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子、灰窑峪大检举，是在一九四三年春季实行的(高台子、灰窑峪是在本县五区龙井关口外北山沟中的自然村)。在事前，由三道河子警察分驻所长杨文宏、警尉补马春登等去该村向居民说，某日驻三道河子日本军渡边队长亲来讲话，令准备欢迎。该村居民信以为真，急忙派人去潵河桥购备烟酒点心食物以作欢迎。是日，由日本宪兵队，协同日本军渡边队及驻在龙井关口之日本军本上队(渡边队之一部，队长本上日本少尉)，并三道河子分驻所长杨文宏等前往，将村民包围逮捕，用麻绳绑捆解送三道河子分驻所押禁。这次检举，计高台子村人四十余名，灰窑峪村人三十余名(这两村户数根本不多，只两条小山沟)。在三道河子寄押二日，即用汽车载运兴隆县，经锦州特别治安法庭司法人员会合日本军宪兵队、警务科司法股、特务股等，经两周间之刑讯，据闻判死刑者约十余名，即在县街附近执行了。其余约五十余名，押解东北而去，后亦无生还者(一九四三年八月，我在伪满协和会兴隆县本部充本谷青年武装行动队队附，曾亲身去该两村工作，当时见到该两村中竟无一青壮年男子，是年伪满实行大集家，在六七月间集家工作基本完成，而八九月间该两村集家尚未完竣，土地亦荒芜抛弃了，据居民说，所有被检举之人，至今亦无一人返家者，只有老少妇孺维持生活，并准备拆房并村，其惨状真使人不堪回忆)。
“投匪家族”大检举，是在一九四四年(伪满康德十一年)六七月间实行的。这次大检举是因为当时本县一带革命形势空前发展，参军人数日益增多，因而使伪满政权当局极端仇视；又因实行治安肃正工作，本县农民坚持山地，不去部落，以示反抗到底，而伪满当局遂施用这惨无人道的毒策，以镇压全县人民。在未执行前，即由驻兴隆县的日本宪兵队、日本军夏道部队长、伪兴隆县长于文英、警务科长于沛山、兴隆县协和会事务长佐佐木小春，并各警察讨伐队长、副队长，并本县十九村村长等，在县街开秘密会议，商讨事前准备工作。当时，负各村调查工作的，是各村分驻所、部落警察防卫所、各村村长等，他们联合秘密进行，将各村各部落参加八路军及革命工作的干部家属，详细调查清楚，呈报县方当局。然后在各村内重要据点，大批增加警察讨伐队武力，准备工作妥当后，即在各村各部落内同时举行。当时，执行的以日本宪兵队为中心，配合警察讨伐队，将全县参加八路军及革命工作干部家属，不分男女老少完全逮捕无遗(以前历次大检举无老少妇女，多系青壮年男子)。这次“投匪家族”大检举，在全县十九个村中，被检举之男女老幼妇孺，据不完全统计，人数约在五百名左右(我当时在兴隆县庙岭村伪满协和会工作，见到该村十五个部落检举之家属约三十余名)。这些被检举之家属，由警察押解用汽车载运兴隆县街后，亦未判刑，这次锦州特别治安法庭司法人员亦未来县处理。由日本军宪兵队、警务科司法股、特务股、伪满兴隆县法院等联合会审刑讯。在审讯中，日本宪兵及伪满司法工作者，任意拷打，并侮辱青年妇女。计在县街二星期后，用汽车多辆载运东北各省充当苦工。这次检举运走之人有秘密逃回的，但亦不敢在家居住。俟一九四五年八月间，日本投降、东北解放，被检举之家属，多有陆续返家者，但死亡在外之男女老幼妇孺甚多。其能返家者，亦沿途讨饭，形如乞丐，真人间之惨事。
在伪满政权统治下，兴隆县的大检举，是由一九四○年即开始进行的。但彼时之检举，只限于本县某地区、某一村落，而未普遍实行。俟于一九四二年后，情况就与前不同了，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中，每次在旧历年节前后，实行全县普遍性大检举一次，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残酷的。至于在以前本县个别地区实行局部检举，尚未述及。而此次敌人实行“投匪家族”大检举，是与当时时局发展分不开的，敌人用尽毒策，用尽方法以对付革命力量，以镇压广大人民。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半壁山一带的大检举情况，只不过是潵河流域一带，而这三次大检举是全县普遍实行的。半壁山一带三次大检举的人数、面积，按本县来讲，只不过是当时所遭受苦难的五分之一而已，其余地区，因不详细故未述及。但以半壁山一带大检举之经过情况，即可推知全县的一般情况了。在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后，由兴隆县警务科内之“非常持出”［紧急时搬出］卷柜中文件载，是年冬日本仍拟实行大检举，包括男子八岁至六十岁者，甚至在伪满政权各机关之官吏、职员、思想“不良者”，亦以“思想犯”列入在被检举之内，可见伪满当局所施政策之毒辣与残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