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歌咏牡丹的文学作品相当丰富，有赋、诗、词，还有一些传奇、笔记小说等。这些文学作品一方面具有历史文献价值，是唐宋牡丹文化的主要载体，另一方面更具有一定的文学品性和审美价值。本书上文已涉及一些歌咏牡丹的文学作品，但侧重点在揭示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风俗等方面的信息，下面我们将对唐宋时期歌咏牡丹或与牡丹相关的文学作品的文学品性进行发掘和探讨。
唐宋时期的牡丹赋，据笔者网罗搜集有关文献共得八篇，其中唐人两篇，宋人六篇（存疑一篇），它们分别是舒元舆《牡丹赋》、李德裕《牡丹赋》、徐铉《牡丹赋》、夏竦《景灵宫双头牡丹赋》、宋祁《上苑牡丹赋》、蔡襄《季秋牡丹赋（并序）》、苏籀《牡丹赋》、吴淑《牡丹赋》（存疑）。上述诸作除舒元舆《牡丹赋》比较著名外，其余各赋在文学史上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不过，作为唐宋牡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各有其时代特色，各有其值得玩味的地方，故不吝辞费，对它们作一番比较论述。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上述八赋应该说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赋体文学的这一根本特征。不过，由于创作背景不同、作者兴趣点以及对文学的理解有异，在艺术表现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因此上述八赋还是各有特点的。其中，舒元舆精于体物，李德裕长于写志，徐铉赋侧重于体物而颇含诫谕，夏竦、宋祁二赋为应制之作，以颂谀为主，蔡襄、苏籀二赋则各借体物以抒发人生感慨，吴淑赋存疑不论。
一、唐代两篇《牡丹赋》与甘露之变
舒元舆（789—835）是中唐知名政治家和文人，所撰《牡丹赋》“时称其工”。李德裕为中唐著名政治家，亦曾撰有《牡丹赋》一篇。舒、李二人赋序中皆称前人未有赋牡丹者。舒元舆在文宗大和九年死于甘露之变，而李德裕《牡丹赋》作于会昌元年三四月间，显然，舒赋在前，李赋在后。舒曾参与李训、郑注及文宗密谋诛杀宦官的行动，其《牡丹赋》“时称其工”，文宗甚至在舒氏死后，“观牡丹，凭殿阑诵赋，为泣下”，则李德裕不可能不知道舒元舆此赋，然其在赋中绝口不提，显然事出有因。实际上，舒、李二人《牡丹赋》的主旨都与当时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有关。舒赋在前，流露出来的是甘露之变前舒氏因与文宗、李训、郑注等密谋诛杀宦官而具有的踌躇满志甚至是志得意满的特定心态；李赋在后，表达的恰恰是甘露之变后对于人世之无常、荣华富贵之短暂的深刻体悟。
（一）舒元舆《牡丹赋》作年考——兼谈舒赋主旨
对于李德裕《牡丹赋》，傅璇琮先生已有明确编年，舒元舆《牡丹赋》作于何时，前人无考。现先推断一下舒赋的作年。
首先，根据舒氏生平，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此赋非舒氏早年之作。
《新唐书》本传云：“舒元舆，婺州东阳人。地寒，不与士齿。始学，即警悟。去客江夏，节度使郗士美异其特秀。数延誉。”由此可知舒氏出身寒门，举进士以前，一直生活在江南，未曾到过京师。这一时期，两京牡丹玩赏之风习已盛，然此风尚未及江南。故知其举进士以前，不可能创作这篇《牡丹赋》。
其次，根据赋序及描写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断此赋作于舒氏在两京任职期间。
《牡丹赋》序云：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预焉。……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近代文士，为歌诗以咏其形容，未有能赋之者，余独赋之，以极其美。
此序描述京国牡丹栽培与玩赏之盛况甚为详确，可见其对当时京国牡丹玩赏之风尚非常熟悉，应为亲眼所见。
又，赋中用了大段篇幅描述后苑牡丹繁盛美艳之状，并云“不窥天府，孰得而见”。所谓天府，即指皇宫，则舒氏所赋，必为皇家后苑中的牡丹园。结合舒元舆死后，文宗皇帝在后苑赏牡丹时，曾不自觉地咏出舒赋之事，我们可以确定，这篇《牡丹赋》当为其在两京任职时所作，而且是其有机会陪侍皇帝观赏后苑牡丹时所作。
