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将军是我国近代享有世界声誉的军事战略家，爱国主义者。他一生为探索救国救民的方案，历尽了千辛万苦。更可贵者，是他不断进取和毫不固守己见的精神，当他对各种社会制度实际考察并作了充分比较后，毅然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并寄希望于社会主义，最后无畏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本文拟对杨杰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贡献作些论述，以纪念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完成。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必须求得双重的解放。
杨杰对抗日战争，作过许多全面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半封建、次殖民地的国家。因为是半封建国家，所以政治不上轨道，于是就不注重选用人才，谈不上国家的富强，人民犹如猪犬一样的生活着；因为是次殖民地国家，民族工业不能发展，永远停在农业国的地位，用低价卖出原料，用高价买进成品。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吸中国的血，使中国渐渐成为一个贫血的人，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其中最凶狠的一个。
“日本是一定要侵略中国的，中国必须求得解放，双方的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发生当然是必然的。”杨杰指出了侵略和反侵略，奴役和反奴役，就成了中日战争必然爆发的原因，而中日战争就是为求得中国解放的革命战争。
他说：“抗日战争，中国首先对外求解放，然而自身不先解放，就没有全民族的力量来从事解放战争。……所以，中国的战争是求双重解放的革命战争。”
论解放战争中的杨杰将军春苑论史——杨德慧文集杨杰从中国的社会性质分析，得出当时中国的政治，不适应日本对中国侵略的现代化战争，因此，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性质就必须是对外求民族解放，对内求人民解放，其前提，又必须是改造现实的政治，改变人民穷困的生活，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民族工业，自立更生地创造现代化的新式武器。这种分析，是充分了解旧中国社会性质，了解世界潮流，经过认真研究而得出来的。
他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以及中国抗日战争发展的情况，得出其前途有两条道路：一种是革命的战争，始终是革命的，不变质的战争。这种战争是艰苦的战争，然而，战争的结果是最灿烂的，最光明的。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就是这种战争；另一种是变质的战争，革命战争变成了反革命战争，如拿破仑战争。反革命的战争变成革命的战争，在世界上也曾有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和沙俄，就是这种战争。
杨杰认为：战争虽然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着不同的变化，但是要进行革命战争，必须有一定的原则，这就是战争的利益和从事战争的人民的利益要一致。所以，“中国抗日革命战争不变质，并且坚持到底，……在地球上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堡垒，保卫和平的中华民国，那么南太平洋和近东各小国可早日获得解放，而中华民族就能自由幸福的生存。”
杨杰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比当时苏联所处的情况更为有利。侵略中国的外国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是许多国家的共同敌人，不像苏联当时是一个国家对付十四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同时，中国的空军根据地是如此之多，而且有雄厚的陆军力量，所以要制服日本，中、英、美、苏联合起来，日本必败。因为民主国家是正义的，人道的，而且人多、地大、物博，经济力、生产力富强，现代战争胜负的因素基本具备。所谓东亚新秩序、欧洲新秩序、世界新秩序，全是胡说八道，将要受到严重的惩罚。他们要想消灭世界各民族的政治目标是痴人说梦，中国的胜利是必然的。
杨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的战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处境中，坚定了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原因、性质和结果，作了精辟的分析，符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际。为此，他为争取抗日战争后中国人民的双重解放而努力奋斗。他早在1933年就在长城指挥抗击日本侵略者，又在国民党陆军大学积极培养抗日的一代新军人，1937年8月又赴苏联争取抗日物质援助，1940年回国后，又积极主张亲苏、联共抗日的对内对外政策，并且在希特勒法西斯进击苏联，使苏联一度处于困难的环境中，他科学地分析予见了希特勒必然灭亡的结局，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时，特别是湘桂战役后，他及时提出了“怎样才能练成打胜仗的军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在国统区一面坚持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一面领导了抗日民主运动，使广大人民争取得到抗日的民主权利。在解放区进行了民主政权的建设，使人民获得自身的解放，集中力量，一致投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辛的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求得民族的解放。
