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中国水旱灾害频繁，加上兵荒马乱，人民生计日益艰难，南方近海人民不少谋食海外，到旧金山、域多利、檀香山、秘鲁、古巴及南洋一带。华人到达古巴始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古巴学者写道：“1847年6月3日，‘奥肯多’号轮船运载着206名中国苦力，终于到达了哈瓦那港，十二天之后，另一艘英国帆船‘阿盖尔公爵’号也运载着365名中国苦力的幸存者，进入哈瓦那港口。这样，古巴历史上就开始了奴隶制的一种新形式。” ［古巴］梅塞德斯·克雷斯波·比利亚特著：《华人在蔗糖之国——古巴》，刘真理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古巴盛产糖，需要大批劳动力，于是雇用华人做工。雇主与华人立契约，载明十年或十多年为满工之期，期满后华工有人身自由，可以回国，也可以在古巴另谋工作；期未满时，给工资每月十元或二十元不等。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雇主不守约，对华工多方虐待，还不管华工愿意不愿意，强迫华工一而再，再而三签订契约，使华工根本没有自由之日。
追溯早期古巴华人的历史，谭乾初所著的《古巴杂记》为我们提供珍贵的资料。谭乾初字子刚，清广东顺德人，光绪四年（1878），陈兰彬出使美、日（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鲁）三国时，随同前往，任英文翻译。翌年任驻古巴总领事。他利用工作之便，搜集了各国驻古巴领事馆以及我国驻古巴领事馆的第一手材料，记载了十九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华人在古巴的真实情况。
古巴以种植业为主，多种植甘蔗、烟、咖啡豆、百果等物，贸易以糖、烟为大宗。华人到古巴岛后多被卖入糖寮，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受到雇主的虐待。他们“日未出而起，夜过半而眠。所食粗粟、大蕉，所穿短褐不完。稍有违命，轻则拳打足踢，重则收禁施刑。或私逃隐匿则致之死地，或交官工所边作苦工，或由官工所发售”。 谭乾初：《古巴杂记》，见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侨史资料选辑组：《晚清海外笔记选》，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
华工在古巴没有自由可言，他们当佣工，与雇主签订合同，合同期满，雇主往往强迫华工一再签订合同，获得“满身纸”的华工不多。“工满之后，通令重立合同，再行佣工。佣满复立，逼勒不已，往往至七八年之久，始肯发给满身纸者。” 黎庶昌：《西洋杂志》，第30-31页。华工经常要与雇主再立合同，名曰“帮工”，有的“帮”了多次也拿不到“满身纸”，没有“满身纸”的华工是找不到工作的。在古巴岛上自由出入者，必须要领到“行街纸”，古巴发给外国人“行街纸”，均由各国领事官代领，而中国以前未设领事馆，中国人无法拿到“行街纸”，不少华人冒领外国籍的“行街纸”。如由香港来的，则冒英国籍；由澳门来的，则冒葡萄牙籍；由美国来的，则冒美国籍。古巴岛上沿途设有巡差，各埠均设有官工所，没有“行街纸”的华人一经查出，即以逃工论，拘禁官工所，驱使去做修路等苦工，等待雇主认领，如无人认领，由官发卖，永无自由之日。
第三任驻美、日（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鲁）公使的张荫桓，他在为谭乾初《古巴杂记》一书作序中写道：“古巴在南北阿墨利加州之交，而隶日斯巴弥亚国。其地肥饶，利耕种，尤宜甘蔗糖，次则烟叶，皆古巴致富之道也。奴禁未弛以前，田园富，人不仅千指，咸买自阿非利加洲，展转而流毒中土，闽粤黠者假招工为名潜相拐贩，自道光丁未至光绪戊寅，华人被诱作苦数至十二万六千余，拘役鞭捶，虐甚牛马。” 《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第191页。 被拐卖到古巴为牛为马的福建、广东的华工，成了古巴经济发展的主要劳动力。曾任驻古巴总领事的余思诒在其《古巴节略》一文中记述，华人散居古巴各大小埠，以佣工为主，多在糖寮、烟寮，或在公司矿场承工。富人极少，“昔为商贾者百之二三，有家室者百无一二，解书算者百之二三，通文义者千无一二”。 余思诒：《古巴节略》，见《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57页。李东沅在《论交涉》一文中指出：“闻古巴、秘鲁、亚湾拿等处，岁中所陷华人以千万计，其残忍刻薄，既大伤天地之和，其暗骗明欺，复显背中西之约，惜路隔重洋，无人查办，莫为发其覆而斥其奸耳。” ［清］葛士濬编：《清经世文续编》，第2205页。
据古巴英国总领事馆注册部资料统计，从1847年、1853年至1874年共二十三年，华人由中国到古巴共143040人，船上身故共17032人，最后抵达古巴共126368人。 谭乾初：《古巴杂记》，见《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26页。这里说明华人到达古巴人数之多，但在船上死亡的数目也很多，从这一角度亦可看出古巴华人的辛酸。具体情况如下：
1847年至1874年华人前往古巴统计表 谭乾初：《古巴杂记》，见《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24-226页。
年代来源地出发人数船上死亡人数到达古巴人数1847厦门612415711853厦门、澳门515084346671854汕头、澳门17503917111855汕头、厦门、澳门313014529851856汕头、厦门、澳门、香港6152118249701857汕头、厦门、澳门、香港1010115548547(续上表）年代来源地出发人数船上死亡人数到达古巴人数1858香港、澳门、汕头、厦门164113027133841859黄埔、澳门、厦门8539133272071860厦门、澳门、汕头、小吕宋7227100862191861广州、黄埔、澳门726352267411862澳门400563441863澳门1045949511864澳门266453221321865澳门、广州681040764031866香港、澳门、广州、黄埔、汕头141691126130431867澳门156591297143621868澳门840073276681869澳门7340147558651870澳门13126312491871澳门182717816491872澳门、广州891476681481873澳门548842750611874澳门26771862491合计14304017032126368
光绪五年（1879），中国在古巴设有领事馆，并宣布所有在古巴华人均可获得“行街纸”，于是，华人纷纷向中国领事馆注册登记。奇怪的是，据统计，光绪六年（1880）华民在中国总领事馆注册者共43292人。中国总领事馆亦咨询古巴地方当局，统计古巴华民的实数。光绪十年（1884），古巴当局通知中国总领事官，当时古巴共有六个省，合计华民共43298人。 谭乾初：《古巴杂记》，见《晚清海外笔记选》，第226页。两者相差仅数名。可见，当时华人在古巴尚有四万多人。过去到古巴去的华人十二万多人，如今只有四万多，余下三分之二的人到哪里去了？当然，有些人已回国，但“不过百中一二”，还有一些人以其他国家人的身份登记，也是非常少数。据谭乾初的估计，更多的是“陨身异域”，真是可悲之极。
一位名叫罗伯特·W·吉布斯的外国记者于1860年写了一篇题为《古巴，残疾人的聚居地》文章。文章说古巴残疾人多，死亡率高，尤以华工为最。他写道：“我们对附近的十个种植园做了一次调查。据估计，华工的死亡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四百七十个在这里做苦力的华工，死亡率占48％：其中19％是自杀的；7％死于吸食鸦片；4％是死于逃跑，或是无缘无故的；余下的18％死于疾病。据可靠人士向我们提供的资料表明，在种植园内部统计的死亡率还要高一些。” ［古巴］梅塞德斯·克雷斯波·比利亚特：《华人在蔗糖之国——古巴》，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