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团从潘家峪返回唐山市的驻地，用过午餐并稍事休息后，又奔赴距离唐山约50公里的潘家戴庄。这里是战后日本人首次到过的地方。公路两旁是排列整齐且又延续不断的白杨树，两边的玉米地一望无际，而且很多苞米也已抽穗。
向纪念馆敬献花圈的永井团长(左)和林副团长(右)
大巴士离开了铺设平整的公路后又进入了乡间小道，很快就驶进了一个小村庄里。这个村的农舍都是砖瓦房，而且排列有序，完全是典型的中国农村景象。
两辆巴士停在由白杨树围起来的纪念公园旁边，蝉在白杨树上鸣叫，声音清新而流畅，震动耳鼓。
村长周德知、幸存者周树恩先生（79岁）和李庆有先生等有关人士已在这里迎接考察团。看到考察团进村后，村民们便络绎不绝地围拢了过来，从老到幼约有数百人之多。
1942年数百名日本兵包围了这个村庄，将村民集中起来杀害，埋在一个大坑里，被杀害的村民有1280人。1956年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时，有这方面的详细审判记录。
公园面积有3500平方米，长50米，宽70米左右。中央建有死难者纪念塔，塔后有一个长方形的埋葬坑，埋葬着约750人左右的受害者。右侧有一个近似正方形的埋葬坑，埋葬着约有350名受害者。左侧是一处遗骨墓，埋着战后挖掘出来的受害者遗骨。
访华团成员在纪念碑前默哀
周树恩先生的证言（1911年生人）
向访华团介绍情况的周树恩先生
考察团首先向纪念塔敬献了花圈并致哀。当年31岁的周树恩先生，在被日军打得奄奄一息后，却又奇迹般的生还了。他说，现在脊背上仍残留着疤痕。现将其证言归纳如下：
那是1942年的12月5日，天还没亮，也就是四五点钟左右，日军从距离15公里和30公里以外的两处驻地包围过来，目的就是搜捕八路军。但此时的八路军早已撤退了。
日军问村民：“八路军上哪去了？”村民回答说：“不知道。”于是日军便对村民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又是枪杀，又是活埋。等到把男人杀光后，又把妇女们用绳索捆起来和小孩子一起活埋了。光是从母亲怀抱里夺走活活摔死的就有30个孩子。
一个日本鬼子问我：“八路军去哪里啦？”我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用棍棒打，连追带打掉到大沟里，我便失去了知觉。日本鬼子走后我才发现后背被打烂了，伤愈后结成大片疤痕。周先生说着就脱下上衣，让大家看了伤疤。从右边的肩胛骨到侧腹，瘢痕累累。因为周先生说话的语气看上去很平淡，团员们的心境也就像听故事似的，但一看到这位老人身上的大片伤疤时，大家立刻惊呆了。有几位女教师虽极力控制着感情，但还是两眼通红。团员们觉得在战争时期恐怕无法得到像样的治疗吧！夏晓南翻译说：“他右胳膊向上举不起来。”趁周先生一动不动地向人们展示伤痕时，团员们纷纷按下了手中照相机的快门。此后，不知谁说了一句“好啦，就到这里吧”，大家方才作罢。
现将李庆有和周树恩的证言中的一组数据统计如下：
时间：1942年12月5日（审判战犯记录上是“12月28日”）。
周先生脱掉上衣让大家看他身上的疤痕
为迎接访华团参观考察而聚集起来的村民想起当年悲惨情况而伤心的周先生
人口：（当时）1765人。
户数：（当时）375户。
牺牲者：1280人（占人口总数的75％）。
幸存者：503人（包括受伤者）。
全家被害：27户。
寡妇人家：25户。
（据唐山市党史部门调查，此惨案发生在12月5日，当时有30名婴儿被摔死，60名孕妇被剖腹，27户被杀绝，31户只剩下孤儿寡母，烧毁房屋1030间。死难者占总人口数应为72.5％。制造此次惨案的日军为第二十七步兵团骑兵队长铃木信——主编校。）
来犯的日本兵200人至300人。
现在村里约有1600人，尚未恢复到当年的人数。
随后周树恩又讲了他家被害的情况：当时他全家共12口人，其中父亲、弟弟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被杀害了6口……这时，团员中有人问：“请把这6口人详细说说。”稍待片刻后，周先生说：“实际上我的妻子也……”“那么现在家里的女人是……”又有人叮问。周先生一时语塞。夏翻译说：“听说他的前妻也是那次被害的，现在的老伴是后妻，两个人在亲戚的帮忙下生活着。”
周树恩1956年在东北沈阳市审判日本战犯时曾出庭做过证人，为追究铃木启久少将（第二十七步兵团团长）的战争责任做了证言（摄影编辑委员会在回国后作了调查，验证当时审判记录的胶卷中收录有周先生脊背上伤疤的照相底片和证言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