然而，中国人民的抗日胜利，并没有改变人民贫穷落后的生活，当时的中国政府，战后也没有吸取教训，尽快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科学技术、独立的兵器工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严峻地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有些人认为，消灭了法西斯轴心国的武装，就能保卫和平。杨杰却说：“法西斯的历史不过二十多年，而侵略战争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要是民主国家阵营里面不仅仅有一种文化；要是在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还有阶级存在；要是这一种文化还歧视排斥企图消灭另一种文化；要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之间，还进行着政治的压迫和经济的榨取，纵使法西斯国家彻底消灭了，侵略战争在世界上仍然不会从此消弥的”。他认为：保卫世界和平，第一、战胜者不再压迫战败者；第二、强大者不再奴役弱小者；第三、富有者不再剥削贫困者。这个世界里永远和平不是用武力来保卫的，而是用彻底解除武装来保卫的。但是，这些原则不会为强大国家所接受，因此，永远的和平只能在国家衰亡以后才能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交战国家，若不能放弃自私自利的狭隘观点，不管最后的胜利属于那一方面，都无从建立永久的和平。”杨杰：《军事与国防》因为“只要人们的思想观念里尚有’利润‘二字存在，这种自私自利的观点，是不会被胜利者自动放弃的。利润促使战胜者变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也爱和平，但是帝国主义者更爱吮吸弱小民族身上那香喷喷的血液。”杨杰：《军事与国防》可见，帝国主义本身就是战争的根源，要建立世界的永远和平，不首先消灭帝国主义是不能实现的。他满怀信心地说：“历史的规律总有一天要把国家推上衰亡的道路。”杨杰对战后战争与和平的分析，给当时的中间派们指出了幻想战后第三条路达到和平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如在中国战区受降一事，理应由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协商，由参战的国民党军队和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划分区域共同受降，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为了战后重建在中国的独裁统治，却垄断了中国战区的受降权，不允许人民武装参加受降，妄图抢夺全部抗战胜利果实。在8年抗战中付出重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在日本投降以后，迫切地要求重建和平的生活，而坚决反对内战，强烈地希望国共之间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不要爆发新的战争，以建立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历史的要求，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这时，蒋介石为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军事上争取时间，也摆出一付要和平的姿态，电邀毛泽东赴渝进行谈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可是，一旦蒋介石认为他已准备好了，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10余万人向中原解放区的宣化大举进攻。全国性的内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重新陷入内战烽火之中。
杨杰对蒋介石的一切幻想也随之破灭，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毅然投入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洪流。
二
为建立反独裁、反内战的民主党派而努力。
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解决后，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已经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解决，决定着整个中国的命运。毛泽东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战争。蒋介石说’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家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8表明了对战后国内斗争实质的科学论断。之后，中共中央在8月25日又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言提出了六项要求及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符合当时中国形势的需要，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而蒋介石集团却坚持独裁内战的方针，因此，各民主党派积极整顿组织或建立新的政党，发表自己的政见。杨杰和谭平山等，就是在这种国内国外的形势下，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会”。
