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鲁迅连续创作了《采薇》、《出关》、《起死》三篇小说，由此完成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这本集子的写作，从沉浸于《呐喊》的1922年直到逝世的前一年，“足足有十三年”，其间，鲁迅的情感世界经受了多少风霜雨雪，又该发生多少的曲折变化呢？
大致说来，鲁迅的思想感情在创作《补天》、《奔月》、《铸剑》的1922年至1926年间是热烈向上与沉郁苦闷的复合，创造的理想、人生的憧憬都是执著顽强的，但现实的种种打击又常常迫使他陷入苦难的深渊，尽管如此，鲁迅仍在创作中寄寓了相当鲜明的主观理想、个人精神的形象。这些浪漫主义色彩也正是作者保持了相当自信底蕴的表现。但这种自信分明面临着一连串的而且是越来越大的现实危机。由此而降近十年时间鲁迅中断了小说创作，直到1934年提笔写作《非攻》。虽然墨子的精神仍包含鲁迅当时的一种理想，但笔调一反前期，变得沉静客观了，作者与主人公墨子之间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第二年11月创作《理水》，浓墨重彩的也并不仅仅是禹，作者满怀兴趣全力描绘着一幅幅姿态万千的百丑图，渲染着世人愚昧、无聊、麻木却又贪婪、尖滑的景致。一月之后，鲁迅一气完成了《采薇》、《出关》、《起死》，调子更加冷峻、克制，从中我们再难找到哪怕是部分折射鲁迅精神的理想人物。作者站在一个较高的观察点上俯瞰着一千多年前在东亚大陆上碌碌奔波的峨冠博带的中国人，伯夷、叔齐、老子、庄子，这些中国社会的精神导师。同早期创作比较，鲁迅的确无意对其中的任何一个圣贤加工改造，使之成为自己某种主观理想的化身；鲁迅是带着鲜明的文化批判的理性意识，在一种有距离的历史性审视中剖析着他们各自的生存哲学、价值观念。由此构成了所谓鲁迅后期创作的“社会批评”色彩。联系当时的社会斗争、思想斗争的需要阐释这三篇小说的意义固然是不错的，也的确比较多地反映了鲁迅当时的创作趋向，但小说中一些比较细微的审美特征却也难以得到比较完满的解释。比如作为对日本军国主义“王道”阴谋的揭露，作为对复古主义、民族失败主义思想的扫荡，《采薇》、《出关》的格调理应是尖刻泼辣、不留情面的，但这两篇小说在保持鲜明的喜剧风格的同时，又都无一例外地笼罩着分量不轻的悲剧色彩。无论是伯夷、叔齐，还是老子、庄子，都远没有到达滑稽绝顶、任人嘲弄的地步。这又似乎表明：作者在保持着理性明晰的社会批判的时候，仍然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自己的某些真切的人生感受。
那么，在高度的理性架构与情感渗透之间，在清冷的超距离审视与主观投入之间，在批判与认同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要求在起着平衡、统一的作用呢？我认为，这仍然是作者一以贯之的人生探索的需要。作为一种个人的生存理想的抉择，无论是伯夷、叔齐，还是老子、庄子都有他们绝对的自由，新时代有着新的人生观的人们并没有嘲弄讥笑他们的权利。但是，如果试图用这些个人的存在哲学来指导世界，来校正、统一全社会的思想，那就是荒谬绝伦的，也就理应受到新时代有着新的人生观的人们的唾弃。就是在现代新的人生理想的理性观照中，鲁迅洞察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心安理得的“吃人”正是以这种全民大统一的人生哲学为基础的。要除旧布新，建设容纳新人的新社会，就必须彻底揭露这些存在哲学在现实实践中的荒谬与虚弱——对作为个体意义的人生理想的肯定和对作为全民精神的存在哲学的否定奠定了鲁迅历史文化批判小说中的复杂情感，从而也决定了其在审美特征上的悲喜交集的风格。
