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交与政治的关系
杨杰不仅是位着名的军事战略家，而且是位有才华的外交家，他在20世纪30、4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较有成效的外交活动，特别在抗日战争中，由于他发挥了外交才能，为中国的抗战争取到了许多国家的同情与支持。对他的外交思想进行一些研究，对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史，亦有一定的益处。
杨杰认为：外交是国家政治力量的扩充。
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大家关起门来，自己解决自己的事，不和外国来往，外交关系就不会发生。可是有些国家，因为文化程度较高，或者因为经济特别繁荣，或者是因为政治力量特别强大，它们就突破了国界冲到别的国家里面，和别的国家的文化、经济或政治力量接触。因为国家是政治性的组织机构，纵使国与国之间最初发生的是文化关系或经济关系，政治力量也必然跟着进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政治力量彼此接触，外交关系便自自然然地发生。可见，外交是在两个国家或许多国家利害冲突的摇篮里产生的，外交结束了这一次战争，再制造下一次的战争，所以外交又是军事的延长。外交也是战争方式之一。
杨杰从军事观点出发，认为政治“是尽量提高自己的战争警觉性，加强自己的军事准备，同时，用政治性的催眠术把敌人催眠，使他迷迷糊糊，莫名其妙。”他打比方说：一个强国蓄意吞并弱小的邻国，暗地里早已准备得妥妥当当，而表面上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使弱小国家根本感觉不到有被侵略的可能，等到一觉醒来，再作准备，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对于敌国所提出的要求，表示“欣然同意”，以作明哲保身之计。假若弱小国家有高度的战争警觉性，一面修道保法，励精图治，一面催眠强邻，使它安分守己，根本不作侵犯之想，也可以保持国家民族的安全。这都是外交的最好办法。
杨杰将军研究外交和政治是分不开的，有些政治工作，要由外交官去执行；有些外交工作也含有政治的成分。但是，政治和外交并不是没有区别的，政治是思想方面的、心理方面的战争；外交虽然和思想也有关系，却更接近物质的军事实力。杨杰说：“政治的着眼点是尽其在我，是求己的，内向的；外交的着眼点却着在对方，是求人的，外向的。”杨杰用商人做生意的方式来解释：政治就是增加自己的资本，外交就是利用别人的资本。
杨杰以上这些论断、这些比方，就比较清楚地、生动具体地说明外交和政治的关系，而且也明确地说明了“外交是国家政治力量的扩充”这一观点。也可以说就是政治战。当然它们还是有所区别。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政治战呢？换句话说，政治战的目的是什么？
杨杰指出：政治战的目的，就弱者来说，是使强者不作向外发展之想；就强者来说，是使弱者放弃抵抗的准备。假如强者已经有了向外发展的野心，弱者已经在作保卫国家生存独立的准备，敌对的意识非常显明，由敌对的意识燃烧起仇视的情感，由仇视的感情发展为战争的行为。这样，双方都要付诸武力解决，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
大家都知道，战争是残酷的、悲惨的，人民要付出代价，要出钱、出力，要放下工作器具，放下舒适的职业，放下安定的生活，或到前线去打仗，或到后方制造武器，担任运输，夫离子别，家庭离散了，国库空虚了，社会秩序破坏了，人心惶惶，死亡载道，长此以往，后果可想而知。因而战争既然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所以就不能随便轻易发动战争，不能感情用事，要用理智的方法来解决，要考虑分析到对国家民族有利，才能进行；对国家民族不利，就不能进行。所以，虽然情势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严重关头，还是要想办法制止战争，于是使用外交手段就非常重要，有本事的外交家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往往能化干戈为玉帛，使敌国放下战争武器。这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以及世界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但是，现代化的今天，外交要有强大的经济、军事、技术做后盾，互相配合才有力量，效果就会更好，因此，也可以说，外交是军事的延长，是战争的一种方式。
杨杰所追求的是不流血的理想的战争；合乎理想的战争，就是不战而胜的战争。要做到这点，要取得这种理想的胜利，只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政治战，另一种就是外交战。才能达到这种目的。