“三民主义同志会”不仅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国民党内部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而建立的政治组织。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皖南事变”后，加强了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使从苏联免职回国的杨杰大失所望。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关怀帮助下，他和谭平山等人，从1943年2月起，组织一些国民党内政界人士及一些民主人士开“民主同志座谈会”。通过座谈，加强了彼此的了解，对国内国际形势在大是大非问题方面提高了认识。8月，组成了10人筹备小组。1944年确定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名称，积极地秘密吸收会员，起草文件，于1945年10月28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三民主义同志会”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宣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正式建立。谭平山、杨杰、陈铭枢、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等7人任常务干事。明确提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专政的法西斯统治。该会的成员，多半是国民党内党龄长、资历深、地位高、影响大的上层人物，并且在他们周围已经团结了许多具有一定民主思想的国民党人士。因此，它的成立，立即在国民党内部和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所组织的“同志座谈会”打破了蒋介石白色恐怖所造成的沉闷、黑暗的局面，座谈会经常向董必武同志汇报，他听了汇报后说：“你们这个座谈会搞得很好嘛！抗战的胜利，民主的实现，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们交了许多同情革命的朋友，也是对党的支持嘛！”董老的鼓励，使杨杰更有信心搞好“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的工作。
在成立大会上宣告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政治主张”中提出：
政治方面：“民联”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作为自己的根本指导思想。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中华民国人民全体”，“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
经济方面：要求实行“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
军事方面：“实行军队国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党派及个人均不得拥有军队。”
外交方面：“废除秘密外交”，“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以平等的地位，切实合作。”
民族方面：“实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依据民族自决权的原则，组成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纠正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切实纠正过去民族仇视之错误观念及行为。”
文化教育方面：“凡中华民国人民均有享受教育之机会”，应“以民主与科学之精神，普及提高公民教育，扫除文盲”，“凡是以妨碍教育、学术、文化进步之措施，均应革除”。
此外，成立大会上还通过了一个《党的改革方案决议案》，主张为了彻底改造国民党，应“废止官吏及公务员必须入党的规定”并大量吸收“工、农、妇女、进步知识分子及进步的工商业者入党”，以便“使本党获得群众的基础，发展为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政党”，“取消党的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并取消中央和地方所设立之法西斯的训练机构，开除封建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土劣、汉奸分子出党，并设立党员鉴别委员会，对全体党员进行鉴别。取消国民党各级官僚的特权。”
“民联”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及改革方案，体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是遵循“总理遗教”去做的，它反映了“民联”领导人的政治思想。谭平山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南昌起义失败后，不适当地被开除党籍；甘祠森亦是共产党员，在国统区做了大量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杨杰早在1935年即提出改造中国的方案，抗日战争时在苏联近三年之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有一定研究，并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一定的向往；其他陈铭枢、王昆仑等人，亦是着名的爱国进步民主人士，因此，它不仅有一个比较进步的政治纲领，而且有改造国民党的有力的全面系统的积极措施。按这一方案彻底改造国民党，把其腐败、法西斯性质进行改造，国民党将同于“一大”时，重新获得新生，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与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恢复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创伤，方能挽救垂死的国民党。可是，一意孤行的蒋介石集团，不但不予接受，而且还当做异端，非铲除不可。结果，只有走向灭亡一条道路。
