我们在夜间运输。但我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决定在午夜过后10分钟起程，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一个不吉利的13号，星期五。”
一名押运这个“新玩意儿”的特种工程支队的士兵里奥·杰西诺维克回忆：
我们由一大队保安部队护送，在卡车前后都布满了宪兵。我原来以为这种货物应当在寂静的夜里秘密地运输，但不知什么缘故，每当我们穿过村镇时，他们都要拉响警报器并打开红色闪光灯，喧嚣过市。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想要赶走挡住车队去路的醉汉司机，这一目的是达到了，然而却惊醒了沿途的一大半居民。
然而，当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营地时，人们却以出乎意外的冷淡态度迎接基斯塔科夫斯基。
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发现总部陷于一片骚乱之中。可怜的唐·霍尼格告诉我，由于一个包含点火机构的部件在使用之后损坏了，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把他质问了整整一夜。我立即去见他们，奥本海默神情十分紧张，劈头盖脸地大骂了我们一顿。”
“于是霍尼格和我把部件拆开，发现原来他们试验的次数太多，以致有几处焊点因发热熔化而断开了。归根结底，这个部件原来是根据装进原子弹只用一次的要求设计的，而他们至少试用了几百次！这样，损坏的原因弄清后，谢天谢地，一场小小的风波总算过去了。”
与此同时，麦克唐纳牧场正在举行一次不寻常的小仪式。罗伯特·巴彻尔作为加州大学的代表，正式将原子弹的弹芯，即相当于20亿美元的账单，移交给格罗夫斯将军的助手托马斯·法雷尔将军。
法雷尔将军在文件上签字之前，半开玩笑地对向巴彻尔说能不能让他看看他所买到的价值连城的货物究竟是什么模样。他们给将军带上一副橡皮手套，把箱子打开给他看了弹芯。他用手摸了摸光滑的表面，感到似乎有点烫手。
上午9时，开始装配原子弹芯。这一组共8名科学家围住一张桌子，俯视着桌子上摆着的钚块。
一位加拿大的科学家路易斯·斯洛廷坐在桌旁，他曾经在临界装置上进行过多次最危险的试验，现在正全神贯注地把这些钚块拉到一起，一直到接近临界的位置上为止。
室内气氛极其紧张。只要有一点疏忽，哪怕是瞬时达到临界，不仅会使这颗弹芯无法再使用，也将使整个装配小组的成员受到过量辐射而注定会慢慢地死去。
奥本海默亲临现场观看，但在此情况下他已全然无法干预。就像剧场的帷幕刚要升起之前，导演对演员的演技已无能为力一样。但巴彻尔感到奥本海默的紧张情绪会影响到所有在场的人，因此要求他离开现场，以便装配工作顺利进行。
在铁塔底下，基斯塔科夫斯基和他的小组花了一整天时间将“新玩意儿”装好，以备把弹芯插入。
15时18分，他打电话给麦克唐纳牧场，通知说已经可以将弹芯装入“新玩意儿”了。于是人们又把弹芯放上担架，抬出装配间等候轿车。这次仍然由巴彻尔开车将弹芯送到铁塔下面。
为了防止风沙，在铁塔下搭了一座临时帐篷。当科学家们进入帐篷工作时，与帐篷外沙漠中耀眼的阳光与酷热的气候相比，感到分外阴凉，就好像走进教堂一样。
在暗淡的光线下，他们将弹芯装在一具手动吊车上，吊到炸药装置的正上方，再慢慢地向下放。
在紧张的气氛中，计数器滴答作响，除了偶尔听到一两句命令外，其余时间鸦雀无声。弹芯的几块亚临界部件相隔如此之近，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引起链式裂变反应。
这时奥本海默又来到现场，观看操作人员将弹芯装入弹体。当弹芯下降到弹体的中心位置时，计数器的响声大作。这时装配暂停，对中子计数的增长率进行核算后，再继续进行装配。
从这天下午开始，风力逐渐加大，把帐篷吹得哗哗作响，并且随时有可能吹破薄薄的密闭门，把沙土刮进来。正当紧张的时刻，弹芯忽然在下滑途中被卡住了，有人轻轻地咒骂了一句。一时间谁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意外。
罗伯特·巴彻尔回忆道：
我们曾用弹芯模型试装过，因此认为钚弹芯应该能装得进去，后来我们才明白过来，原来现在装的真钚弹芯自己会不断地发热，以致温度升高，发生了一些膨胀。
所以，我们决定等候一段时间，看看弹芯和外面的部件是否会达到温度平衡。
在紧张的等待中，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奥本海默叼着烟斗，在帐篷外转来转去。然后，试装重新开始，这次终于一装到底，没有再遇到阻碍。这个难关总算渡过了。到晚上22时，整个原子弹已安装完毕，放在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帐篷内等候天明。