鲁迅选择伯夷、叔齐、老子、庄子当做自己人生理想探索的对象，也明显是深思熟虑的结果。鲁迅的新的人生理想是别无选择地萌芽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庞大的母体之内，也只能在传统中国文化的人生哲学互相抗衡、对立的意义上才有自己“新”的意义、“新”的价值。传统中国人生理想的总体特征是“儒道”的互相融合。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义举，历来都是儒家“肥遯养高”的楷模，老子、庄子则是道家精神的两大先师。深谙传统中国人生道路之苦的鲁迅就是有意识地上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用现代的摄影镜头去曝光、去定格，发现它们历史性的谬误和荒唐。
二
儒家的忠孝仁义一直是鲁迅抨击的重点。但鲁迅的这些抨击却不是情绪性的泄愤，不是“奴才式的破坏”，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化建设。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显著的特征：1.严格区别个体意义的信仰真诚的儒生与政治统治、精神规范意义的儒家思想。2.否定之中寓藏着一种更高层次的理性重建的价值标准。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个体意义上主动趋近的儒家信仰，我们倒没有多少理由加以嘲弄取笑了。勿以自我的信仰代替他人的信仰，恰恰就是现代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采薇》的视角也放得较低，力求在一种比较客观的叙事中自然袒露出主人公“通体的矛盾”。
鲁迅的新的价值取向就是“立人”，即所有的道德信条都应当建立在对“人”基本欲望的肯定的基础之上。任何信仰、道德、生存哲学的正误优劣的标准就是看它在多大的程度上顺应了人现实生命的需求。
伯夷、叔齐隐遁首阳山绝不同于后世儒生愚顽而虚伪的“卫道”。鲁迅努力要在这种“模范行为”中挖掘其合情合理的因子。作为“人”的伯夷、叔齐并不是天生的义士，相反，在一开始倒以在养老堂中明哲保身、苟全性命为基本生活准则。（鲁迅有意写出，被唐代大儒韩愈著文激赏的伯夷倒“最不留心闲事”，拦驾死谏也是“不提防被叔齐拖着”扑上去的。）尽管武王终于兴兵灭了商，但二老也还是在养老堂中度日。最终把他们逼上山野的不是周灭商这一“大逆不道的”事实，而是有关周武王惨绝人寰的传闻。是王道乐土的瑰丽理想与血流成河的客观现实的巨大矛盾、反差给了伯夷、叔齐以当头一击，击破了他们固有的心理平衡。由此而出走首阳山的义举就不再是空中楼阁，不可捉摸了。“义”不是外在的纲常而是内在的血液。鲁迅从两位神圣的先贤身上挖掘出了“人”的底蕴，也就便于在人性的现实世界中审视他们的复杂内涵。
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这种作为人的理想的“义”却竟然是建立在一些道听途说的信息上。所以当二老得知武王“归马于华山之阳”的仁义之举时，“竟是兜头一桶冷水，使两人同时打了一个寒噤”，“从此都有些七上八下起来”，这实际上已经大大地削弱甚至可能是取消了他们为理想而抗争的行动的意义。接下来的行动多半出于“意气”了，“心理忐忑，嘴里不说，仍是走”。这会儿回头也难，但“走”下去却只能越发自绝退路了。这就是伯夷、叔齐的尬尴命运。因为“意气”，他们绝不愿收回“不食周粟”的初衷，又因为理想价值的消失，他们也越发激起了人的生存欲望，采来薇菜，“做法也多起来：薇汤、薇羹、薇酱、清燉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鲁迅以幽默的笔调展现了二位义士矛盾、尴尬的处境。
作为中国古代生存哲学的个人理想，也终究脱不了传统文化总体格局的羁绊。鲁迅认为，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讲是“吃人”的文化，而作为其个人理想的部分也常常意味着对现实生命的背弃、禁锢、吞噬。而如果人已经意识到自身理想的虚幻却又不得不拼命维持它的意义，那更是一种残酷而痛楚的现实。
