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责任心，要想为别人做好工作，可以讲是无稽之谈。作为领导，应当发现这类人，谨防因用人不慎，而乱了自己的工作布局。
乾隆的领导心智是：做人必须要有责任心，做事必须以做人为先。离开这两点，一切无从谈起。
1.须具坐在此、想在彼的本领
“须具坐在此、想在彼的本领。”
乾隆一向尊崇“朝纲独揽”，但久居深宫，又怎能通晓庶务、明察官吏呢？于是，他采取了“广布耳目，收取信息”这一才智。主要采用了以下两种办法：
一是实行密折制度，使信息充分流通将巨僚完全置于皇帝的监督与控制之下；二是恢复军机处，促成皇帝对国家政权的高度独裁。
乾隆为了加强奏折的保密程度，还采用了一些保密措施：一是坚持满族官员奏事用满文，而不是用汉文；二是严禁将奏折中皇上的批语泄露出去；三是为防奏折呈送途中泄密，把奏折放在匣子里，匣子只有送折人和皇帝才能开启。
对密折的批阅，乾隆非常认真，只要属于绝密的奏折，他总是亲自拆封。有的非常绝密，乾隆就索性把内容记在心里，把原折烧毁。到了乾隆十三年后，乾隆废止了奏本文书，密折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如果官员们有了机密的事情要汇报，往往先以密折形式报告皇帝，在明白皇帝明确的意图后，再以题本的形式向专职部门请奏。这时候的请奏仅是走走形式而已，最重要的还是奏给皇帝的密折，这完全保证了乾隆能把大权独揽于怀中。
除了秘密奏折制度，乾隆另一个独揽朝纲的措施即是在乾隆二年出台的裁撤雍正丧期内设置的总理处，恢复军机处。在刚即位时，乾隆是把军机处当作前期政治之弊来撤销的，但头脑敏锐，颇有远见的乾隆很快就意识到：真正的弊端并不是军机处的设立，而是由亲王和重臣把持政务要职。于是，为了充分削弱他们的权力，乾隆又重新恢复军机处并制定相关制度，使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乾隆是一个勤于政务的皇帝，可想可知，天下庶事繁多，每天都有大量的奏折和问题需要皇帝阅览处理，仅靠一个人又怎能应付得了。然而这时的军机处，说白了，其实还只是皇帝个人的一个秘书处而已，里面的大臣所做的事情也不过是些能够贯彻皇帝意旨、通晓文字工作、工作效率也比一般官僚高的高级秘书工作而已。拿乾隆的话来说，“各位纶扉，不过委蛇奉职领袖联班”。与历史上的丞相权力根本不能相比。如果有什么重大决策，完全是由乾隆一个人拿主意出决策，而军机大臣只需要把乾隆每天说的话从口头上移录到纸上，保证无误详实即可。他们本身的种种建议仅供皇帝参考，根本就不能左右局势。在军机大臣的人选上，乾隆完全把皇族拒之门外，但为了保证满族人在清政权中占重要地位，规定首席军机大臣必须为满人。因为乾隆往往只是一人说了算话，便担心军机大臣们有二心，为了彻底收买他们为自己卖命，又规定凡为军机大臣者可不以资历高低为标准提拔自己的亲信。但重要的用人权当然还是在乾隆自己手中掌握着，他曾说过：“朕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即使是乾隆晚期，极其宠信放纵的权臣和也未曾左右过皇帝的用人决策，更何况其他臣子了。
在乾隆时期的清朝官制中，军机大臣还都是兼职的，不是正式的职务。到了乾隆十年，为了能更牢地牵制军机大臣的权力，乾隆出人意料地把他的大舅子，年仅二十五岁的傅恒提拔为首席军机大臣，这样，傅恒可以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宰相”了。虽然乾隆称傅恒“筹画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但傅恒毕竟只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毛头小伙，再有远见卓识，也确实还不大成熟。蒙乾隆如此抬举，他自然会拼上一条命也得为皇帝分些劳苦，并且还可以保证对皇帝言听计从，不会有任何异议，让皇帝放心地在幕后指挥，自己只做个最忠实的传达人。在傅恒之前，乾隆在军机处提拔的还有讷亲，讷亲当时也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满人，他也是考虑到诸因素而被特殊提拔的，可见乾隆用人确是费了心机。
为更牢固地独握大权，乾隆一改雍正时军机大臣不超过三人的惯例，而让六个军机大臣分割军机处的事务和权限，使他们互相监督、互相牵制，不能有任何越轨之举。他还规定军机大臣不能同时入见皇帝。当时傅恒不认识汉字，特许他可以和其他大臣一起入见。对于象征军机处权力的大印，乾隆对其管理极严，印文钥匙分别由值事太监和军机章京保管，为了保密起见，还规定只能由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少年充任军机处听差，还派御史往来检查，不许任何人在外窥探。
在建立健全军机处及其管理工作制度后，乾隆通过各种方式大肆削弱中央和地方其他机构的权力，把权力集中于军机处，由皇帝亲自领导。实质上，军机处权力的扩大，就是皇帝权力的扩大，它不仅将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剥夺，使之名存实亡，而且也使内阁形同虚设。过去的公文处理要经过众多的环节，有了军机处之后，皇帝的谕旨可以直接从军机处发出，下面的奏折也直接可以从军机处递入，这样还大大提高了办事的效率。
乾隆时的军机处职责主要是帮皇帝撰写上谕；处理奏折；审查内阁和翰林院所拟的诏旨；讨论施政方针；为皇帝准备政事参考资料；参与科举考试的工作；奉旨出京查办事件；陪皇帝出巡；记录和积累有关档案事务性工作；对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使用、任免提出参考意见等等。其实军机处已成为辅佐乾隆行使强权的常设中枢机构，成了全国的政务中心。
乾隆时密折制度和军机处，着实为乾隆独揽朝纲，统领国家政务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乾隆的督促下，密折制度和军机处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完善，而乾隆的皇权也得到了空前的集中和巩固。