现在，天气又变成令人焦急了。经过接连几个月的闷热，天气开始变化，根据预报将有多次风暴来临。
以杰克·哈伯德为首的气象小组，其中包括有盟军在欧洲登陆时的气象组长在内，现在被当做“先知”，人们都焦急地等候着他们发出最新的气象预报。
7月14日星期六早晨，暴雨覆盖了试验场所在的整个地区，而据杰克·哈伯德预告这场风暴至少将持续两天之久。
在同一天早晨，奥本海默接到由洛斯阿拉莫斯来的电话，向他报告说，在模拟台架上先行试爆的三一炸弹模型已证明是失败了。报告称，这个炸药装置没有能产生一个球形对称的冲击波，而是产生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波形。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小组告诉奥本海默，据他们看来，这种结构的原子弹不可能成功。奥本海默经过几星期的精神紧张和前几天的焦急与挫折，现在又听到这种消息，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基斯塔科夫斯基再度成为他的攻击目标。
这一次他谴责我要对整个计划的失败负责，而且说我是使奥本海默和他的上级陷入困境的罪魁祸首。我刚只说了一句我不相信试验结果是正确的，话音未落，甚至连我的好朋友罗伯特·巴彻尔也指责起我来了。
“奥本海默非常恼怒，抱着绝望的神情走来走去。这时我向他说，‘奥比，我用我一个月的薪金赌你10美元，保证原子弹能行！’奥本海默接受了这个赌注，然后我就走开了。我简直无法忍受，于是一个人漫无目标地向沙漠中走去。”
那天早晨稍晚些时候，基斯塔科夫斯基回来了，他帮助别人把原子弹慢慢地吊到铁塔顶上去了。汉斯·贝特仍然留在洛斯阿拉莫斯，出于他为人可靠，因此命令他详细检查模拟弹的试验情况，并尽快向奥本海默报告结果。
当这枚价值20亿美元的原子弹缓缓吊离地面时，人们只采用了最普通的保险措施。在三一试验场工作的特种工程支队的里奥·杰西诺维克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订购了一大批床垫，足足装了好几卡车。当原子弹吊到一定高度之后，我们就停下来，把床垫铺在炸弹下面，差不多足足堆了20米厚。这样，万一炸弹掉下来，至少可以让它落在软绵绵的床垫上。”
把原子弹从地面吊到塔顶足足花费了两小时。当时风很大，炸弹在塔里摇晃，人们非常害怕炸弹被卡在铁塔的边上。吊车慢慢地把原子弹往上吊，钢丝绳则卡在滚轮上沿着铁塔外侧的导轨上下滑动。
突然有一对滚轮脱轨从塔侧落下，吊车摇晃着停止了转动。每个人都吓得不敢出气——眼看原子弹在铁塔内部的狭小空间荡来荡去，幸好没有碰坏。
最后，只好由杰西诺维克和另一名特种工程兵爬到塔顶上，打开小屋的地板门，把原子弹慢慢地引导到离地面100米的铁皮小屋内的预定位置上。
在这个星期六的夜间，奥本海默睡得很少。他用了一部分时间分析几次试验失败的原因，但直到他最后回到营地茅屋的卧室后，他仍然不能入睡。
托马斯·法雷尔当时住在奥本海默隔壁，听见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连声咳嗽，简直好像在生一场大病似的。
星期日清晨，由洛斯阿拉莫斯打来了电话，奥本海默亲自接了这电话，是汉斯·贝特打来的。他已经校核了在模拟台架上爆炸试验的结果，发现这些结果毫无意义。
由于试验的设计错误，所测量到的数据只不过是附带的效应，并不反映内爆的效果。因此，虽然他不能证明这次试验完全成功，至少已能向奥本海默保证这并非是一次失败。
这一消息使奥本海默大为高兴，他急忙用了早餐，立即动身到铁塔下面。今天的任务是反复检查分布在爆心点周围沙漠中各地点的记录仪器、电子设备和无数的试验装置。
清晨的天气还好，但后来天空却开始阴云密布。下午，雷声阵阵传来。气象人员紧急地向天空放出气球，希望能弄清气候变化的趋势。
16时左右，奥本海默最后一次来到铁塔上巡视。乌云在天空中翻滚飞驰，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他爬上塔顶，站在他从实验室里创造出的宝贝旁边。
这件宝贝其貌不扬，使人难以看出其中隐藏着如此精湛的技术奇迹。它看上去很像一颗水雷，在表面上布满电线，把64枚雷管连接到点火装置上。
奥本海默一人独自站立在离地100米高的塔顶，在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铁皮屋顶下，倾听着远处的雷鸣，细心地查看这第一颗原子弹。
当天傍晚，格罗夫斯将军也来到了营地，他立即让气象人员给出精确的预报。现在离试验时间只有7个小时了，但天气愈来愈坏。接着就开始下雨了，闪电划破夜空。大雨不仅可能使复杂的电路受潮而短路，而且有造成放射性沉降的危险。
在新墨西哥州南部各地都驻有科学人员准备监测放射性沉降水平，万一发现放射性超过危险剂量，许多宪兵队随时可以协助居民撤离。在此刻正有一个这样的小组在离爆心最近的索科罗小镇上坐在汽车内待命。