由于这些原因，杨杰非常重视国家的外交政策，并把它作为国防力量四面体应用的理论之一来论述。
杨杰分析了外交的各种形态：
普通之合作：两个国家和两个以上的国家，遇到国际上某种问题的发生或是预防某种问题的发生，彼此利害相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在外交上采取一致的行动，通常称之为合作。
军事同盟：外交上的合作，做到所谓“一个鼻孔出气”。这种合作可以叫“文人合作”。虽然，舌剑唇枪，也可以解决许多问题，然而力量到底有限得很，等到口头的争辩失掉了效用，要想贯彻国家的意志，便非摩拳擦掌，准备动武不可了。利害一致的国家，这时候便由相骂的合作进步到相打的合作，变成攻守同盟。攻守同盟是“文武合一”，也就是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合作。
国防面的合作：为了保证未来并肩作战的胜利，为了加强同盟的作战力量，技术优越的国家往往派遣技术人员到同盟国去充当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工程师，帮助同盟国改革政治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帮助同盟国改良军制，编练新军；或指导同盟国进行生产建设，充实国防。因此，两个国家由线的合作，变为面的合作，即“国防面”的合作。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德奥同盟，就是这种典型。又如“七七”事变以后，英、美、苏三国在外交上、经济上、技术上直接间接地给了中国不少援助。等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德、意宣战，中国也跟着对日、德、意宣战，但是中国并没有同英、美正式缔结军事同盟，中国的军事行动不受任何限制。
过度的合作——吞并：两个国家的合作，万不可四点相合。假如四项统统合在一起，两个四面体变为一个四面体，小的就被大的合并。1938年4月10日，投票决定的德、奥合并，就是奥国先把匈国吃掉，德国又把奥国吃掉，奥地利就进入了德国的肚皮。
保护国、殖民地：强大的国家把弱小的国家并吞之后，就要想方法把它消化。初吞下去的时候，在形式上看，大多数是完整的，实际上无论内政外交都不能自己做主，一举一动，都要听命太上政府。
殖民地的政府，有经济力量，有技术力量，有时也有军队。但殖民地的人民只能当兵，没有资格当指挥官，绝对服从宗主国的命令。殖民地的军队权被消灭以后，再进一步便实行愚民政策，不许殖民地的人民设立大学受高等教育，不许殖民地的人民充当技师，消灭他们的技术。技术消灭了，创造发明的本领没有了，殖民地人民只能做粗笨的苦工，赚极少的钱，原有的财富被剥夺了、没收了，经济基础根本丧失。一个独立的国家于是完了。接着就是消灭“人种”。这便是日本消化朝鲜的过程，朝鲜消化完了，消化“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消化完了，就要起来消化整个中国。日本的“大陆政策”就是消化中国的政策。
杨杰说，所以“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否，是要看他有无军权和外交权。一个民族的兴亡与否，是在他有没有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
杨杰对以上五种外交形态的分析是符合世界外交惯例实际的，他分析了各种形态后，还结合了具体例子，结合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日本的大陆政策。这些例子，使人看了触目惊心，怎么还能迷迷糊糊睡大觉呢？怎么还能不振奋求民族生存，和敌人决一死战的决心呢？这些都明确地说明了外交与政治关系。
他认为：凡是具有民主精神的政治制度，事情没有办不通的。因为民主精神就是政府的一切政策不违背全体人民的利益，当政府的利益和维护人民的利益相冲突时，必须牺牲政府的利益以维护人民的利益；当少数人民的利益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相冲突时，必须牺牲少数人民的利益以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所以，包括内政外交的政治，外交也可以解释为“政治的外延”，政治建设的路线有了，外交问题也就不难而迎刃而解。从以上杨杰对外交的分析及论断，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了外交和政治的关系。
二、外交与国防的关系
杨杰首先从我国历史上找出了外交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外交要有对象，即国与国的对立。在古代，虽有国家，但是处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下，当然就不可能发生外交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要通有无，增进生活，又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及人类欲望的增长，因之，商业关系由国内延长到国外，国与国的接触逐渐多了，于是纠纷迭起，为了解决纠纷，保护人民对外的利益，国与国之间便派遣使节来维护本国的利益。其后，由经济关系进一步发生政治关系。
