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北方的森林城镇——仙台，以不寻常的热情，迎接了这位远客。
地方报纸从7月份开始，几个月内陆续报道有关周树人入学的消息。为了造成明朗的印象，有时候还添上一点虚拟性的描写，比如说“因找不到做中国菜的公寓而大感困惑”，或者说“是个操着流畅的日语而异常活泼的人物”，等等。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于5月下旬接到清国公使杨枢关于周树人希望入学的照会，几天以后，便做出准许免试入学的答复；9月1日，正式向个人发出有关批准入学和免除学费的“指令”。对于接受这样一名没有先例的志愿者，学校的应对是十分敏捷的。
可是，周树人的反应却是相当的淡漠。
占据他的深情的，仍然是迢遥的故国，和个人通往故国的未来的进程。他知道，自己不是旅行者，离开东京并非为了作一次轻松愉快的郊游；但也不是交际家，无须乎关心异乡人的脸色和内心气候。作为科学道路上的探索者，而今，他要像熟悉地质和矿产一样重新熟悉人：具体的人，物质的人，那各式各样的灵魂所赖以寄存的躯壳。探索是寂寞的。他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在缴纳学费的当晚，他把免收的钱买了一只怀表。从此，除了香烟，又多了一个友伴。寂寞时就掏将出来，看看指针无休止的跋行，或者贴近耳边，听听那亲切如叮咛般的滴答声……
9月30日早晨，由庶务科文书田总助次郎陪同着走进教室，说一声：“这是从中国来的学生！”新的学习生活就算开始了。
四号教室。第六课时。随着上课的铃声，进来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厚嘴唇，戴着眼镜，挟一叠大大小小的书放在讲台上。开始，他便用了缓慢而抑扬的声调自我介绍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排座位有几个人嗤嗤笑起来了。他接着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展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关于这门学问的著作，在强调解剖学作为医科基础学的重要性时，他模拟汉语的文言句法，照样用那般独特的腔调说：“解剖分脏之事，为初学者进入医学之门户，乃须臾不可分离者也……”于是，嗤嗤的笑声又从后面响了起来。
发笑的原来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因此熟知校内的掌故；课后，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关于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马虎了，有时竟会忘记打领结，冬天则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地，致使有一回在火车上被疑心是扒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藤野的名字便已不被正式地称为“严九郎”；在学生中间，流传着音近“权九郎”的叫法，或者叫“权先生”。“权”者，假也。有时候就干脆叫他“老权”。他们取笑他，却又怕他。正如名字严九郎一样，无论教学和办事，他都是少有的严格。首先，他打分就很严，一年级留级的大半是因为解剖学不及格。对于留级生和不够认真的学生尤其严厉，他屡次恶作剧似的提出问题，搞得他们十分窘迫。上课的时候，他会马上把门关闭，使迟到的学生再也进不来。
刚刚升作教授的藤野，显得那么自负。奇怪的是，眼前的这位中国学生，竟使他莫名其妙地敬重起来。或许，他小时候跟野坂先生学过汉文，对中国的先贤非常崇敬，随后也就把这种敬意推而广之地移到每个中国人的身上。他的目光那么敏锐，从周树人苍白的脸色和沉稳的举止中，早已觉察出了那内心的寂寞。他发现周树人听课非常吃力，便想：课上的笔记该也不会做得好的……
一个星期过后。
周末。藤野的助手叫走了周树人。
在研究室里，藤野正低头查抄着什么。听到进来的声音，他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抬头问道：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吗？”
“可以抄一点。”
“拿给我看！”
墙壁四周放置着各种人骨，还有独立的头骨；中央是达摩式火炉，无声的，于冷肃中生着温暖。
周树人不晓得先生的用意，心里想：该不会是找什么岔子吧？但也无法，只好迟疑着把所抄的讲义交了出去。
才过了两天，讲义便发还了。先生说，此后每个星期，都要送给他看一回。周树人接过手里，连忙打开来看：讲义从头到尾，都已经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加以订正——呵，原来如此！他伸出指头，摩挲着红笔画过的地方，心里同时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
不久，藤野又把他叫到研究室里去，从他的笔记本上翻出一个图来，和蔼地指示说：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个位置了。自然，这么一移，的确比较好看了一点，但是你要明白：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怎样的形状就怎样画，我们根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改正过来了，以后，你要完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周树人口头答应着，心里却说：“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
