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忧愤和疾病的困扰中死去。在一个高度的政治文化专制的社会里，一个人的存废，可以足够牵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脉。独夫死后，强控制的局面立刻松弛下来。权力真空出现了。于是，在北洋军阀内部和南北军阀之间，陆续出现各种各样的角逐。而这时候，自由民主的潮流，在长久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可怕的骚动与喧哗。
中国社会，已经不复为武人专擅的世界。随着封建专制政体的崩解，知识分子迅速分化为独立的力量。科举制度的取消，最后切断了他们同官僚阶层的固定格式的联系，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稳定的附庸地位。他们重新寻找自己。外来的思想成群结队飞过中国的天空。不同方位的瞻望与追索，带来了一个共同的发现：面临的全面危机，并非仅仅由异族的铁骑所引起，传统本身才是民族变革的主要障碍。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同时开展同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文化的斗争。这群自由职业者，不再学他们的兄长那样，把热血全都交付火铳与枪膛。异质的观念意识直接成为掌握中的武器。就从这个相对宽松的历史罅缝里出发，一支由《新青年》杂志所纠集的先锋队，开始向现代突进了。
爱与复仇/最初的战叫人间鲁迅（上）一代精英集中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坚持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原则，实际上保护了这些异端分子，为他们进一步扩大影响提供了有利条件。1917年1月，《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被任为北大文科学长，编辑部随之从上海迁到北京。从此一场父与子、新与旧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继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首次高张“文学革命”的旗帜。
如果说古老的封建营垒——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那么，北京大学就是它的中心。
作为现代的人，再也不可能像古代的遁世者那样，可以全然不管秦汉魏晋的更替。对周树人来说，兄弟在北大，同学在《新青年》，根本无法割断自己跟时代思潮的联系。只要听得见涛声，他是不会拒绝融化的。更何况，他从来就不具备隐士的性格。
周作人是在1917年4月来到北京的。
两年前，作人便有来京做事的要求，为了离开绍兴，甚至说什么科员之类也都可以做做。但是，树人没有答复。理由同劝阻宋紫佩一样，以为潮流汹涌而无立足之地的缘故。当时，朱希祖算是尽了同学之谊，介绍作人到大学里教英文，没想到他在没有征求作人个人意见的情况下，径自回信谢绝了。直到最近，由于环境的好转，有人重新提议让作人到北京大学担任教职，他才改变了态度，等到取得蔡元培的书面答复之后，立即寄出六十元旅费，催促作人成行。
这些年来，他对时局的看法十分悲观，即使感觉到了某种变动，也仍旧以惯常的怀疑和忧虑的目光打量眼前的日子。
二弟到来以后，树人便把南向的居室让了出来，自己移到北头的一间里去。从窗门到室内诸物，作人都做了一番新的摆布，而他却一直生不出这份近乎闲逸的情致，每天办公回来，几乎完全陷入了古籍和金石拓本的围城之中。
记得他从日本归国时，曾着意带走一束樱花，而今到哪里寻找那片绚丽的回忆？想不到的是，他竟无聊到用木盒子养起壁虎来了。至于脾气，也越来越坏。他隐默时可以一言不发，激愤时就喝酒，仿佛立意要毁灭自己似的。夜间，不知道谁家的猫来屋上骚扰，他往往大怒而起，拿起竹竿追打不舍。总之，在作人眼中，大哥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一天，树人拿来几册《新青年》，交给作人道：“听季茀说，这里面很有些谬论，可以一驳的，你翻翻看。”
一个倡言“文学革命”的杂志，登的尽是古文，未免有点滑稽，但作人并不觉得它有怎样的乖谬。那么何以会招惹明敏如许君的非议呢？该是用了过去《民报》社时代的眼光去看它的吧？然而，二弟的看法便对吗？……
用手造的墙，把自己同时代隔离开来总是不好的，周树人想。
阴森的槐荫下，来客非常稀少。往昔的同学，只有许寿裳、张协和伍崇学尚有过从。每逢节日，他们便带了板鸭和各种食品，让树人吃上一点“人间烟火”。8月，一位稀客出现了。
他就是钱玄同。这位东京时代的老同学，现任北京大学和北京高师的教授，兼做《新青年》杂志的编辑。有了头一回造访，他便每隔三五天来谈一次，一谈就是半夜，谈到兴头处，主人就留他吃饭，有时则同往广和居小饮。
显然，他怀有一种特别的精神使命。
是一个初夜。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在树人的面前坐下。因为怕狗，走路快了一点，所以许久还有喘气的样子。
他一面翻看着桌面的古碑的抄本，一面发问道：“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树人懂得他的用意了。《新青年》同人虽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并没有赢得社会上的广泛的响应，甚至连激烈的反对者也没有。这种境遇，与自己当年筹办《新生》的时候十分相似。树人想，他们该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进入死灭，却也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少数的几个人，让他们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
“既然有了几个人起来，你也就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希望。其实希望中国有所改革，有所进步，不也是自己的本意么？然而，无论是青年时候的慷慨激烈，或是中年以后的苍凉寂寞，而今都一一不复愿意追怀了。只是希望在于将来，又怎敢以自己的失望，证实他人之所谓实有的虚无呢？况且，自己所见的人物和事件就有限得很……
即使全然没有了希望，难道这黑暗就不该受到诅咒吗？……
当终于目送了同学的背影消融在夜色之中，周树人不免感到歉疚；聊可自慰的是，好在最后已经答允做文章了。
智慧的痛苦不是轻易可以消除的。
对周树人来说，深刻是一种负担。人们大抵健忘，而他偏偏执著于过去；人们沉醉于好梦之中，而他偏偏直面丑恶的现实；人们所见是形而下的图景，而他偏偏还要继续探究形而上的世界，那超越个人本质的同一的精神实体。从民国成立到现在，人们欢呼过多少回庆祝过多少回？在他看来，不外是五色旗与龙旗的变换而已，民族的根柢并没有什么变化。俄国革命是成功了，但是对中国来说又何其遥远，况且还不知道到底改变了些什么呢。因此，对他来说，什么文学，什么革命，都不可能唤起如报人、青年般的热情。
至于决定给《新青年》撰稿，也无非是受了同情心的蛊惑而已。目睹改革者肩负了各种压力而挣扎着前行，自己竟默无表示，无论如何是可憎恶的。何不从旁呐喊几声，给他们壮壮胆子，使他们于寂寞驱驰间添一份慰藉呢？他觉得，自己离战士固然很远，但实实在在是不能当看客的……
时间一天天踅过去了，可文章还没有影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