就拿中国周朝来说，周朝虽然确立了封建制度，实际上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仍然保持着对立关系，如时聘以结诸侯之好，诸公之臣相为宾客，就是指彼此互派外交官吏，但是，国土有大有小，人口有众有寡，土地有肥瘠，国力有强弱，依照人类有求生求存的欲望，于是强凌弱、众暴寡的事发生了，互相征伐，苏、张之流创造了合纵连横，大显神通，使列国的刀锋，随着他们的舌头跑，这就是我国古代外交史的特色异彩。这也可以说明外交政策的重要及它所起的作用。
我们知道，国家有求安求全两种，弱小者求安，强大者求全，所以就产生了军事同盟，军事同盟就是利用他国的军备，以求造成优势以制敌。而同盟又非运用外交不可，例如英法同盟，英美苏同盟等等。孙子有伐谋伐交之说，又说七种条件把它和敌国分别加以较量。由于古代间谍制度尚未建立，情报工作由外交使节担任。根据上面的情况，杨杰指出：由此可知，由经济上利害关系发生外交关系，外交关系又引起彼此间的安全感觉而需要建设国防，于是，由政治战发展到外交战，由外交战发展到军事战，这就是战争发展的规律。
可见，国防与外交是同时产生的，外交的本能就是为国防服务。
所以，西方人认为外交官是带有危险性的人物，彦利瓦屯说：“大使是派出去欺骗外国来谋己国利益的人”；英皇亨利第七寇克不准外交官在英逗留；法国使者久驻波兰，波兰议会提出警告：“你若不走，我们把你当做侦探。”这些都证明外交官吏首先有了作侦察的事实，才会引起这种反应，同时，也说明了外交为国防服务的事实。
为此，杨杰指出：“随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进步，外交已成为一种系统完整的政治科学，而外交的运用，又是一种艺术，而外交活动的表现上，却由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种族的、心理的、宗教的种种条件来决定。”不管外交活动的方式千变万化、多种多样，而外交活动的中心永远不变，这就是国家利益所在。
所以，当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不利于作战的。因此，孙子说：“强而避之”。弱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争取和平，避免引起任何战争。在和平空气的掩护下，赶紧整顿国防，建设国防，充实国家的自卫力量。同时和敌国的敌国团结成军事同盟，以加强自己的防卫力量。如果敌国有同盟国家的话，就离间它们，使他们散伙，使敌人势孤力弱，就不至咄咄逼人，挑动侵略性的战争了。而且要以先败不可胜为第一个目标。
现在国防理论已成为一种有系统的科学，政略、战略的纠纷已迎刃而解了。国防科学把整个国家当做一个有机的战斗体，它是科学的综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是国防体系的一环，政略、战略都由国防组织来决定。国防科学出现后，改变了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相互关系，将各种矛盾统一了，即是一切都以国防为中心，它们更加密切、更加协调。因此，不仅外交政策应取决于国防政策，其他政策都应取决于国防政策。
杨杰根据他以上的观点，他提出了外交与国防关系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外交政策与国防政策利害一致者，弱可以转强，强可以变得更强。
第二，外交政策与国防利害不完全一致者，强的变为弱的，弱的变为更弱。
第三，外交政策与国防政策利害相反者，强的失败，弱的要彻底失败，甚至不论强弱均被敌国征服灭亡。
这三个原则是读历史的一面镜子，也是衡量外交政策、观察外交活动，判断优劣得失的一个尺度。
可见外交与国防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如此重要。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关系，杨杰举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做例子：
日本在19世纪中叶外受侵略，内则藩阀幕府混战，政治贪污腐败，到1868年明治维新时，幕府还政，废藩还封，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于是日本在主观、客观的需要下定下了“大陆政策”，日本的国防建设便以实现“大陆政策”为目标，他的外交政策即以实现此政策为任务。
