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博弈阶段，信息的作用也不同。在环境变化比较快或者不确定程度比较高的时期，对信息的需求也比较强烈，因为人们急于获取尽可能真实完整的信息以把握环境、摆脱恐慌、作出决定。
非典型性肺炎时期，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急剧高涨，关于“非典”的信息漫天飞舞，开始了一个涉及官方、公众、专家和媒体的信息博弈。在非典时期的信息博弈中，官方、公众、专家和媒体的信息行为——信息输入、处理和输出——都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公众的决策取决于官方、专家和媒体的决策，官方的决策也取决于公众、专家和媒体的决策，等等。在诸多决策形式中，我们仅限于对信息决策的讨论，即输入什么信息、怎么处理信息和输出什么信息。官方、公众、专家和媒体就这样构成“非典”时期信息博弈的参与者，为简化计，我们在这里只讨论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参与者——官方和公众。
让我们先看看这个博弈的一些特点。首先，这是发生在“非典”时期的博弈，克服恐慌心理、采取正确行动，是这一时期博弈双方决策的主要动机；其次，这是发生在信息时代的博弈，无论官方还是公众，获取、处理和发布信息的渠道和方式都是比较多元、快速和有效的；第三，这是不完全信息博弈，而且信息是不对称的，总体上，官方掌握的信息大大超过公众；最后，这是动态博弈，官方和公众已经并正在进行一系列博弈。
作为博弈的参与者，官方和公众都有若干策略可供选择，选择的原则当然是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官方的策略有：发布信息、不发布信息，如果选择发布信息的策略，又可以在发布真实信息和发布不真实信息之间进行选择。公众的策略有：接收官方信息、不接收官方信息，如果接收官方信息，又可以在相信官方信息和不相信官方信息之间进行选择。考虑到无论是官方还是公众，都很难做到不发布信息或者不接收信息，或者也可将官方的不发布信息的策略归入发布不真实信息策略，将公众的不接收信息归入不相信官方信息策略，那么可以将官方和公众的策略简化如下：
官方的策略：发布真实信息，发布不真实信息；
公众的策略：相信官方信息，不相信官方信息。
公众的策略选择比较容易理解，当判断官方信息为真的时候，相信官方信息是最佳策略，因为真实的官方信息可以避免公众额外的信息搜寻成本；反之，当判断官方信息为假的时候，不相信官方信息就是最佳选择，因为尽管这会迫使公众付出额外的信息搜寻成本，但这是为了获取真实信息的无奈之举。官方策略选择同样有其合理性，当官方考虑到发布真实信息可能引发公众恐慌进而损及官方自身或社会利益的时候，官方可能采取发布不真实信息的策略，当公众缺乏其他信息渠道因而无法鉴别信息真假时，官方尤其会采取这种策略。官方和公众的信息决策是互动的和相互依赖的：当官方发布真实信息而且公众信任官方时，公众会相信官方信息，反之就不相信；当公众选择不相信官方信息时，官方会调整其信息策略，通过避免发布不真实信息来逐渐赢得公众信任。
官方和公众在信息资源上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公众对官方信息的依赖，也构成了官方权力的重要基础。当整个社会信息工具不发达的时候，获取信息特别是大范围信息的代价极其昂贵，公众除了相信官方信息以外很难有所选择。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不相信官方信息的情况依然存在，尽管公众几乎不可能从总体上确认官方信息是否真实，但是公众个体的经验却完全可以“证伪”官方信息，从而使得这一公众个体不再那么相信官方信息。随着这种事例逐渐增多、逐渐扩散，公众对官方的信任程度也就逐渐下降。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在使这种“逐渐”加速，尽管公众对官方信息的“证实”依然十分困难，但对官方信息的“证伪”却越来越便利，借助电话、手机、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先进的信息工具，公众的个体经验可以广泛而迅速地传播开来，不真实的官方信息可以被快速“证伪”，官方发布不真实信息的策略越来越难以奏效。
可见，在信息时代，官方发布不真实信息很快就会导致公众不相信官方信息，从而迫使官方发布真实信息，最终导致官方和公众在发布真实信息和相信官方信息上达到均衡，发布真实信息和相信官方信息分别成为官方和公众的占优策略。
这种情况下的均衡是“纳什均衡”。一方面，如果官方发布真实信息，公众必然选择相信官方信息，因为这与不相信官方信息从而自己搜寻信息相比，显然是一个收益相同而成本更低的选择，是理性的选择；另一方面，如果公众相信官方信息，官方却选择发布不真实信息，那么由于以上所述的理由将被迅速“证伪”，从而严重损害官方自身利益，因此发布真实信息是官方的理性选择。当然，这里的分析和结论是建立在公众信息渠道畅通的基础之上的，这既包括公众自身的信息工具，也包括大众媒体。
换一个角度看，如果社会缺乏其他的信息提供者而使得官方成为事实上的社会信息的垄断者，那么，官方就能够在发布真实信息和发布不真实信息之间进行选择，具体的选择或者取决于官方的利益判断——两种决策中哪一种对官方有利，或者取决于官方的道德判断。正如竞争能够增进社会福利一样，信息提供者的增加和官方信息垄断的打破同样能够增进社会福利。事实上，每一个公众个体都是信息的提供者，只是由于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的发展，这些信息提供者的作用范围和速度才得以充分发挥，从而真正成为可以“证伪”官方不真实信息、促使官方发布真实信息的力量。事实证明，“非典”后期官方实行的信息透明化策略是成功的，既逐渐平息了公众的恐慌心理，使公众行为趋于理性，又迅速恢复了公众对官方的信任，实现了官方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和良好合作，开创了今后处理类似事件的成功先例。
博弈论小贴士
在博弈的特殊阶段，双方对信息的需求都比较强烈，掌握信息的一方就要尽量真实公布，不然造成的恐慌极有可能使得博弈的结果偏离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