按，元和八年（813）舒氏举进士前后，在两京停留时间较长，但在这一时期，舒氏名位不显，不可能有机会陪侍宪宗皇帝入后苑观赏牡丹，故不可能作这篇《牡丹赋》。在稍后的吏部铨试中，舒元舆入高等，随后离京任鄠尉。之后，裴度帅兴元，表荐其为掌书记，事在穆宗长庆三年（823）八月至敬宗宝历二年（826）正月之间。这一时期舒氏不在京师，创作《牡丹赋》的可能性也不大。裴度还朝以后，舒元舆很可能也随之入朝，随后拜监察御史（正八品上），迁刑部员外郎（从六品上）。大和五年（831），舒元舆“献文阙下”，不报，遂直接上书给文宗皇帝，称自己“才不后（马）周、（张）嘉贞”，非“主父偃等可比”，“盛时难逢，窃自爱惜”，得到文宗赏识，然被时相李宗闵所抑，“改著作郎，分司东都”。这一时期舒元舆大部分时间都在京师，然仕宦不显，颇有怀才不遇之愤。大和五年至八年夏，舒元舆以著作郎分司东都，与李训过从甚密。大和八年李训入朝，与郑注等人密谋诛杀宦官，得到皇帝信任。在逐渐把握朝政之后，李氏召舒元舆入朝，舒氏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仕宦通显，很快由左司郎中升迁至刑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和九年十一月，李训等谋诛宦官之事败，舒元舆与李训、郑注、王涯诸人一起死于甘露之变。
从上述行实排比，可知舒氏元和七年秋到元和九年冬（812—814）、宝历二年正月至大和五年夏秋（826—831）、大和九年（835）在长安，大和五年至大和八年（831—834）在洛阳。由于牡丹花开在暮春时节，因此，具体地说，舒氏作《牡丹赋》的时间可能是元和八年（813）、元和九年（814）、宝历二年至大和五年（826—831）、大和九年（835）的暮春时节在长安，或者是大和六年至八年（832—834）的暮春时节在洛阳。其中元和八、九年不可能作此赋，大和五年前创作此赋的可能性亦较小；大和六年至八年，舒氏分司东都，没有机会入后苑赏牡丹，创作《牡丹赋》的可能性也不大。唯大和九年，舒元舆仕宦通显，且已与文宗、李训、郑注形成一个谋诛宦官的政治集团，这一阶段，舒氏最有可能曾承恩入后苑并创作此赋。
再次，根据舒氏此赋的主题及其所显示的创作心态，可以推测此赋是作者在志得意满、欲有所作为的特定阶段创作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此赋是其大和九年在长安任职时所作。
舒元舆一向以丈夫功业自许，但直到大和八年以前，舒氏都没有得到重用。为了得到皇帝的赏识，大和五年，舒氏曾向文宗皇帝上书云：
马周、张嘉贞代人作奏，起逆旅，卒为名臣。今臣备位于朝，自陈文章，凡五晦朔不一报，窃自谓才不后周、嘉贞，而无因入，又不露所缊，是终无振发时也。汉主父偃、徐乐、严安以布衣上书，朝奏暮召，而臣所上八万言，其文锻炼精粹，出入今古数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辅教化者未始遗，拔犀之角，擢象之齿，岂主父等可比哉？盛时难逢，窃自爱惜。
在这份上书中，舒氏一方面对于自己的才干颇为自负，另一方面又为自己虽逢盛时但才能不得伸展感到惋惜，流露出怀才不遇之愤。这次上书的结果是“文宗得书，高其自激卬”，欲重用他，但时相李宗闵认为其“浮躁诞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东都”。应该说，在大和五年之前，怀才不遇，有志难伸，是舒氏的主要心理状态。
与这种心态相反，舒元舆在其《牡丹赋》中流露出的是一种踌躇满志甚至是志得意满的心态。
《牡丹赋》序云：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预焉。盖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为贵者所知。花则何预焉。天后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缺，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浸盛。
或曰：“子常以丈夫功业自许，今则肆情于一花，无乃犹有儿女之心乎？”余应之曰：“吾子独不见张荆州之为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以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赋》焉。荔枝信美矣，然亦不出一果尔，与牡丹何异哉？”但问其所赋之旨何如。吾赋牡丹，何伤焉？或者不能对而退，余遂赋以示之。
《牡丹赋》结句云：
焕乎美乎后土之产物也，使其花之如此而伟乎，何前代寂寞而不闻，今则昌然而大来？曷草木之命亦有时而塞，有时而开，吾欲问汝，曷为而生哉？汝且不言，徒留玩以徘徊。
