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诗》卷一二四裴士淹名下收录有《白牡丹》一首，诗云：
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盘乘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
卷二八〇卢纶名下收录有《裴给事宅白牡丹》一首，云：
长安豪贵惜春残，争玩街西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
卷五〇七裴潾名下亦有《白牡丹（一作长安牡丹）》一首，云：
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
这三首诗前两句稍有异文，后两句则几乎完全一样。如果排除一种极端情况，即三人在互不知晓对方诗作的情况下各自为之，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三首诗其实就是一首诗。在《全唐诗》中，误题作者或一诗两见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同一首诗归诸三人名下，却实在有些蹊跷。
本来，如果这只是一首平凡庸陋之作，那它的作者是谁倒也无足轻重，但是，根据前人的评价和我们的品鉴，这确实是一首相当优秀的作品。它不仅包含丰富的文化信息，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品质。就前者而论，这首诗反映了一种时代风尚：唐人喜爱牡丹，每于暮春时节，无不争相玩赏；慈恩寺之紫牡丹，尤为时人所重。就后者而论，此诗以“玉盘承露”比喻月下之白牡丹，既形容了牡丹之“白”，更突显出其高贵雅洁之姿，可谓体物精切。后两句白牡丹之“无人起就月中看”，与前两句之豪贵“争认慈恩紫牡丹”相映衬，体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尚，流露出作者不趋附时尚的孤洁品性，寄意深远，耐人寻味。清人洪亮吉《北江诗话》云“《白牡丹》诗，以唐韦端己‘入门惟觉一庭香’及开元明公‘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为最”，诚为知言。既然如此，那么，对于这首诗作者的考辨就显得非常必要和有意义了。
那么，这首诗的作者究竟为谁？是什么原因导致前人在确定此诗作者时产生如此大的分歧？围绕这一疑点，笔者翻阅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发现此诗可以肯定不是裴士淹所作，至于是否卢纶或裴潾之作，疑点甚多，也基本上可以否定。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这首诗是天宝末某位著名诗人所作，至于这位诗人是谁，据现存史料看，已无从考索。
此诗最早见于晚唐段成式的笔记小说《酉阳杂俎》。其前集卷一九《广动植之四·草篇》云：
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公，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时寻访未获。一本有诗云：“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张乘尝见裴通祭酒说。
据笔者所知，这是唯一一段本朝人记载此诗来历的文字，而且交代得非常清楚。因此，如果这段记载可靠的话，我们便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全唐诗》将此诗分别置于裴士淹、卢纶、裴潾三人名下的做法是错误的，至少是极不妥当的。
根据笔者考索，这段记载是相当可靠的。
首先，这段文字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及其仕履俱与史合。这段文字所涉及的中心人物是裴士淹，具体事件则有其任郎官、出使幽冀、任给事中等。按，《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云“（天宝）十四载春三月……癸未，遣给事中裴士淹等巡抚河南、河北、淮南等道”，《新唐书》卷二二三上《李林甫传》云“帝之幸蜀也，给事中裴士淹以辩学得幸”；韦执谊《翰林院故事》、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均记有裴士淹开元以后至德以前由给事中充知制诰，后又出为礼部侍郎事；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〇载有乾元元年“礼部侍郎裴士淹”知贡举。由以上材料可知，天宝末年裴士淹确曾任给事中。又，清赵钺、劳格撰《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以下简称《郎考》），对裴士淹生平仕履有翔实的考证。《郎考》卷六“司封员外郎”、卷七“司勋郎中”下有裴士淹题名。