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先生的家位于我们上山途中的左侧，临道，院子约有二三十坪（一坪36平方尺）。院前建有砖木结构的瓦顶门房，门房里铺着三合土，穿过此房便是里院。门房间的两侧是住屋，右侧住的是张先生夫妻，屋子里约有比双人床稍大一点的用土坯垒起的火炕。我们这10个男人就挤坐在这仅有3坪面积的阴暗小屋里，倾听着张老先生的叙述。
他说：“……4月20日，日军闯入了北峪。一听说日军来了，我和村里的17个人便迅速跑到山洞里去躲避。第二天，有个汉奸闯了进来，我无意中喊了声：‘谁呀？’但那人没回声。我猜想这下可能暴露了藏身之地，为了不被敌人抓去，我们又向洞内挪了约15丈深的地方躲了起来。藏了一整天之后，大家饥饿难忍，便想法逃出去。岂知洞口被堵死了，好容易将其推开，逃出去了3个人，轮到我刚一探头，就被守候在洞口的敌人发现了。当他用刺刀捅我时，吓得我立即又缩回了洞里。过了好半天，我又悄悄地推开了堵住洞口的岩石，出去时未被敌人发现，便一口气跑到一个村子里，要了点饭吃，然后又爬到东边的山上藏了起来。但不知怎地，又被敌人发现了，遂跳下山崖逃跑，不料却迎面碰上了押送货物的敌人。原来他们和被抓来的200多个货驮子走在一起。逃跑之中也没看清，走近了便被特务抓住了。他们逼问我：‘你是鲁家峪人吗？’我假称是马兰峪的人，接着我就匆匆忙忙地混进了货驮的队伍中。这时敌人又对货驮的人一一进行盘问。当向其中的一个人问道：‘你是鲁家峪的人吧？知道军工厂在哪儿吗？’那个人刚说出‘不知道’三个字，敌人立刻举刀砍下了他的头。张俊金张俊金背上的枪伤疤痕行进途中，我感觉肚子还是很饿，便悄悄地从货驮中抓了两个枣儿。正在吃的时候，被汉奸特务看见了，立刻打了我一顿。我一狠心咬住了那家伙的耳朵，在一旁观看的日本人都拍手大笑。
天黑之时，我们进了北峪村，敌人将我双手反绑着推到了一个屋子里。进屋后才知道，里面还关押着70多个村民。
第二天，敌人带来了一个姓李的游击队员，让他一同上山去寻找洞穴。他以漫不经心的样子佯装同意，带着敌人在山上转了半天，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因此敌人恼羞成怒，决定把他带回村子继续审讯。当他被推进屋路过灶间时，冷不丁地顺手抓起一把菜刀，猛地向一个日本兵的脸上砍去，随后冲出屋外，接着又举刀砍在了另一个日本兵的肩膀上。他连刀也没拔，就飞也似的冲出大门外。没想到，他跑出不到200米远，就被敌人用枪射杀了。
那天晚上7时许，进来了一个姓金的翻译。他对我们说：皇军说啦，你们是匪区的，今天又把皇军砍了，皇军很生气，说这个村今后不许住人了，都把你们送到玉田县种地去，那里有吃有喝，还给工钱，有愿去的吗？在姓金的翻译欺骗下，有28个人（包括4个小孩在内）跟着他出了屋。在院里这些人又被绑了起来，然后被押到了约200米远的张景存家的白薯井前。就在此地，敌人对大人用刀、对小孩用铡刀，将他们都砍死了。然后将尸体都扔到薯井里了。
第二天早晨，还是那个金翻译来了，对剩下的40余人说：‘昨日走了的人已全部到达玉田了，今天你们全都去。’说完，分别将5至10人拴在一起，带到现在的公社（全称是人民公社，如今人民公社解散了，但当地人都习惯这么称呼）前的广场上。当了炊事员的张景存看见我和他的二儿子绑在一起，便悄悄地说：‘小二注意，薯窖里杀了好多人，你要多加小心！’
我们被带到刘万家的房前，敌人让大伙儿坐在这家的井前。这时有个像日本军官模样的人，先讲了一通话，然后用军刀向人群指了一下。一群日本兵便从人群里揪出10个人来，喝令他们站到大石磨盘上，同时又在井的旁边摆了一个长凳子，并让赵三提来一满桶水。稍后上来两个日本兵，先把小二拉出来，让他面向井坐在长凳子上，并蒙上眼睛。然后，日本兵把刀拔出蘸上水，挥刀就把小二的头砍掉了，跟着一脚将尸体踢入井中。下一个便挨上我了，还是蒙住眼，坐在长凳子上。就在杀我的瞬间，我把头缩了一下，躲开了屠刀。随后站起来就跑，但又被追来的日本兵抓住了，重新捆绑结实后，再次被拉到井的旁边。因我穿的棉衣领子高，一个日本兵在用手把我的衣领折下去时，我想必死无疑，也就豁出去了，一下子将他的手指咬住，那家伙痛得直叫唤。这时，又一个日本兵慌忙将我踢落到井中，接着从井上打了两枪。你们看，现在背上和眉头上的疤痕就是那时留下的。”
