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认准一个目标，那就朝着那个目标一步一步地靠近，不管困难有多大、对手有多强，只要别轻易放弃，那么成功的希望就会大于失败。
往往量的积累才能带来质的巨变，我们认定一个目标，就要凭着愚公移山和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持之以恒，坚持到底。做件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坚持去做小事。要知道，即使是小事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
但是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并不是小事，比如说遇到强劲的对手、巨大的灾难，如果针锋相对的话，无异于鸡蛋碰石头。道理其实和做小事一样：硬碰不是好办法，僵持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用自己的耐心去和对手周旋。年仅20岁的康熙，面对来势汹汹的三藩之乱，非常沉着冷静，制定了“熬”的应对策略，表现了政治家的一种稳健和从容的气魄。
顺治初年，东南沿海及两广、云、贵地区，是当时抗清斗争的主要活动地区，情况错综复杂，危及清朝的统治。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汉官名将吴三桂受命以平西王的身份镇守云、贵，尚可喜以平南王的身份管理广东，耿精忠以靖南王的身份统辖福建，当时并称“三藩”。可以说三藩的设置，并不是出自清政府的主观愿望和要求的。
当东南地方安定下来后，清政府的统治集团认为，只有以吴三桂等声名远播的军事将领镇抚这些地区，才能长治久安。因此当定南王孔有德要求解职欲引退北归时，顺治帝一再挽留，以南疆未平为理由，没有批准请辞。另外，尚可喜于顺治十年、十二年也两度申请北归，顺治帝则以广东刚刚安定，许多事务需要处理加以挽留，此事就告一段落了。
这其实是顺治帝的缓兵之计，三藩当时还有很大的价值，对于当时清政府的稳定有重要意义。顺治帝深知“熬”字诀——想等到熬出头，借三藩消灭那些反对势力之后再做打算。
随着三藩在地方时间的延长，三藩兵权在握，各拥兵自重。于是，随着三藩势力的不断增长，形成了一股与中央抗衡的强大力量。
在兵力上，耿精忠、尚可喜各有八旗汉军15佐领、绿旗兵六七千人，这仅仅是他们的嫡系部队。其中以吴三桂的兵力最强，他有53佐领、上万余甲士、绿旗兵12000人，还有前、后、左、右抚剿四镇，总计丁口10余万。到了顺治十七年，吴三桂拥有7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由于三藩掌握重兵，实际上已形成了与中央政权相对立的军事割据状态。
顺治帝在建藩的初期，为了安抚他们辅佐皇室，赐与三藩政治上的种种特权，他们以此不断扩充各自的实力，不断壮大自己。耿精忠利用海运同荷兰及东南亚各地做走私贸易，将全部所得归为己有，尚可喜则在广州私自征收苛捐杂税。
吴三桂比尚、耿两藩享有更多的特权。顺治十六年，他总管云南军民一切事务，康熙元年，索尼四辅臣又命吴三桂兼辖贵州，总领其境内的一切人事财政，当时云、贵两省成了吴三桂的独立王国，一方面，他把自己赏识的人从外省调至云南，以充实实力，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亲信派往他省任职。不仅如此，他还采取各种手段聚敛财富，征收重税，牟取暴利，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力量。
同时，三藩的财政开支也已成为清朝国库的巨大负担。三藩不但不把其在藩镇所得上交，还都窃为己有，而且还从朝廷索取大量饷额和经费。顺治十七年，据户部统计，清政府全国正赋只有白银1700余万两，而云南一省就需要900万两，为了减轻朝廷负担，朝廷曾经多次计划裁减三藩军队，但三藩寻找各种借口予以抵制，最终未能实施。
在索尼四辅臣辅佐康熙执政时期，为了利用三藩的力量对付南明、农民军余部，及其他抗清的力量，朝廷对三藩采取笼络、包容之策，如此一来，则更助长了三藩势力的迅速膨胀。
随着三藩势力的日益增长，与清廷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康熙皇帝在亲政之初，就把三藩同河务、漕运列为三件大事，他把解决三藩列为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中的第一件事，时刻思虑撤藩的时机与办法。
虽然康熙帝早有了撤藩的意向，但由于三藩实力强大，不便贸然采取行动。康熙十二年3月，已经看出朝廷意图的尚可喜首先提出撤藩，上疏朝廷，请求归老辽东。这为久思撤藩的康熙帝提供了一个难得良机。康熙帝趁势顺水推舟，立即批准，并对他大加赞誉。尚可喜本来的意图是自己回东北以保善终，让儿子尚芝信留镇广州，承袭自己的位置。但康熙认为撤藩必须彻底，不能留下后患，于是拒绝了他的要求。尚可喜无奈，只好服从了命令，开始准备迁移。
吴三桂得到尚可喜撤藩的消息后，非常震惊。这时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在京师迅速派人驰书给吴三桂，要他依计而行，吴三桂经过反复思忖，只好上疏请求撤藩。但吴三桂认为自己势力大，而且功劳多，朝廷不会撤去他的位置。与此同时，耿精忠也给朝廷上了一份撤藩奏疏。
康熙帝认为这是难得的机遇，准备一概批准奏疏。但对是否撤吴三桂在朝臣中产生了不同意见。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人赞成康熙帝的决策，大多数廷臣持反对意见，大学士图海、索额图等元老大臣担心引发兵变，反对让吴三桂撤藩。这个时候，康熙帝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两部讨论，但始终没能取得统一意见。而康熙早就考虑了详熟，他明白三藩蓄谋已久，不早撤，必然养痈成患。康熙帝力排众议，正式作出撤藩的决定。
