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描写的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古典诗歌创作的源头，其后或也有偶然的山水诗作，但总体而言，在玄言诗兴盛前，山水诗并未能获得长足发展。只是在世族玄言诗人“以玄对山水”、“山水以形媚道”观念的刺激下，山水诗才大量涌现，并在其后逐渐发展成熟。从这个角度说，山水诗又是酝酿于玄言诗的母体。晋宋之交，特别是刘宋以后，传统两极文化结构逐渐恢复，世族文化理想趋于消沉，颇富思辨色彩的玄言诗以及在山水中体道悟道的玄言山水诗都不再适合这个时代。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新的山水诗创作更多地折射着政治斗争中遭受挫折的失意世族文人的心灵感伤。极不稳定的政治地位让没落的世族文人难以在山水中宁静地悟道。他们创作的新山水诗更多地成为痛苦心灵的安神剂。感官声色的描写之先河由此在新山水诗中占据了极大的比重。谢灵运是玄言山水诗向新山水诗转变的关键诗人。玄言山水诗与新山水诗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在谢灵运的写作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一、玄言山水诗的终结
作为晋宋之际的标志性诗人，谢灵运是玄言山水诗的终结者。“玄言山水诗”以东晋世族玄言诗人集会于兰亭创作的《兰亭诗》为其高峰。兰亭玄言诗人在山水中的神游是完全建立在他们牢固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的。他们不用为现世的问题担心，而是在山水中宁静地沉思。在玄言山水诗中，山水淡释着主体情感，映射着玄道精神。谢灵运作为晋宋易代之际的高层世族文人，纠缠于权力斗争的旋涡，面临着皇权政治的威压，经历着灵与肉的双重痛苦，遂再难于山水中宁静地运思。因而，解除身心的现世痛苦，而非神游于玄虚妙道，便决定了谢灵运山水诗中的声色铺排与感官审美刺激的寻求。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谢灵运的山水诗既是东晋玄言山水诗的延续，又是玄言山水诗的终结。因为在他的诗中，主要向度已不再是玄学思辨，而是在山水中寄托深情，抒写苦闷。这既是向传统情志诗的复归，又是新山水诗的开始。陈祚明指出：“康乐情深于山水，故山游之作弥佳，他或不逮。”许学夷以为：“汉魏诗兴寄深远，渊明诗真率自然。至于山林丘壑、烟云泉石之趣，实自灵运发之，而玄晖殆为继响。”这都说明了谢灵运在山水诗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其山水诗创作的巨大成就。
从谢灵运对玄言山水诗的承续看，他的诗作中无疑残留着玄理的影子。如黄子云《野鸿诗的》便指出：“康乐于汉魏外别开蹊径，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洵堪睥睨一世。”但谢灵运诗中淡淡的玄理又被山水的声色形象所遮蔽。如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显然，谢灵运在开南朝崇尚声色描写之先河方面有其重要影响。刘熙载《艺概》认为：“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这就是说，谢灵运与陶渊明皆为继往开来之创辟者。陶渊明将玄思化入田园生活的日常图画，谢灵运将玄思融为山水世界的悦耳清音。他们的诗作中虽然残留着玄言诗的历史印痕，并保存着对魏晋玄响的温馨回忆，但他们又都在不同的领域终结着玄言诗，开辟着诗歌书写的新向度。
谢灵运《晚出西射堂诗》既表现出玄言诗的玄思情调，又体现出新山水诗擅长写景绘形、崇尚声色的历史趋向：
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连鄣叠崿，青翠杳深沈。
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
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
抚镜华缁鬓，揽带缓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