明治初年，西乡盛倡征韩论，伊藤、岩仓由欧美返国，竭力反对。明治十七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日军阀又主张以战争手段解决之，伊藤又反对。明治派他和清廷交涉，把当时的朝鲜变成中日两国共同保护的朝鲜。伊藤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知道日本国防力量还不充足，所以用外交来掩护，使优势的国防在和平空气中逐渐完成。经过27年的准备，甲午之役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
中国军队崩溃之快，出人意料，德、俄、法三国出来干涉，德、俄、法调动大兵做后盾，情形十分紧张，当时明治在广岛开会对付。日本退回辽东半岛，却得了三千万两银子做日俄战争的本钱。所以，甲午战争以后的日本国防建设与外交活动，则以准备对俄作战为目标。
日本对俄作战最大顾虑是法俄同盟，所以日本的外交便把握着英俄在远东和印度的利害冲突，于1902年，缔结英日同盟，规定共同维持中韩两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日俄之战，俄舰队又被日各个击破，而俄国内部又酝酿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美国的罗斯福出面担任调停，随后，《朴次茅斯条约》签订。经过这一次战争，日本便成为东亚的霸主了。日本的成功也是他的外交政策和国防利益完全一致的结果。所以说，外交为国防而服务。
由于科学的发展，交通的发达，战争范围的扩大，使外交和国防的关系更加密切。今天的战争已经不是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的战争，而是这个国家集团和另一个国家集团的战争，一个国家若要准备应付现代的集团战争，必须事先形成若干国家的联合国防。于是外交家就要想法去完成这一重大的任务，就必须以敏锐的眼光把握住未来战争的性质和趋势，以决定采取一种积极而有效的联盟政策。同时，外交家还必须尽量利用其他国家的力量来加强自己。国力尚未充实，国防建设计划尚未完成的国家，外交家的任务就是争取和平，缓和本国与敌国之间的冲突，如果已经发生纠纷，就要想法消弭，同时，积极地拉拢其他国家，增进相互间的友谊，为战时的军事同盟铺下稳固的基矗如果战争无法避免，一旦发生，外交家就要想法拆散敌人的盟国，使敌国陷于孤立，说服其他国把敌人包围起来，使敌人放下武器投降，利用别国的军队打仗，自己流最少的血，得到最大的胜利。
杨杰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防已经集体化了，战争已经全球化了，未来的战争与国防，必须顺应着这种趋势有加无已。外交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愈加重要了，和平与战争，胜利与灭亡，和外交家的嘴巴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外交家不单是促进国际局势演变的媒介剂，他们实在还有旋乾转坤的大力。因此，外交家人才的识拔和培植，在今天是特别重要的。”
从以上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战争集团化增加了外交的重要性，外交政策是国防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外交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掩护国防的建设完成；一个是发扬军备的威力，利用别国的军队打仗，以扩张战争的效果。
三、外交与情报的关系
我们知道，外交是政治的延长，也是军事的延长，外交也是一种战争。要保证外交的胜利，也得要事先了解敌人的情况。正如孙子所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所以，必须把对方的情况和国策弄清楚，才能和他谈外交。
杨杰之所以是位很有才华的外交家，而且处于中国经济、技术、军事都比较后进的情况下，后盾是很薄弱的，他还能通过各种外交手腕，在抗日战争中获得了许多国家的军事、物资及贷款的援助。这除了他的外交才华外，和他了解各国的情况和国策及外交政策是分不开的。
杨杰认为：美国号称“金元帝国”，是有钱的，他的国防力量，以经济做支点，拿经济力量去提高技术，扩充军备。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很简单的：当侵略者剑拔弩张的时候，它大声疾呼地叫喊和平；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它只好起而应战；当它以单独的力量对抗不了侵略者的时候，它口头上谴责侵略者；当侵略者威胁到它的利益和安全的时候，它宣布门罗主义，要求整顿国防并支持侵略者，以阻止侵略者的进展；当侵略者真正侵犯它的时候，它就号召一切反侵略国家成立联合阵线。
美国主张援助中国，就是因为他知道：帮助中国就是防止日本向别的地方冒险的有力保证。同时，他竭力促进美苏两国的友好，消除两国的隔膜，因为他预见到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除非美国加入中、苏、英联合，将日本四面八方地包围起来，否则短期内击败日本是不可能的。