1947年7月以后，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为解放全中国打下了基础，这是和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革命政策分不开的，其中主要是实行土地改革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土地改革，解放了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统一战线包括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这就团结了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因而，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以后，被表面上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悍然召开了“国大”，通过了所谓《中华民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国家制度，因而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接着，又镇压各民主党派，使许多人幻想的第三条道路彻底破产。以蒋介石集团为首的国民党不容许任何党派与他的意见相反，不容许改变他的独裁专制的旧法统，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各民主党派云集香港。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在香港成立，它包括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选李济琛为主席，谭平山、何香凝、杨杰等为中央常务委员，并发表了宣言，主张联合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行动纲领规定：“本会以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对内对外政策为基本原则”，当前的革命任务是“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建立“普选产生之民主政权”。
民革成立后，就在国外和国内华东、华南、西南等各地区积极建立组织，西南地区由杨杰负责，开展各种活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各民主党派一道，为推翻美蒋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而斗争，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瓦解和崩溃。
三
宣传形势，动员人们，积极投入民主运动的洪流。
杨杰认为蒋介石越来越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为天下人所怨恨”，“蒋介石非垮不可”。于是他到处发表谈话、演讲，帮助人们认清形势，积极投入民主运动的洪流。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很希望杨杰帮助他攻打人民解放军，请他到南京运筹国是。杨杰毅然拒绝，托舶养于“重庆。从此就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他却无畏地往返重庆和昆明，与各界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做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
解放战争开始时，蒋介石的总参谋长陈诚召集记者谈话：“国民党有足够的力量，只要三个月就可以消灭共军，五年内完全肃清残余。”《重庆日报》记者当即到杨杰住宅访问：“您看过陈诚将军对记者的谈话吧？”杨杰答：“看过了，我没有多大见解。但我的看法，共产党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要三个月打垮主力，五年肃清是办不到的。我认为十年打不垮，百年肃不清。”
解放战争刚开始时，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行了全面的进攻，抢占了105座城市，大有一举消灭解放军之势。国统区人心惶惶，敢怒而不敢言，对战争的结局忧心忡忡，对中国的前途万分担心，而杨杰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军事战略家，对记者的回答，不能不说是对人们给了一颗定心丸。因为人们知道杨杰不会无根据的胡说。早在希特勒进攻苏联、法西斯气焰嚣张之际，杨杰在“评苏德战争”座谈会上及在《大公报》、《新华日报》发表的文章，都科学地预见了战争的结局是法西斯的失败，希特勒的灭亡，德国民族仍然存在、发展的结论；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剖析，战争的结局证明了杨杰的预见是正确的。
1946年6月，云南省立中等学校教职员协会，邀请杨杰在求实中学礼堂演讲，题目是《国防与教育》。他简单地描绘了抗战开始时苏联人民对我国所给予的人力物力的帮助以及精神上的鼓励。接着他介绍了自己的国防理论。由军事谈到生产，从科学谈到教育。他说：“苏联教师被称为人民的导师，他们受尽尊荣，而我们的教师则一天到晚吃不饱，不敢说话，被视为仇敌，你们应该好好地团结起来，大喊大叫，来震醒这些麻木不仁。”他的讲话在处于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这位军事家的敬意。
三大战役结束后，杨杰对青年学生们演讲说：“徐州是四战之一，必须是四战之军，共产党方面高级指挥官是刘拍承、邓小平，陈毅、栗裕、是龙、虎、豹、彪。蒋介石用刘山寺，此人连一条豺狗也不如，哪有不败之理……”。
这段时间，他还与国民党左派张天放联系，商量组织发展云南“民革”的工作。杨杰对张天放说：“蒋介石是独夫，非垮不可，反对他的人多得很，我们现在要朝这个方向做工作，多联系些人，非把这家伙打倒不行。”此后，他们组织了一个“双周聚餐会”，组织一些进步人士，定期进行形势讲话，以聚餐形式进行活动。后来，以“双周聚餐会”为基础，发动昆明万人签名，公开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闻一多、李公朴、冯素陶、楚图南等都积极参加签名，并由张天放拟了一个稿子，经闻一多修改，以通电形式公开发表，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
民主人士杜重石在成都筹备追悼李公朴、闻一多大会，因撰写了一副挽联，被警察局逮捕入狱。出狱后，在重庆筹办一个“新群文化图书公司”，出售进步书籍。参加这个公司的是一些进步民主人士。杨杰知道后，向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邀请一些川康军和“哥老会”的人参加入股以冲淡特务的注意；二是不要用“新群”二字为名，以免被特务认为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变相组织。杜重石采纳了第一个意见，忽视了第二个意见，结果，“新群”开张营业后不几天，特务便找上门来进行一连串的挑衅活动，杜重石不得不把“新群”改名为“现代书局”。