诗人于一清秋佳日，“步出西城门”，遥望西山。只见重峦叠嶂间，山林郁郁葱葱。“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早晨的秋霜覆盖着红艳的枫叶，傍晚的薄雾笼罩着山林。在秋景的变化与朝夕的对比中，多情的诗人禁不住叹惜时光易逝，人生易老。“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在变幻的尘世里，诗人生命中思乡的情愫被唤醒，就像那眷恋伴侣的羁雌，抑或似那失去故林的迷鸟。宦游的诗人深情地思恋着自己的家乡，当在镜中看到自己满头的华发如秋霜，整衣揽带中发觉身体日益消瘦，诗人突然领悟，“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那种庄子似的安于自然的推移而随行变化，从而进入与寥廓无涯的天道同一的境界，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而不过是徒有空言罢了，在幽居独处不得解脱的苦闷中，诗人不得不借助琴弦谐奏出的悦耳乐音以暂解心中的烦忧。
这一首山水诗典型地体现了诗人渴望从游赏山水中超脱尘世宦途之累，而宅心玄想终不可得的苦闷心理。在诗篇收尾处，诗人化用了《庄子·大宗师》的典故：“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安排而去化”，就是完全随顺自然变化，而与道同一的玄学理想。但诗人终因纠缠于现实生活的矛盾，而难以实践玄道自然的玄学理想。
谢灵运诗作中现实处境与玄学理想的矛盾，正集中体现了世族诗人在皇权政治重树其威严的极权时代下的苦闷与彷徨。当东晋世族政治文化极盛时，世族诗人高唱老庄自然之道，将一切现世生活都化入了自然的玄思意想中，既安享现世秩序下的尊贵荣华，又陶醉于玄学自然之道的超越境界。但晋宋之交皇权政治对世族阶层的打击是残酷的，一个个世家大族覆灭了，一个个优秀的世族文人陨落了，他们不是被自然淘汰，而是权力重压下的结果。安于自然，只能是更快地被淘汰，他们不得不抗争，有政治上的抗争，有话语上的抗争，这些都打破了世族现实生活的安宁，而让世族优雅的心灵中充溢着世俗的矛盾。一个建立在世族强大政治经济基础上的玄想高蹈艺术审美的时代已悄然远去，追求玄学思辨之趣的纯粹玄言诗不再适宜这个时代，甚至感悟山水自然中隐藏的道体之美的玄言山水诗都将不得不退出历史的舞台。谢灵运的山水诗虽仍有着世族诗人在山水物景中追寻道体的精神余韵，但始终折射着现实中政治失利、人生不得志的失意与纠缠于权力斗争的矛盾心境。
二、儒释道融合下的新山水诗创作
玄言诗人在东晋世族政治与世族文化的整体庇护下自由写作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但东晋世族名士与玄言诗人整合自然名教，为世族社会寻找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的文化理想仍旧在新时代世族诗人中有着强烈影响。为了保证这种玄学理想的实现，他们也积极地继续汲取异域佛教的思想资源。晋宋之交的新山水诗虽已基本挣脱了玄学审美观念，但仍不乏此种新世族文化理想的印迹。
这种新世族文化理想因为皇权政治的残酷，而难谋求其在政治上的实现，故而更多地转入诗歌层面。因为既难在政治上实现，故诗人在诗歌创作中便不能不体现出其心灵的分裂与痛苦。这样，谢灵运的新山水诗创作，就再难以像兰亭玄言山水诗那样注重从山水宏观整体中感悟玄道了。当诗人发现在山水中追求自然超越之道终不可能时，他大量的笔墨便转向了对山水物态细部的描摹刻写，以期达到移情与宣泄的效果。于是谢灵运的新山水诗中就终不免体现出玄道与山水的貌合神离，而这又是诗人心灵矛盾的映射。
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就是其时新世族文化理想的写照，是诗人在描写山水声色中，又欲寄托自然名教合一的玄学观念，并创造性地融入了佛教般若神学思想的一次尝试。如其诗曰：
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闻汾水游，今见尘外镳。鸣笳发春渚，税銮登山椒。张组眺倒景，列筵瞩归潮。远岩映兰薄，白日丽江皋。原隰荑绿柳，墟囿散红桃。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顾己枉维絷，抚志惭场苗。工拙各所宜，终以反林巢。曾是萦旧想，览物奏长谣。