唐司封员外郎属吏部，从六品上；司勋郎中属吏部，从五品上。给事中，属门下省，正五品上（据《旧唐书·职官志》）。裴士淹天宝十四年前后已任给事中，则其为郎官，当在开元末年。这正与段成式所记裴士淹开元末为郎官、天宝中任给事中相吻合。又，《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云：“禄山惧朝廷图己，每使者至，称疾不出，严卫然后见。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阳，再旬不见，既见而使武士挟引，无复臣礼，士淹宣诏还，不敢言。”《资治通鉴》卷二一七亦有同样的记载。此与段成式所言之“奉使幽冀”合。唯裴氏出使幽冀的时间，不是在开元末，而是在天宝末。这一不合之处，或系讲述者误记，或者裴氏在开元末另有一次出使幽冀之事，不可确考。如此看来，这段文字所记载的中心人物裴士淹的仕履情况与史实基本吻合，则其所记之事，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其次，据段成式交代，这段文字是从张嵊那儿得来的，而张嵊则是亲耳听国子祭酒裴通讲述的。这个裴通是谁呢？《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共有五个裴通。其中“西眷裴氏”齐壶关令裴谒之之子裴通为齐、梁间人，“洗马裴氏”北周骠骑大将军裴彦之子裴通为北周、隋间人，非段成式所言之裴通甚明。另，“洗马裴氏”有裴通曾任同州刺史；“南来吴裴氏”裴士淹之子裴通，曾任检校礼部尚书；“东眷裴氏”都官郎中裴孝智之子裴通曾任寿州刺史。据郁贤皓先生考证，“洗马裴氏”之裴通任同州刺史在贞元、元和年间，非任国子祭酒之裴通甚明；“东眷裴氏”之裴通任寿州刺史之时已不可考，是否于文宗朝任国子祭酒尚不得而知。但裴士淹之子裴通在文宗朝曾任国子祭酒，却有确凿的史料记载。按，《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裴通《易书》一百五十卷，其下注云：“字又玄，士淹子，文宗访以易义，令进所撰书。”《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裴士淹之子裴通）通字文玄，检校礼部尚书。“文”字与“又”字形近，“又玄”当即“文玄”。《太平御览》卷六〇九云：“唐书曰：文宗时，裴通自祭酒改詹事，因中谢，上知通有易学，因访以精义，仍命进所习经本，著易元解并《总论》二十卷，《易御寇》十三卷，《易洗心》二十卷。”这就是说，裴士淹之子裴通在唐文宗时曾任祭酒，恰与段成式所言“太常博士张嵊尝见裴通祭酒说”相吻合，则段成式所言之裴通乃裴士淹的儿子（按，裴士淹开元末为郎官，天宝末任给事中，乾元元年尝知贡举，其时应已年届五十；裴通文宗时任国子祭酒、太子詹事，其时距乾元元年七十余年，似乎相距太远。但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即裴通系裴士淹晚年所生子，且享年颇永。裴通明《易》，著述颇丰，进书之时，或已入耄耋之年；太子詹事之职，亦多以老儒宿学任之，此应皆属晚年之事）。既然这段文字所叙述的事情出自当事人裴士淹的儿子裴通之口，则这段文字更加可信。
这里尚有一个问题，就是裴士淹移植白牡丹以及裴宅白牡丹为都下奇赏之事，与裴士淹天宝末奉使幽冀事，在时间上不吻合。但是，无论裴士淹是否以前曾有过出使幽冀的经历，裴士淹移植白牡丹究竟在什么时候，一个基本事实却不能否认，那就是裴宅确有此一窠白牡丹，也确实有人曾围绕裴宅牡丹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诗歌创作。毕竟故事的讲述者是当事人裴士淹的儿子。
因此，除了在一些细节上存在不太吻合之处外，《酉阳杂俎》中这段文字的记述是非常可靠的。既然如此，我们便基本上可以对这首诗的作者作出推断了。
第一，此诗非裴士淹所作。在段成式的这段记载中，故事的讲述者裴通作为裴士淹的儿子，在讲述这段故事时，只说明此诗出自“当时（天宝中）名公”之手，而没有说是他父亲的作品。倘若此诗确系裴士淹所作，那裴通岂有不知之理？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这首诗不是裴士淹所作。
第二，这位“当时名公”是谁？诗名很盛的卢纶是否就是这首诗的作者呢？据笔者考察，此诗非卢纶所作。理由如下：卢纶生于天宝七年（748）（卢纶有诗云：“八岁始读书，四方遂有兵”，所谓“四方遂有兵”，当指安史之乱爆发，四方用兵），天宝末尚为童稚，焉得遽称“当时名公”。《文苑英华》卷三二一“牡丹”门下录有此诗，题为《裴给事宅白牡丹》，署名卢纶。然清初席氏琴川书屋刻十卷本《卢户部诗集》未收此诗；《全唐诗稿本》之《卢纶诗集》六卷，其中前五卷为刻本（所录诗歌及编排顺序与琴川书屋本全同，唯合其二卷为一卷），亦不录此诗，第六卷系抄本，录有此诗，而据诗题、附注等可知是从《文苑英华》中辑出的。按，唐文宗朝，卢纶之子卢简能曾奉文宗之命献上其父诗五百篇，《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卢纶诗集》十卷，或即据此编成。明清人所刊刻的《卢纶诗集》纵有散佚，像这样一首优秀的诗作，亡佚的可能性却实在不大。