杨杰还积极支持进步报刊克服困难，使之正常出版。1946年陈赓雅在昆明龙院村黄土坡小屯村，办了一份《民主报》，由于它的内容多是宣传进步新闻，因而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经常找《民主报》的麻烦。陈赓雅去找杨杰商量对付的办法。杨杰提出把《民主报》改为《民生报》。于是就正式申请改名，声称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宗旨。理由是重庆也有《民主报》，为避免混淆，所以申请改名，国民党省政府民政厅也就同意了。这份报纸受到中共南方局的关怀，原来的社长陈赓雅改任副社长，杨杰为社长，张天放任经理兼编辑，编辑还有谢爽秋、朱子光、柯逢春等人。吴克坚还准备派《新华日报》编辑、记者来参加工作，加强共产党对《民生报》的具体指导。后来由于《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此事遂未实现。
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被迫“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蒋介石退居幕后操纵。李宗仁做了代总统后，电邀杨杰到南京共商国是。杨杰派秘书陈复光作代表。陈回来向杨杰报告，李宗仁迫切希望与杨杰合作。然而，此时的杨杰已经认识到只有走民主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才能真正独立富强，毅然拒绝与李宗仁合作。
蒋介石为转移人民的视线，指使特务大造谣言：“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了”；“共产党没有几天了”；“美国的原子弹厉害得很”。当时国民党里许多人对蒋介石不满，但又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打起来，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反蒋就有困难了，所以有些人产生了顾虑。
针对特务的谣言，为了安定人心，杨杰利用各种形式，召开记者座谈会，找民主人士谈心，公开发表演说等等，说明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不会爆发。有人问他，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他说：“二十年内不研究世界大战，因为目前不会爆发。打大仗要有条件，不是心血来潮，想打就打得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的国家被削弱，有的国家被打垮，所以短期内打不起来。”又说：“蒋介石是独夫，他不垮我去做和尚，过去的革命过去了，现在重新来”。杨杰对形势的正确估计启发教育了许多人。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杨杰在解放战争中，在民主运动的洪流中，表现出不平凡的斗争艺术，使各种争民主、反内战的活动，能在白色恐怖下进行，对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四
帮助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职员工认清形势，坚定起义的决心，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
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重庆陆大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在解放军“三野”杭鸿模及“二野”陈济生先后到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工作后，陆大教务长杭鸿志等人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在陆大准备起义。但是，思想工作是起义的关键问题。陆大是蒋介石培养骨干的大本营，思想工作做不好，危险性是很大的。因此，杭鸿志就去找杨杰商量，希望杨杰帮助他解决这个难题，也就是想请杨杰去做陆大教职员和学员的思想工作。杭鸿志是陆大第十三期的学生，是杨杰亲手培养的，他深知杨杰在陆大教职学员心目中的地位及威望，只有杨杰的讲话，才会使他们信服。
杨杰考虑到，要策动陆大起义，首先要做好教官的思想工作，通过他们再去影响职员、学员和家属。而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没有什么思想包袱。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针对这种情况，杨杰就到陆大去做起义的思想工作。
1949年6月的一个晚上，杨杰在陆大教官联谊会上用诚恳坚定的语气，向教官们讲了话。对当时的形势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有人鼓吹“三个月消灭共军”的大话不仅落空了，反而出现他们有被共产党消灭的局面。我记得，1940年我从苏联回国不久，万耀煌教育长曾邀我到陆大讲过有关希特勒德国发动侵苏战争的问题，我认为希特勒的结果不会比拿破仑好，可能还要坏。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民皆兵，幅员辽阔，就象一张吸墨纸，希特勒德国的那点军队等于墨水，会被苏联吸干的。今天国民党军事由优势变为劣势，败局已定，无法挽救，中国是红定了。这次讲话，对教官们起了启示作用，动员作用，使他们认清了形势，为陆大起义作了初步的思想准备。
在这次讲话之后不久，杨杰再次对陆大的全体教、职、学员作了一次形势报告。他用亲和力和离心力的道理，阐明共产党是亲和力在起作用，也就是他与老百姓的关系搞得很好。人民解放军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力量越来越强，由劣势变优势，情报工作搞得好，士气旺盛，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的纪律不好，与老百姓的关系也不好，兵源困难，士气低落，情报工作搞得不好，打瞎子仗，由优势变劣势，所以打败仗，这是离心力在起作用的结果。杨杰在科学地正确地判断了人民解放军将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作战部署。他认为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是在长江以南（当时西北还未解放》，指向川、黔、滇，（在黑扳上划了一个大箭头→）这是大迂回包围战略部署，以切断西北胡宗南部队和四川部队的后路，使这些部队无法逃脱。这一战略部署的成功，将使大西北不战而获得解放。