“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诗人先示以儒家名教之用，李善注：“言圣人佩玉玺，所以儆戒诚信。居黄屋，所以显示崇高。”这是诗人适应名教强化的现实写照，但诗人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颂扬名教，而是要寻找名教更深层的理论基础，乃至超越名教，故接而言之，“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名教的事功只不过是末用，是圣人之迹而已；圣人之“迹”后面隐藏着“所以迹”，真正的圣道是超然的神理，而这方才是名教之本。李善注：“言上二事，乃为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实神理而超然也。”其意正在于此。《周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文子》曰：“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这都指出了“道为本，教为末”的玄学本末体用关系。
但谢灵运所言的“神理”却并非全是《周易》的“神道”，即深微莫测的阴阳自然之道，而是汲取了时下盛行的佛教般若学义理。据史载，谢灵运是佛教的虔诚信徒，曾删定改编《大般涅槃经》，认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之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这就是说，儒家思想当以佛经教义为指南。谢灵运的信仰重心指向了佛教，但仍旧不排斥道家自然观。“昔闻汾水游，今见尘外镳”，汾水游，首见于《庄子·逍遥游》：“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尘外镳，《说文》曰：“镳，马衔也。”李善注：“言镳以明马，犹轸以表车。”此句意为驾着马车以作超脱尘世的逍遥游。显然，这里诗人是要追踪在汾水岸边得道的圣人，也期望在超越尘世的山水世界中忘记现实的烦恼忧伤。诗人鸣笳于春渚，驾车于山岭，眺望水中山峦倒影，醉心江潮澎湃，观瞻悬崖下兰林幽景，欣赏阳光辉映中江天一色，悠游原野绿柳下，漫步山涧桃林中。“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太阳无心而照物，万象自然而清美。《庄子·逍遥游》：“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孝经·钩命诀》：“地以舒形，万物咸载。”这正是大道藏于万物无所不在的象征，是诗人文化理想的映现。“顾己枉维絷，抚志惭场苗”，但反视自己，却长久地被世俗罗网桎梏，即使面对着田园中自然生长的青苗，也不由得惭愧自身违逆了企心向道的素志。这与陶渊明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随顺自性真我，返归田园求得生命自由的世界何其相似。不过，陶潜终得以挣脱世俗樊笼，回归道性自然；谢灵运终未能跳出尘世罗网，只能在山水遨游书写中展现出一颗矛盾分裂的心灵。
三、现实冲突中的精神高蹈者
道体自然与世用名教的冲突，理想境界与现实生活的裂痕，构成了谢灵运山水诗永恒的主题，而这一切都源于谢灵运在世族文化中陷入的深度。作为皇权政治一元威权文化打击下的世族文化，在晋宋之际已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诗人作为世族高门的中坚人物，不甘心在政治文化上被放逐于边缘的命运，又因他虽被压制打击，但终究掌握有可观的政治文化资源，再加上其出于世族倔强高傲、不屈服于权贵的精神贵族心理，决定了他必然要抗争，要书写。
《宋书·谢灵运传》详细地记载了谢灵运本人在皇权政治复兴的复杂政治格局中，多次联合各种政治力量，以图保障谢氏家族政治文化地位的行动。谢氏家族最先与同为世族高门的刘毅联手，“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以为记室参军。毅镇江陵，又以为卫军从事中郎”，在刘毅失败后，又不得不屈事于宋高祖刘裕，“毅伏诛，高祖版为太尉参军，入为秘书臣，坐事免”。刘裕崛起于寒庶，并逐渐成为新一轮皇权的代理人，作为高明的政治家，他懂得拉拢各种政治文化力量。世族阶层在当时虽已显颓势，但在社会各方面仍有强大影响，谢氏家族则是此时期世族力量的中枢。刘裕笼络谢灵运，是寒族皇权给予世族阶层的一道安神剂。但在历史舞台上昌盛一个多世纪的世族阶层，显然对由寒族崛起的刘裕政权有轻蔑之心。且刘裕本人就曾是谢氏家族领导的北府兵中的一个下级将官，这种轻蔑就更多地蕴涵了对政治暴发户的妒忌心理。
