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鲁迅：《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一位荒淫无道、敲骨吸髓的封建君主，一位血气方刚、气宇轩昂的英雄少年，一位寒若冰霜、孤僻乖戾的冷面奇侠，由此演绎了一个压迫与反抗、施虐与复仇的波澜壮阔的故事。应当说，这一题材并不十分新鲜，甚至基本情节也早在东晋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干将莫邪》中就已经形成了。但20世纪的鲁迅却偏偏对它产生了再创作的兴趣。那么，究竟是其中的什么东西在这位文学巨子那里激起了感触和兴奋呢？当我们翻开干宝的原作，一路读下来时就会感受到，最能让我们这些现代中国人感喟乃至惊叹的实际上是其中故事高潮的那一幕：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踬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坠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
此情此景，让人瞠目结舌，带给人酣畅淋漓的审美快感，仿佛我们体内的某种积郁被这干脆利落的快剑一挥而尽，一种少有的轻松开敞之感充溢了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寓藏在这表层的愉悦背后的却是我们心灵深处那一隅莫名的报复欲，一股由复杂现实多种因素积聚起来的怨愤今个儿都统统转移到对这位专制暴君痛痛快快的复仇中。
在我们传统中国的人伦价值观中，历来以“和”为贵，以“温柔敦厚”的性情为上，讲“礼”，讲“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用鲁迅一针见血的归纳说来，就是“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阴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怒，默默地吃苦。”这一建立在自我压抑、自我剥夺基础上的虚假的“和谐”倒实在是以扭曲变态的方式强化了某些人自身的本能欲望，与之同时也通过对无数顺民的愚化最终构成了封建的不平等的伦常秩序，后者又作用、强化着前者，恶性循环，无始无终。审美是一种无破坏性的情绪释放，只是在我们传统的文学艺术中，能公开标举复仇精神，释放我们幽闭情绪的作品真可谓凤毛麟角了。恐怕正是这样，探索现代中国新的人生理想的鲁迅才格外看重了这一老掉了牙的志怪故事，紧紧抓住从中获得的创作激情，敷衍成篇。20世纪这位思想巨匠的人生观就在那么一个远古的时代反射出了奇光异彩。
我们通常说，无爱也就无所谓恨，而就我们中国传统形态的现代化改造而言，恐怕恰恰得强调，无恨实际上也谈不到什么爱！鲁迅认为，应该“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只有“公开”和首肯了人自身所有的这些基本情愫，只有真正理解了人捍卫自己基本人格的复仇精神，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新型的人伦道德才有重新确立的可能。在鲁迅的《铸剑》中，写得最有声有色、惊心动魄、感奋人心的仍然是那一幕空前绝后的“汤镬煮头”的高潮：
他的头一入水，即刻直奔王头，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几乎要咬下来。王忍不住叫一声“阿唷”，将嘴一张，眉间尺的头就乘机挣脱了，一转脸倒将王的下巴下死劲咬住。他们不但都不放，还用全力上下一撕，撕得王头再也合不上嘴。于是他们就如饿鸡啄米一般，一顿乱咬，咬得王头眼歪鼻塌，满脸鳞伤。先前还会在鼎里面四处乱滚，后来只能躺着呻吟，到底是一声不响，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复仇复到了如此彻底干净的地步，倒叫人有点心惊肉跳了。在干宝的原著中，义侠计诛楚王，又自刎身亡就算完事，而鲁迅却毫不满足，还要紧紧揪住，绝不松手，让他们各自的器官继续厮杀搏斗，不惜笔墨地最大限度地宣泄着内心的怨愤。如果说原著中的复仇描写还不可避免地涂抹着比较浓厚的志怪小说猎奇捕异的色彩，那么《铸剑》中的这类“神异”成分则更接近西方超现实主义小说的某些特征——“超现实”的幻术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曲折呈现着人内心深处起伏不定的情绪波澜。