在第一段文字中，舒元舆介绍牡丹的命运，认为牡丹之所以能由隐而显、由贱而贵，是因为武则天的慧眼，也就是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其对牡丹之命运的羡慕之心溢于言表。在第二段文字中，舒元舆针对别人的质疑，振振有词地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张九龄作《荔枝赋》，不妨碍其为大丈夫，因此他创作《牡丹赋》，也不妨碍他自己成为大丈夫。这种对自己的高度自信虽然与大和五年上书时所表现出来的自负非常相似，但没有流露出任何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心态。在第三段文字中，舒氏感叹牡丹“何前代寂寞而不闻，今则昌然而大来？曷草木之命亦有时而塞，有时而开”，除了字面意义之外，似乎还隐含了对于人生的一种很热烈的期待，即牡丹作为一种花卉，命运尚且如此，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难道不能有相似的命运吗？结合前面的赋序，正体现出他相信自己一定会大有作为。
如果结合舒氏的主要经历尤其是最后几年的主要活动来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牡丹赋》中所流露出来的心态是有现实依据的，即舒氏在东都与李训相交，直至成为以文宗为首的密谋诛杀宦官的阵营中的一员时所具有的特定的心理状态。
舒氏在大和五年上书文宗以前，虽然曾经得到裴度的赏识和举荐，仕途也比较平坦，但从元和八年（813）中进士到大和五年（831），也只做到了刑部员外郎，并没有真正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用。所以大和五年他上书时，才颇为激愤地向文宗皇帝表达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不满。大和五年上书之后，舒元舆虽受文宗赏识，但遭李宗闵排斥，“改著作郎，分司东都”。这意外地给舒氏与李训相交提供了机会，而正是李训使舒氏获得了平步青云的机会。
李训是“故宰相揆族孙”，宰相李逢吉的侄子。大和初，居丧东都，与方士郑注密谋勾结宦官王守澄，在王守澄的推荐下，很快得到文宗皇帝的信任，成为文宗的左膀右臂。唐自元和末以来，宦官擅废立之权，宪宗、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文宗虽由宦官王守澄等捧立为皇帝，但对于宦官专权一直耿耿于怀，李训、郑注等揣知文宗此意，遂向文宗献计，密谋铲除宦官。文宗对于李、郑诸人非常信任。大和八年，李训终丧入朝，与郑注一起把持朝政，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文宗为首，李训、郑注等人为左膀右臂的政治集团。舒元舆在分司东都期间与李训相识，从此气味相投，关系极为密切。在李训的举荐下，舒元舆不仅重新入朝，而且很快做到了宰相，成为李、郑集团的重要成员。大和九年冬，李训因贪功而提前举事，结果事败，导致自己与郑注、王涯、舒元舆等当朝显要反被宦官所杀。这就是著名的甘露之变。
舒元舆本起孤寒，而能致身相位，是个典型的“政治暴发户”。在大和五年以前，舒氏仕宦不显，颇有怀才不遇之憾。大和八年至九年，是舒氏仕途最辉煌的阶段。他与李训等人过从甚密，并由李引荐，致身相位。在这一阶段，他并没有预想到自己会落到身死宦官之手的下场，直到甘露之变突发之前，他所具有的心理状态仍是踌躇满志，乃至志得意满。
事实上，在甘露之变发生前，舒元舆的命运与牡丹的命运具有同构性。牡丹最初隐遁深山，不为人所知，在花中不甚显贵，与舒氏起于孤寒颇近；牡丹之所以由隐而显、由贱而贵，主要是由于武则天的赏爱，舒氏之所以能位极人臣，恰恰是得到了文宗皇帝的信任和倚赖。也许正是这种同构性使得舒氏在赋牡丹之时，不仅不认为这是“雕虫小技，壮夫莫为”，反而要引张九龄为同调，认为为牡丹作赋，并不妨碍其为大丈夫。在赋牡丹的过程中，他虽然用了很大的篇幅描摹牡丹之外在形态，但关注的重心却是牡丹因天后赏识而由隐而显、由贱而贵的命运。《牡丹赋》写到最后，笔调近乎志得意满，如其所言“何前代寂寞而不闻，今则昌然而大来？曷草木之命亦有时而塞，有时而开，吾欲问汝，曷为而生哉？汝且不言，徒留玩以徘徊”。这几句话是很值得玩味的：牡丹由隐而显、由贱而贵的命运，作者是万分感慨和钦羡的；作者对于牡丹的发问，是饱含激情的；最后两句“汝且不言，徒留玩以徘徊”，流露出一种优游志满的心态，显示出他对自己将要有所作为是非常自信的。因此这篇《牡丹赋》所流露出来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舒元舆与李训、郑注集团在密谋诛杀宦官得到文宗赏识之后但尚未付诸实施之时的心态的写照。据此推测，此赋应该是大和九年暮春在长安所作。
（二）李德裕《牡丹赋》主旨蠡测
据傅璇琮先生考证，李德裕此赋作于会昌元年三四月间，其时距舒元舆死已有六年。舒元舆《牡丹赋》“时称其工”，文宗在甘露之变后观后苑牡丹时，曾凭栏诵赋，感伤不已。据此可见李德裕不可能不知道舒元舆此赋。然李氏在《牡丹赋》序中却否认在他之前曾有人创作牡丹赋，这其中必有原因。