说到这里，张先生脱下了无领衬衫，裸露着上半身。我们看到他那魁梧的背部，确实残留着红黑色、轮廓清楚的伤痕。接着他又继续说道：“当时在我的身上又扔下9具尸体，也有未死呻吟的，压得我无论怎么挣扎，也动弹不了。敌人走后不久，赵三来取水桶的时候，我连叫了几声‘救命’，随后就失去了知觉。不知什么时候赵三找来人将我救了出去。同时也把其他尸体拖了上来，有两具尸体的头和身子还连在一起，其他的都被砍断了。”
看来写文章是很长的，但张先生的谈话仅有一个多小时。光顾交谈了，他拿出来的西瓜也忘了吃。只见他一边擦着滴滴答答的汗水，一边用手比划着表示，并把衬衣脱了又穿上，样子显得很激动。虽听不懂话里的细节，但当时的情景却紧紧吸引着我（我核对了翻译祁先生录的磁带内容，它与1956年张先生在沈阳对铃木启久原日军少将战犯的审判证言是相同的）。
鸡冠山的洞穴
张先生的家属于东峪，房后的山叫鸡冠山。听了张先生的叙述后，我们顺便去看了那个山洞。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这一带的山脉，大都是石灰岩构成的。山上岩石的轮廓线流畅柔和，宛如婀娜少女的肩膀。表土流失部分已露出了白色的石灰岩，其样子很像规整的网格一般。岩石下边有很多自然形成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山洞，这就是令铃木少将头痛不已的抗日游击队或八路军的藏身洞。
其中，那个大山洞叫狐仙洞，大人可在洞里站立行走。据当地人说洞里可容纳300余人，而且还和别的小洞穴相连。我们前去参观时，见到洞穴的入口处及里面的洞顶已塌陷下来，不能进去。不过，在半山腰的附近有个入口，由此可知这个山洞从前确实住过人，但现在则无法进去了。 该山洞口已坍塌了一半，都长满了草。洞前竖立着一块写有“烈士洞”的石碑，上面碑文记载着建碑的由来。但石碑也倒塌了一半，看样子也没有很好地保护过。通过当地人以及陈平等先生的介绍，再参考一些文献资料可以证实，日军于1942年4月对鲁家峪讨伐时，曾在此地杀害八路军。
当时，狐仙洞住进了八路军（十三团）的伤病员和卫生兵约30余人。袭击鲁家峪的日军和治安军（傀儡军）约100余人包围了这个山头，并支起了帐篷，架起了电话，洞前还有一部分士兵站岗。因为洞里没有什么声音，日军遂将由别处抓来的农民驱赶进山洞里，让其了解情况。这时，洞里的八路军误以为是日军摸进了山洞，便向洞外开了枪。日军一看洞内有人，便向洞内发射了毒气弹，然后引爆地雷和炸药将洞炸毁。日军还在洞外监视了两天，见洞内已无动静，才下令撤退。后来得知，洞内的人全部被杀害了。狐仙洞附近的几个山洞也遭到同样的残害。据中国方面的文献记录，在一般情况下，日军先发射毒气弹，然后用炸药炸毁山洞。对从洞内逃出来的人，或在出口处击毙，或用刺刀挑死。在此次5天的讨伐中，日军在鸡冠山杀害八路军战士72人，伤病员23人，计95人。包括上述的事件，仅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日军在鲁家峪就杀害了225人。马兰峪的“集团部落”在鲁家峪的实地调查一结束，我等一行立即转往马兰峪。马兰峪距遵化县城西北约25公里，是低丘陵地带。它是由4个自然村组成的一处极为平凡的村庄。只因清东陵在此，故而闻名于世。马兰峪乡政府所在地的集镇偏西数公里处就是清东陵，它恰好位于丘陵与平原区的结合部。陵区内分别建有顺治、康熙等几位皇帝及他们的皇后、贵妃的陵寑。近代史上曾辉煌一时、阴险狡诈的西太后也葬在此地。清东陵西南125公里处便是北京。近年来，这里已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观光旅游地。
当然，我们不是来观光的。来此的目的，只是为了实地调查一下，当年日军推行“无人区”政策下的“集家并村”或称“集团部落”的真实情况。
