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欧实施了一项较为系统的计划。战争摧毁了欧洲的工业体制，同样也劫掠了它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中央情报局的财政援助正好用来复兴战后幸存的文化团体，援助的项目包括：资助出版物、资助召开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帮助单干的作家和艺术家，为作家出版书籍提供费用，为艺术家提供旅行补助、安排巡回讲学等等。
此外，还有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做出隐蔽的、长期的努力。这就是与“红色阵线”的较量，如世界和平大会、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世界工会联合会这一类苏联阵线组织正在妇女、新闻工作者、科学工作者、教师和知识分子中大力进行活动。为了给这些职业和社会团体里的非共产党人士提供一座可供选择的讲坛，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际组织”计划在于谋求建立反阵线组织。有些民主阵线幸存了下来，并成了有可能维持下去的组织；有些则夭折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便是这样的组织之一。
从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便开始进行的一项很有争议的心理战活动便是针对欧洲知识分子建立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于1949年在巴黎由政策协调处建立。这个组织的目标很简单，即利用美国的作家、诗人、音乐家和艺术家来帮助抵消共产主义对欧洲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减少共产党的道德优越性。因此，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便利用政策协调处和中情局（后来中情局代替了政策协调处的角色）提供的秘密资金出版政治刊物和自由杂志，赞助文化活动、音乐节、艺术展览、讲座等等，目的是向欧洲知识分子展示美国式的自由要比苏联式的自由优越得多，要让欧洲的知识分子们感到共产主义是艺术和自由思想的敌人。
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代表了一种适度的反共产主义，吸引那些非共产党左派的知识分子，并且进行一些文化事务以巩固西方社会的自由和民主的形象。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包括召开会议、举行研讨会、举办艺术节、发行出版物等等。正如桑德斯在《文化冷战与中情局》一书中所言，美国的冷战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向中立主义的思想基础提出挑战，争取中间分子。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真正目的是，它不应该成为一个兴风作浪的中心，而是一个设在欧洲的桥头堡，以此来阻止共产主义思想的进犯；它应当发动一场广泛而具有凝聚力的运动，对它的知识分子同行们施加一种压力，使他们脱离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或一些同路人的组织；它应当鼓励知识界提出理论和观点，其对象不是广大群众，而是压力集团和从政的少数精英分子，这些人反过来会制定政策；它不是一个搜集情报的机构，中央情报局其他部分的特工都受到告诫，不要把它当做情报源来利用；它应当从独立的角度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即通过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欧洲运动来促进一个统一的欧洲，其中包括德国的统一；它应当成为传播美国文化成就的使者，其任务是打破欧洲，特别是法国盛行的僵化的负面看法，认为美国是一片文化荒漠；它还应当对有关美国民主的某些方面，包括美国的人权记录所作的反面批评作出反应。
为此，中央情报局大力支持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及其相关项目，并在17年中为此投入了几千万美元。中情局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各种基金会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各种出版物，如《邂逅》、《纪实》、《证言》、《月刊》等，暗中支持这些杂志来宣传美国的观点，如《党派评论》、《凯尼恩评论》、《哈得孙评论》、《西威尼评论》、《诗歌》、《思想与代达罗斯历史学报》等。
1952年4月，在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美国在欧洲举行了一次艺术节，通过展示欧美文明在文化上的团结和互相依赖，以此来打破欧洲盛行的关于美国文化低劣的说法。同时将使自由世界的文化向极权主义世界的文化提出挑战，“同时也将成为提高勇气和振奋精神的力量源泉，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法国和大部分欧洲的文化生活处于错位和瓦解的状态，而这次活动将向那里的文化生活注入某种判断力和自觉性”。
1952年5月，心理战略委员会受命监督中央情报局代号为“Packet”的心理战计划执行的进度和时机，并监督对海外“舆论引导者”施加压力的行动。这些舆论引导者包括深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新闻记者和评论员、艺术家、教授和科学家。把这些人争取过来，让他们回到争取“自主和自由”的事业上来，需要制定具有“学术性的行动计划，包括举办讲座、研讨会、出版专著和学术性刊物，建立图书馆，进行人员交流，资助教授等等”。根据这道指令，心理战略委员会现在负责监督“道德重振行动”、“自由十字军”、自由欧洲电台、“和平与自由组织” 、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甚至对船只海上广播、“三维电影”以及民歌、民俗、民间故事和巡回故事员都管了起来。时值1953年6月，Packet计划还只是心理战略委员会的“教义宣传计划”的一部分，在一份新的文件中，其心理战的目标被界定为“借用知识分子、学者、舆论制造者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瓦解那些为共产主义和其他敌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信念提供思想基础的学说和思维模式”。按逻辑推断，这场说服教育运动将会在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被共产主义俘虏的展业人员中制造思想混乱、产生怀疑乃至失去信心。
因此美国的文化冷战斗士们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对纳粹主义豢养出来的妖孽，他们极力主张把艺术和政治区别开来；而一旦涉及共产主义，他们就不愿意把两者分别对待了。文化冷战的，也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整个前提就是作家和艺术家都必须置于意识形态的斗争之中。中央情报局的李·威廉斯解释说：“你们不是在谈论著名作家，著名音乐家和画家吗？无论是谁，只要他赞同加缪提出的为文化‘介入’而战斗的理念，那么他就不仅是为写作而写作，而是要为表达某种价值体系而写作。只要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就赞同，就支持。”
就连最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抽象艺术，也被打上了冷战的烙印。美国的文化官员们认为，抽象表现主义是一种反共意识形态，一种自由的意识形态，反映了自由的创新精神。这种艺术既不影射什么，在政治上也不表态，恰恰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背道而驰。这正好是苏联人仇视的艺术。还有评论家认为这种新的艺术为“独立的、自主的艺术，真正体现了国家的意志、精神和性格。从美学特性上看，美国的艺术不再是反映欧洲影响的收藏馆，它不使外国各种‘学派’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的水平虽有高下之分，但都是一种组装、汇集和扩散而已。”因此，美国还因此资助现代艺术博物馆向欧洲输出其藏品。
1966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揭露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出版物《邂逅》是由中情局资助的，引发了许多指责，称这本杂志充其量只是迎合美国政府的心愿的一本反共产主义的杂志。紧接着，1967年，随着各界对中情局以及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批评之声越来越严重，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最终解散了。
由于桑德斯的著作《文化冷战与中情局》详细地介绍了中情局和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之间的联系，在此就不再赘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哪一届美国政府都非常看重西欧的知识分子阶层，并且都为此采取了不少心理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