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人获得了一个晋升的机会。8月，他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官职成了新的困扰。本来，从这个司所执掌的事务，诸如关于博物馆和图书馆，关于文学和美术，关于动植物园等事项看来，正好包括了他曾经为之追求不舍的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手段，可是他深知周围的环境，料想只身奋斗也不会创造什么奇迹。然而，与其让头脑冬烘的遗老或是不学无术的奴才把持，倒不如就由自己统管起来。他想，利用职权，独行其是，总可以在现代文化的空地上作一点开拓性的工作吧？
他决意充当这个在他看来还不至于十分可恶的官长角色。
但是，他太健忘了。
大凡富有理想的人都容易健忘。由于热情的驱使，他们往往向前看而忘却惨痛的教训，甚至是刚刚留下的巨创。
说远一点：在山会师范，作为监督苦苦撑持，最后结账时才剩下一角又两个铜板；说近一点：初来北京，在蔡元培的倡导下从事美育普及工作，其结果是一样悲惨。那时，教育部举办“夏期美术讲习会”，他担任题为《美术略论》的讲授。开头有人退席，中途出现空场，接续近两个月时间的冷落局面，丝毫没有使他感到气馁，意想不到的只是，讲习会还没有结束，“临时教育会议”就断然做出了“删除美育”的决定。为此，他在日记上写道：“此种豚犬，可怜可怜！”可是，除了腹诽，又有什么办法可以表示自己的抗议呢？
不过，此人的确强韧得可以。按照原定的时间，跑到原定的地点，他又继续作他分内的讲演。最后一课，听众只剩下一个人，但这已经使他像遭逢知己般地感到满足了！他知道，在这个丑剧不断上演的世界上，毕竟还有爱美的人！
上任不久，教育部成立了一个美术调查处，目的是为了给建立美术馆和博物馆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材料。这个机构设在教育部内，不作行政编制，其中人员有不少是兼职的。周树人是其中的负责人之一，但是，他根本无法在一个松散的组织中调动力量，去做系列切实有效的工作。美术调查处成立后，除了派去齐寿山、许季上和戴芦三人前往沈阳考察清宫美术物品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项较为重要的调查活动。
周树人的个人计划倒是有的，从他次年2月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可以发现他对美学源流的深入了解，以及一个战略家和实践家的恢宏气派。文章上承东京时期系列论文的血脉，再度表示对于物质文明日益曼衍，而人情随之日趋肤浅的危机感，指出：“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多方面阐明播布美术的重要性。在批判“沾沾于用”的实用主义态度的同时，批判企图使美术神秘化和贵族化的做法，从而坚持了美育普及的平民化方向。虽然文章已经从原来的发扬“摩罗”精神以撄人心的叛逆立场，退回到了一个“起国人之美感”，“辅道德以为治”的温和位置，但是所有这些设想仍然不可能真正地付诸实施。在一些长官和同事看来，什么意见书，不过是书呆子的梦呓而已。
作为部内聘员，周树人多次出席读音统一会的会议。在会上，新仓颉们并没有认真讨论问题，倒是借机尽量地标榜自己。在采定字母方案的议程中，便分成几派，互相攻击。会议的正、副主席吴稚晖和王照非但不加制止，为了入声存废问题，居然也彼此破口大骂，混战起来。周树人实在感到讨厌，希望能制订一个方案尽早结束这场战争，于是同朱希祖、许寿裳、马幼渔等几位旧友一起亲自动手，以章太炎早年拟定的一套标音符号为基础，用构造最简单的古字制定了三十九个注音字母。在表决时，他们的建议获得多数通过。
轻易的胜利，却不曾使周树人感到乐观。他知道，这套字母根本不可能代替汉字，只能注在汉字的旁边，起到一种拐棍的作用。况且，有了拐棍，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可以蹒跚地走路呢！
身在官僚阶层，要想绝对抗拒官场习气的侵入，那是不可能的。为此，周树人深以为苦。
他明知伍博纯主持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不是好东西，一旦被拉，还是推却不得，敷衍加入了。后来经过改组，由教育部长汤化龙发布命令，指派他为小说股主任。很早以前，他就从林纾和梁启超那儿知道了小说的作用，不但阅读了不少中外小说，而且亲自翻译过和创作过，应该说，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开始，他确实表现得相当积极，频频召开工作会议，拟订“办事细则”，讨论“进行方法”，根据事先制订的章程，对来自不同单位的会员作了调查、审核、编译等几方面的分工，其中特别注重小说的分类以及审核标准问题，为此，还指定会员整理成草案，以便进一步深入研究。正在这时候，政事堂机要局长张一麟变成了教育总长，次长兼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也由梁善济换成了袁希涛。
