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楼不是安全岛。
鲁迅既是名人，就难免要被利用，倘要奉行“敝帚”的原则躲起来，是万万办不到的。来访者仍然不少，侦探思想的固然有，但也有借助声望的；有伺机降罚的，自然也未灭绝纯粹的仰慕者。7月间，他曾先后应邀作过两次演讲：一次在知用中学，一次在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与其说不得已而为之，毋宁说出于个人的意愿。这个教师出身的人喜欢演讲，虽然次数太多要使他发烦，因为语言毕竟有文字所不及的好处，即席的随意发挥是颇具诱惑力的。况且，当此动乱的年代，公开露面反倒要比隐居更为安全些。
两次演讲仍然由许广平作翻译，有这样的同行者在身边，会给他增加更多的安全感、机智和勇气。在广州的最后一次演讲是十分出色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他戴着脚镣跳舞以来，跳得最自由最成功的一次。
在知用中学的演讲是由一位青年朋友，国文教员参化邀请前去的，讲的是《读书杂谈》，一个很安全的题目。
经过“四一二”大屠杀，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党化教育”，对青年学生加紧进行思想统制。就像针对“尊孔读经”而主张“少读中国书”一样，面对当前的这种政治态势，他也就带有针对性地提倡做“思索者”和“观察者”，“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血迹是可以掩盖的吗？有谁不能读懂血迹？他有一段话说先前吃过干荔枝、罐头荔枝、陈年荔枝，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枝，结果吃过了，才知道和原来所猜想的不同，结论是非到广东来吃就永远不会知道。其实，他说的广东的荔枝也犹如广东之革命，所谈显然是自己的思想幻灭的过程。事实打破了猜想，所以他说：“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其实，他的用意是要打破国民党的政治欺骗和思想禁锢。他不可能在讲台上走得太远，在失去言论自由的时刻，他只能做这样的暗示。
市教育局的邀请也不是不能谢绝的，但是他想到了一个绝好的题目，当时便一口答应了下来，他自信可以做出色的发挥，兴奋之余，特别写信告诉朋友：“此举无非游戏，因为这是鼻辈所不乐闻的，以几点钟之讲话而出风头，使鼻辈又睡不着几夜，这是我的大获利生意。”
好一个长而噜苏的题目：《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写在黑板上，真有点使人望而生畏。
但是，他讲来却十分轻松自如，以古喻今，指桑骂槐，妙趣横生。演讲虽分两天进行，最后一天又值雨天，而听众不减，礼堂本来最多坐四百人，这回却增至五六百人，还有站着听的，比往日上课气派多了。演讲时，全场十分活跃，话音不时地被爆发般的笑声所掩盖……
广州市长和教育局长出席了这次“学术演讲会”的开幕式，并借此进行一番国民党如何重视知识阶级以及学术研究的宣传。这是很可恶的。鲁迅的演讲恰好要说明：有怎样的政治便有怎样的学术，在极权政治下面，知识阶级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
演讲分两个层次进行：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政治空气，一个是文化空气。在这里，文学家是作为知识阶级的代表，整个社会的头脑出现的。要谈魏晋政权，自然要说到曹操和司马氏。关于曹操，鲁迅说他“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曹操是在“党锢的纠纷之后”出来的，“党”在这里是一种暗示。“英雄”一词，在鲁迅是多做反语使用的，在这里正是以“英雄”肯定他而以本质的“专权”否定他。后面举例说，他在征求人才则大谈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结果却借“不孝”的罪名把名声很大的孔融杀掉了。明显的先扬后抑。司马懿杀何晏、夏侯玄以及嵇康，罪案也都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天位本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如果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以使权力者保持某种随机性。其实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借这个名义，加罪于政治异己者罢了。曹操等作为政治家的形象如何？听众很清楚：骗子、流氓、强盗而已！
蒋介石先前不也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吗？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反对共产党，大杀共产党人呢？实际上，他就是当代的曹操：生杀予夺，出尔反尔。对于权力者，是不能作任何的政治诘难的。“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鲁迅以今例古，举例说：譬如有一个北方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只能谨听尊旨了。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的模样。北方的军阀指的谁呢？阎锡山？还是南方新军阀——蒋介石的影子？鲁迅在信中谈及未来的打算时，有着这样一段话：“至于此后，则如暑假前后，咱们的‘介石同志’打进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其中的“介石同志”，原指同事郑奠，但这种插科打诨，显然是对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的嘲讽。他哪里是什么总理的信徒？背信弃义，见风转舵，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党徒！
