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晦暗，大雪纷飞。
1908年4月8日，周树人兄弟按照事先约定的日期，同许寿裳、钱钧甫、朱谋宣五个人一起，搬进了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7号新居。人数凑齐以后，便在靠近铁门的电灯上高悬了一块牌子，署名“伍舍”。
当时，许寿裳已经从东京高师毕业，计划一面跟从章太炎学习国文，一面进修德文，预备再往欧洲留学，结果选择这样一个雅静的环境。为了一统天下，临时去拉朋友。本来，树人在中越馆算是住得舒服的，只是被那老太婆作弄得苦，于是也就应允搬家了。
西片町是有名的学者住宅区，拐弯出去，便可以看见东京帝大的红色大门，有成群的方帽子进进出出。周围一带的商店和电车，几乎为这些方帽子而设。方帽子越是破旧，年级越高，越是能显示他们的资格。出身于名牌大学，动辄以资格示人，这等人物是周树人历来讨厌的。幸好有庭园，有花草，有使心灵摆脱俗物羁绊的地方。他发动其余的几位，一同开辟隙地，种植绿色的生命。在众多花草中，最可爱的要数名叫朝颜的牵牛花，变种很多，能够奇迹般呈现它的色彩和形状。每近黄昏，浇罢水，朦胧中便有乡思的丝缕缭绕着上升，使他回复到迷于花草的单纯的少年时代，在寂寞与惆怅中间品尝出一种淡淡的甜蜜来。
赏花的闲情不多，多的是紧张的工作。“伍舍”原是夏目漱石的旧居。对于当时为自然主义所充斥的日本文坛，周树人毫无兴趣，但却喜欢夏目漱石，读过他的名作《我是猫》。当《虞美人草》在报上连载后，也都认真地找来分章读完。夏目漱石，本名金之助，改名漱石，乃取中国小说《世说新语》中“枕流以洗耳，漱石以磨牙”的意思，表示自己的节操。他生在古名江户的东京，故被人称为“江户佬”，在日语中有性格顽强的意思。由于他从小接触不少汉文典籍，对中国人一直抱有好感，这在日本人中是并不多见的。留学英国期间，他对欧洲社会作过深刻的观察，因此并不满于当时举国上下崇拜西方的空气。为了批判日本的国民精神，批判文学界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他致力于介绍和翻译尼采及其作品，试图以尼采式的进取精神，改造大和民族的灵魂。夏目的著作想像丰富，机智幽默，轻快洒脱，文笔精美。他以喜剧的手法描写社会和人生的悲剧，这特有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色彩，尤其博得周树人的好感。如今生活在这位被日本人尊为“伟大的人生教师”所生活过的地方，不免经常悬想着他那奋笔疾书的情景。这种历史性的巧合，加强了周树人的文学意识，而使理想中的事业更加逼近。
在南向的六席小间里，并排立着两张矮桌，有如两匹并辔的战马，载负着兄弟俩在纸面上日夜奔驰。树人除了译述，还为许寿裳主编的一套《支那经济全书》做校对工作，以此赚取部分费用。官费本来有限，“伍舍”时期自然更加拮据。这座日本绅士的私邸，租金实在太贵了。
陶成章和龚宝铨一样是“伍舍”的常客。一天，龚宝铨来访，手里拿着两本书，一本是德国德意生的《吠檀多哲学论》英译本，卷首有他的岳父章太炎手书的“邬波尼沙陀”五个字；一本是日文的《印度教史略》。宝铨对树人说，太炎先生想叫人翻译邬波尼沙陀，问他们兄弟俩是否乐意承担。树人表示没有兴趣。他认为，这些宗教典籍虽然有助于对人类思想历史的了解，但于国民性的改造却未必是有所裨益的。
相反，作人觉得很有意思，只是译事太难，便回答说待看了再定。事后，他跑到丸善书店，买了几种邬波尼沙陀的本子参照阅读，最后告诉章太炎说，可以翻译这部奥义书。
不知为什么，到了后来，作人变得相当懒散：既不译文学，也不译吠檀多。这使树人非常焦急，可是一再催促，仍然没有结果。
一天，树人突然暴怒起来，半句话也不说，挥起拳头就打。袭击太突然了，甚至连树人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作人头部一连“咚咚”地被猛击了几下，刚待举手回击，许寿裳赶来了。
作人把头垂下，几乎没有什么抗辩。树人转身退向窗沿，也没有更多的言词可以表示不满或懊悔；兀立的背影，只有肩膀作着不易觉察的微微的震颤……
雷阵雨顷刻成为过去。不久，兄弟俩同时成了章太炎的私淑弟子。
对于章太炎，周树人仰慕已久。特别是几年前，他主持《民报》期间所写的与康梁派论战的文字，就以其压倒的革命气概及博大精深的学识征服过自己。作为革命家，孙中山的声望并不下于章太炎，且因为善于宣传，当时就有“孙大炮”之称。但是，周树人对轰轰烈烈的实行家历来不甚佩服，倒是敬重那些既具有献身精神又深于学问和长于思考的人。而在革命派中，像章太炎这样的学问家是罕有其匹的。虽然他热心宗教，过于泥古，征引和考证的繁琐都多少显露了思想的混杂与迂执，然而，对于精神因素的高度重视，提倡依靠“自心”，增进道德，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批判，都因为与自己的探索处于同一方向，故一直为周树人所推崇。
自从在神田的古成中学听过章太炎的课，周树人便冀望着能有继续听讲的机会。论动机，实在不止在于文字学本身。就像在中越馆时，响应了陶望潮的建议，和同许寿裳、陈子英等六人，一度向亡命日本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玛利亚？孔特学习俄文一样，本意仍是出于对俄国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的向往。无论如何，精神自由的需求是第一位的。
