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监狱探访者中，塞拉·马丁虽然远不如弗罗依小姐那样赫赫有名，但事实上她所做的工作却更为出色，并充分体现出女性的真诚与勇气。
塞拉出身贫寒，10岁时就成了孤儿，失去父母后的她来到雅玛斯镇附近的肯斯特与祖母生活在一起，靠帮别人做针线活儿度日，每天只能赚到可怜的1先令。1819年，一位妇女因虐待自己的孩子而被判监禁，关押在雅玛斯镇监狱中。这一事件一时之间成为小镇上人们的谈资。塞拉，这位年轻的缝纫女工被这一事件的审判报道所深深触动，产生了要去监狱中探访并劝诫这位母亲的想法。以前，每当塞拉路过监狱的围墙时，她都会有一种冲动要到监狱里去探视那些囚犯们，为他们诵读《圣经》，帮助他们重返社会。
终于有一天，她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决定要去见一见那位被囚禁的母亲，于是她走进监狱的门廊，敲了门，请求看守让她进去。由于种种原因，她被拒绝了，但是她没有放弃，她又重返监狱，提出了她的请求，这一次她得到了许可。很快，那位母亲就站在她面前。当这位女囚得知塞拉的来意时，她深深地被感动了，她流着泪向塞拉道谢。正是这些感动的泪水和感激的话语极大地影响了塞拉后来的生活。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位贫穷的缝纫女工一边靠帮别人做衣服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一边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去监狱探望囚犯，帮助他们改邪归正。那时的监狱既没有牧师也没有教师，而塞拉就集这两者于一身，为犯人们诵读圣经，教他们读书写字。除周末和其他闲暇时间外，塞拉还拿出一整天的时间在监狱工作，她说，“我仿佛能感到上帝的祝福”。她教给女囚如何织毛衣、缝纫、裁剪；做成的衣物所得的钱她用于购买新的材料和继续开展她的教育工作。同时，她也教那些男囚编做草帽、便帽、灰色棉布衬衣，甚至还教他们缝缀各色花片。只要这些事情能让他们不再懒散无为，并能帮他们从过去的思想阴影中走出来。塞拉把这些产品收入所得中的一部分钱拿出来设立了一个基金，用于付给他们报酬，这样有助于他们日后靠自己的诚实劳动立足于社会，而与此同时她也从他们的点滴进步中得到了满足。
由于塞拉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在监狱工作中，她的服装制作生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为了挽救日益萧条的生意，是否需要暂时放下监狱的工作就成了塞拉面临的一个难题。然而，她早已有了决定，她说：“我早已经考虑过自己的得失。而当我向那些犯人传授真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是个对他人有益的人，他们需要我。也算是奉上帝之意，施其恩于人吧，与此相比，我个人的损失，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的。”塞拉仍然每天花6～7个小时做狱中犯人的工作。很多犯人出狱后很快便融入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中，成为有用的人。要知道，如果没有塞拉的努力，这些人现在很可能仍是一些浪荡的社会闲人。新来的囚犯们往往桀骜不驯，不服管制，而塞拉最终还是以自己的耐心和宽容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配合。那些挤满了监狱的囚犯们，无论是老道的惯犯、粗鲁的伦敦扒手、无赖的街头阿飞，还是举止不羁的水手和行为放荡的妓女，还有那些走私者和偷猎者，他们无一不被这位充满爱心的妇女的亲切和蔼所打动，在她的帮助下他们中有些人于一生中第一次拿起笔来写字或尝试写作。塞拉获得了犯人们的信任，他们在她面前哭泣、忏悔。对于犯人们的正确想法，塞拉给予肯定和支持，她鼓励那些灰心失望的犯人们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并尽力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帮助他们走入正途。在这位热情好心的妇女从事这项高尚工作的20多年时间里，她几乎没有得到别人的任何鼓励和帮助。她的生活仅靠她祖母留下的每年10～12英镑和加工衣服的微薄收入来勉强维持。在塞拉从事此援助工作的最后两年，雅玛斯镇的镇长得知她的义务劳动为政府节省了监狱牧师和教师的开支（此两项开支为法定支出）后，决定每年给予塞拉12英镑的报酬，但是政府粗俗的态度深深伤害了她的感情。她并不愿成为拿薪水的政府职员，只想以自己倾注了爱心的劳动来换取钱财。
然而，监狱委员会无礼地告诫她：“如果你想要获得许可进入监狱就必须答应我们提出的各种条件，否则将会被赶出去。”就这样，在后来的2年时间里塞拉成了每年有12英镑报酬的监狱牧师和教师。当时的塞拉已经年老体衰，在监狱这种不友好氛围的打击下，她倒下了。在临终之际，塞拉重新获得那种她以前在闲暇时间所拥有的灵感，又开始写作宗教诗歌。也许她的诗从艺术角度看并不那么出色，但是那些充满了基督关爱的诗句却真正发自于塞拉的灵魂深处。事实上，塞拉的一生远比她所写的任何诗句都更加高尚——充满了真诚、勇气、坚毅、爱心和聪慧。
她的这句诗恰恰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吾生之最大愿望乃使他人感受到人生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