据日方的文献记载：设立“无人区”的目的，是为了封锁伪满洲国边境。为此，特在长城线内侧马兰峪至建昌（迁安北20公里）附近，划定了宽46公里，长约100公里的带状区域，作为“无人区”，并将“无人区”中所在的村落全部移出。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2卷第232页。为此，日军从1942年9月实施了“冀东（一号作战）终期作战”行动。此次行动的重点之一，便是设立“无人区”。与此同时，为了彻底封锁抗日根据地，还构筑了200多公里长的封锁沟。马兰峪恰好处于“无人区”的最西侧。不仅如此，在实施“一号作战”行动的前后，日军已将“无人区”向长城线的南北两方扩展开来。
我们在乡长的带领下，来到乡政府的一间屋子里，拜访了两位当年的幸存者。他们是闺子金先生（75岁）和萧广先生（74岁）。闺子金先生红脸堂，留着长胡须，看样子像是满族人。与同席的乡长谈话中，果然证实了我的判断。因这里有清东陵，越过长城便是旧日满洲地带，故而此地满族人居多。他们两位相继给我们讲了下述情况。
“这一带的村庄分散得七零八落的，”闺说，“1941年旧历六月，那年我9岁，日军便在此搞起了‘集家并村’，当时的‘集团部落’在六合村，人们都被集中到了那里。那一年雨水很多，我清楚地记得，刚搬进‘集团部落’不久，那间新搭的小屋便倒塌了。为了重建小屋，又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到了1942年的时候，日军又下令在‘集团部落’周围用土和木料筑起了围墙。墙高约1丈至1.5丈左右，一个围子内，只有一个门。在接到搬入‘集团部落’的通知后，谁要是磨磨蹭蹭的，他的家当即就被点着。原来的房子都被烧光了。凡到‘无人区’打柴的，都要被杀死，种地也是在围子附近。另外，敌人还让村民在马兰峪村的周围转着圈挖了宽8尺、深1.5丈的封锁沟，并由青壮年轮流站岗放哨。如果八路军来了，就得大声吆喝。封锁沟每隔一段还设置了瞭望塔。”
这里所说的“集团部落”就是前面所说的“人圈”。日军为了切断当地居民与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系，便强令那些居住在山间僻壤的百姓离开家园，并将不愿搬迁的百姓家的住房、食物、家畜及其他生活用具全部毁坏、烧光。然后，把那些百姓驱赶进“人圈”，以便于日军的监视和集中管理。
但日军也清楚，他们把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赶出家园，必然会遭到人们的强烈反抗。曾任当地最高指挥官的铃木启久少将在回忆录中写道：“部队用武力强制居民撤离，引起了他们的怨恨，八路军则借用‘三光’政策来进行反宣传活动。”
另外，据直接参与“无人区化”和“集团部落”建设的日军部队的《联队史》记载：在52天内，参与劳动的人员为1957万人次。在长城一带“无人区”建起了76个“集团部落”，可容纳123户村民6454人。同时还建起了临时性“集团部落”28个，可容纳2342户，计12 063人。由此看来，日军对“无人区化”的实施规模之大、决心之彻底，就可想而知了。但它与中国方面的调查、研究后所发表的数字仍有很大差距。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第2卷第223、243页。
结束了在乡政府的采访，主人带我们来到乡政府后面的小山坡上，指着远处的一座建筑说：当年那里是东陵办事处，通称为“东府”，住着日军，现已改为医院了。我站在高处眺望了一下马兰峪的全景，这时主人又告诉我，前面左边那条路直通遵化县城，而右边那条弯弯曲曲的路则通往东陵。他一边说着，一边用双手比划着当年封锁沟的地点和范围。
我站在那里，眼前仿佛出现了从丘陵和山区中被驱赶出来的大批中国农民走进“人圈”的情景。
初听“集团部落”一词的人，或许会联想起清晨，人们随着日出而到墙外去耕作农田；日落后，又返回围墙内歇息，那种宛如田园牧歌一般的生活。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在严密的监视和命令下，“人圈”中的百姓，必须无偿地完成日军规定的生产任务，而过的却是非人道的奴隶生活；住的是小窝棚，铺的是破草席。缺吃少穿又无药，饿死、冻死、病死的现象时有发生。关于这些情况将在第二部陈平的论文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