更何况这首诗在晚唐至两宋流传颇广，除《文苑英华》外，《南部新书》、《唐诗纪事》、《万首唐人绝句》、《全芳备祖》等均录有此诗，也算得上是唐人名篇了。如果它真是卢纶所作，而且被编入了最早的《卢纶诗集》，那么宋人绝对不会对此诗作者产生如此大的分歧。因此可以推断，这首《裴给事宅白牡丹》并不见录于唐宋传本《卢纶诗集》。值得注意的是，唐宪宗元和年间，令狐楚曾辑有《御览诗》一卷，共收录中唐诗三十家三百余首（内录有卢纶诗三十二首，李益诗三十六首），其中收录了李益的《咏牡丹赠从兄正封》诗一首：“紫蕊丛开未到家，却教游客赏繁华。始知年少求名处，满眼空中别有花。”这首诗与《裴给事宅白牡丹》相比，虽然各有千秋，但细细品味，后者似乎更优。李益与卢纶生年同为天宝七年（748），在大历、永贞年间均享有很高的诗名，倘若卢纶真作有《裴给事宅白牡丹》诗，令狐楚何以取彼而去此？更重要的是，卢纶与裴士淹之子裴通生活的年代大致相同（裴通年纪或稍小），唯卢纶享年不永（卒于贞元十四、十五年间，798—799），大约早裴通三十年辞世（文宗时裴通任国子祭酒、太子詹事诸职，则其至晚在大和年间尚在世），段成式卒年在唐懿宗咸通四年（863），较裴通晚约三十年，相距均不甚远；又，卢纶子卢简能献父诗五百篇之事，恰在文宗朝，如果此诗真是卢纶所作，裴通不会不知道，段成式也不会不知道。现在裴通说如是，段成式完全认同裴说，则此诗非卢纶所作亦明矣。
第三，此诗亦非裴潾所作。钱易《南部新书·丁》记载此诗本事云：
长安三月十五日，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先于诸牡丹半月开，太真院牡丹后诸牡丹半月开。故裴兵部怜白牡丹诗自题于佛殿东颊唇壁之上。太和中，车驾自夹城出芙蓉园，路幸此寺，见所题书，吟玩久之，因令宫嫔讽念。及暮，归大内，即此诗满六宫矣。其诗曰：“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兵部时任给事。
《唐诗纪事》卷五二“裴潾”条引录了此段文字，虽稍作删改，但所叙述的事情没有变，唯诸本《南部新书》之“裴兵部”下俱作“怜”字，而《唐诗纪事》均改作“潾”（按，今人王仲镛撰《唐诗纪事校笺》曾全文引录了《南部新书》中的这段文字，亦将此“怜”字引作“潾”字而未加任何说明，不知何据），这就对于“裴兵部”下的这个字究竟应该是人名还是诗题的首字造成一定的误会。不过根据钱易的记载，再参之以史事，可知这里的裴兵部确实就是裴潾（《旧唐书》卷一七一《裴潾传》记载裴氏仕履甚详，钱易所言，正与史合）。裴潾为中唐人，生年不详，但卒于文宗开成三年（838）。按照钱易的说法，这件事情发生在裴潾任给事中时。裴潾拜给事中在敬宗宝历初年，大和四年出为汝州刺史，故此诗之作，具体时间应为宝历元年至大和四年间（825—830）的某个暮春时节。裴潾在穆、敬、文宗三朝影响颇大，如元和末谏宪宗服饵事、大和中仿昭明太子编《大和通选》事，皆影响极大。尤其是后者，直接与当朝文人关系密切（裴氏在编纂《大和通选》过程中，以私意作取舍，曾引起当时人们的极大訾议）。又据钱易所记，裴潾的这首《白牡丹》诗，在大和中为文宗所赏，一天之内而“诗满六宫”，可谓是当时的诗坛盛事。但是，在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身上所发生的这样一件有影响力的大事，唐人竟无一语提及。不仅如此，几乎在其作此诗的同时，同为朝官的裴士淹之子裴通（裴通任祭酒在文宗时，他对张嵊讲述此事是否与钱易的说法有所关联，即文宗时此诗是否确实曾“诗满六宫”，尚不得而知）却提出了与此截然不同的说法：此诗乃天宝年间某著名诗人所作。这岂不是针锋相对、形同水火吗？为什么唐代本朝人绝口不提裴潾创作这首《白牡丹》诗，并书于太真院（《唐诗纪事》作“太平院”，似为转录之误），然后被文宗偶然发现，从而得以传遍六宫这样一件富有传奇色彩的诗坛盛事呢？因此结论很显然：裴潾不是此诗的作者，宋初的钱易或者是误记或者是有意附会，在其笔记小说中写下了这么一段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而南宋计有功在编辑《唐诗纪事》时又以此为本将此诗明确归到裴潾名下，稍后陈景沂编《全芳备祖》亦承此误而认为此诗为裴潾所作（影宋本《全芳备祖》题作“璘”，似抄录之误）。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首《裴给事宅白牡丹》诗，乃天宝末某位著名诗人所作，至于究竟是谁，现在已无从考索。但是可以肯定，此诗既非裴士淹所作，也不是卢纶、裴潾的作品。《全唐诗》误题此诗为裴士淹作，似乎是编者因编务匆遽，未及细审《酉阳杂俎》中的这段文字；题作卢纶，则是以《文苑英华》为据，而《文苑英华》的编者究竟有何依据，尚不可知，但其疏于考证却是事实；题作裴潾，显然是依据《唐诗纪事》，但从钱易到计有功、陈景沂，讹误相沿，其迹显然。《万首唐人绝句》、《唐诗品汇》、《古今图书集成》将此诗署名为“开元名公”，不失为一种审慎的态度，倘若编者更加仔细一些，注意到此诗实作于天宝年间这一事实，而改题为“天宝名公”，那就称得上无懈可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