但是，无论如何，藤野先生的特殊好感是无可怀疑的。他关心着中国学生的各个方面，从住宿、饮食、会话，直到笔记。笔记，尤其是重要的东西。此时的仙台医专，仍然没有教科书，参考书很难弄到，图书馆里的医学书籍和杂志，也不是轻易可以借阅的。学生要完整地掌握老师讲授的内容，必须倚赖笔记。在同学中间，就常常有求让和出售笔记的事情。因此，藤野在这方面给予一个闯入者的关照，引起日本学生的普遍嫉妒也是必然的。
对周树人个人来说，这种难得的关怀，反倒成了沉重的负担。在日本，不管是东京的樱花还是松岛的风景，都未曾构成春天的印象；惟有接触了藤野，才真正领受到异地的温暖。也许，在先生看来，自己该不仅仅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学生，而是整个的中国，整个的科学事业而寄予期望的深情的。要是这样，自己承受得起吗？每当翻看到笔记本中那血一般殷红的笔迹时，他都会立刻感到这种精神的重压。对于伟大无私的奉献，感激之情是何等浅薄！他甚至觉得，在学习中，哪怕产生任何一种停顿的意识都是不可原宥的。
一年级的主要课程，是由藤野和敷波两名教授担任的解剖学理论，每周八至九小时，占全部课时的三分之一；其他副科：组织学理论、化学、物理、德语、伦理学及体操等，占全课时的三分之二。除了伦理学和体操，其他各科都需要机械的记忆；特别是敷波教授，经常用拉丁文和德文讲骨骼名称，背记起来就更感困难了。人不是机器，可是从早上7时开始，就必须按照学校规定的课程进行运转，直到午后2时。阅读政治、哲学和文学书籍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几乎没有思索的机会，连早经动手的《世界史》和《物理新铨》的翻译工作也不得不终止下来。
探索者/岛国的热血与星光人间鲁迅（上）周树人开始感到，整个学校的体制都像是专意敌视自己似的。然而，当他意识到这种厌恶心理时，却不禁惶惑起来：为什么总是跟自己作对呢？这不正是对自己选定的理想道路的背叛吗？……
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同学们常常同军人混杂在一起，在东一番丁，尤其是艺妓街一带游逛。周树人没有这份心绪，只有借课间的闲暇，到医专的樱小路校门对面的一个叫“晚翠轩”的牛奶铺里去，一边喝牛奶，吃粗点心，一边看各种官报和报纸，算是最好的休息。如果说，这个憩园仍然通过报纸把他同现实结合起来的话，那么，另一个憩园就使他离得稍远一点，可以沐浴古风，沉浸于“社戏”的记忆和乡思的柔波里了。
原来在东一番丁的北口附近，有一个“森德座”大剧场。周树人是常常买了便宜的站座票，在这儿观看新派剧和传统的歌舞伎表演的。但不管在“晚翠轩”还是“森德座”，他都是只有影子为伴的。同学们朝他打招呼，他就点头，偶尔才递一个微笑；有时候，同学仿佛发现了他的颇自珍惜的寂寞，也便不加打破，只互相低语道：
“哦，周来了呀。”
人，总不堪寂寞。
周树人开始想念东京，想念东京不多的几位朋友，想念《浙江潮》。一个未曾忘怀于政治的人，一旦离开了一种关系，一种氛围，那是多么悲惨！记得途经一个驿站，就怕见“日暮里”三字，当时想起《离骚》里的“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的句子，不知怎的，竟生起一种被放逐的感觉。而今，心中的抑闷是愈加浓郁了，即使遇到仁爱的先生，难道就是可以言说的吗？周围都是日本同学，虽然时有来访，无奈总是格格不入；探访的殷勤，有时甚至会被他目为无聊浅薄而感憎厌。同胞是有的，就是第二高等学校里的施霖。他学的工兵火药，好像从来没有过沉潜于读书和思索的欲望，总是幻想着立刻创造出一个以血火涤荡世界的场面来。可以想见，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语言，即使两个人差不多同时到来，而且一直同住到现在。什么叫距离？当灵魂不相靠近，即使四周是密集的人群，也当如置身在一片荒寒的原野。
一天，周树人突然收到任克任从东京寄来的两本书：林纾与魏易合译的《黑奴吁天录》和手抄本《释天》。任克任经常为《浙江潮》撰稿，发表过《苦英雄逸史——普鲁士亚皇后路易设》和《俄国虚无党女杰沙勃罗克传》，同是终日忧思的人物。朋友的盛意使他感激。早在来仙台之前，他就一直搜求《吁天录》，一旦到手，便一口气读完了黑人老仆的悲惨一生。
掩卷时，楼下的人声已歇，不绝于耳的是飨蚊的飞鸣，和广濑川从窗外传来的哗哗的喧响……
这是一家离监狱不远的公寓——佐藤宅。从田中宅搬过来已经大半个月了，今夜，是特别的惹人愁思。莫非是一代奴隶的命运搅得他无法安静？把灯灭了，躺下来，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第二天起来很晚，他感到有点晕眩，便干脆不到学校去，往额间扎上条毛巾，盘膝坐下，给蒋抑之写起信来。
蒋抑之是一位结识不久的朋友，虽然出身商家，却很有头脑，而且慷慨仗义，大有古代侠士的遗风。记得来前，自己填写入学申请书和学业履历书，一时颇惶遽于“清国留学生周树人”这样几个字，被他看见了，立刻主动代章。其实，他又何尝没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呢？……
蘸了紫色墨水，树人援笔写道：拜启者：前尝由江户奉一书，想经察入。尔来索居仙台，又复匝月，形不吊影，弥觉无聊……二十天大雨，固然令人阴郁；而一朝放晴，又不免空虚而寂寥。
——好大的水呵！好深的天空！广濑川都快漫上崖岸了！他发呆似的望着格子窗：故乡不会有这样的雨，这样疯狂的雨，摧人心魄的雨。故乡的雨是霏霏的，温柔的，梦一般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