对中国传统社会而言，饶有意味的还在于：真正捍卫和遵从儒家理想的只是极少数的知识分子，他们愚昧但却不乏真诚的本性，而在绝大多数的人那里，传统理想不过是一块入仕高升的“敲门砖”，一种炫耀自己、盘剥他人的阴鸷手段，本质上，他们什么也不崇尚，什么也不相信，对真诚地执著于自身信仰的人倒怀着极大的隔膜乃至怨毒。这些“做戏的虚无党”，实在是我们人生道路上最险恶最难以对付的敌人。在《采薇》中，鲁迅除了表现伯夷、叔齐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外，也着力刻画了那些路人、强盗、村民的万千表演，或者是热情洋溢中的虚伪冷酷，或者是伤天害理的巧取豪夺，或者是巧言令色的精神折磨。伯夷、叔齐最终都死在了这些首阳村人的精神迫害当中，而罪魁就是首阳村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对于伯夷、叔齐难免迂腐的人生哲学，鲁迅只作了程度有限的调侃，而对于“知道天命有归”、弃暗投明的似乎“开明”的小丙君之流，则表现出了鲜明的厌恶。这是鲁迅对中国传统社会，也是对自身人生遭遇的深刻认识。
一种似乎是神圣的人生理想，不仅是对自身生命的背弃，而且也终于会在虚伪冷酷的现实中被遗弃、被嘲弄、被粉碎，这就是儒家正统精神在中国社会中表现出的第二个特征。
如果说，为了“王道”大义，为了全社会共同的美好理想而抗争、而牺牲注定只能是悲剧性的结局，那么，退而明哲保身、弃刚归柔、“无为而治”就是明智的选择吗？在《出关》、《起死》中，鲁迅通过老子、庄子的命运形象地说明，这也不是阳光灿烂的通衢大道。
老子分明意识到，他的学生孔子“背地里还要玩花样”，但却根本无意“和他干一下”，他把自然的生死运行规律转移到社会、人生的价值取向上，“硬的早掉，软的却在”，于是他要西出函谷“走流沙”，试图逃避现实，独享天命。但是第一步就遇到了麻烦，雄关横亘，难以逾越。这“关”就有了哲学上的象征意味。老子不走通关大道，不走常人之路，而要爬城；不从人间的道路上求生存、求改变，而是“转入岔路”，避人耳目地越关而过——这倒又是一个象征主义的镜头。
只可惜，只要还生活在现实，就不得不受现实秩序的制约，逃避的路是没有的。老子终于还是被守关将士截住了。你想离尘独居、自得其乐吗？不可能了。现实社会还有你必须完成的使命，大家虚心请你出山，你难道还有理由拒绝吗？没有，你有这个现实的义务！老子不得不硬着头皮宣讲他的“道”了。那些碌碌营利、趋炎附势的人们自然听不懂老子消极避世的玄学，于是明里暗里，老子收获着越来越多的讥讽与咒骂。在活生生的充满现实主义的人生欲望的现实世界里，老子以为万能的“柔”变得毫无用处，成为“弱”的代名词。“明哲”不仅不能“保身”，倒给“保身”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函谷关的账房先生已经表示，这样的著书立说者实在不受欢迎，下次只能付给老子五个饽饽了！
同伯夷、叔齐的人生哲学相比，老子的观念更带有自己鲜明的个体特征，并且主客观上都绝无侵害别人的可能。因此，鲁迅对老子主要取着同情的态度，而对关尹喜一类势利、虚伪的庸人则有毫不掩饰的憎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庄哲学某种“超然世外”的态度倒恰恰反映了他们曾经涉世甚深的阅历，因而在对人的某些“形而上”的思索中倒往往表现了许多惊人的深邃的见识。这一点已越来越多地被现代哲学的发展所证实。鲁迅也是早有洞察的，因而他对老庄哲学的再认识采取着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即考查它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在鲁迅看来，没有比现实世界、现实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东西了，在无限生机的生命流程中，任何哲学、理想都是次要的、派生的，而生命现象自身却是首要的、永恒的。老子、庄子的存在哲学尽管深沉，却不足以解决他们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点细小的问题！“现实生命”是鲁迅衡量一切文化现象的第一价值尺度。
