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明确提出反对制裁的。针对巴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处理动乱的指责，邓小平指出，“我们对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主宰一切表示怀疑。中国不怕威胁，不怕孤立，也不怕制裁。提出制裁的国家，其内部是否行得通还是个问题，现在事实上也没有行得通”。“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中国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压力的，同中国闹僵没好处。”“中国最不怕制裁，我们利用制裁这件事教育我们的人民，使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要自强不息。”“去年以来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我认为，第一，他们没有资格制裁中国；第二，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
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邓小平也娴熟地运用这个武器反击西方国家的制裁。“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政，其后又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很大范围内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相处，相互合作。互不干涉是最根本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得起考验，谁也不吃亏。”
同时，中国一直在寻求积极恢复对话，尤其是对西方世界的“老大”——美国，更是频繁伸出橄榄枝。1989年6月21日，邓小平复信布什，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同年10月31日，会见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同年11月10日，会见前国务卿基辛格，说道：“美国应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制裁。”同年11月15日，复布什来信。17日，会见美国前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夫妇，指出“不管美国使用什么语言、方式，要在实质上结束制裁。我们希望短期内解决这个纠葛”。12月10日，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在如此短时间、如此密集的外交安排显然是有针对性的，目的只有一个，突破西方的民主包围圈，争取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建立平等互利的国与国关系。美国人此刻的顽固不化显然是不愿意相信中国人民强大的生命力和中国共产党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日本率先宣布解除对华制裁后，别的国家才意识到，他们小看了中国，并且迅速跟进，开始争先恐后地解除对华制裁，这是后话了。
邓小平还以国际惯例为武器，反击西方的反华声浪。1989年会见尼克松的时候谈道：“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同年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的时候指出：“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1990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博士时谈道：“我们一直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我们欢迎国际合作，这个政策不会变。”
总之，通过1991年中日间恢复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在美国主导的海湾战争中给予合作的态度、1992年中国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开放、1993年年底的西雅图APEC首脑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同克林顿总统的会晤，西方国家的对华制裁基本上被打破（西方国家对华制裁的最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冻结同中国领导人的相互往来）。到1993年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近期目标基本实现。
最终，中国成功度过了艰难困苦，内外交困的时代过去了。一个威慑和遏制的时代结束了，一个合作和多赢的时代开始了，战争并未消失，但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迹象。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必将取得丰硕的成果，争取早日以和平、和谐的形象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