2.官官相护，积习最为恶劣
为政不能积陋习。乾隆有一句名言：“官官相护，积习最为恶劣”，可见他的眼力极深，看穿了古代官场的本质。的确，官官相护，朋党相投，这一直是封建专制社会官场的一大弊端，这一弊端能蒙弊统治者的视听，使其作出错误论断，危及统治基础的稳固。于是，乾隆在惩处党庇问题上采取了“一追到底，弄清真相”的才智。
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两江总督高晋奏报，说苏州同知段成功纵容家人欺诈、扰累小民一事，经他审讯后，得知是段成功患疟疾时常常昏迷，未能检点其家人的行为，并非有意让他们恣意索取民财。
乾隆看过奏本，马上有了疑问：段成功不过时患疟疾，也不至于因此而昏迷，使下属家人勒索民财吧。而高晋这样奏报，一定是有意庇护段成功。
乾隆的确聪明，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蹊跷，于是传旨对总督高晋严行申饬，提出正告，念他初任两江总督，宽恕其罪并让他和江苏巡抚明德及侍郎四达一起将此案审讯清楚。
在审讯中，得知办理段成功累民案的苏州知府孔传珂、按察使朱奎杨都明明知道段成功是装病用昏迷脱罪责的，但是仍对他免于追究责任。而高晋虽也知其中有隐衷，但他碍于协办大学士庄有恭的面子，才如上面那样报奏乾隆。高晋在受到乾隆申饬后，马上又奏明原委，说庄有恭在同年八月参段成功之罪时，就有段成功抱病被家人所欺蒙之说。
乾隆得知此奏后不免暗暗惊奇，因为案中还审出段成功家人索贿的证据，上面多有段成功的亲笔字迹，这证明庄有恭在八月时参奏段成功时已知道段的所做所为，但他又为何对其包庇，说段成功“抱病被蒙”呢？在了解了庄有恭的实际情况后，乾隆终于明白了原委。原来在乾隆三十年八月，庄有恭虽仍留任江苏巡抚，但已接旨应召回京准备接受另封其职。所以，庄有恭有此举就是因为他离任在即，不愿与江苏官僚同事结怨，便故意留下余地，认为这样不但可以保住自己是察吏安民的好官，还可以博得段成功对他的好感，而不至于离任前还结怨于地方官。
了解到这些情况，乾隆不禁勃然生怒。他训斥庄有恭：“此等卑琐居心行事，尚安得为纯臣乎！是有心欺朕矣。”乾隆这样发怒也是有因可循的，这还得从庄有恭的辉煌履历谈起。庄有恭，在乾隆四年殿试中高中状元，历任光禄寺卿、内阁学士、户部侍郎、江宁学政；到了乾隆十六年，已荣为封疆大吏，出任江苏巡抚；到了翌年也即十七年时，又署两江总督；二十一年，转署江南河道总督；乾隆二十三年降级署湖北巡抚；二十四年调任浙江巡抚；二十七年移江苏巡抚；二十九年擢升刑部尚书，留巡抚任；三十年正月被授为协办大学士，暂留巡抚任；同年八月，即被乾隆召回京。
不难看出，乾隆对这位状元公是十分信任和赏识的，让他一升再升，并且在庄有恭五十二岁之时被召回京，马上就可能入阁拜相了，不意间却闹出如此党庇丑闻，实在是得不偿失。庄有恭做官也并不是毫无政绩的，甚至可以说他政绩突出。他一向“以清廉自励”，史称他“抚江浙，治海塘，重水利，有惠于民”，在民间能有这样的好名声，不流汗操劳，没有半斤八两的精明能干自然是得不来的。像他这样被乾隆重用的状元郎竟会负恩庇党，乾隆难免发火了。所以乾隆说：“庄有恭受朕深恩，特加擢用，乃敢为此巧于市恩之术，实在是太令失望。”于是，他下令将庄有恭革去协办大学士和刑部尚书之职，交刑部严查。
事情本来可以因此而结束，然而案情的发展又使乾隆有了更清晰的思路，由此引出了山西吏治腐败的又一大曝光。被乾隆派去审查段成功一案的侍郎四达奏说，在知府孔传珂和按察使朱奎杨的供词中，均有庄有恭出面要求从宽处理段成功一项。乾隆闻知后更加生气，他又指责庄有恭“居心欺诈”，“此案之上下相蒙，俱有庄有恭授意指使，以致臬司、知府扶同欺混”，如果姑息其过，“何以董正天下督抚哉！”
在申饬庄有恭的同时，乾隆敏锐地抓住了整个事件的最终症结，即庄有恭并非袒护段成功，而是为了有意避开曾保举段成功的另一名官员和其衷。和其衷是新任江苏巡抚明德的兄弟，所以，庄有恭因“恐事发累及举庄，有碍颜面，遂尔心存瞻顾。上司属员，意会色授，各相喻于不言。”
乾隆由此认为，庄有恭自为巡抚，其下面的属员自然是看他的意原而行事，这败坏了官场风气，是不可饶恕的败风败德行为。为了打击党庇，于是庄有恭被判斩监候，于秋后处决。其属员朱奎杨、孔传珂因系从犯，宽免其死罪，发往军台效力。在审结庄有恭一案时，乾隆抓住典型事例，进行现身说法，对官场上下庇护之习进行了严厉的训责：“外省上下和同，官官相护，积习最为恶劣，若不急为整饬，将启党援门户之弊，于世道人心，深有关系。朕力挽颓风，遇有此等案件，惟有严加惩创以饬纪纲。内外大小臣工，各宜守法奉公，痛自湔洗，务使痼习一清，毋蹈覆辙。”
本要结束，孰料一波未平，乾隆接着又查出段成功以前在山西阴曲县当知县时，曾亏空银一万两以上。当调任为苏州府同知时，段的原上司为他把亏空银弥补上。段成功的上司，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原为山西巡抚移任陕西巡抚的和其衷。为此，乾隆下达长谕，痛斥和其衷及有关官员，全部把他们革职拿问。
段成功在山西任内亏空银两，其上司同事不但不揭发他的罪行，还帮助弥补亏空，这使乾隆感到山西官员之间“非寻常徇庇可比”，于是他又连下数谕，痛斥和其衷等人徇私党庇，下令将和其衷判为斩监候，一并革去山西布政使文缓、太原知府刘墉的职务。将那些帮助段成功弥补亏空的知州县官员九十名，全部严加以议处，并马上处死了段成功。
在这一大案中。乾隆明察秋毫，不为任何假象所迷惑，他从段成功纵容家人诈扰的小事，竟顺藤摸瓜，清查出一大批党庇营私的官员。此举对整饬官场恶习，影响可谓深远。
3.惩一儆百，不容异己
除暴灭恶为治政之大手段。乾隆每天有许多要政需要处理，他希望建立新政，找到一条振兴大清的出路。但是实行新政，实现以宽代严的转变，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因为前朝许多大臣和官僚都是靠着刻薄而发迹崛起的，要推行“宽仁”，势必会遭到这些官员的极力阻挠和坚决反对，还有不少官员习于官场旧俗，胸中毫无主见，遇事不计其是非曲直和对国计民生的利弊，因此，也并不拥护新政的实行。为此，乾隆采取了“惩一儆百，不容异己”的才智，以期证明“安良必先除暴，容恶适足养奸”观点的正确性。