相对于曹操、司马氏一类权力者而言，知识阶级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在演讲中，鲁迅列举了孔融、何晏以及“竹林七贤”，他们不是被杀，就是自杀，其实服药和喝酒都可以视作慢性自杀的。表面上，他们穿着宽衣，不鞋而屐，饮酒空谈，飘逸得很，而内心却是非常痛苦的。对于一群富有头脑的人，一定要他们忘却世事，装疯卖傻，这是可以办到的吗？但是，为了逃避政治迫害，他们只好自行扼杀独立的性格和自由的精神。
鲁迅特别提及阮籍和嵇康两位代表人物，对他们的思想、性格和命运结局作了详细的比较。他们都是旧礼教的破坏者，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则始终都是极坏的。那结果，阮籍得以终其天年，而嵇康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究其原因，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非汤武而薄周孔”，从古代帝王直到儒教的经典作家，总是说传统的坏话，这就给司马氏的统治造成了直接的威胁；阮籍聪明，知道环境改变，讲话极难，便多饮酒而少说话，同时局的关系自然便少。总之，政治是权力者的事情，所以绝对不允许对时局有任何议论和干预！什么“言论自由”，无非是不满，僭越，这在青天白日之下是必须加以取缔的！
这次演讲，可以说是鲁迅在一个新的历史环境里，对在黄埔军校里所作的关于政治与文学的演讲的补充。他以幽默而机警的谈锋，道出了自己，整个知识阶级乃至全社会的苦闷和反抗。
对于辞去中大教职的广州生活，鲁迅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哪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你以压迫。”
市教育局组织的这次演讲会，鲁迅的对头早已注意到。他们暗暗庆幸终于找到了一个对他进行构陷的机会，想不到这个机会竟给他成功地利用了。的确，他涉及了最敏感的领域，但是，亦此亦彼，迷离扑朔，讲话可没有离开题目中的魏晋时代！
5月11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编者孙伏园的《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一文，由此引起了顾颉刚与鲁迅之间的一场“官司”。
文中引用了谢玉生和鲁迅给编者的两封信。谢玉生写道：“迅师此次辞职之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18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顾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鲁迅在信中对辞职一事作了说明，并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所得的感觉。”他们都同时说到了顾颉刚。
这时，在杭州购书的顾颉刚看到了副刊，立即给鲁迅写了信：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本来，鲁迅是并不主张将一些牵涉私人的通信在报上公开发表的，尤其在汉口。可是既然发出去了，他也并不后悔，阅信以后，他立刻把这信同孙伏园文章里的希望他去武汉的劝告，以及香港报纸关于他已逃至武汉的谣言联系起来，便决计给顾颉刚开一个小玩笑。收信的当天，他作了如下的答复：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八月中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来迟，提起诉讼。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与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他从来不愿示人以弱，什么东西，竟以诉讼相威胁！当此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其实他早已作好各方面的精神准备了。就在这封不具日期的信发出不久，他有信给章廷谦道：“大约即使得罪于鼻，尚当不至于成为弥天重犯，所以我也不豫备对付他，静静地看其发疯，较为有趣，他用这种的方法吓我是枉然的；他不知道我当做《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牢监里的经验。”坐牢，处死，不是有许多朋友经历过了吗？
但是，这场“官司”终于没有诉诸法庭。
鲁迅见顾颉刚没有什么动静，也就没有把信公开，并写信嘱咐章廷谦，不要把“来信”与“回信”的情况转告孙伏园和林语堂。同时他也觉得，把太多的精力花在顾颉刚身上，未免有点无聊，形近卑怯。直到编杂文集子时，才把信件冠以一个《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的题目放了进去，用意很简单，无非借此保留他个人与“现代派”斗争的一段小插曲而已。
事情并不等于他已经消除了对顾颉刚的成见。不久，他便把这份恶感转移到钟敬文那里去了。
钟敬文怀着热忱，同一位朋友商量，想与鲁迅合作办好北新书屋。为此，他还写信和李小峰磋商，答复是要他直接和鲁迅取得联系。可是，当他写信向鲁迅提出这种打算时，却立即遭到了拒绝。