由于太炎先生在国学讲习会的上课时间与正常的学科时间相冲突，周树人和许寿裳便托请龚宝铨转达这样的意愿：希望太炎先生在《民报》社旧址另外开设一班，于每星期日的上午，专门为他们讲授《说文》和《尔雅》。
意想不到的是，太炎先生竟立即答允了。
讲授是在一所极其简陋的房间里进行的。师生环绕着一张矮小的桌子，席地而坐。据说先生是一个性情暴烈的人，可是在学生面前，却是极其和善而随便。他留着一撮鲶鱼胡子，笑嘻嘻地说话，活像庙里的哈喇菩萨。要是鼻涕流了下来，他就用袖角擦抹，一点也不在意；讲课讲得热了，干脆脱去外衣，光着膀子，只留一件长背心。他讲的课，也像平日穿着举止一样洒脱而风趣。按照中国文字的结构特点，他逐字往下讲解，或沿用旧说，或发挥新义，任何材料被他运用起来都不会显得枯燥。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风土人情，传闻轶事，几乎都涉猎到了。特别是一些借训诂引来的妙语，间发如珠，常常引起一阵又一阵哄笑……
讲课从清早8时开始，一直到正午，四个钟头内没有休息。可是，不管是主讲的，还是听讲的，一点倦意也没有。
同班一共八个人，“伍舍”方面去了四人，是周氏兄弟，还有许寿裳和钱家治，其余四位：龚宝铨、钱玄同、朱希祖、朱宗莱，是从大成转来听讲的。在他们中间，钱玄同说话最多，而且经常在席上爬来爬去。周树人即兴给他一个诨名，就叫“爬来爬去”。而他自己是极少发言的，为此，钱玄同便回赠了一个颇为传神的绰号曰：“猫头鹰。”
在《说文》之后，又听讲《庄子》和《楚辞》。周树人听课极其认真，课后，总是从龚宝铨那里借来笔记，详细核对和补充自己记下的内容。正当他倾心于西方文学的时候，由于太炎先生的指导，才在偶然的回顾中，发现了祖国文化的某种魅力。魅力的诱惑，竟至于从此形成一种癖好：行文时，往往投进一些古僻的字眼；恍如流水，因顽石的阻碍，于平静中不时激起漂亮的漩涡。
开班不满一年，章太炎同周树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听讲期间，《民报》被日本政府禁止了。背景自然出于清政府的要求，而借口则是违反出版法，因为出版人由章太炎改换为陶成章，没有向警厅报告，结果不但勒令停刊，而且还要征收一百五十元的罚金。
《民报》虽然是同盟会的机关报，这回罚金却要章太炎个人垫付。他向孙中山索款，却没有一点回音。按照日本法律，被告如逾期不交罚金，便要按一元一天折算，改服劳役。自从刊登了《大乘佛教缘起论》，《民报》销量锐减，报社经济窘迫得不行，根本无法应付罚款。事情只好无望地拖延下去。
到了最后一天，龚宝铨来找周树人商量。想不到树人会那么果断，立刻想出了一个法子，让许寿裳挪用译印《支那经济全书》的部分经费，轻易地解脱了一场危难。
为了这件《民报》案，周树人对同盟会的头面人物增加了不少猜疑与不满。他的确是深爱着他的先生的，无论是在公开或是私下的场合，他都谦恭地表明自己是章氏门下的弟子。此后，当先生日渐颓唐，甚至拉车屁股向后时，他只有感到惋惜；而一旦遭到攻讦，必定挺身而出，为之辩诬，决不让先生蒙受半点污垢。
成熟的人是不需要偶像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周树人一旦发现了先生和真理之间的距离，就会固执地站到真理的一边，从心底里坚持自己。
有一次，太炎先生提问说：“文学的定义怎样？”树人回答道：“文学和科学不同，科学重在启发理性，文学重在增进感情。”先生听了，随即纠正道：“这样的划分办法虽然比前人较胜一筹，可是仍然有失当的地方。比如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又何尝能动人哀乐呢？”
周树人不以为然，但没有反驳，课后对许寿裳说：“我以为先生诠释文学，把范围弄得太宽泛了。其实，文字与文学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江赋》、《海赋》之类，文辞虽然奥博，而它们的文学价值就很难说。”
龚宝铨有一天带来太炎先生的一封信，信中用篆文向周氏兄弟发出热情的邀约：“豫才，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祉。麟顿首。十四。”
作人是如约到智度寺里去了，树人却没有去。
对于佛学，包括其他宗教，树人从来没有涉足的欲望。虽然他在年内撰写的《破恶声论》中也曾给神话、传说和原始宗教以好评，但也只是把它们看做先民的自由精神而加以肯定。当他一旦认真研读佛经的时候，那已经是陷入另一张苦闷到近乎绝望的大网里了。
冬天，“伍舍”开始解体。
钱钧甫早已对群居感到厌倦，于是同亲戚朱谋宣先后搬走了。余下的三个人，由于无法应付昂贵的租金，只好一同搬出。
那时节，荷池枯干了，菊畦残败了，热闹的蝉声也早已消歇。离别总是教人惆怅的。许寿裳套用了东坡的句子成诗一首，表达一时的眷恋之情：“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壶中好景长追忆，最是朝颜裛露时。”
周树人倒没有什么伤感。因为人首先要能生活，而这段时间，由于经济的压力，他不但要忍痛分割用于文学的精力，而且，连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