乾隆即位后，户部尚书史贻直极言河南垦荒之弊，揭露“小民鬻儿女以应输将”的社会现实。乾隆闻知下谕，对雍正苛严政治的积极执行者田文镜予以谴责，说：“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旨，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王士俊继任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后，督促州县开垦更加严厉，为此，乾隆撤消了王士俊的官职，把王士俊调任四川巡抚，实际上是降了王士俊的职。王士俊在雍正时期颇负骨鲠之名，当他看到乾隆一上台人心思变，陈规不存，遗轨不遵，极为慨叹，于是便进言指斥时政，说：“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雍正帝）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传之天下，甚骇听闻。”王士俊竟然这样去违背皇上的政令，指责新帝乾隆的新政违反了雍正的老政策。
王士俊的这几句话十分厉害。他不仅是针对某一事或几件事，而是指向所有的事，是囊括乾隆即位以来十一个月的整个朝政。王士俊明确指出一些大臣的陈奏都是在翻驳雍正帝的前案，这些人竟敢翻先帝之案，并且加以驳斥，实属狂妄和谬误之举。更为严重的是，王士俊指责群臣以翻驳前案为名，影射新君，实际上把乾隆当作去翻父皇所定之案的不孝之子。王士俊由此彻底否定了以宽代严、革除弊政的指导方针，这不仅涉及到对新皇帝的评价问题，而且关系到新政能否继续施行，若不加以制止，便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王士俊，便会混淆视听，扰乱人心，新政就会有夭折的危险了。
看过王士俊的密折后，乾隆十分愤怒，马上在奏折上严批申饬，将原折发于总理事务王大臣和九卿传阅，又在养心殿召见他们，严厉驳斥王士俊的欺君悖理之行为。他揭露王士俊所说话的实质，说王士俊是“大悖天理”，侮骂皇上。乾隆还详细论证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方针的一致性，强调说：“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如无法久自必弊生，奉行每多过当，不得不因畸重畸轻之势，而为之维持调剂，以归于正直荡平之道，此至当不易之理。乃王士俊訾为翻驳前案，是诚何言，是诚何心耶？”
违反祖制，这是多么重大的失德之行，乾隆当然不会容忍这一指责，他痛骂王士俊“险邪小人”、“巧诈之习，牢不可破，外饰鲠直，以便己私，敢将悖理之言，妄行陈奏。”即令将王士俊革职拿京。原拟斩决，后来又因宽容之策，免他死罪，驱逐回籍为民了。
在雍、乾政治交替时，甘肃巡抚许容也是以刻薄而闻名的封疆大吏。当乾隆下令赈恤灾民，树立自己仁君形象的时候，许容却按雍正时的旧规，仅借给贫民三月口粮，大口每日三合，小口每日二合。乾隆对此甚为不满，下谕说：“政莫先于爱民，甘肃用兵以来，百姓急公踊跃，今值歉收，当加恩赈恤。汝治事实心，而理财过刻。国家救济贫民，非较量锱铢时也。”但是，许容仍迟迟不予照办。
乾隆对许容甚为不满，只好将其解任，为此降谕说：“上年闻甘肃固原、环县等处收成歉薄，贫民乏食，朕知许容性情偏隘，识见卑庸，但知节省钱粮，不思惠养百姓，屡次亲批谕旨，今其宽裕料理，勿使灾民稍有失所。又今资其安插之费，宽其散赈之期，朕之训谕已频，朕之心力亦竭矣。乃许容刻核性成，不但无恫矜乃身之意，并朕旨亦不祗遵。不过循照往例，苟且塞责，罔计百姓之实能安堵与否，是以正当赈济之时，流移他郡者尚千百为群，相望于道。”从灾民的困苦出发，予以严厉谴责。紧接着，大学士查郎阿秉承乾隆旨意，疏劾许容匿灾殃民，结党营私。乾隆下令将许容押解来京，交刑部治罪，部拟杖徒，后来也被缓免了。此后，许容虽也复出为官，但经历这次打击，名声已经扫地，郁郁而死。
在对其他较为严苛的官吏中，乾隆反复阐明宽仁，让他们以休养百姓为己任。广东布政使萨哈谅奏办理征税情形，乾隆下谕说：“征税扰民之弊，朕深知之，看汝办理情形，仍蹈苛刻之习矣，但朕特降宽大之旨者，原欲使百姓实沾恩泽，若汝等稽察不力，徒饱官吏之私，而百姓不被其惠，则汝等地方大员之罪不可逭矣。将此旨传尔督抚知之。”除此谕外，乾隆还分别给四川总督黄廷桂、广东巡抚杨文斌、福建布政使张廷枚等下谕，要他们减轻百姓负担，不要做那些急功近利，苛刻百姓的事。他说，对那些“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此则拂人性、逆人情者”，要严以查办，不能姑息养奸，扰害良民。
在清除严苛的官僚时，除王士俊、许容外，因“严刻”被处置的官员还有很多。山东文登知县王维干杖毙二命，“残忍刻薄，如疯如狂，肆无忌惮，且创设不经见之非刑，草菅民命”。乾隆听说后，让巡抚岳严审定拟具奏，斥责说：“似此酷劣之员，身为巡抚，何以不行查参？著伊明白回奏。以次奉旨严审，不得回护前非，丝毫容隐，自干严谴。”
对一批推崇严刻政治的官僚加以处分，表明了乾隆通过法纪来维护自己政治革新的决心。他决计杀一儆百，让其他对新政不满或存有疑虑的大臣官僚们明白，不守新规、不行新政的人下场会和王士俊等人一样。对严苛官员的处置，为他施行新政进一步廓清了道路，使新政在短时间内就收到很好的成效。乾隆曾反复强调过：“安良必先除暴，容恶适足养奸，此为察吏之法。”也正是在这种谋略之下，他对“奸”者毫不留情，对“恶”者惩除务尽，从而促进了臣民的向心力、凝聚力的生成。
4.不容敷衍了事
敷衍了事，是欺人行为。乾隆力戒大臣有欺隐行为，他对那些苟且塞责以图了事的大臣，绝不宽容。
在明清两朝交替之际，有许多明朝降将在前朝政治腐败、军事瓦解的情势下弃暗投明，反戈一击，成为新朝骁将，为推翻明朝，建立大清帝国立下了不朽功绩。在当时，是降清之臣，还是抗清之臣原是清初衡量人们政治立场的主要标准，为此，乾隆采取了“秋后算账，以正视听”这一才智，却把这个标准改成忠君与否，也即舍弃了政治色彩，变成了实用主义的道德准则。