英国的生命线在海上，英国的敌人最多，虽不愿意打仗，但是却没有方法能够避免战争，两次世界大战，英国都是主要角色。英国知道自己的命运，所以建设强大无比的海军，博得了“海上王”的称号，英国的外交，人称“巨舰外交”。打起仗来，虽以军事为主，外交战却十分活跃。第一次拖美国参加世界大战的是英国，第二次拖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还是英国。
德国的外交政策在为战略服务这一点上，表现得无比的精干和忠实。德国的命运寄托在欧洲大陆，所以它的外交政策也以欧洲大陆为核心。因此，法国和苏联是它的主要敌人。于是，德国一面无限制地扩充军备，一面利用宣传手段大施催眠术，弱化它的敌人。当法国马其诺防线筑成的时候，德国报纸曾经把这道防线的威力捧到天上，以麻痹法国人。法国失败后，德国又想利用联美英组织“反共十字军”打苏联，外交上失败后，它就用军事力量进攻苏联，相信四个星期到六个星期就可以击败苏联。苏联红军两年半的英勇抗战，证明希特勒对于苏联实力的估计是错误的。
日本的外交是忠实地为它的国策服务的。日本的永远国策是：“惟欲征服支那，必须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军阀之所以侵略中国台湾、朝鲜，强占中国东三省，再度进攻中国，以至挑起太平洋战争，正是为的逐步实现它的永久国策。日本国防外交的特殊作风，是在叫喊和平就是发动战争的信号。先宣战，后动手，这种国防上的惯例，日本绝不采用。这与日本军人最擅长的战术“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奇袭的手段取胜是分不开的。它的外交到处碰壁，只好以武力硬干了。
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受苏联共产党的战略指导的。在平时，它的活动中心是争取和平，以掩护社会主义的国防建设；在战前，它的活动中心是把握住国际的矛盾对立关系，给苏联造成一种有利的形势；在战争爆发后，它的活动中心是捐弃一切恩怨，尽可能争取友邦的力量以加强自己的抵抗，尽可能分散敌人的压力以取得贱价的胜利。由于苏联是现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国家，它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义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所以，苏联的外交政策，比一切其他国家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更能正确地把握现实。
杨杰对世界各国的国策及外交政策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些了解与分析，少不了要得到对方国家的大量情报，这种情报不是根据薄弱的推算或者是对事物表面的观察，而是耳闻目睹的事实，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利用间谍，所以，外交官和间谍所做的情报工作是分不开的。
古时候的间谍工作，都是由外交特使兼办，外交官需要情报，没有对方的确定情报，就无法办外交；外交官也负责搜集各国的情报，得不到各国的确实情报，就不能算是办外交。直到近代，间谍才专业化了，并且分门别类，有军事间谍，有政治间谍，有经济间谍，有思想间谍，他们不但搜集各国的情况，并且在敌国境内进行种种破坏工作，外交官虽然也有做间谍的，但间谍已经不是他分内的主要工作，只要是法定范围内的事，对方虽然明明知道，也是无法干涉的。
这段叙述，可以看出杨杰对外交的研究是深刻的，它也说明了间谍工作和外交的关系以及随着历史的发展，间谍工作也不断发展。
杨杰说间谍工作有很长的历史，中国古代就已经有间谍工作，并且让它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服务。
古代大兵学家孙子，就把间谍分为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收买敌国的人民担任情报工作，叫做乡间。收买敌国的官吏担任情况工作，叫做内间。收买或者利用敌国的间谍担任情报工作，叫做反间。故意把不确实的情报泄漏出去，让自己的间谍传给敌国的间谍，使他犯谎报敌情的罪而被处死刑，叫帮死间。使派到敌国的间谍回来，报告敌国的内幕，叫做生间。
从间谍的五种形式看，我们可以知道，一般的人是不能利用间谍的，因为间谍工作是非常复杂和细致，稍微掌握不好，就会弄巧成拙，反而给国家带来灾祸，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等等。所以，利用间谍的人，必须是深谋远虑的，必须是有自信力并相信间谍忠实可靠的互信人，同时还要有精微奥妙的分析能力，能够辨别情报的确实性和虚伪性，才能真正明了敌国的真情，收到利用间谍的效果。而且还要进行反间谍工作，这是各种间谍组织的核心，只有破坏了敌人的间谍组织，其他各国的间谍组织才能利用。当间谍的人若不忠实国家，一旦受人利诱，是非常危险的。