第一，甘露之变震惊朝野，当朝宰相王涯、贾竦、舒元舆、李训及其他多名朝中要员死于宦官仇士良之手，仇士良等宦官挟持文宗及武宗，控制了朝政。在这种情况下，李德裕在序中提及深受文宗皇帝赏识的舒元舆及其《牡丹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第二，甘露之变以前，李德裕与舒元舆等人积怨很深。如大和八年，李德裕曾切谏文宗不宜以李训为谏官，视李训为奸邪，几至势不两立。而李训、郑注等人亦视李德裕如仇雠。在李德裕看来，李训、郑注、舒元舆等人皆为奸邪，故耻于提及。
李德裕此赋的主旨集中体现在赋的末段：
客顾余曰：勿谓涉美难久，徂芳不留；彼妍华之阅世，非人寿之可俦。君不见龙骧闬闳，池台御沟，堂挹山林，峰连翠楼。有百岁之芳丛，无昔日之通侯。岂暇当飞藿之时，始嗟零落；且欲同树萱之意，聊自忘忧。
在这段话中，李德裕融入了很深的人生感慨。第一，与牡丹相比，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牡丹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有的牡丹能存活数百年。李德裕创作此赋时，已经五十七八岁，对于一个即将步入暮年的人，面对着年复一年开放的牡丹花，产生这种生命短暂的感慨是很自然的。第二，与牡丹相比，人世的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繁华梦。此时的李德裕已经经历了宦海的升沉荣辱和人世间的富贵荣华，亲眼看过许多曾经飞扬跋扈的豪门巨族的衰败和沦落，感叹这种人世间荣华富贵的短暂与虚幻，也是很自然的。
李德裕的这种人生感慨，是泛泛而谈，还是有更具体的所指呢？结合李德裕在赋序中对舒元舆《牡丹赋》的有意避忌，我认为这种人生感慨是有具体所指的。序云：
余观前贤之赋草木者多矣，靡不言托植之幽深，采斫之莫致，风景之妍丽，追赏之欢娱。至于体物，良有未尽。惟牡丹未有赋者，聊以状之。仆射十一丈，蔚为儒宗，词赋之首，声气所感，或能相和，又见陈思王赋序多言命，王粲、刘桢继作，今亦效之，邀侍御裴舍人同作。
李赋在序中绝口不提政敌舒元舆创作《牡丹赋》，在赋的结尾又不无感慨地感叹人生的短暂与荣华富贵的虚幻，这与舒元舆《牡丹赋》中所流露出来的对于富贵荣华的无比热衷适成对比。甘露之变断送了李训、郑注、舒元舆等政治投机者的繁华之梦；舒氏及李训、郑注等人的可鄙结局，正好可以作为李德裕此赋主旨的注脚。因此，李德裕借“客”之口发表感慨，其实是针对李训、郑注、舒元舆政治集团的举动和最终结局而发的，甚至可以更具体地说，就是针对舒元舆的《牡丹赋》而发的。
（三）舒、李牡丹赋艺术论
1.由于舒元舆、李德裕创作《牡丹赋》时心态有别，主旨各异，因此对于牡丹的表现、侧重点也各有不同
舒元舆是在其个人仕途最辉煌的阶段创作《牡丹赋》的，因此在该赋中，他主要侧重于表现牡丹之盛丽富贵，而对于牡丹作为一种生物所必然具有的开与落、盛与衰的完整生命过程，则几乎没有予以表现。比如，舒赋在序中便钦羡于牡丹由于武则天的赏爱而由隐而显、由贱而贵的命运；赋文亦申明牡丹之贵，认为牡丹是由于禀受天地精气而生，是万芳丛中的第一品。他写道：
圆元瑞精，有星而景，有云而卿。其光下垂，遇物流形。草木得之，发为红英。英之甚红，钟于牡丹。拔类迈伦，国香欺兰。……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脱落群类，独占春日。
在赋文中，他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写了牡丹盛开时的形貌，写了牡丹园中万花齐放时的壮观景象，写了长安之民为一睹牡丹之芳容而万人空巷的盛况，但对于牡丹终有衰败之时这样的常识性内容，却没有一笔提及。在赋的最后，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对于牡丹能由隐而显、由贱而贵的命运表示由衷的感叹和钦羡。这是我们读舒元舆《牡丹赋》只觉得满眼缤纷，感到乐景无限的主要原因。
李德裕的《牡丹赋》则不然。李德裕是在阅历了人世沧桑与宦海浮沉（尤其是亲眼目睹了甘露之变，看到一群热衷于荣华富贵的“奸邪”死于非命）之后，创作这篇《牡丹赋》的。因此在他的赋中，侧重于表现牡丹开与落、盛与衰的完整生命过程，既写其盛时，又写其衰败。在此基础上，他又将牡丹与人的生命相比，指出牡丹花年复一年地开放，而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从而引申出无限感慨，并借客之口，表达其对人生短暂、荣华富贵难以久长的感慨。
2.由于对牡丹的表现侧重点不同，在具体表现手法上，舒、李二赋也各不相同
舒元舆赋侧重于表现牡丹之盛丽富贵，故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以大量篇幅表现处于生命最辉煌阶段的牡丹。如其写牡丹之初开，则描述春意逐渐融入枝干的过程：