但没有人真正知道，如果发生了最坏情况，依靠这样少数几个人怎样能完成撤退4000居民的任务。在离开阿拉莫戈多约300英里外的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市有70000人口，却没有任何在意外情况下撤退居民的措施。然而，在当时那种天气条件下，这个城市完全有可能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
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共同与气象人员讨论了天气变化的前景。最后，他们一致同意，目前还无法作出结论，并且商定到午夜再碰头。
格罗夫斯回去睡了一个好觉。奥本海默则坐在那里，抽烟，咳嗽，竭力想读点东西。
当晚，班布里奇又听到一种谣言，它像野火一样传遍营地。据说有人听见某些高级科学家预言原子弹会把大气层点燃。人们还听到他们估计这种燃烧反应进行的速度和波及的范围，并且说他们还打赌，究竟大气层被点燃后会毁灭全人类，还是只毁灭新墨西哥州的居民。
班布里奇对此大为震怒，他立即报告给奥本海默，两人讨论了当前的形势。显然，这一批试验人员已经到了心力交瘁，濒临崩溃的边缘，因此两人一致认为试验不能再延期。为了制止这种无故的惊慌的情绪蔓延，也成了不惜一切代价如期进行试验的一个理由。
同一天，杜鲁门与丘吉尔到达德国的柏林出席波茨坦会议。斯大林住在离他们1英里以外的地方，也在这座被炸弹夷平的城市中作会议准备。
杜鲁门当时在很大程度上想依靠原子弹试验的成功来加强他的谈判地位。对于他来说，也要求如期进行原子弹试验。
当天午夜，格罗夫斯与奥本海默又开会讨论试验是否需要延期。这时还在继续下雨，铁塔笼罩在浓雾之中，而且有预报说一场风暴正在迫近试验场地。
杰克·哈伯德在当天早些时候曾经预报说天气会及时转晴，现在看来这个预报似乎愚蠢得可笑。当这种前后矛盾的预报传到格罗夫斯耳中后，他在会议上决定由自己来掌握试验的命运。
格罗夫斯写道：“出于气象人员被长期天气预测的失败弄得狼狈不堪，我只好免去他们的这种义务。在这之后我自己必须担当起天气预测的责任，这是我并不擅长的一个新领域。”
这样的决定不仅关系到原子弹试验的成败，而且可能影响周围许多城镇居民的生命。因此，虽然奥本海默同意格罗夫斯把作决定的时间再推迟一两小时，但他仍继续与哈伯德保持联系。
格罗夫斯尽管睡了几个小时觉，但现在依然显得很紧张。他忽然认定铁塔的安全没有保证。
基斯塔科夫斯基对这一点解释说：“当时把原子弹装好后，警卫就撤离了，为的是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事件，可以避免引起伤亡，如说铁塔受到雷击等。但在2000米以外则仍然布有岗哨。格罗夫斯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就是破坏者，比如日本人，会从天空乘降落伞来进行破坏。我认为这完全是神经过敏，但他坚持要在铁塔上面设置岗哨。”
因此，基斯塔科夫斯基只好与几位科学家以及一些神经紧张的军人拿着手电筒和机关枪，到铁塔脚下宿营去守候一个根本不会降临的假想的敌人。
格罗夫斯派出了这批警卫之后，又到别处去寻找漏洞。他忽然把注意转到奥本海默身上。
这时奥本海默正在营地食堂与科学家们聊天，喝咖啡，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与拉比谈话，看来恢复了信心，但费米走进来向他报告令人吃惊的放射性沉降预测结果。费米发现，如果风向急转再加上暴雨，就可能使试验场本身受到严重的放射性污染，因此他想说服奥本海默把试验延期。
据格罗夫斯观察，奥本海默听到他所尊重的科学家们的各种预测后，愈来愈心情激动与思想混乱。因此，格罗夫斯出面干预这件事，并建议奥本海默离开这里，陪他一起到离爆炸中心很近的一个坑道去观察。有些偏爱奥本海默的科学家出来阻挠，说奥本海默不应当亲自在那样近距离观看原子弹爆炸，但格罗夫斯坚持要这样做，于是两人一道在黑夜中驱车驶向那个坑道。
当时在坑道中的另一位特种工程兵狄克·瓦特回忆道：“在坑道四周布满水坑。我记得看见他俩一脚高一脚低地避着水坑走路，热烈地交谈……希望能作出决定，到底要不要和应不应该把原子弹引爆。”
奥本海默收到了哈伯德的最新气象预报——他们预计黎明前风暴会暂停，在20000米高空风向会转为东北风，正好把放射性沉降带到三一试验场周围人口最稀少的地区去。
但这份预报送到没多久，铁塔本身就遭到暴风雨的猛烈袭击。狂风卷着大雨四面扑来，到处电闪雷鸣。但好在落雷的地点离开铁塔还有好几英里。守卫原子弹的科学家们计算着雷声与闪电相隔的时间，用以推算雷击地点。显然，雷电愈来愈近了。
现在离天亮只有3个小时了。原子弹试验需要在黑暗中进行，以便于观察。因此，格罗夫斯与奥本海默只剩下唯一的选择——就是把试验时间推迟到清晨5时30分，希望到那时暴风雨会停歇。如果风雨不停，那么天亮之后就无法试验，只好把日期往后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