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靠发动陈桥兵变篡夺了后周的政权，因此，宋朝的皇帝们对于武将掌权太重是极不放心的，总怕他们也如法炮制，颠覆大宋王朝，故对武将多加防范，不大重用，而是重用一些多少通晓武略的文人来执掌兵权，这也是宋朝的一大特色。
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论事触怒宰相吕夷简而被贬为饶州知州。欧阳修为此致书左司谏高若讷，责其谏官失职，骂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被高若讷控告而贬为夷陵令，尹洙、余靖等也因此事被贬，一时朝议哗然，蔡襄曾作《四贤一不肖诗》，称颂他们四人，讽刺高若讷，世间传诵。
北宋最大的外患有二：即北边的辽和西北方的西夏。特别是西夏的李元昊（后赐姓赵），仗其强悍，不断内侵；宋朝不修武备，边防薄弱，故西北边疆极不安定。为了对付西夏的侵扰，宋王朝被迫启用颇通武略的范仲淹。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招讨安抚使，负责西北边防事宜。范仲淹一方面战备，一方面妥善处理和西夏的关系，西夏人非常敬服范仲淹，称他“胸中自有十万甲兵”，范仲淹声望大增。范仲淹复出后，没有忘记曾受连累而被贬官的欧阳修，于是致书欧阳修，辟他为掌书记，显然是有补偿、提携之意。当时欧阳修已由乾德令调任武成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接到范仲淹的辟请，欧阳修感谢范仲淹的好意，但却力辞不就。
欧阳修在《答陕西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中说：因边将无能，所以朝廷才麻烦您这位大贤之士。“伏惟执事忠义之节，信于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识面者，退夸于人以为荣耀……矧（shěn，况且）今以大谋小，以顺取逆，济以明哲之才，必有成功之势，则世之好功名者，于此为时，孰不愿出所长，少助万一，得讬附以成其名哉？况闻狂虏猖獗……在于修辈，尤为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无所能，徒以少喜文字，过为世俗见许，此岂足以当大君子之举哉！若夫参决军谋，经画财利，料敌制胜，在于幕府，苟不乏人；则军书奏记，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也”，“若修者，恨无他才以当长者之用，非敢效庸人苟且乐安佚也。”大意是说，凭您的才德声望，和即将取得事业的成功，愿到您那里工作的人多的是。边境狂虏猖獗，我也为此“愤耻”，但我除写文章外，别无他能。如参谋军事，克敌制胜，您幕府中不乏其人；若作掌书记，作文字工作，这种“末事”能干的人多啦。我没有特殊才能供您任用，又不敢学世上的庸人苟求“安佚”。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也说：“安抚（范仲淹）见辟不行，非推奉亲，避嫌而已。从军常事，何害奉亲？朋党盖当世俗见指，吾徒宁有党耶？直以见召掌笺奏，遂不去矣。”按他自己的解释，并不是为了侍奉老母，也不是为了避朋党之嫌，只是觉得搞文字工作没多大意思，看来并不是全部原因。据《宋史·欧阳修传》载：“仲淹使陕西，辟掌书记，修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即是说，自己当时写《与高司谏书》替范仲淹鸣不平，只是出于正义感，而不是为了谋取私利。所以范仲淹被贬，我也被贬，与其“同退”而无憾；如今范仲淹迁升，有意提携，我不可与其“同进”。这一方面是出于避舆论的所谓“朋党”之嫌，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表现了欧阳修的磊落襟怀，不以个人之进退为意。欧阳修此举亦颇为当时人和后人称道。
当然，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同年六月，欧阳修奉诏返京，复职为馆阁校勘，参与修《崇文总目》。十月，转任太子中允，开始了一个官运好转时期。