古代殷朝之所以能灭夏，除了有其内因外因之外，有伊尹在夏做间谍工作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同样，周朝之所以能灭殷，其原因之一，有姜太公在殷朝做间谍工作。可知间谍工作在使战争指挥者“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方面的重要作用。
随着历史的发展，近代生产、科学的发展，近代战争产生了全体总动员的新型国防，参谋组织也跟着扩展到发生国防力量的各部门。政治、经济、外交、交通、实业、教育、文化，不论哪一方面都有参谋组织，不能再和从前一样，把它当做是纯粹军事性质的东西。过去的参谋组织，把它叫做“军事参谋”，现在的参谋组织，叫做“国防参谋”。参谋组织的两支触角，就是间谍制度和反间谍制度。而反间谍组织的帮手是秘密警察和邮电检查，因而，间谍和反间谍战争就必然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进行着。
依靠真实确切的情报，参谋组织“正确地估计敌我双方的国防力量，做到真正的知己知彼，根据已知的数字，去确定国家政策，拟订国防计划，这就是参谋组织的任务。”
这样，杨杰就把间谍工作和参谋组织的任务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而参谋组织又决定着国家的政策及国防的计划，从而可见间谍工作的重要性。间谍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获得对方可靠确实的情报，这一情报又决定着国家外交政策的具体化。所以，情报工作和外交的关系，是情报工作为外交服务，外交工作为国防服务，因此，国防组织和参谋组织能够全面的统一是很重要的。
杨杰认为，苏联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就是苏联参谋组织的枢纽。他说：“新兴的国家，她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一切都按照全国的整个计划逐步实施，各部门中间经常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绝不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彼此不相关联。像苏联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就是在苏联的国家设计委员会通盘筹划之下进行的，三个五年计划，把苏联从饥饿灾荒、混乱不堪的情况中抢救出来，造成一个崭新的头等强国。这个国防委员会，是苏联参谋组织的枢纽，不论哪一方面的情况，它全都明白了；不论哪一方面的事情，它都要过问。全国的参谋组织，在它的指导监督之下，认真执行着各自的作业。”
他认为：日本政府为强化政治机构，充实国防力量，便成立了一个企化院，德国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也是在戈林所领导的德国最高的参谋组织里产生的；法国、美国都有最高国防会议；英国的国防大臣，且由丘吉尔首相自兼。美国的国防会议，在平时由秘书厅执行职权，秘书长由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兼任。战前法国的国防总长是内阁总理达拉第、副总长是陆军部长法布里担任。
杨杰以这些国际上的例子来说明国防组织和参谋组织的统一性、全体性和重要性。他认为，如果说，国防是一个有机的战斗体，那么参谋组织就是它的神经系；国防会议是大脑，参谋组织就是脑神经。因此，有机体的神经系，做着知己知彼和计划实施的工作，这就要依靠参谋组织中的调查和情报工作。因为，调查和情报的目的就是在于获得本国和世界各国的全部知识。所以，调查工作和情报工作要树中见林，从小处着手；但参谋工作和计划工作要林中见树，从大处着眼。随着战争的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国防的范围因为“联合国防”的产生，也突破了国家界线的限制，参谋组织是国防组织的神经，必须跟着战争与国防的发展而发展到国外。
杨杰结合到中国的参谋组织情况，指出中国的参谋组织是不健全的。他说：“在中国，世界各国的旅行家、医生、传教士、商人、教授和新闻记者，都是携带着重要的任务而来的，他们都是情报人员的化装，直接间接地向他们本国的参谋机关传达情况。是在中国设立的变相组织。我们对于自己国内的情形，还没有外国人知道得多，知道得清楚，动不动就要聘请外国顾问，这就是中国参谋组织不健全，平时不注意调查工作的证明。”
杨杰对当时国民党政权的参谋组织的批评是正确的，他也曾多次提出健全中国参谋组织的建议，以此获得准确的情报，决定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决定着国家的国策，它的依赖性、买办性也决定着国家的外交政策。
不管怎样，杨杰从爱国主义的思想出发，全面利用了自己的外交才华，在抗日战争时期，凭着他的外交活动，取得了苏联、法国、荷兰商人等等国家及私人的军事物资援助和贷款，在中华儿女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