暮春气极，绿苞如珠；清露宵偃，韶光晓驱。动荡支节，如解凝结。百脉融畅，气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将愤泄。涉色披开，照耀酷烈。
其描摹牡丹之颜色与形状，则连用十八个比喻，有的还以拟人化手法赋予牡丹人的情态：
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赭，殷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诀；坼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者如舞，侧者如跌。亚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织，疏者如缺；鲜者如濯，惨者如别。
其写后苑之牡丹，则或用特写式镜头描绘一朵朵牡丹的形状：
或灼灼腾秀，或亭亭露奇。或飐然如招，或俨然如思。或带风如吟，或泣露如悲。或垂然如缒，或烂然如披。或迎日拥砌，或照影临池。或山鸡已驯，或威凤将飞。
或用全景式镜头描写成片牡丹之形态：
乍疑孙武来此教战，其战谓何？摇摇纤柯，玉栏风满，流霞成波，历阶重台，万朵千窠。西子南威，洛神湘娥，或倚或扶，朱颜已酡；角衔红，争颦翠娥。灼灼夭夭，逶逶迤迤，汉宫三千，艳星列河。
牡丹之千态万状，在作者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除对牡丹本身进行描摹刻画之外，舒氏还对人们玩赏牡丹的盛况进行了描绘，如赋序中云：“由此京国牡丹，日月浸盛。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赋文中又云：
公室侯家，列之如麻。咳唾万金，买此繁华。遑恤终日，一言相夸。列幄庭中，步障开霞。曲庑重梁，松篁交加。如贮深闺，似隔窗纱。仿佛息妫，依稀馆娃。我来睹之，如乘仙槎。脉脉不语，迟迟日斜。九衢游人，骏马香车。有酒如渑，万坐笙歌。一醉是竞，孰知其他。
综上所述，舒元舆《牡丹赋》由于侧重于表现牡丹之盛丽富贵，故充分借鉴骋辞大赋的艺术手法，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对牡丹花之外在形态、牡丹园之宏大规模、玩赏牡丹之空前盛况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呈现；具体表现手法则包括排比、博喻、比喻、拟人等。所有这些表现的侧重点和具体表现手法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即重点突显牡丹之盛丽富贵，极写其盛，而不言其衰。这种表现手法所造成的艺术效果是，当我们阅读作品时，我们所面对的是色彩绚烂、雕缋满眼、富丽堂皇、盛况空前，所感受到的则是作者内心对于荣华富贵的极度狂热。
李德裕《牡丹赋》侧重于牡丹开与落、盛与衰的完整生命过程，并由此引申无限的人生感慨。故其在描写牡丹之时，并不倾全力表现牡丹的外在形貌，而是以简练的笔法，勾画出牡丹由开而殒的生命过程：
其始也，碧海霄澄，骊珠跃出；深波晓霁，丹萍吐实。焕神龙之衔烛，皎若木之并日。其盛也，若紫茎连叶，鸳雏比翼。夺珠树之鲜辉，掩非烟之奇色。倏忽摛锦，纷葩似织。其落也，明艳未褫，红衣如脱；朱草柯折，珊瑚枝碎。霞既烁而转妍，红欲消而犹纟卒。
以下是李德裕结合自己的观察和感受，用一种虚幻而空灵的笔法，对牡丹花所作的描绘：
尔乃独含芳意，幽怨残春。将独立而倾国，虽不言兮似人。观其露彩犹泫，日华初照，煜其展葩，情若微笑，虽美而自艳，类河滨之窕窈。逮乎的砾含景，离披向风，铅华春而思荡，兰泽晚而光融。情放纵以自得，凝若焕之冶容。既而华艳恍惚，繁华遽毕，惊宝雉之乍迥，想江妃而复出。望献珰之玉，俄以蔽光；感怀佩之川，怅然若失。
这种虚幻而空灵的笔法，写出了牡丹恍若仙子的美态，同时也流露出作者内心的虚幻与怅惘。在赋的结尾，李德裕又借客之口，表达其对人生短暂、荣华富贵难以久长的感慨。
很显然，李德裕并没有将主要笔力放在对牡丹花的铺张扬厉的刻画上，而是更多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深沉感慨融入其中。这便使这篇《牡丹赋》具有较深沉的哲理意味，读来显得舒缓而凝重，引人深思，给人启迪。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舒元舆所作《牡丹赋》，其描写对象主要是皇家园囿之牡丹，李德裕所作《牡丹赋》，其描写对象主要是其东都私家园林平泉山庄之牡丹；前者作于政治上飞黄腾达、摩拳擦掌之际，后者则作于远离政治、失意沉思之时。故两篇《牡丹赋》的感情、感慨、心态等相去甚远，给我们带来的阅读感受和美学风貌亦迥然不同。
二、宋人牡丹赋考述