因为刘裕的崛起也预示着皇权政治强化的历史趋势，故而世族虽表面合作，却很可能暗中抵制。谢灵运刚被刘裕任用不久，就“坐事免”，这其中显然隐含着矛盾初次激发的种种因素。这亦是寒族政权对世族既拉拢又打压的两手政策的运用。但这次打击不过是稍假颜色，以示惩戒而已。故当高祖伐长安时，谢灵运又被“版为咨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又为世子中军咨议，黄门侍郎”，并“奉使慰劳高祖于彭城作《撰征赋》”，这可视为刘裕远征，以求稳定后方的需要。但世族这种向寒族政权的妥协只能是暂时的，三心二意的，刘裕寒族政权对其任用也不过是装点门面，以悦服世族阶层的手段而已，故谢灵运终不得大用。《宋书》载“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便真实地说明了世族与寒族皇权政治之间的复杂权力纠葛，以及世族在新的历史变局中的失落。这与东晋世族盛时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在世族文化极盛期，世族名士往往自高身价，不屑于仕宦，因为他们可以轻易取得；但世族文化走向衰落时，如谢灵运之清高者，也汲汲于权力的争夺，不敢稍有懈怠。“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谢灵运寄托玄思、抒写情志的诗篇再也不能像东晋世族名士那样在有保障的政治文化基础上，远离政治现实而挥洒其超脱风姿了。
现实政治斗争的残酷，使灵运的诸多山水诗篇彰显出虽参玄而终难入玄，虽欲超越而终难超越的苦闷矛盾心境。在诗的收尾处，诗人吟咏：“工拙各所宜，终以反林巢。曾是萦旧想，览物奏长谣。”这是对自己不长于政事，仕途不得志的自我解嘲。虽提倡郭象玄学的工拙各有所宜及适性为逍遥学说，但诗人仍旧掩抑不住惆怅与神伤，久久地沉湎于隐居向道之志中，并吟咏着隐逸之歌。诗人落寞寂寥的心境也油然而出，溢满纸面。
无疑，谢灵运作为晋宋之际的高层世族文人，出于世族名士崇尚玄思的历史惯性及其本人的学术习养，既精于玄学，又长于佛学，故而他有在山水世界“体极求宗”、“澄怀观道”的需要，因而他的山水诗总是摆脱不了玄言的尾巴。“善歌以咏，言理成篇”（《陇西行》），“恬如既已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诗》），“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齐中读书诗》），“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诗》），“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七里濑诗》），“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登江中孤屿诗》），这些诗句都体现了诗人在山水中“求宗”、“求真”、“悟道”的人生追求。
玄言诗是山水诗的催生婆，魏晋玄言山水诗“以玄对山水”的审美观念与艺术实践为山水诗的兴起准备了条件。王钟陵指出：“清谈玄理和领略山水是玄学家生活的两个彼此相关的方面。”谢灵运蕴涵玄意的山水诗开发了自然山水的清新秀丽之美，实现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其由玄言诗脱胎而出的山水诗，洁净秀拔，光彩照人，故钟嵘许之“青松拔灌木”，“白玉映尘沙”，鲍照谓其“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释门弟子惠休上人也赞其“如芙蕖出水”，将其比作佛教美学中最圣洁的莲花形象。这些生动形象的譬喻，无疑都是对谢诗艺术特点的准确把握。
因为谢灵运虽为世族文人，但身处皇权文化复兴的刘宋时代，衰微的世族文化已不足凭借，东晋文人曾着意的纯粹玄想已难解生命被压抑的苦闷。故灵运的山水诗不仅仅是自然清美，而是在深层处寄托着诗人现实的困顿与内心的苦闷；灵运诗中的山水已非兰亭诗人笔下的山水那样淡然冲和，而是映照着诗人心灵的矛盾与人格的分裂。山水林泉再次成为诗人情感的寄托，虽欲以玄对山水，但终不能悟道，亦难入道，山水与大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分裂，情感与自然表现出空前的沟壑。这是诗人对皇权政治高压及平民政治抬头的反抗，也是世族文化衰微的象征。自由的世界正在远去，一个被奴役的时代再次开启。
作为晋宋之际的重要诗人，谢灵运是玄言山水诗的终结者，又是新山水诗的开辟者。谢灵运的新山水诗不再把山水视为“道”的影子，而是着意在其中投入自己痛苦孤寂的灵魂。诗人也曾在山水中建构儒、释、道融合的新世族文化理想，但在传统两极文化结构恢复中终归失败。儒、释、道在唐以后的确走上了融合之路，但世族作为一个独立阶层却逐渐消失了。诗人在政治文化理想的受挫中，不得不以精工之笔描摹山水，捕捉山姿水态，在感官声色的铺陈中获得暂时的解脱。不经意中，山水也由此以独立鲜明的形象展现于中国诗歌中。不得意的诗人也由此在山水的游历中，成为一个漠视现实的精神高蹈者。这是中国诗人的悲哀，是皇权侵袭个体尊严的无可奈何的历史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