本来，合办书店对鲁迅来说是有利的，可以减少他不少事务性的工作，从长远来看，他既认为广州文艺出版界很消沉，南方没有希望，那么在他离粤以后，不正好由此多出一个文化据点吗？为什么竟至于如此决绝呢？事情很简单，因为从见面的头一天起，他就一直把钟敬文当成为顾颉刚的傀儡。
他曾写信向章廷谦谈起此事，说：“近日有钟敬文要在此开北新书屋，小峰令来和我商量合作，我已以我情愿将‘北新书屋’关门，而不与闻答之。钟之背后有鼻。他们鬼祟如此。天下那有以鬼祟而成为学者的。我情愿‘不好’，而且关门，虽然愈‘不好’，亦‘听其自然’也耳。”
人是主要的。什么人做什么事业，这是他素来的观点。
8月中旬，书店果然关门了。但他毫不可惜，且以俏皮的语调写信给朋友说：“这几天我是专办了收束伏翁所办的书店一案，昨天弄完了，除自己出汗生痱子外，还请帮忙人吃了一回饭，计花去小洋六元，别人做生意而我折本，岂不怪哉！”
差不多就在这时候，北新书局出版了钟敬文编的小册子《鲁迅在广东》。这是继台静农去年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以后，又一本鲁迅研究资料的结集。
殊不料，鲁迅见到《语丝》上的广告，非常气恼，立即去信表示反对。他告诉李小峰，希望把编入书内的他的演说和文章全部删去，并强调说：“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其实，这并不足以成为抽掉自家文字的理由，直到1934年，他重提旧账，在给《集外集》编者杨霁云的信中说：“钟敬文编的书里的三篇演说，请不要收进去，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他们乱编进去的……”显然是某种情绪在起作用，因为演说稿本身并不如他所说的那么“失真”。
事情还是很简单：为什么要由反对自己的人来宣传自己呢？
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矛盾是深刻的，无法调和的。他从人格上鄙视他们，在他看来，他们是叭儿，“钻者”，投机家，像土耳其鸡的鸡冠一样变换色彩，昨天犹为北方军阀政府忠实效劳，此时竟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投奔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里，有预见道：“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其实，鲁迅早就注意到他们的这种动向，只是没有法：革命嘛，总是浩浩荡荡！
而今，在“革命”的旗帜下，他们倒心安理得地做起“权威”来了！
《现代评论》接连发表文章，再次替屠夫和屠夫的事业洗刷和粉饰。他们把“全社会陷入恐怖状态”归于挣扎在血泊之中的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国步艰难时代不可欠缺的力量”、“在革命史里立了一道丰碑，留下一个榜样”。最可恶的是居然宣传起国民党的党治主义，声言“在中国只能有一个国民党”，“一党专政必须强健，才能有成功的希望”。这种“一党专政”的极权主义，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理论同中国传统封建王权的结合物。关于托言“众治”，鲁迅许久以前就对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这种政治现象产生过警戒心理，想不到今天的这类托言者恰恰是自己的对头——阴险的现代派！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去年10月写在《华盖集续编》末尾的几句话，连同今年所见的新的屠杀和血迹，一同在心里混杂和扩散开来。时光简直可以视同儿戏，一年有零，又经历了一次大循环！每当想起凌迟、灭族、瓜蔓抄——20世纪发扬光大了的古文明，想起报载处死的李大钊，想起从来不见登报而又确实不在人间的相熟的青年毕磊，想起许许多多为自己所不认识的青年的惨死，不禁深感压抑，为自己新的世故而不安：难道真的只有“而已”而已吗？
在整理完几部旧稿之后，他一气写了一个新的杂感系列：《辞“大义”》、《答有恒先生》、《反“漫谈”》、《忧“天乳”》、《革“首领”》、《谈“激烈”》、《可恶罪》、《新时代的放债法》、《扣丝杂感》、《公理之所在》、《意表之外》、《怎么写》、《小杂感》等等。有时，同一天写作几篇，简直是发疯一般写。
这些杂文不比《华盖集》及续篇中那些直接论战的文字，却保留了其中的曲折与锋芒。有些篇什写得很精粹，仿佛要回归到《热风》时代，但分明没有从前的冷隽，而显得异常的热烈，充满着一个战斗者的激情和庄严的道德力量。
他倾大量笔墨，暴露和掊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指出：“这几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时期，尤其是女性”；“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这就是时代的可怖的面影。他在《可恶罪》中说：“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这种情况，被他概括为：“凡为当局诛者皆有罪。”时局的黑暗，完全是无理可喻的，所以他说：“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罪恶之源，在最高统治者，这已经是无需暗喻的了。
《小杂感》以语录体形式，总结了历史上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反动派的本质：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变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