如前所述，宋人牡丹赋五篇，徐赋侧重于体物而略寓诫鉴，夏、宋两赋应命而作，以颂谀为主，蔡、苏二赋则作于特定情境之中，各借体物以抒发特定的人生感慨。兹将此五赋分述如下：
（一）徐铉《牡丹赋》
伊牡丹兮灼灼，其花擢秀暮春，交光紫霞，其气则国香楚兰，其丽则湘娥越娃，向日争媚，迎风或斜，烂如重锦，灿若丹砂，京华之地，金张之家，盘乐纵赏，穷歌极奢。英艳既谢，寂寥柯。无秋实以登荐，有皓本以蠲疴。其为用也寡，其见珍也多。所由来者旧矣，孰能遏其颓波。（徐铉《骑省集》卷二二，四库全书本）
这是一篇篇幅比较短小的体物赋。此赋开篇体物，对牡丹之花形、颜色、气味、姿态等进行了形象而精练的描述，对中唐以来士庶游赏牡丹的风气进行了描写。写到这里，作者突然笔锋一转，对牡丹虽开花但不结果的物性进行了揭示，对世俗纵赏牡丹的风气进行了质疑和批判，可谓体物之中颇寓诫鉴。
（二）夏竦、宋祁的牡丹赋
1.夏、宋二赋的创作背景
夏竦、宋祁所创作的这两篇牡丹赋，有共同的创作背景：
（1）北宋仁宗朝前期，后苑几乎年年举行赏花钓鱼宴，这是夏、宋二人创作牡丹赋的一个契机。夏竦《景灵宫双头牡丹赋》作于天圣四年（1026），是年四月三日，仁宗皇帝于后苑举行赏花钓鱼宴，“帝循栏命中使选双头牡丹花，剪赐辅臣，仍令以阁臣盛花遍赐从官”。夏竦时任翰林学士，应曾预宴并受到皇帝的赏赐。宋祁《上苑牡丹赋》作于天圣七年（1029），是年“闰二月二十九日，后苑赏花钓鱼，宴射太清楼”。宋祁时为国子监直讲，应预此宴。
（2）天圣年间，仁宗年幼，章献皇太后垂帘听政，“权处分军国事”。二圣并立而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文武大臣对此颂誉有加。夏、宋二赋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创作的。
（3）宋真宗是一个特别迷信的皇帝，尤其在真宗朝后期，为了迎合皇帝的这种心理，各级官僚及方术之士纷纷唆使真宗皇帝行阴阳五行之事，一时间，祥瑞纷陈，登封不断，整个社会都蒙上了浓重的迷信色彩。仁宗前期，章献皇太后秉政，这种巫风盛行的局面没有得到任何改变。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之下，夏竦、宋祁二人的牡丹赋也带上了浓重的迷信色彩，借宫中牡丹之异来为二圣并立的政治局面进行诠释。
2.夏、宋二赋的主题思想
如前所述，真宗朝和仁宗朝前期，巫风盛行，祥瑞纷陈，整个社会都蒙上了浓重的迷信色彩。夏竦、宋祁二人的牡丹赋就是直接对宫廷祥瑞之事进行解释，为仁宗朝前期二圣并立的政治局面进行解释。如夏竦《景灵宫双头牡丹赋》序云：
国家升禅之五祀，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降禁中之延恩殿，真宗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躬欵飙斿，祗若灵训。璿源长发，真荫克开。建景灵之宫以置祠宫，构天兴之殿以尊肖像。献而不祼，唐太微之仪；水以节观，周辟雍之制。回廊四注，双渠交属。植之美木，间以幽石。丛薄互映，萝蔓相萦。固列仙之幽馆，实有帝之下都也。先皇厌代，飙驾上宾。圣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应元崇德仁寿慈圣皇太后哀极孝思，礼尊昭事。乃建奉真之殿于天兴之左，备严像设，对越神威。宪曲察之规模，兼顾成之法度。其右则皇帝肃明福之馆；其后则太后启鸿祐之廷。并为斋居，恪奉时享。普观六艺，眇觌百王，尊祖奉先，莫大于此。是宜灵鉴博临，嘉生诞降，丕显圣德，觉悟蒸黎者哉！天圣四年，岁次析木，甘澍充浃，太和丰融。惟时季春，吉日丙午，羽人动色，宫吏告祥。有牡丹之芳丛，拆双跗而共干。枢臣谨职以承献，两闱传视而嗟异。爰命国素，临写英蕤，仍诏词臣，昭纪嘉贶。上意以为先圣奉真祖之礼至虔，真祖眷先帝之意尤显，是彰美应，发为奇芳。臣窃考旧闻，仰迪阴骘，天意若曰：太后以至慈保右嗣圣，皇帝以至孝恭顺母仪。总决万机，大康兆庶。真祖降鉴，先圣在天。乐兹重熙，锡以嘉瑞。二花并发者，两宫修德，同膺福祉之象也；双枝合干者，两宫共治，永安宗社之符也。昔棣萼承华，召公流咏；芝茎连叶，汉帝登歌。窃比兹芳，岂容并日！
宋祁《上苑牡丹赋》并序：
臣闻天以盖高为质，不待言以达意；物以非常为感，不择物而效瑞。故日月得之为见象，草木得之为鸿英。尧则萱草莳陛陲，汉则玉芝秀池霤。桃夭美室家之盛，蓼萧著王泽之广。托寓虽细，贶施甚明。圣上即位之七年春三月，内苑出牡丹三种，特异常卉。其一双头并干；其二千叶一房；其三二花攒萼。跗足甚大，葩色正红。盖上帝博临之都，休精回复之地。袭百昌以挺出，震殊应而沓臻。圣上美兹嘉生，载延睿赏，有诏侍从，咸俾陈篇。良以天瑞来，皇襟豫，物宜遂，颂声作。其崇丘行苇之比乎，都荔桂华之俦乎！下臣无庸，窃耳嘉致，饰是蹈舞，永为文词。不敢预枚皋之伦，庶将备遒人之采。赋曰：