杨杰对陆大全校人员的形势报告，分析得很正确，很有说服力，特别对他在军事上分析远见卓识，深为佩服。对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的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他们的前途将怎样？共产党会不会还用他们呢？这是他们最关心的切身问题，为此，杨杰介绍了苏联对帝俄时代的旧军官重用和优待的情况，认定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一定要创办正式军事学校；也一定会象苏联那样对待我们，因为我们具有一定的军事技术知识和教学经验，对军事教育还是有用的。此外，我们对共产党没有深仇大恨，所以，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一定会用我们的。希望大家不要顾虑，也没有忧虑个人前途的必要。
经过杨杰对陆大教职员工的耐心诚恳的解释，也由于他过去在陆大教职工中的威望，大家对他的讲话深信不疑，使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顾虑消除了，坚定了走起义的道路。有些陆大的校友，在陆大教官的串连下，得知杨杰讲话的内容，也愿意参加陆大教职员工一齐起义，甚至在白崇禧以重金邀请教官们去他那里工作时，也毅然拒绝了，少数教官想飞台湾的建议，也被否决了。
1949年12月1日上午，国民党重庆陆军大学终于宣布起义，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参加陆大起义的人员，绝大多数分配了工作，特别是教官和学员，几乎全部分配在人民解放军各军事院校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党和人民的信任，使他们能够为建设一支真正强大的人民军队贡献力量。
1949年9月19日，杨杰接受周思来同志的邀请，赴北京参加新政协，途径香港时，被蒋介石特务杀害了。杨杰虽然没有亲眼看到陆大的学员终于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但是，陆大的起义，足以安慰九泉之下的忠魂。陆大的学员至今没有忘记，他曾把全部知识、精力与希望倾注于陆大学员的身上。曾经苦口婆心，呕心沥血教导他们做个真正的人。特别不会忘记，当他们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杨杰再次给他们指出了正确的人生道路。
杨杰为缩短中国人民的痛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无私无畏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党和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位民主革命的战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杨杰为革命烈士。
纵观杨杰在解放战争中的贡献，特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杨杰之所以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党政要人、蒋介石的智囊，转变成为一个无畏的民主战士，是因为他始终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持下，希望祖国独立自主，富强康乐，甩掉落后国家的帽子，不让帝国主义任意宰割。因而他努力探寻救国救民的途经，历尽千辛万苦。他一贯主张中国必须走先强后富，再以强益富的道路。而国强要建立在自立更生的基础上，所以，30年代，他根据中外古今的实例和东西方不同的社会特点，提出了“中国强盛之道”的建国方案；40年代，他根据民族矛盾为当时主要矛盾，提出了“抗战建国”同时进行的强国之道；抗战后，他提出了全面系统“改革国民党”的方案。然而，一个个的方案随着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发展以及一意孤行的现实而化为泡影。
第二、由于杨杰所处的环境及其特殊的地位，他对旧中国的社会、蒋政权的各种机构，了解得十分深刻，他坦率地、刚直不阿地抨击腐败的人事制度；告密同僚、排斥异己、迫害人民的特务组织；士气低落、不能打胜仗的军队等等，然而，他的这些善良的愿望及希望祖国进步强大的抱负，却一概被付之东流。
第三、杨杰对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察和研究、比较、得出了社会主义制度比任何主义、制度都优越的结论。他认为：“苏联是现在世界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它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斯大林宪法颁布以后，便实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的选举，由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过渡到全体人民的民主政治”。它的经济是计划性的，其“经济建设的特点是工业化、军事化进行两面同时作战的经济体系”。它的国防建设是受恩格斯“武器、编成、组织、战术和战略等，第一是依存于当时的生产阶级和交通状况”的军事理论指导的。他从军事观点出发，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人‘的问题；它的经济任务也解决了国防建设中’国防物‘的问题，因而苏联的社会制度，是建设理想国防的最好制度。”苏联的外交政策，本质上就是一种掩护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发展的武器。“因此，”比一切其它国家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更能正确地把握现实“17从而，杨杰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寄于无限的希望。
第四、蒋介石不能容忍杨杰的”大炮“嘴巴，不能容忍与他意愿相违的各种主张，因而，不仅处处对杨杰掣肘，还派特务监视杨杰的一切行动，杨杰终于对蒋介石完全失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杨杰热情关怀，诚恳帮助，无比信任，董必武把许多重要的党的情报交由杨杰传递出去，杨杰无比感动：“过去的革命过去了，现在重新来。”于是，他坚定地投入了民主革命的洪流，无私无畏地为中国的解放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