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家乡的时候，市里成立了据说是中国第一支巡警。看到每天骑着摩托车或威风凛凛地走在大街上的巡警，市民都大声称好。可我，不知怎地，远远看见他们，如同老鼠看见猫，总想绕着走，心跳加速，脸色惨白，弄得自己跟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朋友们都笑我没出息，时间久了就真觉得自己没出息了：“警察有什么好怕的，要怕也应该是坏蛋才怕的呀！我又不是坏人，有什么怕的。”怕归怕，说归说，巡警确实做了很多好事，甚至有人连进不去家门都打电话给巡警，而巡警几分钟就赶到了。那时候胆大包天的我经常一个人深更半夜地回家也不害怕，现在想想应该谢谢巡警们。
后来去了美国。对美国警察实在是没好感，听到太多关于他们滥杀无辜的故事，所以每次出门都格外小心，尤其是开车，生怕被警察给逮住，出个什么事。总认为出门在外还是要小心一点。
再后来就到了瑞士。瑞士治安相当不错，所以也很少看到警察，在美国时不时的警笛声在这里是一年也听不到几回。按说生活在这里应该是很惬意的吧，可我偏偏就遇上了两次倒霉事。一次是刚到瑞士没几个月的时候。晚上八点多钟，正看着电视呢，突然就听到“砰”的一声，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先生一下子给按倒在地上，只见他立即关掉了灯。跟我一起趴到了地上，悄悄告诉我，有人开枪了，不过可能是气枪。这一惊差点没晕过去。过了不知多久，确定没人后，先生起身开了灯，走到正对沙发的落地玻璃窗前，果然窗户的右上方有一个碗底大的洞，奇怪的是子弹头跑到哪了呢？这边先生忙着报警，那边我吓得手脚发软，怎么也想不通，我们住的可是二楼呀，况且刚搬来，先生和我都是老实人，跟人无冤无仇的，怎么会这样？这当会儿先生告诉我警察过半小时来。
“什么？这么久才来？”我还没缓过神来。
“就这还好说歹说的呢，人家还想一个小时后才来。没办法，警力不够。”他无奈地说。
四十分钟后，两个身穿警服的警察来到了家里。别说光看他们的警服还真漂亮。一边仔细地勘察现场，一边边表扬先生所做的一切。这会儿我才觉得瑞士的这种特殊的全民皆兵的服役制度还是有一点好处的。可他们也找不到子弹头，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弹头穿透玻璃到天花板里了。至于是谁开的枪呢，估计是恶作剧的孩子们用气枪从马路上打的。又安慰了一番，警察们才走。过后的几天忙着修窗户。好在瑞士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有保险，所以我们是没花一分钱就有了新窗户，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估计这案子是破不了的了。
另一件倒霉事就是和我为邻的吸毒的邻居把我家的储物间给撬了，偷走了十几瓶上好的葡萄酒。打电话给警察，一个小时后，警察叔叔慢悠悠地来到了我们这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出一点蛛丝马迹，尽管邻居的表带就在那。唉，看来又是没指望破案了。说到这又要谢谢这些品种多样的保险，我们又获得了赔偿。只是从此，对瑞士的警察失望透顶。话又说回来，一次到苏黎世“臭名昭著”的长街看电影。生平第一次看见光天化日之下的毒品交易，妓女揽客，吸毒者注射，看得我心惊胆战，恨不得将头埋到地里，死死地揽住先生的胳膊，差点没把他胳膊给揪断。嘴里嘀咕说要不是为了这几部中国片我是绝不会踏入这里半步的。先生笑我，告诉我这条街到晚上挺好的，全是酒吧。而且有很多警察在这，不信看看。这才小心翼翼地抬头看看，一看不要紧，这才发现警车一部接一部，警察一拨又一拨，敢情警察都跑到这了啊！顿时就给壮了胆，挺胸抬头地好像又重新做人了一样走进了电影院。
前不久，到德国科隆出差，没想到小偷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展览馆里我们公司展台的储物间里将我的钱包和地址簿给偷了。垂头丧气地回到瑞士，忙着销卡。第二天一早回到公司，同事的电子邮件已经等着我了。告诉我警察通知了德国分公司，告诉他们我的钱包被找到了，警察会跟我联系。前一天的阴郁一扫而空，就等着警察来电。果然，半个多小时后，电话响了。话筒那边自报家门，是德国科隆的警察迈亚尔跟我通话。迈亚尔态度和蔼，在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姓名，住址等一切必要的信息后，又跟我一一查对钱包里的各种卡和我的地址簿。当一切核对完毕后，告诉我说过两天就会收到我的钱包和地址簿。又说会将案件的记录传真给我。
三天后果真拿到了失而复得的东西还有一份详细的备案。这才知道这次案件是一个犯罪团伙作案，参加展览会的人有很多都被偷了。一名清洁工在展览厅外的树丛中发现了我的东西，交给了警察。警察根据我的身份证断定我是从瑞士来参加展览会的，就打电话给参展单位，结果终于在电话打到我们公司时找到了我，同时也找到了公司另一位钱包被盗的同事。然后就有了警察迈亚尔给我打电话的事了。
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就对德国警察一丝不苟的办事态度生出了很多感动。想想，光是找到我就要费很多时间，况且还不止我一个人，听同事说单是警察列出的失主名单就有好几页。尽管钱包里的现金是没了，补办几张银行卡要花钱（不得不再一次提到瑞士保险的好处，补卡所花的钱保险公司全付。），但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的感觉。我知道这感觉来自德国警察办事的效率和他们的认真的办事态度。
警察，警察，真是一个让我又敬又怕又爱的字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