夫何牡丹之挺育，冠群葩以擅奇。历上古而隐景，逮中世而扬蕤。桐君之录兮，曾莫余毒；谢客之咏兮，盖殊尔知。有隋种艺之书，疏略而未载；子华绘素之笔，仿佛而传疑。盖神明其德，故隐显从时。昔也始来，由皇唐之缀赏；今而荐瑞，徯我宋之重熙。徒观夫强干深根，交柯委质，腻理内滋，夸荣横出。材无用兮，不取美于匠目；子非甘兮，不见伤于口实。怀香馥郁，结荫葱密。让众卉之先荣，灿灵华而后出。鲜苞星布，丹艳霞蔚。杂双行之重锦，炫已文之两黻。挹仙掌之承露，溯咸池之浴日。莫不玩之者怡神，览之者蠲疾。彼芍药萱草之凡材，秾李摽梅之俗物，杜若骚人，兰香燕姞。曾不得齿其徒隶，况与之论其甲乙哉！于是圭苑密清，瑞殖欣荣；翠华雷豫，清跸天行。眷大造之吻合，庆神物之财成。粤双跗之特异，与合干而同名。为贵于多，何如千叶？莫斯为盛，谁比三英？信夫！顾神县以阝贵祉，戛珍坤而炳灵。匪一花之取贵，盖万物之厚生。于是宸瞩洒然，群心乐只。诏从橐以均赏，肆诗风而饰喜。且其铺观往图，各祛茂祉。胡不出于下土，而出乎京师；胡不萃于异品，而钟乎花卉。臣愚不识，请占之天意。若曰：双头者，两宫之应，同德之象，馨香升闻，亿兆攸仰；千叶者，卜年之数，永命所基，宜尔子孙，以大本支；三花者，品物盛多，黎庶蕃庑，德宇宏被，恩腴周普。有一于此，尚可咤丕应，奋终古，况凝层昊之协气，萃上林之敏树。重葩叠叶，凝丹绚素。迩颙若之龙颜，间婆娑之凤羽。亦由芝房之唱，升汉之郊庙；桃花之行，著唐之乐府。上方执冲德，合鸿猷，特以人瑞为应，不以物瑞为尤。则是花也，聊可玩于耳目，故虽休而勿休。
3.夏、宋二赋的特点
夏、宋二赋是在特定的背景之下创作的，这使得这两篇牡丹赋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第一，它们具有鲜明的应制文学的特点。夏、宋二赋皆应制而作，应制文学的重要特点就是以颂圣为主旨，贯彻的是最高统治者的意图。为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当时二圣并立的政治格局寻找依据，是这两篇牡丹赋的主旨之所在。
第二，它们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无论是景灵宫双头牡丹，还是后苑的双头、千叶、二花，其实都只是比较罕见的牡丹品种，多半应归功于园艺工们以人工夺天巧的高超技艺，本身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这些罕见的花卉品种在最高统治者眼中却成了祥瑞之象，具有政治内涵，成为一种象征符号。上有所好，下必应之，为这些“祥瑞”找到合理解释，赋予它们以最高统治者所需要的政治内涵，是这两篇赋所努力达到的目标。
第三，正是由于前面两方面的要求，文学创作所需要的个性化、创造性的东西，在这两篇牡丹赋中完全被消解，成为没有多少文学性的政治宣传品。
基于以上论述，我认为夏、宋这两篇赋除了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意义之外，没有太多文学性、艺术性可言。
（三）蔡襄《季秋牡丹赋》
蔡襄（1012—1067）为北宋名臣，著名书法家，曾两知福州。某年深秋，蔡襄受命回京，取道太平州芜湖县，受到县尹河间凌公（疑为“凌民瞻”）的盛情款待。恰好此时，县圃有牡丹凌霜开放，宾主皆感其异，蔡襄遂作《季秋牡丹赋》。其文如下：
爽秋涉杪，扶栏间有牡丹旧卉，辄吐芳夷，亭亭上擢，发红葩一，大可径尺，角春取胜，无间然尔。扶栏当彩翠亭之右，亭屹县圃之西北隅，圃直县堂之背，县介大江之南。盖汉元朔中江都易王，上封其子敢为丹阳侯，采邑芜湖，此其地欤。今为太平州管。时河间凌公尹之，行再期矣，政休赋集。又所濒江，英游雅故，受署齑代，被召将命者，憧憧然率道其疆，故觞咏之娱，相因无缺。及此珍卉馨茂，公有异时之贵趣，张具高会于其侧所谓彩翠亭者。酒三行，济阳蔡某釂举而言曰：公走文章声，二纪于兹，颠葆几华，位不过禁省贰丞，官不过万户长吏。而善御外物，居颇休闲，独以浩博记书称道圣明为事。今此花也，韬英和绪，揭丽萧辰，时虽后而且大盛，意者公其日寝亨会，才虑将有所售乎。昔骚人取香草美人以媲忠洁之士，牡丹者抑其类与。请为公赋之。其词曰：
朔羽南翔，建杓西宅。霜天一清，露草皆白。悲哉！转凉叶于亭皋兮，怅秾华之阒寂。均百草之不能秋兮，何此花夭姿之的的。使人观之，若披大暑兮临清湘，剥层霾兮仰白日。厥初槁壤潜春，扶栏向夕。芳枝举以融怡，绛蕊扃而冪历。宝雾宵笼，鲜风晓拆。丽或中人，香可专国。刻红炬以烘焰，缀彤霞而荐色。郁拂谁语，丰茸自持。非倚瑟之神女，抑善赋之文姬。俯清都而时下，簸晴阳以孤嬉。霄灏瀚兮排金扉，气砊砀兮张宝帷。霓煜煜兮揭朱旗，云朣胧兮翻衣。绿跗兮目宾修眉，姹鲜萼兮伸微辞。沛怡愉兮新相知，眇凄恻兮送将归。桃有楥兮溪之曲，莲为媒兮泽之湄。羌此物之善远，亶夫君之后时。君不闻佳丽皇州，暄繁戚里，清籞迢迢，名园亹亹。绮栊晓兮金镊声，绣墙明兮雨苔紫。严霰才归，光风半起。于是万蒂骈红，交柯结翠。密颜纡徐，斜袂轻倚。文鸳群飞，鹤锦横被。纟原盖攀联，缇裳积委。则有姝姝玉人，翩翩卿子，宝鞯过兮飞电，珠巾宪来兮流水。拥玩嘉辰，笑语成市。彼琼蕤美英，缥叶新蘤，羞不得借其余光，矧标扬乎意气。今何为兮江之干，地之卑兮岁将阑。荆芜比兮霜月寒，望下苑兮思上兰。嘉本擢兮灵根盘，泊淮波兮鲜楚山。是知元冶一陶，昌生万育。无左右先容者，沦乎朽株，当匠石不顾者，被之散木。譬此花之赋命兮，亦节暮而葩独。然贵贱反衍，福祸倚伏。其暮也何遽不为贵，其独也庸知不为福。噫，化工物情，吾以此卜。