法三章者，话一句耳。《扣丝杂感》中的“包围新论”，是一篇更其精辟而独到的中国史论。
他以“猛人”一词代表权力者，说：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身边总有几个人把他包围得水泄不通。那结果，在内，使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则使别人看不到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影。中国之所以永远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不管猛人怎样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
包围的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于是统统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这样一直到“龙驭上宾于天”，这时，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另一个新猛人。
猛人如果能脱离包围，也许，中国还有五成得救。可是，有没有脱离的法子呢？即使有点两样，也都无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就事先改变了本来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来了。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被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命运：“龙驭上宾于天。”
与“猛人”相对的，自然要数民众了，那么民众的情况如何呢？
在《答有恒先生》里，他写道：“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
中国是不是从此就没有了希望？
的确，他有过一种“幻灭的悲哀”，原因就在于“以假为真”，跑到“革命的策源地”里做了大半年的“大傻子”。所谓希望，或许也正在这里。谎言和轻言是应当终有幻灭的一天的。他亲眼见过悲惨的死，但也看见英勇的死，这些死难者的牺牲本身就闪烁着一种理性之光。虽然历史是铅一般的沉重，需要付出无数代人的血的代价，而中国毕竟要走向进步的。是的，道路还很遥远。依靠少数几个政客人物进行所谓的“国民革命”，是注定没有希望的，惟有从劳苦大众中产生大批新质的革命者才有将来！在迢遥的风雪之乡，工农俄罗斯不是在无数次的颠仆失败之后而终于崛起了吗？
无论将来如何，对于苦难的死者或者逍遥的屠伯，沉默总是一种罪过。为中国而死的共产青年从眼前走过去了，生者的责任，就是继续着他们的斗争。现在，他不再像“三一八”以后那样，带着悲愤和寂寞走向孤岛，在血的洗礼中，他已经找寻到了新的斗争对象了。
与在京时一样，无须插什么“公理”、“正义”之类好看的旗子，因为他有博大强壮的心灵。关于“清党”，他独白曰：“我正有些神经过敏，于是觉得正像是‘聚而歼旃’，很不免哀痛。虽然明知道这是‘浅薄的人道主义’，不时髦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因为小资产阶级根性未除，于心总是戚戚。”他把对国民党的仇恨和对共产党的同情，都归于“浅薄的人道主义”。是的，他所有的思想实践都通向人，通向弱小的人，穷苦的人，奋斗不息或生或死的人。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是真正的力量所在，在他自己是并不认为“浅薄”的，这里所言，不过是借以讽刺那些“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的号称革命文学家者罢了。后来，他还曾这样向人说过：“人道主义非常力弱，禁不起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在马克思主义已把它打死了的现在，它恐怕没有用了吧？然而，只可惜在中国是打死得过早了一些。”在此，表现了他对人道主义的偏爱。
任何道德选择都不仅是对个人本身的考验，而且，也是对他的内心所遵循的原则的考验。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早期关于“人国”的设想，其实质性的东西，一直没有在他的心中消失。
9月10日，中秋节。
月亮。没有哪一个夜晚的月亮会比此际的更明亮。
在注满温润的月光的窗下，鲁迅编完《唐宋传奇集》，并写了序例，最后，他不无深意地写道：“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
他并不准备呆在广州，过了十多天，便同许广平一起乘船走了。这期间所写的杂文，都是走后发表的，为了摆脱军管的严酷的环境，他不得不采取非常行动。
他是一个“火鸦”，悄悄放一把火，就又突然走掉，且走后仍然放火：烧社会，烧自己。刚刚到了上海，他竟掉进“十万两无烟火药”中，爆炸了！
自然，引起爆炸的，绝不只是一个火药库！横站的士兵/盗火者人间鲁迅（下）
§§第三部 横站的士兵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鲁迅致萧军萧红
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地活下去罢。
——鲁迅致曹白
当他刚刚漂流到了上海，便随即陷入一群革命文学家的围攻之中。
在论敌的进逼中，他不避艰难，盗取“天火”——一面用来煮自己的肉，一面借以照见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混乱与空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