同老子的存在哲学比较，庄子把许多人生的问题都推向了更为绝对的境界。所以《起死》重点刻画了作为超脱哲学主人的庄子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其喜剧色彩也要浓厚一些。
庄子一出场就遇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问题：“出门没有水喝，一下子就觉得口渴。”就在“口渴”这样一个最最细微的生活小节中，鲁迅深刻地揭示出：生命的需求永恒，你永远无法超脱！接下来庄子一边高谈“活就是死，死就是活”的“齐物论”，一边又要“起死”，让别人“重回家乡，骨肉团聚”，行动完成了对理论的否定，而哲学理论又要拼命支撑着行动，喜剧效果由此产生。等到死尸复活，拼死拼活缠住他索取包裹衣服时，庄子也不得不用世间的“是非观”来辩论了。于是，庄子的人生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虚妄、不切实际就暴露无遗了，最后在巡警口中又谈到他们的“局长”，一位庄子哲学的信徒，一边隐居，一边“带便兼办一点差使”，讽刺性地揭示了庄子哲学的可悲的命运：不切实际的哲学最终堕为了庸人自命清高、自我标榜的玩物、工具，失去了原本意义的对人生的严肃态度。这样，喜剧性的庄子别无选择地体现出了其悲剧性的一面。
就这样，鲁迅通过对儒、道两大系统几位先贤导师的考察，清晰地昭示了其内在的荒谬、虚弱和不堪一击，从而不无沉重地宣告了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终结。
不管是儒还是道，任何一种单纯的存在哲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都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真诚的儒家和纯粹的道家几乎都不存在，儒道互补实际上才是普通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因此，在传统中国人那里，信仰、理想、生存哲学这些执著而锋芒毕露的东西都是轻飘飘的，圆滑、乖巧倒是颇有代表性的性格特征。鲁迅说过：“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三
从文化批判的角度进行人生哲学的大检阅是鲁迅《采薇》、《出关》、《起死》三篇小说的本质意义，但还不能完全阐释其中的众多情绪特征。比如其中广泛采用的古今联系的写作方式：让古人具有今人的身份，道出一些今人的语言。这固然可以解释为作者通过描写古文化以加强对现代社会的隐喻和批判，但我们从更深的情绪体验的层次也似乎能够感悟出鲁迅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渗透的个体因子，那种表现个体现实境遇所需要的时代、环境气氛。
既然如伯夷、叔齐、老子、庄子般信仰真诚的人在中国仅属凤毛麟角，既然大多数中国人都如小丙君、关尹喜、警察局长一样圆滑自如地生活，那么，鲁迅为什么还要对他们付出比较多的调侃呢？这里就还潜在着另一层面的意义指向，即暗指人普遍意义上的一种尴尬境界：每一种存在的哲学都是对灵动着的现实生命的抽象和肢解，它必然会省略和牺牲掉许许多多的个体生命的意蕴；同样，人生的理想一方面是人自我的某种升华、进步，但另一方面却又是对自身生命的某种损伤乃至扭曲。
晚年的鲁迅，这位“横站着的战士”，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丝毫也不比早年轻，除了继续抵抗反动派的威胁利诱之外，也还不得不时刻警惕来自同一营垒的战友们的无谓攻讦和打击，生活是这样的沉重。对“工头”、对“监督”的痛楚体验时刻折磨着作者，“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这些真诚的信仰和选择了真诚信仰之后的处境是否可构成作者潜意识深处的某些尴尬体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