在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决定按照忠君标准，重新评价那些降清的明朝官僚为贰臣，编纂《贰臣传》。乾隆不以功利主义评论他们为清朝立下的汗马功劳，反而斥责这些变节之臣“大节有亏”，就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面见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也即对他们的品质提出了质疑。《贰臣传》专把在明清两朝做官的人收录其中，以为“万世子孙树纲常。”乾隆还指出“所以致有二姓之臣者，非其臣之过，皆其君之过也。”原因即是明朝皇帝昏庸无能，而使那些有才有德的明朝臣子投靠了新主人。《贰臣传》又分甲乙两编：甲编中是那些效忠于清朝的明朝降官；乙编中是在明清两朝虽都为官，却两不孝忠的厚颜无耻毫无建树之辈。在《贰臣传》中共收明末清初人物一百二十余人，其中人物又可分为五种类型。乾隆下谕要编纂人员对这些降臣加以区别：“入贰臣传诸人详加考核，分为甲乙二编，俾优者瑕瑜不掩，劣者斧钺凛然。”
列入甲编的人物中有原为明朝低级官员，后因功而被清朝升迁的降臣；也有在明朝时已居高官，而降清后仍受重用的降臣。如李永芳是明朝万历末年的一个小游击，清军进攻抚顺，李永芳未战即降，成为明朝官吏降清的第一人。李永芳降清后为清军灭明献计策，功勋昭著，曾被免死三次，他的儿子也为清军重要将领。到了乾隆朝时，李永芳的四世孙李侍尧又深得乾隆信任，任为督抚大员。即使对清朝有这样多贡献，李侍尧世家几代人仍因李永芳降清一事而被乾隆列入贰臣之行。乾隆对此的说法是：“律有死无贰之义，不能为之讳。”
洪承畴乃是在《贰臣传》甲编中让乾隆心里有些矛盾的人物。洪承畴在明崇祯朝，官至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加太子太保，他曾为明朝扑灭农民起义而立下大功，深受崇祯推崇。为抗清，洪承畴又临危受命奋勇杀敌，却战败两次被俘，最后，终于在被捕中降清。降清后，又因受皇太极赏识，成为清军统一全国的得力干将。因崇祯帝对洪承畴也极为重视，在对清军的战役中，崇祯帝曾因误听说洪承畴战死，竟赐祭十六坛，并在城外建祠，准备亲临祭奠亡灵。可见洪承畴确实为一代将才，竟受两朝皇帝推爱。对于洪承畴的评议，乾隆也比较为难，他既指出洪承畴投降叛节，又说他“虽不克终于胜国，实能效忠于本朝”，“则于洪承畴等可深讥焉”。
以洪承畴这件事可以得出乾隆评价忠臣时，连誓死效忠于大清、并对大清做出杰出贡献的降臣，仍不愿屈就称他为忠君之士，而把他列入《贰臣传》，可见所宣扬的忠臣的要求又有多高。为本朝和后世的正统道德着想，他为做人臣之道立下了十分严苛的规矩。
被编入《贰臣传》乙编中的人中，有在明清两朝均为高官、却是两朝奸臣的冯铨等人；也有虽在两朝做官，却在暗中又诋毁清朝的，其中最为出名的是钱谦益。
说起冯铨其人。冯铨在明朝曾卖身投靠大宦官魏忠贤，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后因魏忠贤倒台而受牵连，被削官为民。清军入关后征明官入朝做事，冯铨又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但他仍旧习不改，声名狼藉。乾隆对冯铨之类甚为反感，说对他们只是“不得不加以录用以靖心”，可惜“再仕以后，唯务面见颜持禄，毫无事绩足称。”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明朝万历年间的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后为礼部尚书。清军进入南京时，钱谦益是迎降清军的明臣中官阶最高的人，他降清后仍为礼部侍郎，并任明史馆副总裁，但在钱谦益所著的书中，却攻击清廷统治。对他的人品乾隆极其厌恶，讥讽他的诗作只配去盖酒坛子，根本没有资格自比高洁。早在编纂《贰臣传》之前，乾隆就说：“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誊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掩其失节之羞，大为可鄙可耻。”在他的《观钱谦益初学集因题句》一诗中，乾隆写道：“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间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
除此之外，乾隆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烧毁钱谦益的作品。指出：“钱谦益辈，尤反侧佥邪，更不齿于人类矣。”
乾隆十九年九月，乾隆东巡归京时途经宁远城，见祖氏石坊，有感于祖氏兄弟祖大寿、祖大乐二人立于明而降清，便作《题宁远祖氏石坊》诗嘲讽之。诗云：“火遂谨寒更烽侯，鸠工何暇尚逍遥。若非华表留名姓，谁识元戎事两朝？”原来这是明崇祯十一年，皇帝为祖氏兄弟建了两座石坊表彰他们的忠孝节，可是崇祯十五年松山之战时，祖氏兄弟却叛明降清了。乾隆认为这两人已经变节，旌表石坊犹存，这简直是历史笑柄。而事实上，祖氏兄弟隆清后，对清朝忠心耿耿，并无二意，可乾隆仍对他们心存讥讽。在事清的汉族官员中，像祖氏兄弟这样的贰臣，有不少人以死效清，然而乾隆为标榜其正统忠君思想，仍把他们列《贰臣传》中，让后人评说其是其非，可见他臧否人物之用心仍在于维护清朝统治利益，他这一代清朝的利益，却以封建传统道德和思想来封锁不利于自己的一切言行。十一敬业是成大事之本十一、敬业是成大事之本任何人缺乏敬业精神，都不可能做好工作。领导也是这样，而且要比一般人更加敬业，才能凝聚成一个强大的团队。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更是不能不做到的管理关键。