就《铸剑》的整体风格而言，鲁迅也力避小说沾染上了古典传奇的味道。在一篇七百字上下的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完成万余字的再创作，几乎原作中的每一句话都得扩充为一个具体的情节。但有一个在原作中相当重要的情节却被鲁迅砍去了。这就是“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因为这“梦”非常显著地表现了古典传奇的风格，以超自然的神秘的因果律结构故事，把读者带入似真似幻的超脱于实际情绪的境界，由此形成了中国古典文艺的“闲适”趣味。鲁迅也写梦，但都是与个性心理情绪紧密联系的“梦”，如“取了弗罗特说”的女娲的梦（《补天》）。
这样，鲁迅就能将《铸剑》的重心集中放在对主人公复仇精神的揭示上。
干宝原作中的少年英雄叫莫邪赤，鲁迅可能觉得它的精神特征还不够，冠以新名“眉间尺”，由此透出了一股英武灵异之气，最初发表时“眉间尺”也是小说的题目，收入《故事新编》时才改为《铸剑》，如此几番周折，实际就是从小说的各个构成要素上焠炼着那种悲壮的复仇精神，哪怕是最细微的形式因素也不放过。
眉间尺在一开始倒并不像一位斩钉截铁、敢作敢当的复仇英雄。小说一开篇，鲁迅就设计了他与老鼠相周旋的精彩镜头。老鼠是让人深恶痛绝的，但它竟偏偏自失前蹄，在水瓮中痛苦扎挣，落得个可怜巴巴的下场。对于一个疑虑重重、性情矛盾的人，这里实际就被推到了一处困难的选择里，是趁势“痛打落水鼠”还是“费厄泼赖”，眉间尺的犹疑不定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鲁迅自己。鲁迅称自己的性格中“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
关键时刻促使眉间尺与犹疑的性情断然决绝的是眉间尺的母亲。在鲁迅的理想中，这位母亲绝没有中国传统妇女那种逆来顺受、委曲求全、温良恭谦的性格，相反，她对儿子这一“不冷不热”的性格颇为不满。母亲“端坐在床上，在暗白的月影里，两眼发出闪闪的光芒”。“你似的性情，能行大事的么？”这一声当头棒喝在眉间尺优柔寡断的心灵世界激起了很大的震动，那种沉睡已久的顽强的自我意识，那种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捍卫自我生存权利的庄严的复仇精神苏醒了。我们有理由满心激动和钦敬注目我们这位站起来的少年，看他终于毫不迟疑地削下自己英雄的头颅，交给黑色侠士，由他前往完成最后的使命。鲁迅在这样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一步步展开了眉间尺的复仇意识，不仅表现了现代小说严格区别于古代传奇的艺术特质，更为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把复仇精神置于了更加深远的文化心理的格局中，在它与多种心理素质的矛盾、抗衡中展示着现代中国人的复杂心境，从而也就确立了“复仇精神”这一心理形式在现代文化中的独特意义。
最能体现鲁迅理想形态的复仇精神的是黑色侠士宴之敖。同干宝的原作比较，这位“黑色人”的行踪怪诞、诡秘而突兀，但这也正好契合了鲁迅所要表现的那种文化转折期现代新人的理想。与眉间尺先前的犹疑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现代新人更能挣脱一切羁绊，愤世嫉俗，特立独行，义无反顾。他完成着我们所谓的大仁大义的事业，却对仁义道德嗤之以鼻：“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话冷冰冰的，但却渗透着锐利的判断，举止也似乎薄情寡义（一开口就要了眉间尺的头，任恶狼吞啮眉间尺的尸身而无动于衷），但他所有的行动又都分明包含着人世间最真诚最质朴最热血沸腾的情感！莫邪雄剑是眉间尺的传家宝，但最能与它那“因热而冷”的性格相默契的是黑色人，最有资格弹铗而歌、引剑长啸的也是黑色人。当我们看到他机智果断、干脆利落地一报大仇时，当我们再次回想着他怒目驱散那无赖少年和人头攒动的看客的时候，油然而生的又是多么强烈的景仰之情啊！
黑色人的“冷”似乎也不尽是专制君王暴政压迫的结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倒根植于对现实社会的整体性失望，是对人与人之间圆滑、世故、残忍的真切体验，是对社会道德虚假、伪善、欺诈的无情洞察。在这条传统铺砌而成的人生道路上，他曾经是有无限的热诚与活力，但举手投足都只见无情的冰山、干涸的荒漠、萧瑟的秋风，是冷冰冰的社会将它冻“冷”了。于是，“冷”也成了他自我保护的一种基本的强有力的形式，就像“复仇”是他反抗压迫的强有力的形式一样。在这样一个冷漠的社会里，复仇也就不仅是屠戮暴君的壮举，“横眉冷对千夫指”也是一出复仇精神的伟业。《铸剑》中，初涉世途的少年眉间尺于庸人的无赖大抵还只能烦恼迷惑，一筹莫展，而饱经沧桑、熟识“世人真面目”的黑色人则胸有成竹，反以更强大的精神力量直刺庸人们外强中干的虚弱灵魂，毫不留情地摧毁他们津津有味的纠缠和“鉴赏”。