二人君临教育部以后，立即召开大会，重新确定工作方针。张一麟在会上说：“……宗法社会遂为中国社会之精神，一家人咸听命于其家长，孝悌贞节，皆为美德，著于人心，蒸为风俗……”还说：“而积极一方面，则编辑极有趣味之小说，寓忠孝节义之意，又必文词情节，在在能引人入胜，使社会上多读……”周树人开始感到危险的威逼；这种危险，并非来自对治者们的压力的恐惧，而是出于一个曾经战斗过来的精神战士的警觉与自责。最先，他是打算通过审核，在社会上清除一批淫猥与无聊的读物的；至今才知道，在那份关于审核标准的草案中，留有不少可以纳入专制思想的空洞地带。譬如规定小说必须“合于我国之国情”，“国情”者，可否就是总长的所谓“中国社会之精神”？说借小说“补助道德之不逮”，“道德”者，又是否系总长的所谓“孝悌贞节”一类“美德”？……他决定放慢脚步，拖延审核的时间。
但是，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于文艺和教育一窍不通的总长以及经理干事之流，却不容许他这样做。他们提出尽快编译“妇孺皆知”的小说“以期普及”，简直是推着他的脊背走。在第十二次会议上，次长袁希涛对从前的议案多所指责，无视大家的意见而中途退场。长官以及奴才的这种气焰，是可忍孰不可忍？周树人终以部务太繁，不能兼顾为由，禀请辞职。
在第十三次会议上，小说股主任的名字果然改变了。
稍有成效的，还是那些相对带点独立性的工作。从1913年起，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管京师图书馆。实际上，这位酒徒只是挂了个名字，真正的管理工作却是落在第一科的周树人和沈彭年的头上。改组，迁移，扩建，从选择馆址到计划预算，大小事务都得亲自过问，有时候简直被弄得昏昏糊糊的。为了筹建历史博物馆，他也耗费了不少心力。当初视察国子监和学宫，见到被剜为臼的古铜器，自己心里也曾有着被剜的痛苦。1913年，为筹备将于次年在莱比锡举办的以展出墨迹、书籍为主的“万国博览会”，德国派了会员米和伯博士来华，并在北京设立“筹办处”。由于中国在楮墨拓印方面历史悠久，所以被列为首位展出。这时，米和伯同教育部取得联系，要求向历史博物馆借取展品。周树人将十三种藏品送到部里，因为珍贵，当晚回寓所拿了两张毡子，就睡在藏品旁边，这样守护着直到天亮……
这位面向西方的爱国者，是如此热爱自己的国宝。他不止一次把自己买到的文物，如瓦当，如大镜，赠送给历史博物馆，作为小小的象征性的纪念。
周树人还参加了两个展览会的筹备工作，一个是儿童艺术展览会，一个是专门以上学校成绩展览会。向世界展示纯净的灵魂和茁长的智慧，展示民族未来的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在展出前后，周树人都很忙乱，连星期天也得不到休息。
他是重视儿童教育的，这种重视，多少包含着对于成年一代的失望吧？他重视儿童心理的研究，重视儿童读物的收集与流布。在充满压抑的空气中间，他尽力为作人翻译的《童话略论》找出路，自己也动手翻译了《儿童好奇心》、《儿童观念界之研究》等论文，还那么有兴致帮助作人收集儿歌。最令他反感的，是冒充儿童创作的赝品。他不容许大人们向孩子装正经，扮鬼脸。孩子应当有孩子的世界。
许寿裳为长子许世瑛挑选的启蒙老师正是周树人。在开蒙的上午，他给那小孩工工整整地写了两个大字：“天”、“人”。这是两个多么简单又多么复杂的字眼呵！“天”在上面，“人”在下面，它们就这样长期对立着，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
其实，何止孩子难于索解此中的奥义呢？即使曾经沧海，在“天”与“人”之间，也难免要感到困惑与悲哀。
进京以来，所见官场的怪事不少：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升做教育总长；教育总长可以化为内务部长；司法官、海军总长，可以兼做教育总长。而且，总长们就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甚至几天就能换一次，几年间也在一打以上了，这群长官大抵是做“当局”的，升降浮沉，都有一定的背景。底下的小爬虫，其纷纷扰扰地争官做，便挤轧得更加厉害了。为了赢得主子的赏识，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袁世凯要做皇帝了，先使爪牙在政府各部门活动，其中也暗暗通知了教育总长，让他上一份呈文，在自己的名字前头写一个“臣”字，这样便是表示拥护了。总长立刻照办，但是用什么为题呢？挖空心思，结果作了一篇呈大总统文，请提倡小学教育。呈文在报纸上发表了，有些教育界的热心家却忽略了那个重要的字眼，读后反而高兴得不行，互相告语道：“现在要振兴小学教育了！”
险恶的环境真使人逆料不得，防不胜防。就说夏司长夏曾佑，本已绝望于政治，知道中国的一切事情是万不可办的，整天大喝其酒，敷衍度日，怎知道这位曾同严复一起办报，先后鼓吹过“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风云人物，竟是孔教会的发起人！孔子生日，总长汪大燮令部员前往国子监跪拜，据说还是他出的主意，何等的阴鸷可畏！
袁世凯是很少召集教育部同人讲话的。在总统府，他那冗长的训词都说了些什么？无非重复他从前在任北洋军阀期间，曾经编辑过多少种教科书之类的“史话”。对于目前民国新教育的宗旨和方针，简直毫无认识。装腔作势，空洞无物，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显示个人的政绩与才能。所谓大人物大抵如此……
这就是所谓环境了。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中，难道真的可以做事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