纪晓岚的领导心智是：做事必须以敬业为本，不能敷衍了事。只能精益求精，就可以赢得信任。
1.越谨慎越放心“谨慎”两字永远是智慧型领导者不可丢的关键。你想，你过于放达，就可能走上险道，走到悬崖边。反之，你谨慎了，想一步走一步，就能够避免麻烦。
作为重臣的纪晓岚属于那个时代，经历“精神凌迟”的文网之劫，落马者比比皆是，网外的更是惶惶度日，如履薄冰，纪晓岚属于后者，以致“立久心茫茫，悄然生恐惧”。因此他认为：对自己越谨慎，才能对自己越放心。
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之时，总有如履薄冰的感觉，这不仅仅是乾隆对编纂工作的挑剔，更严重的是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大兴文字狱。
文字狱的兴起几乎是与编纂《四库全书》同步的。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名义上是为了“稽古右文”、“嘉惠士林”，也就是说，对历代典籍进行整理，以方便士子阅读。而实际上，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统一全国的思想，为其集权统治服务。所以，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发布谕令，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古今群籍”之后不久，就开始了查禁“违碍”书籍的运动。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乾隆降下这么一道严厉的谕旨：为什么各省进呈的一万多种书籍中竟然没有“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这么多的遗书中“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且明季野史甚多，其中“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在上谕末尾，乾隆以严厉口吻宣布：若此次传谕之后，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现，其罪实不能宥，承办之督抚等亦难辞咎！
此后文字狱案掀起高潮。几乎每月都有文字狱案，罪不容赦的大案一年也有十几起。乾隆上谕的当年九月即有直隶人王进献书帖案，并牵涉总纂官纪晓岚。
本来，由于当时实行高压政策，编纂古籍就面临着极大的危险，稍有不慎，误将禁毁书编入四库全书中，都可能被视为有意隐瞒禁书，对本朝不满，更何况哪些该禁该毁，并没有一个标准尺度，完全凭乾隆的旨意。
面对如此形势，纪晓岚特别小心谨慎，他先是积极响应献书号召，将自家几代人积攒下的善本贡献朝廷。据记载，当时全国朝野献书超过五百种以上者有四家，超过百种者共九家，而且绝大多数为江浙人。北方藏书之富者首推纪晓岚，进呈书籍共105种，其中著录者62种，存目者43种，因此获颁赐内府所印《佩文韵府》一部。纪晓岚给乾隆的印象是尽职尽忠的。但尽管如此，王殉的献书案险些将纪晓岚打入地狱。
《四库全书》编纂时，各家私人著述经纂修官审订后也收入其中，这当然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因此，在编纂期间，不断有人将自己的家藏书或私家著述送呈书馆。
王是直隶盐山县回民，乾隆三十九年，他派其兄王琦进京投递字帖于户部侍郎金简，内有诗文三本，又称家中有神书系《滕王阁序》文，又有神联一对，俱系乩仙笔。由于当时文字狱已兴，金简对此十分敏感，就上奏朝廷。乾隆立即将王琦逮捕，随后又将王押至京师审讯。王在供词中牵连纪晓岚：
我祖上有乩仙的字围屏十扇，为乩仙所书，上写《滕王阁序》……还有“鬼神咸钦”四大字。固有翰林纪昀是献县人，我平素慕他才学，又当日讲鸾时乩仙有云：“纪翰林与王俱是圣门弟子，纪昀是子贡转世，王是颜回转世”之语。我想纪昀如今做了翰林，遂欲将仙书仙字给他。三十七年差家人张文礼送与纪翰林，因我备一单帖，纪翰林说我小看他了，不肯收下。张文礼回来告诉我，因此我就搁起来了。
去年十二月内，有纪翰林家先生赵子建也是盐山县人，与我交好，他到我家说，纪翰林现在纂书，叫我将这字仍送给他，只要用手本，不可讲价钱，他自然收了。我于三十九年正月，又将仙字及所做的一篇文章，仍差张文礼送来。纪翰林说：“这鸾字是四十余年之字体，因何不早送来？”仍然不收，发回来了。因此，我因纪翰林不肯收，只得各自做文各自进呈，遂按字迹做了书四本，这四本书是从前纪翰林没有见过的，其中俱是申明四书大义的意思。又有对联一幅，也是仙笔写的，我也抄录下来……我进这书，原为皇上是孝友之君，我句句都是尊君明大义的话，皇上必定赏我追封先人之意。再，我因纪翰林不收我字，原心里气他，随于文内写出“求皇上差纪翰林去取神书神联上来”之意，并无别的情由。
十一月大学士于敏中等定拟具奏，以王“读书不就，遂捏造乩仙对联字幅，希图哄骗银钱，甚至敢于编造悖逆字迹，妄肆诋毁本朝，尤为丧心病狂，情实可恶”，应照“造作妖书律”拟请旨即行正法；王琦发往乌鲁木齐给兵丁为奴；陈洪书以失察，照溺职例革职；千总张成德、外委张仁德曾接书，应杖罚。狂悖书词四本烧毁。得旨：“王著即处斩。余依议。”
或许因纪晓岚近来表现不错，或者是考虑到正是用人之际，乾隆皇帝这次并没有深究此事。但此案让纪晓岚大为恐惧。
在编纂《四库全书》整个过程中，纪晓岚几乎每夜寒灯闪亮，做每字必亲自审阅，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或许他有忌讳，但作为一个大兴文字狱的时代，稍有不慎，被文网之劫罩住的事情都在所难免，不能不说纪晓岚发出“立久心茫茫，悄然生恐惧”的感叹是可以理解的。
2.进退维谷，“严”字当头