1.蔡襄《季秋牡丹赋》的思想内容
蔡襄这篇赋是为一位年老位卑的县尹而作，所赋咏的对象是深秋的牡丹。由于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同构关系，蔡襄便借题发挥，一方面与县尹一起赏“异时之贵趣”，另一方面又借赋咏牡丹来慰藉这位县尹。这主要包括三层意思：
第一，牡丹本来是在暮春时节开放，芜湖县县圃中的牡丹却在深秋时节开放，这种异常现象令“善御外物，居颇休闲”的县尹很是欣慰，恰在此时，蔡襄路过此地，蔡襄为当朝名臣，县尹显然觉得蓬荜生辉，遂“张具高会于其侧”，玩赏这“异时之贵趣”。蔡襄此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记这种“异时之贵趣”。赋云“悲哉！转凉叶于亭皋兮，怅秾华之阒寂。均百草之不能秋兮，何此花夭姿之的的。使人观之，若披大暑兮临清湘，剥层霾兮仰白日”，表达的便是这种意思。
第二，牡丹本盛于洛阳，不意却在地处江南的芜湖县遇到牡丹，而且还是在深秋时节开放。这触动了作者对于西京牡丹玩赏之盛况的追忆。这也是本赋的重要内容。赋云“君不闻佳丽皇州，暄繁戚里，清籞迢迢，名园亹亹。绮栊晓兮金镊声，绣墙明兮雨苔紫。严霰才归，光风半起。于是万蒂骈红，交柯结翠。密颜纡徐，斜袂轻倚。文鸳群飞，鹤锦横被。纟原盖攀联，缇裳积委。则有姝姝玉人，翩翩卿子，宝鞯过兮飞电，珠巾宪来兮流水。拥玩嘉辰，笑语成市。彼琼蕤美英，缥叶新蘤，羞不得借其余光，矧标扬乎意气”，便是对洛阳牡丹的追忆。
第三，蔡襄此赋是为年老位卑的凌县尹而作。这位县尹虽然“走文章声，二纪于兹”，且“颠葆几华”，但“位不过禁省贰丞，官不过万户长吏”，沉沦下僚。这与此地之深秋开放的牡丹有一定的同构性。因此，蔡襄用了较大的篇幅，借牡丹在深秋时节僻远之处灿然开放，来安慰（或者说是恭维）这位年老位卑的县尹。如其在赋序中写道“今此花也，韬英和绪，揭丽萧辰，时虽后而且大盛，意者公其日寝亨会，才虑将有所售乎”，意思是说，这朵牡丹的开放虽然比正常时间晚了许多，但开得依然灿烂；说不定您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时来运转，官运亨通，有所作为呢！在赋的最后，作者又写道“是知元冶一陶，昌生万育。无左右先容者，沦乎朽株，当匠石不顾者，被之散木。譬此花之赋命兮，亦节暮而葩独。然贵贱反衍，福祸倚伏。其暮也何遽不为贵，其独也庸知不为福”，用祸福相倚的观念来慰藉这位县尹。
2.蔡襄《季秋牡丹赋》的艺术特点
蔡襄的《季秋牡丹赋》是一篇骚体赋，具有骚体赋的一般特点：第一，此赋由时序起笔，可以看出受宋玉《九辩》的影响。第二，此赋多用“兮”字，也与骚体赋类似。第三，此赋后半段是作者对县丞的开解之辞，借助了《渔父》的运思方式。第四，将深秋时节偏远之地的牡丹与洛阳牡丹之盛况相对比，具有浓烈的抒情意味，而抒情性正是骚体赋的内核。至于对牡丹的具体描摹，仍可看出受骋辞大赋的影响，这里就不详述了。
（四）简谈苏籀的《牡丹赋》
在唐宋八篇牡丹赋中，苏籀所作最晚，艺术水平也值得一提。其赋如下：
河洛之神，权舆此奇。何夜半之有力，刻朝新之琼枝。麟角凤嘴之续，不足以为固；投觚削锯之割，不足以为机。砂点铁以成金，青出蓝而过之。何造物之钩距，盖三昧之密施。候琯裁动，枯卉先知。巉然擢珊瑚之短，郁然饮沆瀣之滋。无揠苗以助长，忌早华而中衰。聚干渐老，开花及时。挥琼尺以裁霄，缕金钿而镂衣。妆未了而半就，情欲吐而犹疑。发精神于雨露，借光气于虹霓。风翙羽而初下，鹤敛翅而未飞。如误入于金谷，似尔沿于芗溪。候晨光而洁鲜，怯午景而低徊。初含喜以浓笑，忽微怒而自持。缭以画栏，障以罗帏。暗淡月采，空蒙烟霏。有美一人，艳无等夷。缥缈金菊之裳，婵娟蛾绿之眉。若夫紫殿龙楼，金台彤池，封黄蜡以入贡，乘汗血而绝驰。天颜一解，四海光辉。念其向日，远过蜀葵；太平嘉瑞，许配灵芝。至于箕颍之间，林下水湄，晔乎满目，野夫所窥。我方铁石其肝胆，枯槁其形仪。岂造物之见试，衩绰约之妍姿。为汝一笑而引满，心亦无成而无亏。
此赋前面用较大的篇幅铺写牡丹之美艳奇异，开篇将牡丹之奇视为“河洛之神”所赋，以下分别描述牡丹开放时的奇异、刻画牡丹开放后之美艳以及世人对于牡丹的珍视等。由于作者将牡丹之奇归之于“河洛之神”所赋，故整篇赋写得空灵缥缈，是其长处。赋的最后，作者将笔触转移到自己的生存姿态上来，将自己的生存姿态与开放于箕颍之间的牡丹相比，完全从对牡丹的单纯赋咏中跳脱出来，别有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