于是康熙帝下诏给吴三桂，在肯定他的巨大功绩之后，便以吴三桂年事已高等允许了他的奏疏，他向吴三桂保证，撤藩后，可使吴三桂保荣誉，共享太平之福。
但是，由于吴三桂申请撤藩并非出自真心实意。当撤藩的诏旨送到云南后，他震惊、失望，更气恼。吴三桂立即与其党羽密谋起兵。于是他开始为起兵做准备，调集人马，断绝邮传，封锁消息，暗令境内只许入而不许出。
同年11月21日，吴三桂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逼使云贵总督甘文焜自杀，同时扣留了康熙的使臣折尔肯等，正式起兵反清。为了笼络民心，他脱下清朝王爵的穿戴，换上明朝将军的盔甲，打起了为明王朝报仇雪恨的旗号。当吴三桂起兵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清廷上下一片震惊。
吴三桂的叛乱早在康熙皇帝的意料之中。刚刚20岁的康熙，与久经疆场的吴三桂对峙，初期不免有些紧张。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着手从容应对。
康熙帝首先杀死在京的吴三桂的儿子，以坚定削藩抗吴的决心，同时增派八旗精锐前往咽喉要地荆州固守，并通知广州与福州两藩停撤，以孤立吴三桂，另一方面，将散处各地原属吴三桂的官员一律赦免，以利大局稳定。
当吴三桂挥军北进时，清政府在军事上并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进军速度很快，福建的耿精忠举兵攻略江西、浙江等地，吴三桂的前锋已抵长江南岸，与清军形成了隔江对峙的局面。在一年的时间里，吴三桂就占据了江南。而与此同时，四川、山西、陕西、甘肃诸省也发生了叛乱。
面对复杂的形势，康熙帝处变不惊、运筹帷幄、指授方略，决心赢得战争的完全胜利。他也准备用“熬”来瓦解强劲的对手，因为他深知吴三桂年事已高，而且他又后继无人，只要“熬”下去，吴三桂的势力必然会土崩瓦解。
战争发展到康熙十四年，吴三桂军的战略进攻达到了顶峰，形成了耿精忠控制的福建、浙江、江西为东线；四川、陕西、山西、甘肃为西线，陕西提督王辅臣的叛变对京师的威胁最大，湖南则为正面战场。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康熙制定了战略方针：清军以荆州为战略立足点，与湖南战场的吴军主力周旋，不攻；决定先解决耿精忠、王辅臣两股势力，然后再集中兵力同吴军决战。
王辅臣，山西人，强盗出身，骁勇善战，顺治年间就已反叛过清廷，后来归降，到了吴三桂手下当差，吴三桂待他不薄。
但是王辅臣却对吴三桂不满。一次酒后，王辅臣骂了吴三桂的侄子吴应麒。吴三桂让人捎话责备王辅臣，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惹得别人笑话我，说我吴三桂平日对王辅臣爱如亲子，现在反要吃他的脑髓，岂不贻笑天下！再也不要说这种话了。”
王辅臣听后不以为然，就找机会离开了吴三桂，到陕西任提督。吴三桂对此很理解，还送给他两万银子做路费。
吴三桂反清后，极力拉拢诱惑王辅臣，王辅臣感念吴三桂的旧恩，又回头上了吴三桂的贼船。根据这一情形，康熙认为王辅臣虽然是第二次叛变清朝，但居心不坚，假如再度宽容，相信会招抚成功。为此他专敕慰勉，最终感化了王辅臣，使他重新归顺了朝廷。
继西北招抚成功之后，福建的耿精忠也被招抚归降，致使闽、浙相继平定。十六年4月，后叛的尚之信也被招抚归降。同年6月，康熙向各地统帅、督抚部署：凡在贼中文武官员兵民，悔罪归正，前事悉赦不问，仍照常加恩。如果有擒杀贼者，投献军前，或者以城池兵马归抚者，仍论功行赏。依此形成制度，每到战役关键时刻，康熙帝都发招降敕书，由专门负责招抚的人掌管送达。可说是攻心战。
康熙帝采取又一项重要政策重用汉兵汉将，他们为平叛发挥了重大作用。吴三桂在失去耿、尚两藩之援后，处境孤立，匆忙于康熙十七年3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8月，74岁的吴三桂得病暴亡。吴世潘即位，但他根本无力统领军队，纷纷大溃败。康熙则有条不紊地指挥，命令各路军队乘胜追杀。
这时，清军已进入湖南，已将长沙之敌包围，并从水陆两路攻取岳州。在派兵几路围讨的同时，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康熙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劝诱叛军投降。他给叛将写了招抚的谕旨，争取他们投降，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康熙二十年11月，清军终于攻克昆明城，吴世潘服毒自杀，其党羽也四散。这场历时8年的三藩叛乱，以吴三桂的覆灭而告终。康熙帝用“熬”解决了这场危机。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康熙沉着冷静，从容应对，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我们面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时，一方面是在享受着成功的喜悦，另一方面也在庆幸自己没有放弃而获得了成功。当然我们的努力未必都会得到满意的结果，但当我们做到了尽力而为，那就不会有悔恨和遗憾。在这时，我们可以坦然地说：我确实尽全力了。
很多时候放弃就是懦弱的表现，顽强的意志也是来自于日常的自我磨砺，如果认准一个目标，那就朝着那个目标一步一步地靠近，不管困难有多大、对手有多强，只要别轻易放弃，那么成功的希望就会大于失败。其实比拼到最后，比的往往已经不单单是实力，而是谁的意志力更坚强、谁最能够“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