大家都读过《三国演义》，都知道进退之术在战争中的运用，同样在为人处世方面，这种进退术也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比战场更需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安全因素往往都是潜在的。编纂《四库全书》，历时十几年，纪晓岚明白，他犹如独木桥上的一辆独轮车，脚下就是万丈深渊，在这进退维谷的十几年，纪晓岚只有谨小慎微，事必躬亲，“严”字把关。
乾隆皇帝为显示自己的高明，赏罚往往出自意外。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十几年岁月里，纪晓岚时刻感到他的头上悬着一把剑，他随时有可能成为冤鬼。因为乾隆帝完全按自己的“意旨”行事，大臣们想揣测也很难。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乾隆就纪晓岚等人所进呈宋人李荐《济南集》中《咏凤凰台》诗中直呼汉武帝其名的问题，大为光火，谕旨责饬纪晓岚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其酷虐不可枚举，号为无道，秦后之人深恶痛绝，因而显斥其名，尚为不可……至汉武帝在汉室尚为振作有为之主，且兴贤用能，独持纲纪，虽黩武惑溺神仙，乃其小疵，岂得直书其名，与秦政曹丕并论乎？要求立即改正。
本来，在修书进程中，禁毁书就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现在，乾隆居然指责纪晓岚将汉武帝列入秦皇一列，是显存不公，讥讽“秦火”之事。这一惊非同小可，纪晓岚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甚至可改可不改的他也改，在“疑似但他学会了”严字诀。
作为总纂官，纪晓岚的日子的确不好过。由于当时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乾隆帝对“夷狄”之类字眼十分敏感，单这方面的文字狱就有几百起之多。纪晓岚对此十分小心，当他发现《四库全书》中仍有“夷狄”字样时，便小心翼翼地改正。谁知，这又惹得乾隆大为恼火。
同年十一月十四日，乾隆在上谕中说：
昨日披览四库全书馆所进《宗泽集》内将“夷”字改为“彝”字，“狄”改成“敌”字，昨阅杨继盛集内改写亦然，而此两集内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屡见于经书，若有心改易，转为非理。如《论语》“夷狄之有君”，《孟子》“东夷西夷”，又岂能改易！亦何必改易！宗泽所指系金人，杨继盛所指系谙达，何所用其避讳耶？
皇帝要求将类似问题加以纠正。吏部承旨，要严议纪晓岚之罪，乾隆还是网开一面，特批免罪。
然而，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乾隆五十二年纪晓岚又犯了同样问题。是年三月十九日上谕说：“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书内称我朝世祖章皇帝与明崇祯四事相同，荒诞不经，阅之殊甚骇异。李清系明季职官，当明社沦亡，不能捐躯殉节，在本朝食毛践土已阅多年，乃敢妄逞臆说，任意比拟，设其人尚在，必当立正刑诛，用彰宪典……该总纂总校等即应详加查阅，奏明销毁，何以仅从删节，仍留其底本？”结果又是将纪晓岚严加议处。
同年五月，乾隆偶然翻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发现其中讹谬甚多，即要求对文渊、文源、文津三阁书进行校对。经过重校，确实发现很多错误，乾隆大为不满，六月初三日上谕指责说：“文津阁所贮《尚书古文疏证》内有引用钱谦益、李清之说，从前校订时何以并未删去？著将原书发交彭元瑞、纪昀阅看。此系纪昀原办，终难辞咎，与彭元瑞无涉。著彭元瑞、纪昀会同删改换篇，令纪昀自行赔写，并将文渊、文源两阁所藏一体改缮。”
在此情况下，六月十二日，纪晓岚“奏请将《尚书古文疏证》内各条遵照删改，陆续赔写，并请将文源阁所贮明季国初史部、集部及子部之小说杂记诸书自认通行校勘，凡有违碍，即行修改。”明清鼎革即改换朝代，在乾隆时是十分敏感的事。纪晓岚愿意将所有明末清初的相关书籍通查一遍，无疑是变被动为主动，让乾隆帝无话可说。但乾隆“得理”不饶人，次日，乾隆一方面对四库编校工作进行指责，另一方面对纪昀的不满逐步升级：“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一书，有引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并《黄庭坚集》诗注有连篇累页空白未填者，实属草率已极，使纪昀一人独任其咎，转令现在派出之大小各员分任其劳，实不足以昭公允。”结果，三阁改装费由纪晓岚和总纂官陆锡熊分摊，江南三阁则由总校陆费墀负担。后来陆费墀因此被革职，忧郁而死，家产仍被查抄；陆锡熊则死在前往东北校书的路上，与他俩人相比，纪晓岚还算是个幸运者。
杯弓蛇影，纪晓岚随即列出有问题的明末清初之间的书数十种。如《国史考异》、《十六家词》、朱彝尊《曝书亭集》、吴伟业《绥寇纪略》、陈鼎《东林列传》等都被指出有问题。但乾隆又倒打一耙，说纪晓岚所指吴绮《林蕙堂集》、叶方蔼《读书斋偶存集》、王士祯《精华录》内“秋柳诗”、查慎行《敬业堂集》内“殿庭草”绝句等并不违碍，又谕令“照常收入”，这确令纪晓岚左右为难。
对于纪晓岚列出十余种书请查禁之事，时任军机章京的管世铭颇有微词，曾做诗说：
语关新故禁销宜，平地吹毛赖护持。
辨雪仍登天禄阁，三家诗草一家词。
自注说：“丁未春，大宗伯某掎摭王渔洋、朱竹坨、查他山三家诗及吴园次长短句内语疵，奏请毁禁，事下机庭，时余甫内直，照例抽毁，其渔洋《秋柳》七律及他山《宫中草》绝句、园次词语意均无违碍。当路颇韪其议。奏上，报可。”
这是时人仅存的对纪晓岚修《四库全书》时的“指责”，这里是说纪晓岚做得过分。岂不知，如果纪晓岚稍有疏忽，可能他就会被罗织一个罪名，身首异处了。
3.不让漏洞露出来有时漏洞是硬伤，可以让人说三道四。编纂《四库全书》的苦差事让纪晓岚大伤脑筋，偏颇之处在所难免，无从下笔更是比比皆是，浩如烟云的“矛盾之处”如何弥合，对纪晓岚来说是个挑战！