这一情势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野草·复仇》中那壮丽辉煌的一幕：“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的复仇格斗即将开始，“路人们从四面奔来”，“拼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就在这无数的“路人”兴趣盎然，甚至已经在想象中品尝着“汗或血的鲜味”的时候，我们的两位复仇英雄却岿然不动了，“他们俩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于是，在路人的倦怠与无聊中，他们完成了更具中国特色的伟大复仇，“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当“干瘪脸少年”在宴之敖的冷眼逼视之下颓然溜走，当王公大臣手捧三副头骨莫衷一是，当满腹“忠愤”的“义民”不得不把他们诚惶诚恐的祭礼一并奉献给我们的复仇英雄，我们仿佛听见了鲁迅戏弄着腐朽的社会发出的略带辛酸的开怀大笑。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先驱才获得了一丝复仇后的短暂的超脱！
向社会挑战，向所有愚弱而又卑贱的现实中的人们挑战，这是鲁迅复仇精神的第二个意义。矗立在这个层次上的复仇精神也就最终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国民性改造的社会性目的不谋而合起来。
黑色人宴之敖的阴冷的复仇又似乎不是纯粹的“外向”，它同时还有“内向”于己的特征。他沉痛地说：“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从憎恶他人到憎恶自己，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条颇有意义的心理历程。从怒视世间的“毒气和鬼气”到痛感于自我的“毒气和鬼气”，从历史中发现“吃人”到自悟出自我的“吃人”，鲁迅把仇恨的利刃举向了自己。鲁迅认为，只有将自我改造与环境改造相统一，将“抉心自食”与“揭出病苦”相联系，才有可能开辟一片新的理想中的人生境界来；如果宿命注定他只能成为历史的“中间物”，那也应该与顽敌同归于尽，让散发鬼气的人和沾染着鬼气的人一同诀别这个世界。我们看到，黑色人宴之敖与少年英雄眉间尺最后都走上了这样的复仇之路。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已可以见出鲁迅复仇精神的实质。对于这位现代思想先驱而言，“复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简简单单的、以牙还牙、睚眦必报的对抗性行动，它理应成为一种具有某种形而上意义的恢宏阔大的精神品格的象征，一种健全茁壮的主体性人格的代表，一种新型的社会道德的强力。
在“人道主义”与“个人无治主义”两端彷徨的鲁迅，终其一生也未能将这两者间的矛盾调配妥当。刚刚踏上文坛的青年鲁迅曾经热血沸腾，高高举起“任个人而排众数”的尼采式的个人主义旗帜，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颂扬过密茨凯维支式的复仇：“吾神已寂，歌在坟墓中矣。惟吾灵神，已嗅血腥，一噭而起，有如血蝠（Vampire），欲人血也。渴血渴血，复仇复仇！”但鲁迅本人也常常不能如这只“血蝠”般自由自在，因为亲情，因为各种各样的人伦道德的需要，鲁迅不得不过多地忍从、牺牲，体验着人道冲击下个性的抑郁之痛，由此很快就进入了沉重的现实主义时期。王富仁先生曾认为：“任何先驱者在本质上都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鲁迅就多次感叹自己“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
现实意义上的某种软弱、忍让恰恰会在心灵深处激荡起波涛汹涌的个性情愫。渴望个性毫无遮挡的张扬，渴望无所顾忌的复仇，渴望像宴之敖一样傲行于世，是鲁迅潜意识中的强烈愿望。就在创作《铸剑》的这段时间中，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冷漠无情的世态”“实在使我愤怒了，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铸剑》最充分地实现了这一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铸剑》又是区别于《呐喊》、《彷徨》，浪漫主义色彩最强的小说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