编纂《四库全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依照《四库全书》的编纂程序，纂修官首先对各类书籍，包括《永乐大典》中的佚书、内府书、进献书进行初步清理和甄别，再进行详细考订，即版本鉴别、勘误。然后写出提要初稿，叙述作者生平、本书主要价值及在学术上的得失，最后注明应刻、应抄、应存、应改等处理意见。这些基础工作做完后，汇总到总纂官纪晓岚和陆锡熊手中复核。复核过后，纪晓岚和陆锡熊将最后意见呈交乾隆帝审批决定。经乾隆批准收录的书籍即交武英殿缮书处抄写。与此同时，总纂官则对其提要进行修订，从作者的年代、爵里、事迹，到该书大旨、得失等，都给予修改和斟酌润色。
曾任四库总裁、大学士于敏中给陆锡熊的一封信中就称赞说：“提要》稿吾固知其难，非经足下及晓岚学士手，不得为定稿。诸公即有自改位置者，愚亦未敢深信也。”而一旦经过他们的“笔削考核，一手删定后，无不灿然可见”。长达十几年的编书工作也确实使纪晓岚辛苦倍尝。《进书表》中就有“鲸钟方警，启蓬馆以晨登；鹤龠严关，焚兰膏以夜继”之句，可说是夜以继日，精神紧张躯体辛苦。
在具体编纂过程中，也有诸多麻烦。因为《四库全书》卷帙浩繁，引证书目浩如烟海，加之参预编纂工作的人员庞杂，协调起来本不容易，可要命的是还要杜绝违碍文字纂入四库中，这件工作就更复杂。不仅有违碍的书籍要区别对待，分抽毁和全毁两种，全毁似乎还容易处理，抽毁书就不太好处理，因为没有固定的标准，乾隆说有违碍就有违碍，说无妨就无妨，令纂修官很不好把握，处理不恰当要承担责任，加之每个人每天都有进度规定，所以许多人就采取把类似问题“矛盾上交”，留给总纂处理。可总纂也很难及时、妥善处理，因而就留下了许多问题：漏抄、漏改、错字在所难免。这也是为什么《四库全书》纂成后屡有重校的原因。
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纂成后，参与者都曾获得晋级、授官等不同程度的嘉奖。可随着其中问题的不断发现，又有一大批参与者受到严厉处罚，不仅已获奖励被剥夺，甚至被处以抄家赔偿的重罚，搞得家破人亡。而为编纂《四库全书》做出重要贡献的总纂纪晓岚就受到无数次喝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副总纂、纪晓岚的好朋友陆锡熊也受到无数次喝斥、交部议处、罚赔等处分，死在前往东北校书的路上；江南三阁的修改费用则由总校陆费墀一人负担，陆费墀因此倾家荡产，不但被革职，而且不久忧郁而死，家产仍被查抄，对此纪晓岚自然有看法。
赏罚不公的事尤其让纪晓岚对手下修书的人没法交待。当时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王杰，于乾隆五十三年五月续修礼部科场条目，其书不过一千四百余页，而原奏议叙书吏有二十名之多，计每人写书不过七十余页，较各馆议叙实为太优。由于心有不满，所以纪晓岚与王杰曾于事后就议叙问题发生争论，并五十六年正月奏事时，以王杰派人办书勒派银两将王杰弹劾。
这件事虽然是针对王杰的，但其中的含义自然有对四库馆臣议叙微薄、吹毛求疵不满的意思，乾隆自然明白纪晓岚的醉翁之意，本来，乾隆对大学士王杰要多加保护，又见纪晓岚意图很明白，不仅是对所受处分不满，更有对让人出资编书做法的不满，所以听后很不舒服。他不仅亲自为王杰辩解，说王杰此举是对书吏严格要求，况且又没有装入自己腰包私用，就让军机大臣斥问纪昀。
在此情况下，纪晓岚不得已被迫表示悔过：王杰派令书吏出银一事，我一时愚昧之见，原以其既然奏请自备资斧，即不应更令出资交官，与原奏不符，是以与之争论，今蒙皇上指示，王杰派令书吏出银乃系从严，并非从宽，始悟从前过于拘泥，至此项银两实为入库办公，我原未言其有所沾染，今蒙指示，王杰并未携回家中私用，仰见圣鉴高明，至公至允，我不胜惶愧之至。
大学士们在议处纪晓岚的罪状时，又决定采取“从严”的方针，拟议革职。但乾隆又故意“恩出于上”，二月十八日降下谕令：纪晓岚著从宽免其革职，仍注册，但此案非寻常疏忽可比，所有应得饭银公费停支三年，以示惩儆。
编纂《四库全书》完成后，还有一个颇费脑筋的事，就是已成函的书籍抽换问题。本来，由于《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以在编排上，只于函面标写函数字样，而其中的书籍则各自分部，不相联属，并没有整个流水卷数，目的是便于随时添书撤书。可有时候原书部头比较大，而缺乏可供替换的书，或者可资替换的书厚薄又与原书差距较大，如何才能使替换后书函不留替换痕迹，确实令编纂者伤脑筋。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乾隆在阅览馆臣所进书籍中，发现明末清初人李清的书在记载明清之际史实时有所谓违碍处，又非常鄙视李清其人不能殉国明朝，下令抽毁其书。经查，涉及李清书籍有四种，《南北史合注》被编入《史部·别史类》中，《注史同异录》和《不知姓名录》被编在《子部·类书》类中，这三种书年代、卷数相当、可供替换的书比较多，所以抽换之后不留痕迹还比较容易，而《南唐书》合订本被编在《史部·载记类》中，麻烦的是，此类书很少，没有适合替代的书，怎么办呢？总不能让原书函抽掉或空着吧？如此的话，既不美观，更会被后人指责议论呀！更重要的是，皇上也不会答应，纪晓岚实在难办。
可纪晓岚还是想出办法。他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想到了一个做假掩饰的办法：从前武英殿装订《四库全书》时，因为册数函数厚薄各不相同，为了使其整齐划一，便在书匣中垫一些衬纸。现在四阁书内衬纸者很多，何不照此办理呢？况且此书只有六册，为数不算多，只将此匣前后相连的书，适当多加些衬纸，多出此六册书的厚度，不用再补其他书就可以了。也只有这种做法，后人自然才不会产生怀疑，又不影响全书的整体面貌，岂不是事半功倍的事儿？
纪晓岚想到这里，眉心始舒，便与总裁大臣一起上奏乾隆请求批准。乾隆自己本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觉得纪晓岚想的办法还比较周全，便挥笔批道：“照此办理。”
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遇到的此类事情很多，而每次都是乾隆皇帝一道谕令，纪晓岚则需无条件地执行，具体操作起来就要挖空心思，设法弥合。多亏是纪晓岚，无论是什么难题，他总能想出弥合的办法，解决了一个个难题，同时让自己跨过了一个个难关。
4.敬业和纳贤是成功的法宝敬业和纳贤是成大事者必备的两大法宝。如果离开这两点，一个人即使有再大的本事，恐怕也只能做些小事。
纪晓岚所以能完成主持编纂像《四库全书》这样大型类书的工作，除了他本身具有超人的才华，工作认真负责外，他拥有一大批富有才华、尽心工作的学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不仅自己非常敬业，而且能够积极协助纪晓岚的工作，对《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纪晓岚与总纂官陆锡熊、总校官陆费墀等人的关系便是如此。
陆锡熊字健男，号耳山，是江苏上海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召试授内阁中书，深得刘统勋赏识，也由刘统勋举荐，与纪晓岚同司《四库全书》总纂。二人非常契合，交情很深，只是陆锡熊的仕途际遇，比纪晓岚更为坎坷，曾经多次降职，到晚年纂修《四库全书》时，才算安定下来，与纪晓岚同蒙乾隆倚重，官至刑部郎中。俩人修书之余，常常互相唱和，戏谑为乐。有这么一则故事：
一日校书休息，纪、陆二人对坐，陆讲昨天访友之时，他驱车城外，归途经过一处“四眼井”，便休息饮马，眼前情景使他想出一联：“饮马四眼井。”路上想着下联，居然没有一副满意的。
纪晓岚听完：笑着揉了一下鼻子，又用手中的大烟锅，指向陆健男说道：“阁下本身不正是很好的下联吗？”
“你所说指什么？”陆健男不解地问。
“阁下的号。耳山哪！”纪晓岚接着说道：“饮马四眼井‘用’驮人陆耳山”来对，真是再好不过了！
陆健男自然免不了笑骂一场。
纪晓岚与陆健男在工作中结下的友谊确是深刻的。陆健男死后，纪晓岚非常悲痛，并做有《题陆耳山副宪遗像》以悼之。
与许多文人雅士不同，纪晓岚没有山水雅好，说自己与“此事颇无缘”。所以扈从乾隆登泰山，下江南，都懒于放船。在幔亭峰住了三宿，连著名的虹桥仙也没去访，尽管二地仅咫尺之遥。与陆锡熊的“雅调清到骨”相比，纪晓岚说自己“俗病难医”。但这些性格、爱好的差异却没有影响两人坚如金石般的友谊。当纪晓岚看到四库馆中“新交日换旧交少”时，不禁感伤慨叹。其中“蓬莱三岛昔共到，开元四库曾同编。两心别有胶漆契，多年皆似金石坚”正是他与陆健男深厚友谊的写照。
总校官陆费墀是安徽桐乡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编修，充《四库全书》总校官。乾隆五十二年，因《四库全书》讹谬甚多，受罚独重，革职后，郁郁而死。死后犹将原籍家产抄没，作为添补江南三阁办书之用。纪晓岚也曾做诗悼念他。
纪晓岚不仅与自己地位相仿佛的“两陆”关系默契，而且与低于自己的僚属也共见肝胆。
云南迤南兵备道龚敬身早年曾随纪晓岚参与《四库全书》编纂事宜，后于云南去世，纪晓岚特寄挽联悼之：
地接西清，最难忘枢密院旁，公余茶话；思深南徼，惜空留昆明池畔，去后堂荫。
随后又应龚敬身的儿子之求，为龚敬身做墓志铭，纪的评价甚高：
如果没有经邦济世的才能，做官却很顺达，这是人的命；如果做官不很顺达，也是理应如此。如果确有经邦济世的才能，做官也很顺达，这是理应如此；如果做官不很顺达，这是人的命。各知其分，各知其命，事业的穷与达一任其自然，就是贤者之用心所在。至于才能足以使为官顺达，取得的功名也与他的境遇相当，却悄然引退，不欲自尽其用，那么他的见识可说是高远了。我在朝做官至今已经四十九年，所见这样的人可说是屈指可数，回想我的老朋友龚敬身，就属这类人吧！
纂修官翁方纲与纪晓岚也相倾相慕。
翁方纲，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大兴人，乾隆十七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能诗文，精鉴赏。著有《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文集》、《复初斋诗集》、《石洲诗话》等。翁方纲与纪昀为多年同僚和邻居，交谊甚契，二人集中唱和之作甚多。
乾隆四十八年纪晓岚60生辰，翁方纲特做《纪晓岚少司马寿诗》二首以示祝贺：
早闻礼乐献王宫，果见藜光晋秩崇。
武部本离书局掌，中枢仍用阁衔充。
长松格本干云矗，老鹤颜宜近日红。
艺苑群仙齐祝嘏，蓬山瑶岛且生嵩。
兰成射策并韶年，经笥诗名敢比肩。
夹涤研田逢岁获，后山句法有人传。
门生载酒倾千，老友挑灯共一编。
今夜紫云堂畔月，满轮飞向寿杯园。
嘉庆十年纪晓岚去世后，翁方纲又做《纪文达公遗像》诗表达怀念之情。
纂修官、著名学者程晋芳和纪晓岚也是好朋友。程晋芳初名廷璜，字鱼门，一字蕺园，新安人。生于康熙五十七年，世为淮上盐商，家素饶富，性豪爽，喜结天下文士，藏书至5万卷，不治生计，中年以后，家道渐衰。屡踬场屋，乾隆二十七年应召试，名列第一，授内阁中书。三十六年成进士，授吏部文选司主事。三十八年充四库全书馆纂修，授翰林院编修，武英殿分校官。四十八年游关中，次年病殁于西安。著有《尚书今文释义》、《尚书古文解略》等书。其文集有《题纪晓岚先生双榭轩》诗：
耽耽双树轩，昔贤所营治。
岁久剩只影，守故名弗移。
楮彀讵有别，聊当辨雄雌。
荆凡孰存云，得一二可知。
嘉树亦择人，将子来庭。
楹阔称书富，境闲搜句奇。
软红日衮衮，兀坐心弗驰。
浮生拟刻楮，似子真餐芝。
昨者过门傍，大木为风堕。
停车急问讯，轩树是耶非？
答云幸无恙，颜解心融怡。
从知神物护，当亦如子诗。
秋风渐有信，点滴闻枝。
疏蝉庇余响，凉虫络其丝。
何可不图饮，涡此招毋迟。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饱学之士的不懈努力和他们的精诚协作，才使《四库全书》得以顺利修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